当我打开我的公寓房门时，我发现我压根儿还没做好准备。虽然我对这一切已经屡见不鲜，但是我还从未在三十天的清规戒律的生活后再遭遇这一切——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德华士的空瓶子！好几百只。它们盘踞了所有空处：厨房的台子上、冰箱顶上……我用来做书桌的桌子底下还有许多，只有放脚的地方是空的。它们靠墙排一排，十一尺长，七个瓶子高。这好像比我记得的要多得多，仿佛我走后它们自我繁殖了。

空气里全是湿气和霉味，一只只绿头苍蝇在瓶口盘旋着，它们在厨房水槽上方的天花板处飞成了一层黑云，死苍蝇像灰尘一样盖了一片。

房间里到处都是衣服，盖着地板、椅子、沙发和床。微波炉顶上还有一整瓶酒。这根本不像是做电视广告的人的家。

眼前的场景，只用一个词可以形容：肮脏。

与我以前和那个疯精神病医生住一起时的环境没有区别。

刚在复原院里洗完脑后，我把那瓶酒拿到浴室，把它举到灯光下。看到这漂亮的酒了吗？难道不是很漂亮吗？是的，很漂亮。我把瓶盖拧开，把酒倒进马桶里，冲了两次水。然后我想，为什么我冲两次水呢？答案是我已经意识不清了。我不能保证我不会伸下头去喝马桶里的酒，像条狗那样。

我现在有两个选择。我可以坐着哭——这是我第一本能；或者我把家里打扫干净——这简直像中乐透彩一样难。但事实上我这么做了——我开始大扫除。

我埋头苦干，只是中间停下来听了听电话留言。第一条留言是吉姆的：“嘿，伙计，你的那个什么复原院是开玩笑吧，是吧？”电话那头音乐吵闹人声嘈杂，所以我肯定他是在一家酒吧里打过来的。我按了跳过，到下一条留言。“奥古斯丁，我是格瑞尔，我只是想让你到家时能听到我的留言。”

格瑞尔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读拟好的草稿，我敢肯定是这样，格瑞尔就是那样的人。我有一次看见她扫描她的驾照照片和二十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发型照片，然后，她再用Photoshop把自己的脸贴到每张发型里面——她要用这个方法决定她是否要留刘海。

“欢迎你回家！这话有点老套，我想……”僵硬的大笑事，“我只是想说，我希望你一切都还顺利，希望你现在好些了。我想不起你说的回来上班的时间了，所以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好吗？那好……那么……好……再见。”

接着是一条布拉客巴斯特音像店的留言。他说我《火烧摩天楼》的碟过期未还，欠了八十元。另一条还是吉姆的，这次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难过沮丧。“哇，伙计，可能你真的去了复原院了。我醉得一塌糊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或许你能教我一点你刚学的那些垃圾。我现在得歇一会儿了。”

剩下的留言一一播了出来。最后一条是皮格海德来的。“嘿，今天是星期五，我知道今天你该回来了。我在想，你可以过来，我给你做晚饭吃。也许可以做洋葱炒肝，纪念你的新生。”留言结束时他打了个嗝。

这些酒瓶一共装满了二十七条工业垃圾袋。七个多小时后，我终于收拾干净了，也早已经汗流浃背了。我去了凯马特Kmart，美国大型百货连锁店。买了十一只草木香型蜡烛，点好了开始香熏屋子。四十分钟后，房间里流淌出人造松香味，现在应该会是个去匿名酗酒者会议的好时间。

我拨了411。“请问是哪个城市？”

“曼哈顿。”我说，已经开始担心下面该说什么了。

“什么类别？”

我清清嗓子，提醒自己是在通过光纤电缆和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交谈。“嗯，是匿名酗酒者会议的电话。”我真希望她要么挂掉电话，要么没听清楚，让我重说一遍。我很抱歉，是什么？什么匿名？

但是她立刻就给了我号码。我拨了过去。“你好，我刚从复原院出来，我不太清楚本城的匿名酗酒会议在哪……”

电话那头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盖普Gap，美国著名时尚休闲品牌。的雇员：干脆利落且和善。我敢肯定他正穿着一身卡其布衣服，周身散发出夏天的气息。“你住在哪儿？”

“我在第十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处。”

“那地方很酷。”在给我七个不同会议的单子之前他说道。我现在才发现，纽约是个喝酒的好地方，不仅是你想喝酒，而且还包括你想戒酒，这里有许多会议可供选择。

他提到佩里街会议，我记得“安定药医生”跟我提起过这个。下场会将在八点开始，于是我决定就去这家。

会场离我公寓只有十分钟的行走路程，但是我还是立即出发了。与其在家坐着，还不如出去走走。我七分钟不到就走到了那儿，我走得太快了。我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可以消磨，而皮格海德就住离这五分钟路远，于是我决定顺便去一趟。

看门人一看到我就离奇地兴奋。“你在那儿还好吗，奥古斯丁先生，”他说，“好久不见啦。”

我真想揪住他的制服领子说：“皮格海德跟你说什么了？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一个字也别信。我是去马德里拍广告去了。”

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他就说道：“哦，你朋友刚遛完维吉尔回来。”维吉尔是皮格海德那只好斗的白色德夏犬。维吉尔更喜欢我。

