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玛丽安。我酗酒，吸毒。”玛丽安一边看着她腿上的肥手，一边说。

“你好，玛丽安。”在座的人唱歌似的回应道。

“我来了我该来的地方。”玛丽安对她的手说。

“你来了你该来的地方。”众人附和道。

“我感受我的感受，并与他人分享。”

“你感受你的感受，并与他们分享。”

玛丽安的目光穿过房间，在众人中稍停了一下。“我爱我自己。”

“你爱你自己。”众人同意。

“我是有价值的人。”

“你是有价值的人。”众人又齐声应和。

玛丽安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她的脸红了。她在她的牛仔裤上擦擦她的手，然后转向她右边的人。

“我叫保罗，我酗酒。”孕妇保罗说。

“你好保罗酒鬼。”众人一字一顿地说。玛丽安也附和道，她现在可以从容不迫地看着保罗了，后者正盯着地板，极力抑制自己紧张的笑容。

“我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人们都同意。

“我会好起来的。”保罗乐观地说。

“你会好起来的。”酒鬼们再次同意。

“我会洗心革面，找一个好男友。”保罗露齿而笑。

“你会洗心革面，找一个好男友。”众人唱道。

“我是有价值的人。”他说，手在腹部交叉。

“你是有价值的人。”众人说，而我没有吭声。

如早上一个顾问所说，宣证会是要我们宣证自己很强大。比如，如果我觉得自己胖，我应该说：“我很瘦。”然后其他人会证明这一点。他们会慷慨激昂地引吭高歌：“你很瘦。”就这么简单。通常最后你要以“我是有价值的人”结尾。

这真的很好笑。好像以前我也有类似的宣证，但都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我记得我多次跟格瑞尔说：“我没醉，我以后不会再醉熏熏地上班了。”而她会说：“胡说！你这个骗子！”

最后转圈转到了我，四周陷入寂静。而我还在开小差，我正在想像我走进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店的情景。我要买只好表，我原来那只送给了一位前警官。我和他在我公寓里一夜云雨后，就把手表送给了他。

有人清了清嗓子，所有目光聚到我身上。

“我叫奥古斯丁，我酗酒。”我回过神来，喃喃地说。

“你好奥古斯丁。”众人说。

“我很高兴能来这儿。”我口是心非道。

“你很高兴你来这儿。”他们重复。

“我吃完午饭后不会走。”我说。

“你吃完午饭后不会走。”他们作证道。

我想，差不多了。

“还有呢……？”有人说道。

“还有什么？”

“还有，你是有价值的人。”三四个人不怀好意地说。

哦，上帝。“我是有价值的人。”我嘲讽地说。

“你是有价值的人。”他们一字一顿地强调道。

宣证会结束后，我径直加入小组讨论。今天可爱的大卫没有来，顾问由雷来当。雷是个大块头的女人。仿佛为了强调这一点，她穿得花里胡哨，硕大的花开遍她全身。她的声音不怒自威，使我想，我不可能侥幸逃脱，我甚至连这个念头都不能有。

“今天我谈论后果。我们喝酒的后果。有谁说说看有哪些后果？”

没人吱声。

她环顾四周，直直盯着每个人，包括我。她盯了我很长时间，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想，这比在地铁里，和一些在六月里戴万圣节面具，疑似强盗的人面面对峙还可怕。

雷凶狠地露齿而笑。“哦，我明白了。你们没人遭遇过你们酗酒的后果，是吗？你们真是一群幸运的酒鬼啊。”

听到这话，我惟一的反应就是想跳起来破口大骂。

依然没人说话。众人仿佛都老僧入定了，看都不看别人一眼。我猜我们都在看我们的鞋带，努力研究上面的结。

“那么好吧，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后果是，你们喝醉后，在酒吧里遇到另一个醉鬼，然后你们就开始交往，每晚你们都一起喝酒，每晚这个你勾搭上的酒鬼会把你打得半死，然后到早上他再道歉，然后你原谅了他，但是如果他把你脸上的骨头都打断了呢？或者更严重……”

她停住了。我的手不停出汗，头晕，仿佛在坐过山车。

“你周围的朋友都会指责你，说你简直疯了，跟那个醉鬼在一起。你反击说那不关他们的事。渐渐地，你朋友都没了。但是你不在意，因为你觉得你还有酒，还有你的酒鬼。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她又停了停。“当然，还有个后果就是你可能会失业，甚至失去自尊。你可能每日堕落，家里乱糟糟一片，水槽里堆满了盘子，你都不管。”