我乘电梯到了四楼。皮格海德的公寓是右边最后一家，长走廊的尽头。但是我已经能看到他家的门开了，因为我看到维吉尔的头伸了出来，还有他项圈旁皮格海德的手。“去找他。”皮格海德说。维吉尔冲到走廊上跑过来，不停叫，很快就咬住我的裤腿。

我弯下身，拿手抹抹他的背。“维吉尔，维吉尔，真是乖孩子，真乖。”我朝皮格海德家的门跑去，维吉尔在我脚边一边跑一边叫。

我从站在门口的皮格海德身边擦身而过，径直走进起居室，然后把维吉尔抱起来扔到沙发上。他被沙发弹到地上，立刻又对我叫起来，我又把他扔到沙发上。这回他跑到房间一角，叼了一根橡胶胡萝卜过来，把它扔到我脚边，不停地叫。我把胡萝卜转身扔进卧室，他立刻朝它冲了过去。

“你这个混蛋，”皮格海德终于看清了我的脸，“我几乎认不出来你了。”

我脱下夹克，把它扔到餐厅的一只椅子上。

“别那样，”他说，“挂衣架上去。”

当他朝衣柜走去拿衣架时，我问：“你什么意思？”

他转过身：“要大衣衣架？那种琼•克劳馥JoanCrawford，好莱坞四五十年代著名影星，在私生活中经常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方式虐待她的儿女。用来打她孩子的衣架？”

“不，傻瓜，不是那个。我是问我怎么不同了？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他转转眼睛，走到衣柜前把我的大衣挂起来。“你看上去很不同了……更年轻了……你还瘦了这么多。你看上去很棒。”他笑了，然后不再看我，似乎很羞涩。他走进厨房，我尾随其后。“要喝点什么？”在我回答前，他纠正道：“我是说果汁什么的。”

“哦，上帝，是不是从现在起该这样了？”我哀嚎道。

他从食橱里拿出两只玻璃杯，打开冰箱。我注意到酸果蔓汁旁边有瓶夏敦埃酒。“实际上，”我说，“我想喝点夏敦埃酒，只喝一点。”我拇指和食指做出两寸的样子。

皮格海德有些为难：“什么，夏敦埃酒？”

我故作轻松地将屁股靠到灶台上。“是这样的，我们允许喝夏敦埃酒。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酒。你知道，它只是葡萄酒，没关系。”

他站在那儿，手放冰箱里，来来回回地看着酸果蔓汁、酒和我，一脸为难。

我对他露齿一笑：“我开玩笑的啦。”

他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大杯酸果蔓汁，把它们端到起居室。他坐到沙发上，坐在他放饮料的茶几旁边。我坐到他旁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我嘟嘟哝哝说着我的一些感受，我的困惑、快乐、难过、压抑和疲倦。他抱着我的肩膀，头靠到我头上。“没关系，会好的，”他说，“你还是那么一团糟，但至少你不是醉鬼了。”

维吉尔跳到沙发上，弹到我肚子上，几乎要把我胃里的东西都要压出来。他汪汪直叫，我把他的脑袋捧到手里，使劲抹了抹他的脸。

“维吉尔很想他。”皮格海德说，我看向他，但他扭过头看着他的手。

“我也很想他。”我温柔地说。

我把那只沾满口水、吱吱作响的橡胶胡萝卜捡起来使劲扔出去，不管它是不是会砸到墙或灯或一幅画。皮格海德不会在乎那些考究的家具和装饰品被砸坏，如果有灯被砸坏了，我知道他也不会在乎，因为是我砸的。但是如果是别人砸的，他会暴跳如雷的。在这点上我觉得很自豪。

“晚饭想吃什么？”他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吃不了饭了。我几分钟后得离开，还有个会。”

“匿名酗酒者会？”他问，“但你刚从复原院回来呀。”

维吉尔又把胡萝卜叼到我脚边，我没再理他。于是他把它叼到壁炉旁，开始使劲嚼，仿佛要咬死那只吱吱叫的东西。

“这就是关键所在，”我对他说，“酒鬼们必须要去匿名酗酒者会。”

“你要去多长时间？”他关切地问，仿佛我正在假释期间。

“我下半辈子每天都得去。”

“你在开玩笑吧？”他扬着眉毛说。

我告诉他说很不幸，这不是玩笑。我跟他说，雷说过如果我每天有时间喝酒，就一定会有时间参加匿名酗酒者会。

他的眼睛因为难以置信而瞪得更大。

“哦，我知道，”我说，“我也和你一样惊讶。”

“他们说什么？‘一天一次’或其他别的？”他呷了口咖啡。

“是的，一天一次。我下辈子都得这样。”

“我的上帝。”

“哦，我们不再称什么‘上帝’了，”我的头皮发痒，所以我就在他的肩膀上蹭了蹭。“我们称之为‘高级力量’。”

“哦，不，”他说，转了转眼睛，“你正在给我洗脑呢。”

我们沉默不语。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和他在一起是多么舒服惬意，然而……然而……一种孤独感，和另一种更可怕的难以名状的感觉侵袭了我。“皮格海德？”我说。

“嗯？”他转向我。

这次是我转开脸了，我低头端详我的拇指甲。“没什么。”

“什么？”

我有满腔的话要跟他说，需要告诉他，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从何说起，这是种奇怪的感觉。当然，所有的感觉对我来说都奇怪，因为我还不习惯面对它们。但这次的感觉尤其怪异，有点像我小时候总是希望我父母在我先睡着后再去睡觉的那种感觉。我需要确信他们就在我身边，不然我就睡不着。

“我得走了。”我说，然后从沙发上站起身。

“但是你刚来啊。”他说。

“我知道，但我得走了，我只是顺便来看看。”我见到他是如此心花怒放，所以我更得加紧离开。这很奇怪，就像有磁场在起作用。

他拉了拉咖啡桌上的一本书。“那好吧，很高兴你还没变得面目全非，你还是像以前一样说‘我得走了。任何事都比你重要，皮格海德’。”

他声音里的难过显而易见。“我得走了”也许是我最常跟他说的四个字，通常这句的潜台词是“因为我要去喝酒”，而这次是因为我要去跟人讨论我要不要喝酒——仿佛酒如影随形，无孔不入似的。

这个房间很小，甚至没有一般郊区的厨房大，而且也不是明黄色，也没有彩色篮子装着吊兰悬挂在窗前。房间很昏暗，房子临街的那一半出租了，开了家流行服饰小店。店里窗户上挂了块装饰窗帘，把外面的光都挡住了。房间的中央靠墙有一张小主席台，后面有张高背椅。主席台周围马蹄型地围着五十张左右的金属折叠椅——为恢复中的酗酒人量身定做的椅子。椅子上空一台旧吊扇在转，几乎转不动了。凹凸不平的墙上的浅褐色的漆看上去已经有不下二十年的历史了，估计刚刷的时候应该是白色的。

“在这里，你们将会大有收获的。”会议的主席说。天花板上的射灯已被调暗，会议正式开始了。主席先发表了会议导言——各地的匿名酗酒会的会议导言都一样，就像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一样没有新意。通常它们会提纲挈领地列明会议的使命——即助人清醒，它们还会强调会议的免费性和非政治性，通常它们会以一些问题作结尾。

“今天有新人吗？”他问。

我举起手。

在复原院时，我们有专门的关于举手的讲座。“开会时，要经常举手去分享想法；要自愿服务别人；要求帮助。九十天里开九十次会都要举手，不要藏到墙纸里似的一言不发。”在匿名酗酒者会议上，你不要做默默无闻的墙纸，而要做五彩醒目的墙上挂饰。

“我叫奥古斯丁，我酗酒，这是我第一次来。”人们欢欣鼓舞似的拍手。我仿佛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白海豹，正在用鼻尖顶着一个水球，把它投过火圈，以搏看客们的鼓掌。

会议主席接着手执粉红色会议说明，读出宣告：下星期五晚将在圣路德教堂举办单身舞会；会议总办公室需要更多的电话接线志愿者；有谁想收养一只小猫？

我发现后排边上坐着的一个人很可爱，他有一头光洁的银发和一双不可思议的又蓝又亮的眼睛，长得很像卡尔•里普根CalRipken，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让人看着很舒服。我当即决定我以后就来这里开会。

主席台对面的墙上是一张巨大的裱起来的海报，上面列着会议的十二个步骤。但这十二步容易使人误解，这又不是组装从宜家买来的书柜，只要完成最后一步，把书放到上面，然后每星期擦擦灰就行了。事实是，戒酒这回事，当你完成最后一步，你还要回去再从头再来。

“这里有人在数天数吗？”主席问。

我被要求一直数天数，直到我数到九十天没有喝酒。

我举起手。“还是我，奥古斯丁，”我说，“今天是第三十天。”

这次没人鼓掌，但是房间里传来几声口哨声。我审视着这些脸。都是普通的人。普通的纽约人，当然，也是些怪异的人。没人穿着时下流行色调的衣服。大部分男人都眉毛穿孔，留长鬓角；大部分女人都留着滑稽的70年代时的乡下发型。每个人看上去好像要去参加《完全大现场》TotalRequestLive，美国热门MTV节目。节目。

“今天我们的发言人是南。大家热烈欢迎。”主席说。

人们心不在焉地鼓掌，而我真想抽支烟。

南从“马蹄”的最前排站起来，走上主席台。她是个令人心动的女人，无论身材还是白蜡色的头发。她使我觉得她是那种用手雕柚木碗拌凯萨沙拉的人。我打赌她平时一定读精装本的琼•迪迪安JohnDidion，美国知名女作家，代表作为《充满奇想的一年》。的书。

“我有点紧张，不过我想我会一直往下讲，不想那么多。”

在复原院里，这被称为“思维阻断”。当你的瘾魔对你说：“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我们去喝杯杜松子和汤力水庆祝一下吧。”这时你就要中断这种想法——把它推出你的脑子。

“好吧，今天是我的第九十天。”

台下掌声如雷，这种群情振奋让人忍不住激动。对于一个酒鬼来说，九十天意义非凡。它说明了你真的已经踏上了理性健康之路。

南脸红了，她笑着看向别处。

南开始和大家“分享”她的经历。她已四十七岁，十六岁时开始喝酒。“你能想像吗，我因为在排练时喝醉了被开除出拉拉队队长班。”