这仿佛在向我敲警钟！我想起我的公寓，它是我最深最黑暗的秘密，我酗酒不是秘密。我通常和吉姆喝酒前已经在家里喝醉了，这也不是秘密。

公寓是我的秘密！它装满了空酒瓶！不是五只或六只，而是三百只。三百只一升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它们占满了我公寓里的空地。有时我自己也会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最可怕的是，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你会想，我平时应该把空瓶子扔到垃圾房才行，但是通常我会留两只下来。因为我觉得只是暂时留两只，不算多。于是，就有了第三只。渐渐地，越积越多。然而可笑的是，我并不是那种热衷收藏的人。我不会收集朋友们的旧明信片，也没有童年纪念物。我的公寓设计也现代、简洁，是你所想像的纽约广告人士的宅邸。

地上除了到处是酒瓶外，还到处是杂志。

每次我将瓶子清除出公寓时，我都暗暗发誓，下不为例。但是依然恶习不改。我不喝威士忌，喝啤酒时，啤酒瓶就会有一堆。我有次心血来潮，数了一下：一共一千四百五十二只。当我在午夜，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驮着装塞满几百只瓶子的塑料垃圾袋下楼，扔掉它们时，我才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趁自己还没改变主意前，我脱口而出：“我认为，我对你刚才说的话有话说。”我已经用了“我认为”句式。

她看着我，双手叠胸，满意地点头：“继续。”

我说起我那些酒瓶。我说起我如何因为它们而从不邀请朋友来家里。“实际上，每次我听到走廊里有走动时，我都吓得一动不动，害怕有人来敲门。我假装我不在家。”

说到这里，我心里隐隐作痛。怎么会有人像我这样？我觉得自己名誉扫地。于是我又说道：“我知道这很可笑。但是把这些说出来让我感觉很奇怪，好像在说一些我不该说的话。”

她拍拍手，说：“就是那样！你现在所做的就是和你的心魔对话，你需要正视你的心魔，你要把它当成你体内的一个个体。它一心就是想让你喝酒，如果你不喝，它就说：‘来吧，就喝一杯。’它想让你臣服于它，所以当你提起你的酒瓶或其他酗酒的后果时，你就是和它在对抗了。”

我受到鼓舞，脑子继续往前搜索。我尽力想像有一个诱人作恶的小人住在我的额头里，敲着我的眼球，喋喋不休地引诱我说话。然后我又想像自己正穿着那双医院拖鞋。

“当然，那不可能是什么真的实体，不过那样想会对你有帮助。”她理了理她的衣服，“现在，那些瓶子导致什么后果了呢？”

“嗯……我想他们会把房间弄乱。”我说。

“还有呢？”她又问道，像一个检察官。

我看着她，迷惑不解。我说不下去了。

“还有谁要说？”她问其他人。

大鲍比在椅子里坐直了，说：“我想，如果他家里到处是瓶子，就像他说的，就不会有人来。那他一定会孤独。”

我感到一阵痛苦。现在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比生鱼片还要透明了。

“是的。”她说，“一点没错。那些瓶子会在你和他人之间筑起一道玻璃墙，而你就成了你自己家的囚徒。你的心魔会为此欣喜万分，因为它就是想让你和人群隔离。你的心魔嫉妒心强，只要你听命于它。”

我想起我总是一下班就急匆匆赶回家喝酒。最近我甚至都不关心吉姆是不是很忙，或者我是不是已久未谋面的朋友。我不介意一个人足不出户地喝酒，事实上我越来越喜欢待在家里。

接着我想起了皮格海德。我们似乎从不谈论他的艾兹病，因为他很健康，没有必要谈。除了有些时候——

“奥古斯丁，”他总是说，“我不是要你帮我什么，也不是要你陪我去夏威夷玩一个月。我只是要你有时间过来吃顿饭，吃顿烤肉，或者打个电话给我，说一句：‘嘿，最近怎么样？’”

我想起我总是觉得他要求苛刻。“我去不了，”我总这么回他，“我得工作。”烤牛肉和一个小时我都觉得多，甚至一个电话。

“安定药医生”接下去说。他说起他也许会因为他的安定药瘾丢了他的医疗执照。他说他那么多年的寒窗苦读也许到头来只会换来一场空。

“对，这就是后果。”雷说。

于是其他人陆陆续续说出自己的心事：“大黄蜂”说起他的车祸和他瘫痪的母亲；玛丽安谈起她和她女友六年关系的失败；大鲍比谈起他的工作总是无着落，他恨他自己已经三十二了还和父母住一起……

现在房间里一下像玲玲马戏团一样热闹。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人，我惊奇地发现，我不仅不对他们的话无动于衷，反而越来越能感同身受。

“十年前，我在威斯康星的绿海湾做妓女。只要给我够买一瓶酒的钱，我就跟人睡或者口交，而且，还不需要是好酒。不管什么烂酒，只要有一瓶就行。后来我遇到了我的白马王子。”雷一字一顿地吐出“白马王子”，仿佛它有毒似的，仿佛她咬碎了体温计，现在正把水银吐出来。

我看着她的脸，看能不能在上面找到碎骨头的残痕。我一无所获！事实上她的皮肤很光滑，表情平静，甚至干净舒服得像我一直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

“我洗澡时在浴缸里撞得不轻，我在里面躺了两天，失去了意识。等我醒来时，我的头发和着我的血全都粘到了浴缸上，我和我自己的屎尿混在一起躺了两天。”

我看着她花哨的衣服，心下惊叹，真不可思议。

“但那是十年前。再往前五年，十五年前，我是一个医生的妻子，我每天开卡迪拉克去夜校上课。我的人生充满计划。但是后来，我的婚姻破裂了。我丈夫有了外遇，而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我开始酗酒，开始时只是晚上餐前喝点鸡尾酒，后来变成两杯，然后六杯。就在那一年末，我开始早上不喝咖啡，改喝酒了。三年后，我从学校退了学，开始没日没夜喝酒。”

哇，我想。那血腥玛丽也算吗？我喜欢早上喝血腥玛丽。原来你们也有此癖好啊。

她继续说：“我知道我的情况有点不同，有点太快。五年的时间我就一无所有！我想我的感受更多。”

我现在的想法是，她是个优秀的煽情者，如果做广告，估计能有一番成就。她把房间里的兴奋气氛煽动起来了。我意识到我的手全是汗，但不是害怕的冷汗，是源于急于想知道故事下文的激动，我喜欢这出戏。我扫了众人一眼，他们也正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下文。我终于知道了人们喜欢来同性恋医院的原因，这里总上演戏剧，而人们喜欢戏剧。

“当我走出浴缸，走到镜子前时，我已经认不出镜中的人了。就在那天，我去了我的第一个匿名酗酒者会议。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今天，我内心清醒，我还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也是想帮你们也获得清醒。”

清醒。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突然之间，这个词以一种我成年以来从未有的忧伤笼罩住了我，一种类似于夏天结束时感到的忧伤——萤火虫离去，池塘干涸，万木枯萎，而以前它们是多么青翠碧绿啊。夏天已过去，但是依然炎热沉重，秋天尚远。那是季节间的另一个季节。那是美好的事物消逝时的忧伤。

“看，酒精就像泡泡糖。你吹出一个泡泡，然后它炸了，一些橡胶就会粘在你下巴上。”

众人发出会意的短促的轻笑。

“那么什么能让橡胶离开你下巴呢？”

有时我会嚼葡萄味泡泡糖，因为它味道浓，能盖住酒味。我回答说：“泡泡糖，你得拿你嘴里的泡泡糖，把它按到你下巴上那个地方，就能把橡胶扯下来了。”

雷惊呼道：“你说的太对了。”

哦，我已经踏上了复原的道路。

“只有酒鬼才能治疗酒鬼。只有其他酒鬼才能使你平静。”接着她用手拍腿，迅速呼了一口气，说：“好了，就到这里。午饭时间到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讨厌这种四海一家的生活。

我从戒瘾病房里放了出来，离开了那张彩虹脚印海报，搬进一间正对男士淋浴间的普通房，我的新室友是“安定药医生”和大鲍比。我已经很轻易地适应了这里的日常生活，就像劳动营的工人一样。早间和晚间的宣证会（我是有价值的人！！）四四方方地立在我的面前，就像这座酒鬼学院里每天紧张学习生活中的劣质压书器。

这里的日子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因为只要在这里待上四天，你就能尝遍这里的所有课程，接下来只消日复一日地重复了，就像电影《土拨鼠日》一样——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最近小组里来了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我女朋友一拿剃须刀片割我的腿，我就能到高潮。我经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人类，我只是一些动物的外壳什么的。但是当她割我时，我看到自己流血，我拿手指沾一点尝一尝，我就又觉得我是人了，真正的人类。这真使我兴奋。”