一些人笑着轻轻点头。有个男人拼命地点头，仿佛他对被赶出拉拉队队长班也有切身体会。接着，南讲到了西乡村。

南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长大，十八岁时搬到纽约。她在一家时尚杂志社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个脾气古怪、声名狼藉的高级编辑做私人助理。两年后，南自己已经是时尚编辑了。“我年方二十，我身材热辣……总之我开始目空一切。”

我想，我也是。

“你们知道，时尚业是很疯狂的行业……派对、喝酒、派对、可卡因、派对、总是喝酒……这就是我二十年来的生活。但你们知道，这也是每个人的生活。我从没有头脑发热，做什么出格的事。我不看戏，不旷工，规规矩矩。”

我注意到她的红色长指甲有缺口。我喜欢那样。它暗示了一些关于她脑子里优先考虑的事情。在复原院时，人们告诫我，清醒冷静下来应该成你的当务之急。这时我脑子里渐生疑虑，这是不是暗示她并没如她扬言的那么做呢？

“后来我渐渐意识到我总是派对上第一个拿起酒杯，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我是说，我知道我喝的太多了，不过我觉得那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们知道，没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就这样过了我的二十岁和三十岁。”她停了下来，喝了一口她面前的星巴克咖啡，“人们总是对星巴克嗤之以鼻，但我认为它是最好的。”

众人大笑。星巴克应该免费给美国的酒鬼赠几杯以作感谢。

“星巴克是我的高级力量。”

人们笑得更欢。

她清清嗓子，把双手放到主席台上。“那么，好，去年，一天早上我一边洗澡一边想当天该做的事，比如和迈克•寇斯开会，和布鲁明达的采购员吃午饭，等等，都是工作上的事。”她用小手指挠挠右眼下面。“后来突然有一次，我摸到我胸部有个肿块。”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仿佛她刚踏进教堂或寺庙那种肃静的地方。“一个大肿块。很大。”

天花板上的吊扇依然在机械地转着。

“然后我想，这没什么，我这么告诉我自己，根本没什么，只是一个硬块。我这么告诉我自己，你能想像吗，我胸上有个硬块？我是说我的性生活不那么好。”听到这里人们更笑得肆无忌惮。

“但是我自己再怎么不承认也无济于事，我突然想起我母亲是死于乳癌，我祖父母也是……”南开始哭，她再也控制不住了。她的头埋在手里，她哭得头来回振动。但是很快她就恢复了镇静，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张纸巾擦擦眼睛。“抱歉。我想你们能猜到了。我去看了医生，他把我送到肿瘤专家那儿。他们做了切片检查，果然是乳癌。我又做了很多检查，看了很多医生，消息更坏。不仅我的乳房，两只乳房，还有我的肝脏、胃、肺，还有淋巴系统，都扩散着癌细胞。”她重重叹了口气。

这时候有个人的呼机发出刺耳的响声。

“看，就像那样，”南语带讽刺地说，“就像这只呼机一样，有一天突然向你报警。但是你已经回天无术了，你的时间到了。”

众人大笑，仿佛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这个正遭受晚期癌症折磨的人正在这里与众人拿她即将降临的死亡逗乐，这让我们都觉得诙谐轻松。她知道我们这些酒鬼不喜欢酸溜溜地抒发感情，我喜欢这个南。

“当医生告诉我我可能只有四个月可活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老镇酒吧喝个大醉。但是接着我又想，我不能以一个酒鬼的样子去死，我要想办法活得最好。你们看，我以前喝酒时还说我没什么糟糕的事发生呢，现在就发生了。我虚度了太多光阴，在酒吧里，和那些与我不相干的人。我总是喝酒，而不是舒舒服服躺在床上读读《星期日》报，舒舒服服过日子。总是没完没了地喝酒，所以你们看，我最后有报应了。我浪费了我的生命，所以我要亡羊补牢。”

我觉得她真是理智非凡，而我是那么浅薄。如果我是她，我想我会马上去老镇酒吧，我会喝得酩酊大醉，醉得不知身在何处。

“今天我已经有九十天没喝酒了。也许明天就是九十一天，后天九十二。我不能过一天算一天了。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内心很平静，我宁愿要一天的清醒，也不要一百天的醉熏熏。

全场鼓掌。鼓掌是匿名酗酒者会议上很常见的事，就像我们以前总为彼此举杯庆贺。

她笑了，眼睛也湿润了。待她发言完毕后，人们纷纷举手。

有个人起来问道：“南，你的故事真的使我对自己现在的清醒心存感激。我喝了十五年的酒……我觉得你真勇敢。”

南笑了起来。这时她点到我，叫我说话。

“你好，南”我说，“我刚从复原院回来，那里很可怕，就像，我……”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我一张开嘴要表达，我的那些想法就销声匿迹了。“我是说，我觉得自己全被打开了。你发言时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是你，我想我肯定早喝得大醉。我没你那么有勇气，没你那么对生活充满感恩。我是说，清醒真的让我感觉很好，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面对像你那样的困境。”

南问：“你说你坚持多少天？”

“三十。”

“祝贺你，你表现很不错。但我想告诉你，三十天时我还是一团乱麻，六十天时我就感觉好多了，今天我真的觉得自己内心安宁。我真的宁愿来这里，而不是去外面喝酒。”她用头指指外面。“三十天前如果我听到像我这样的故事，我也会和你想的一样。你要坚持每天来这里。”

我真想要她所拥有的一切。我环顾四周，看到了一张张脸上一片片的平静，上面没有绝望和战栗。

接着我们手拉着手重复了一遍西内得•奥康纳的那段祷告，然后众人一起唱圣歌：“继续回来，如果你努力，会有收获，所以努力吧，你值得拥有。”

这种会议实在是有趣，一群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聚在屋子里说一些不可思议的私事。这些事需要最起码几个月的交往才能说出来，但是这里的人立刻就对每个人坦诚心扉了。我沐浴在一片安全感中，仿佛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倾吐任何事的去处。我忍不住庆幸自己是个酒鬼，这是种很奇怪的感受，就像我的朋友苏桑娜描述孩子出生那样——灵魂之壳被剥去。

回到家后，我坐在我一尘不染的公寓的沙发上。我仍然被我混乱的生活左右冲击，仿佛我又回到了我过去的生活。我以前怎么会那么过呢？我以前怎么就没意识到呢？我真是又蠢又懒，现在才翻然悔悟，从头开始。所以说，一个又蠢又懒的酒鬼简直比一个顽固的吸海洛因上瘾的无业游民还可怕。

第二天我去健身。一个月没来，我沮丧地发现我已经举不了四十五磅的重量了，只能挣扎着举二十几磅。不过这个没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没有再喝酒，而沮丧反而使我更想喝酒。我得到了一件东西，但失去了另一件。我是不是有些得不偿失呢？

赶快断了这个念头吧，你这个蠢货，我赶紧警告自己说。要搞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当务之急。

当我做三头肌曲臂时，一个正做曲体下蹲的帅气男人对我点头微笑。我连忙把我因为使劲而涨得通红的脸别开，我狼狈不堪，感觉自己像残缺不全的货品。我现在虽然道貌岸然地在公共场所出入，我仍然面临着被社会上的人唾弃的危险。我甚至可以想像出我和他一起喝咖啡时的交谈。

下蹲男：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吧。

我：好吧，我刚从复原院出来，已经去了一次匿名酗酒者会议。我下辈子都得去。

下蹲男：嘿，那真不错，伙计，对你有好处。听着，伙计，我得跑步去了。很高兴和你聊天。祝你好运。再见。

然后他掉头就跑。

你看，我只是看似正常，实际是个冒名顶替者。事实上，我永远无法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我只是和其他酒鬼们是一路人。下蹲先生也许离开后喝了几杯，然后才回家。星期五晚上他甚至还会被叫去再喝一杯，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可能会因为酒还未醒而头晕。而我，将来会则恰恰相反，我可能会在星期一让人警告别再喝酒，我也再也不可能第二天早上会头晕，一种我自从踏入复原院后就久违的头晕。一种另人惬意的头晕。一个让人怀念的老朋友，宛如一条褪色的牛仔裤或一件最心爱的已经起球的毛线衫。

我下楼去了更衣间。我一边冲澡一边想，我再不能喝酒了。我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这真是不公平。

今天是我回来工作的第一天，这是我的痛苦时刻。我九点钟准时到了公司，十点一刻时，格瑞尔来敲我的门，尽管我的门开着。“敲门了敲门了，”她头探进来，笑着温柔地说。这让我感觉我在拍一个卫生巾广告，而她这时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凯丽？你有没有觉得你该换卫生巾了？”

“嘿。”我说，从椅子里站起来。

格瑞尔脸上挂着笑。“抱我一下。”她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张开双臂。

我们从未拥抱过。虽然我们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从未拥抱过。我被一个易怒而冷漠的酒鬼父亲和一个患躁狂抑郁症和自恋症的母亲养大，所以从不习惯拥抱。而格瑞尔则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家境良好的祖上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家庭，他们养猎犬，去瑞士度假，所以格瑞尔也不喜欢拥抱。

我们僵硬地拥抱在一起。她说：“你看上去棒极了。又整洁又健康。我都认不出你了。”格瑞尔又在煞有介事地欢呼了。她一欢呼，她鼻子上的两处做整鼻手术留下的细微疤痕就使她的鼻翼滑稽地皱起来。（“不是整鼻手术，是鼻整形术。我是蒜头鼻，需要稍微修护一下。”格瑞尔要知道我这么想，一定会这么纠正的。）

我们坐了下来。我坐到办公桌旁，她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她双腿交叉，手拨弄腕上的金手镯。“那么……把你那边的事都告诉我吧！”她呼了口气，露出八卦专栏作家式的微笑，“有没有遇到什么知名人士？”

“嗯，只有小罗伯特•唐尼RobertDowney，美国著名男影星。。他在那儿！”

格瑞尔立刻蹬开腿跳到我面前，双手直拍大腿。“哦，天哪，你开玩笑吧！”她叫道，“小罗伯特•唐尼？我竟然还这么镇静！我上周刚在《人物》上……”我静静地等着她继续往下说。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坐回椅子上，又交叉起腿。“哦，我应该早知道的，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愚蠢的格瑞尔！”她拿手直敲她左太阳穴，同时小心翼翼地不弄乱她的头发。“好吧，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她问。

我该跟她说那个喜欢让情人拿刀片割自己的女孩吗？或者那两只动物玩具？我该说我已经被改造了，我现在醒悟了？我被回忆占据了头脑，但不知道该跟她或其他人说什么。

“老实说，格瑞尔，那儿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我挠了挠胳膊肘，说：“我没法跟你说明细节。太多太复杂了，但……”