所以她应该是《女性生活》节目里的那类女孩子，她们热衷于拿刀刺膝盖，直到父母把她们抓住，送到医院。虽然听起来很新奇，可是始终教人觉得匪夷所思。

大卫前天给我们布置了作业，今天要小组讨论。“我要你们给你们亲近的人写封信。你们要向他坦诚你们对他及你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感受。”

“安定药”医生给他以前的病人们写了封信，对他拿阿斯匹林冒充安定药道歉；“大黄蜂”写给他母亲，对醉酒驾车使她瘫痪道歉；他还会为他的出生道歉。

我写给皮格海德。

亲爱的皮格海德：

我总是对你冷淡，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是因为我酗酒。我每晚都要喝酒，于是什么都顾不上了。

第二是因为你的病。我不能忍受我跟你亲密无间后，然后眼睁睁看你死去，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保护这一点。

我很少打电话给你，或见你，是因为我现在要趁还容易的时候慢慢远离你。因为至少现在还能和你说话。我想在你还健康的时候慢慢远离你，不想你离开的那一天突然到来时我承受不了打击。

我在预先慢慢分散将来失去你的痛苦，而不是有一天忍受集中的痛苦打击。

我在小组讨论上将我的信读了出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我痛苦万分，几乎喘不过气，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玛丽安将手伸向纸巾盒。

“不，玛丽安，不要。”大卫说。

“哦，好的，我给忘了……我真蠢。”她羞愧地说。

我对她做出“谢谢”的口型，她悄悄地对我笑了笑。我要让她知道，实际上她已经将纸巾递给了我，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接着我清清嗓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说。我惊恐地发现，原来我是这么容易动感情的人。但这样也好，这使我了解了我对皮格海德的情感。

“我，哦……”我又重新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声音颤抖不已，仿佛我正坐在正轰隆隆地甩干衣服的洗衣机顶上，接着我又哭了。在众人面前啜泣很丢人，但是我控制不住，我体内的某个东西仿佛断了似的。我哭了十分钟后，才收拾好心情。

“你没事吧？”大卫问。

我点点头，举起衣袖擦擦眼睛。

他往前斜过身体，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你有心事吧？”

我咬咬嘴里面：“是皮格海德的事。读那封信，你知道……我也说不清楚……可能它使我想到我们的过去。”

我是在一次打性爱热线时认识了皮格海德。那时我刚搬到曼哈顿，除了一张从沃尔玛买的充气橡皮床外，家徒四壁，但是我有一台电话和一本《乡村之音》。《乡村之音》的广告上有个电话——“交友热线”。所以我拨了号码，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我还装出一副英国口音。

你拨通电话，就会被连接到另一个拨电话的人。如果你不喜欢他，你按切断键，然后就会换到另一个人。

通常我会等对方先发话。“你阳具多大？”通常是要问的问题。

我装着英国口音开始发问：“你用什么牌子的牙膏？”

通常我会被切断。只有一次，有个人回答：“佳洁士。”

然后我说：“真的？为什么不用高露洁或格利？”

然后他说：“因为我更喜欢佳洁士的味道。高露洁不是含氟吗？我不知道氟是什么，不过我还是不敢用。”

听了他的话，我哈哈大笑。

“你知道，”他说，“你的英国口音很棒。不过你一笑就露馅了。你还得加强操练。”

我换回我自己的口音，说：“你这个混蛋，你是故意逗我笑的吧？”

他说是的。

“真不错，我很久没这么笑过了。”我说。

他说：“那正是你应该试着改变的地方。你相信你能改变你自己吗？你是那种停滞不前的人吗？”

我说：“我在池塘边长大，所以我知道停滞不前的危险。”

他说这真是好消息。接着他问：“那你为什么不问我的阳具有多大呢？其他人都会问。你不好奇吗？”

我说：“好吧，你阳具多大？”

他说：“果然如此。你果然只是找性，你只对性感兴趣。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打这电话是想找一段严肃健康的关系。”

“你开玩笑吧？”我说。

“我是认真的。”他说。

我们又断断续续聊了一小时，最后他建议我们见个面。“只是喝一杯。”他说。

第二天，我们在市中心世界金融中心的“冬季花园”见了面。我身穿牛仔裤和黄色牛津衫；他穿一套阿玛尼薄套装，小指还戴着一枚戒指。我立刻评头论足道：“当奴•杜林普美国纽约知名房地产商DonaldTrump。才戴那个。”

他听了说：“收回那句话。”