“我理解，我完全能理解。不要觉得你必须得说这个。”她打断我的话。接着她笑起来，扬扬她右边的眉毛。“想知道公司最近怎么样吗？”她以掩饰不住的热情说。

她不再逼我说细节倒让我有点遗憾，其实我并不介意把卡唯的事说给他听。“当然，肯定有一堆工作。”

格瑞尔笑起来：“你听了会特别兴奋。威克森姆要我们给他们的啤酒拍广告！他们那样的大公司！”她的脸直发亮，花了一千六百元镭射漂白过的牙齿闪闪发光。

“啤酒广告？”我问。根据雷给我的那张情绪图，我现在的情绪应该是焦虑和兴奋交加，可能还有点惊慌失措，尽管我还没有想起这个表情图。

“你怎么了？！”格瑞尔一脸惊诧，“你好像看上去不太……激动嘛……”格瑞尔极力要找一个准确的词。

“哦，我是……你知道，你说的是啤酒，啤酒是酒精……而我刚从复原院出来。”

“哦哦哦。”她这才恍然大悟，但接着脑筋又一转，“是的，但是啤酒不是酒精。它只是……啤酒。对吗？是不是？”她一脸内疚的表情，仿佛刚因为自己的纯种巴辛吉小猎狗咬自己床单而把它扔给动物保护协会。

“不，啤酒是酒，它算酒！”

现在格瑞尔的表情更加尴尬和进退两难。“抱歉，是的是的，当然算。哦，我的天哪，我真的没想到这一点。”

我挥挥手，说：“没关系，我没说那多严重，我是说我得小心一点了。”

“哦，我们都会小心的。”格瑞尔承诺道，“非常小心。”

我从未见过她表情如此奇异，她额角的血管似乎都在跳动。和她在一起感觉很怪异，因为我总觉得她总在蛋壳上走路。就像在70年代的那种人种混杂的劣质电影里，每个人对白人女孩交黑人男朋友的事都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她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我得喝杯咖啡，你要一杯吗？”她紧张地问。“不要紧，我给你带一杯，脱咖啡因的。”她没等我回答就抢着回答道。

这是我第一天回来，就已经有跟酒有关的事要应付了。写啤酒不等于喝啤酒，但实在是很滑稽。我看到我面前桌上的一只绿色酒瓶。光线从后面照过来，反射出瓶子上每一滴湿润的光泽。如果我把持不住，接下来就会不雅观地反射出我正在舔瓶盖，喝里面淡啤酒的情景。

我一定得小心些！我一定要小心翼翼！我一定要像在热带区，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环境里工作那样小心翼翼。

刚过五点时，我想我今天已经受够了，于是就坐了出租车回家。在广告行业里下午五点下班就像普通行业早上十一点就下班一样，所以我有种消极怠工的犯罪感。但当我坐在车里，一路上看见窗外景物是多么光彩照人，建筑物是多么雄伟壮观，我立刻就心旷神怡了。出租车一路呼啸前进，我像踩在云端般惬意。

我突然感到我获得了一股清醒的力量。

而这确实很令人激动。

出租车一路畅通无阻地呼啸至第二大道，这时黄灯亮起来。我想我们可能过不去了，但是出人意料地，我们竟然赶在红灯亮前过去了。我们成功了！这使我兴奋异常，我们这样一路顺畅仿佛是上天注定的；而错过这个灯则预示着坏运气，像一个诅咒。我今天成功解决了工作，我今天还要去参加匿名酗酒者会议，我不会再喝酒，我甚至不想喝酒，每件事似乎都恰到好处。

我甚至都觉得我都不用像以前一样，费力说服自己不要喝酒。

“你肯定就是奥古斯丁，”一个穿着大花衣服和Reeboks鞋子的女人对我说道，“我是温迪。”她伸出手。酗酒顾问和大花衣服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

我从“治愈地平线”接待区的椅子上站起来。她不知道怎么握手。她把她的手放在我手心里，仿佛正递给我一条她刚抓到的让她无所适从的小鲑鱼。我想，她父亲可能一直想生个男孩，所以一直没心思教她怎么握手。

“你好，温迪，很高兴见到你。”

“请跟我来。”她笑着说。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护发素和她大花衣服上那些花的味道，我怀疑她是想借此掩盖什么。不过当然，酒鬼们通常是敏感多疑的。

她走进办公室，在她办公桌后坐下，并向我指着旁边的椅子。我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副裱起来的海报，上面写着：你愿意放开你的意志，任它而去吗！？她还有一张塞满各种手册的大书柜：《管理信函》、《十二步骤》、《当酒鬼的孩子长大成人时》、《如果你想和我们一样》……

接下来的五十分钟，我们过了一遍我的“治疗计划”。星期二和星期四小组治疗，星期一一对一治疗。我签了一份同意表，申明我不会和小组里任何一个人发生恋爱关系；还有如果我不能再参加小组或一对一治疗，我必须得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

“你回到现实后感觉如何？”

我肆无忌惮地笑起来，现在的我已经开朗而富于表达力。“还说不准，但是充满希望，真的充满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充沛地表达感情，这样使我的话听起来更可信。

“那很不错。”她安心地说，“有一些复杂的情绪没关系。我很高兴你能照实说你还说不准。”她对我微笑，房间里陷入沉默。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开始慢慢出汗。也许我该说些什么，但同时我又想，这些医生会对沉默见怪不怪的。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沉默，我是在内心嘈杂地挣扎，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也是酒鬼们的专长。

“你在普莱德院过的如何？”她问。

她是自我回来以来第一个提到这个名字的人。“那里课程很紧张，”我说，“起先我一直想走。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但你后来改变主意了？”

我点点头。“是的。我开始没想到那里那么紧张，那儿有没完没了的情绪发泄和乱七八糟的事。我是说，那儿不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宏伟。那儿好像是一点点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你，所以我慢慢意识到了我确实是个酒鬼。”

“我听说很多人都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这使我很想问她，她是不是也是一个酒鬼，她的“听说”似乎表明她自己没经历过。我不喜欢一个治疗师只会呆板地照本宣科，我喜欢那种真枪实弹地战斗过，最好还丢了一条腿的治疗师，我喜欢有实战经验的治疗师。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合理，比如我认识的每个女人都看过妇科，她们只是不想说出来，让人指指点点。

“那么，什么使你成为了一名化学品依赖症顾问？”我问，仿佛我在面试她似的。

“你怎么会这么问？”她反问我。

“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瘾症的经历？”

“我有没有这种经历对你的课程有影响吗？”

我感觉我落入了圈套。如果我说是，我的心理健康跟你是否也曾是酒鬼息息相关，那么似乎我的心理健康不关我的事了；如果我说不，没什么不同，那么她会反问我又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于是我给了她一个广告文案式的回答，我模棱两可地说：“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对这种‘情绪’治疗还很陌生，所以我就老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相关的无关的……”我耸耸肩，笑起来。

“这是个好主意，”她说，“你的这种不自我编撰是很正确的。”接着她又说：“那么，你去过匿名酗酒者会议了吗？”

我想，我得更要管住我的嘴，小心说话了。

我回到了家，发现自己心里摇摆不定。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我思维涣散，停滞不前；心神不宁，又没有力气。沮丧？我又想到了那幅心情图。我想我是有点害怕和想家，或别的什么，也许是孤独吧。慢慢地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是想念酒了。

我想念它们宛如想念某些人，我感觉自己被遗弃了，或者是我自己当初走出了某种粗暴而互相辱骂的关系，但现在突然又想回去。因为此刻的回忆使我觉得，实际上没那么粗暴。在复原院时，他们告诉我这种感觉很正常，他们说心情好后就不会这么想了，他们说这就像家人去世时的感觉一样。

我一觉醒来，暗自庆幸我没梦到更多。然而这种轻微的快感，使我意识到我这次没有喝酒，没有宿醉未醒，这是不喝酒令人愉快的一面。

我在办公室里一整天都在努力让自己进入现实，以前让我恼火的事情我现在也一笑而过；我开始练习接受现实。我开始回复打来的电话；当我被叫去为别人写文案时，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大骂滚出去，而是一反常态地说没问题。

午饭时间，我和格瑞尔一起去了一家沙拉吧。我用波菜叶、生花椰菜、跟火柴一样细的南瓜条，还有一小勺低脂软干酪拌了一份沙拉。我像一个拼命在减肥的小女孩一样，柔柔弱弱地吃这些寡淡的东西。这段时间以来我减掉这么多体重，真让我觉得奇妙，我现在几乎要瘦到皮包骨了。我现在每天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星期去健身房四次。如果你是住在纽约的同性恋，你不去健身房，渐渐地你就无人问津了。

格瑞尔看到我的午饭，轻蔑地拿眼睛瞟我。她也拌了份沙拉，不过她的堆满了熏肉和奶酪。“你怎么能这样虐待自己呢？”格瑞尔似乎对自己如此善待自己很满意。实际上那是因为她又高又瘦，所以少了顾忌。不过她同时还是不满足，一直认为自己不够瘦而深深苦恼。

“没关系，很容易，”我说，“如果我能做到不喝酒，那做其他任何事都太小菜一碟了。”

我开始学着品赏不同品牌的矿泉水了。Evian太甜，Volvic口感清爽，PolandSprings也还不错，而DeerPark喝起来有塑料味。

我们把午饭打包带回格瑞尔的办公室吃。“我发现你有了个重大变化。”她说。

“比如？”我说，机械地叉起一片干波菜放到嘴里。

“比如你不那么发火。”她叉起一大块熏肉，裹了层奶酪。

“可能是我在很多方面被改造了吧，”我说，“比如不像以前喜欢火上加油了，变得淡定了，很多事情能过去就让它们过去。”这些事实也让我吃惊不已，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的思想能朝某些健康而有意义的方向发展。但为什么我又觉得怅然若失？

“你什么意思，让它们过去？”格瑞尔问。

她这么一个接一个地提问，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总理大臣，正在夸夸其谈地教诲人。“哦，我是说，我戒了酒，同时好像也戒了其他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就像那个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她问。

“就是亚马逊河流域雨林里的一只蝴蝶拍了拍翅膀，就会引起空气里花粉的传播，然后会引起什么地方的一个人打喷嚏，然后就会引起一阵微风……等等等等，最后就会影响到洛杉矶的交通或其他什么事。我想不起来具体是怎么说的了。”

“哦，是的，”格瑞尔说，“几年前有个本田汽车广告好像就是那么说的。”

我对她转转眼睛：“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身上包袱少了……我也不知道……我比以前能接受其他事物了，不再愤世嫉俗。还是不要和河流对抗，老老实实地随它而行吧。”

“天哪，你真的听起来变了很多。”她拿餐巾纸轻轻擦嘴，接着她突然低头看着它。“竟然说到雨林了，”她说，“可怜的餐巾纸。”

吃完午饭后，我又一次感到心里烧起一团火焰。一团让我引以为豪的火。虽然微弱，但确实使我感觉我开始洗心革面了。用专业一点的话说，我现在正脚踩云端，飘飘然了。但是我知道脚踩云端会有一个麻烦，你会摔下来，而且摔得更重。

下班后我径直去了“治愈地平线”参加我首次小组治疗。治疗前十五分钟和在复原院里没什么不同，因为我是新人，所以他们又过了一遍我早已知道的规则：不能打断别人的话，别人哭时不能递纸巾，要说“我认为”……我们绕房而走，进行自我介绍，谈各自的生活及断酒的时间。

十五分钟后，一个人推门而入，微妙的变化出现了。

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下走进来，带着一种冷酷的英俊，像明星从杂志上走下来。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幽蓝的眼睛，坚毅的鼻子和下巴，还有一对酒窝。他又有点不修边幅，头发零乱，衣衫不整；但是他的这种不修边幅看上去又像是每天花一千五百元请专人设计师刻意打造出来的。他一边走向窗户旁的一张椅子，一边为自己的迟到道歉，操着一口低沉的南卡罗莱纳州口音。“我今天过得糟极了。”他一开口说话就迅速统领了这个房间，但是似乎没有人介意他的霸道。实际上，每个人都入迷地凝视着他，我也是。他的眼睛只要一眨，房间里似乎就会颤动一下。我也感觉到这种颤动，让人震惊！

他的名字叫福思特；他又吸毒又酗酒；他不愁钱，并且总是有大把时间；他有份含糊不清的临时工作；他和一个从伦敦非法入境的酒鬼住在一起，从我收集的信息来看，他好像在竭力要把那个人赶走。“我昨天晚上真是累坏了。”他说，“我下班时已经凌晨两点了，再让我回去面对他真让我快崩溃了。所以我到了第八大道，准备弄点毒吸吸。我已经疯了，失去了控制。但是那个皮条客就在我眼皮底下被警察逮住了，那时我正要向他走过去。”福思特呼了口气，向后甩甩头。我看着他的喉结和他脖子上黑压压的一片胡茬。“我真是精疲力竭了。”

他用手指捋捋头发；他的眼神空洞，仿佛谁都没有看在眼里；他坐立不安地在座位上扭来扭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小组协调员维恩这时问道：“有人愿意对福思特说些什么吗？”

这时我左边一个年长的人说道：“我很高兴你昨天没吸上，真的很高兴。”

福思特立刻做了个“谢谢”的口型，接着在椅子里躺得更低。

房间里陷入沉默，大家在观察他。观察英俊的人是很有趣的，一个陷入危机的英俊男人则更迷人。

“你知道，”福思特带着一种狂躁不安的腔调说，“我真想去佛罗里达群岛去划皮艇，找块地方种马铃薯，过真正的生活。我讨厌现在这种混乱疯狂的生活，我真的厌倦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捶着大腿。

他拿眼睛快速扫视了一下房间。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然后看看我，然后又看看别人，但是他最终总会意味深长地回头看看我。他盯了我很长时间，仿佛我鼻子上挂着什么似的。

“嘿，很抱歉我迟到了。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边说一边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向我，手伸了出来。

“奥古斯丁。”我说，我小心地将手在我的牛仔裤上擦了擦再去握他的手，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发现他也在发抖。

“奥古斯丁，”他重复了一遍，“奥古斯丁，真有趣的名字。介意我叫你奥吉吗？”

“不介意。”我轻笑，竭力掩饰我因为被这个男人赐了一个昵称而喜出望外的心情。

他也报我以轻笑。“很好，”他说，“欢迎到这里来。”

他坐回去，小组活动继续。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注意到他一直在观察我。

小组结束后，众人挤进电梯，电梯里一片寂静。这是电梯的奇妙之处，仿佛它有种使人缄默的魔力。一秒钟前，大家还在小组里对陌生人大敞心扉，现在却都无话可说了。

出电梯后，大家互道再见，分道扬镳。

我往左向公园大道走，我能感觉到福思特就在我身后几步远。和我说话，和我说话，和我说话，我全身颤抖地暗暗祈祷。

但他没有。在公园大道时，他往北走去，我往南走。

我穿过十个街区回家，一路上想着这次小组活动，尤其那个叫福思特的人。我开始渴盼星期四的小组活动了，我知道这种渴盼源于福思特。

我径直去了佩里街参加了匿名酗酒者会议。今晚，发言人谈到恢复中的人们是如何热衷于寻求巨大的戏剧性效果或奇迹；我们是如何孜孜希望一杯水能魔术般地从桌子上升起来；我们是如何奇思妙想，以至于我们忽视了世界上有玻璃杯其实已经很神奇了；我们忽视了其实玻璃杯没有飘起来，飘走，才是更神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