我对他笑了笑，说我不会收回那句话的，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他说：“我想我得喝点酒了，这样我才忍受得了你，不会弃你而去。”

金融中心第一层的院子里有家中国餐馆，里面有只装满桔红色鱼的大鱼缸。我们在鱼缸前面的酒吧台坐了下来。他点了份ABSOLUT伏特加和汤力水加玫瑰青柠汁，我也点了同样一份。我故意装腔作势地说，我们竟然有相同的爱好。真是巧合，我的眼神对他说。我越来越清醒自己正在做什么。

皮格海德是个——好像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睿智的人。他浓黑光滑的头发看上去也是那么舒服，诙谐而有魅力，他身上散发着CK那款“迷惑”香水的味道。

我跟他讲了我的广告生涯，特地强调了我小学后就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是我年少有为。这一般是我向别人炫耀的两件事。我不能谈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或我的青春期，因为这些会让他们听得毛骨悚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不正常的人，尤其在一个投资银行人看来。

皮格海德看看他的金表，说他该走了。

我确定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形式，我们应该直接搬到一起。我刚来纽约，见短识浅，还想像不到像我这样对他有特殊想法的人太多了。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特别之处。一个曼哈顿的英俊银行家从来不缺和我这样的人约会。

在我家里的书柜上，有张我给皮格海德拍的照片。当时他正在试我圣诞节给他买的皮夹克，他身后的镜子里可以看到我在给他拍摄。我头戴滑稽的红色圣诞老人帽，鼻子上架着金边眼镜。在另一张照片里，我在缅因州一个汽车旅馆的游泳池里游泳。我记得是叫“明灯旅馆”。时值秋天，池里的水冰冷刺骨，水面上还漂着桔黄色的树叶，还有甲虫。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公路旅行，那时我们已经相识一年。我记得我们从泳池上来后，回到房间，我冲了个热水澡，然后和他在床上嘻闹。我们在床上整整待了两天，只在晚上，才会去镇上惟一用玻璃杯而不是纸杯装水的那家餐馆吃牛排或意大利面。

回到曼哈顿后的一个晚上，我告诉他：“我想我爱上你了。”当时我们正斜靠在电池花园城露台的栏杆上，看飞机在头顶盘旋。对于纽约人来说，夜晚盘旋的飞机代表着星星，象征着浪漫。

他转过来对着我，说：“我也爱你，奥古斯丁。”接着他又温柔地说，“但是那不是爱情。我对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很抱歉，我没想到我们发展成这样，我不该让我们之间发生性，我不该使你错觉我们之间的关系超过朋友。是我的错。”

我被欺骗了，因为我真的爱他；我被愚弄了，我真想狠狠伤害他，报复他。你总有一天会爱上我的，我想，而那时就会太迟了。

这样又过去了一年。剧烈、饥渴的性交，还有友谊；但是没有浪漫。我得去他的公寓（我的对他来说总是太乱了）；他总是做烤鸡或炖牛肉。我经常看他忙个不停：切菜、搅拌、磨辣椒粉……我会凝视他的手，沉醉地想，我爱这双手。就在这时，我动了一定要离开他的念头，我不会再在乎他对我有没有柔情蜜意了，我要决心离开他了。

我开始约会了。第一次是和提姆，我们维持了三个月；然后是内德，维持了两个星期，然后是朱利安、卡罗斯、艾瑞克……这些人都和皮格海德有相似处，身上都有他的影子。提姆是个银行家，朱利安和卡罗斯长的有点像他；内德长的不像，但他是希腊人，我想，也许这就够了。

一年后，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他。不再是每首歌都能让我想起他，我可以做到不整日整夜想他了，我在想，我是不是该另寻他欢了。

一天晚上，他在车里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楼下见他。那天是星期五，我本打算和吉姆去欧迪恩或农庄酒吧喝酒。“你快下来，现在。”

我爬进他的车里，心情很差。“上帝，你到底怎么了？”我记得我这样问他。可能不全是这几个词，但大意如此。“你得放宽心些，情况没那么糟，只是工作上的事而已，又不是你得艾滋了。”

但是——他检查出HIV阳性。

那天晚上，我在他家里过了夜。我抱着他，跟他表示我不在乎这个。我想让他知道，即使治不好，也还是有希望，一种强大的希望，一种因为热烈渴求而不放弃的希望。

就在那个晚上，他告诉我他其实很爱我——不是友谊，是爱情。

但当时他的话给我的感觉是，他只是出于害怕才这么说，他只是害怕自己失去一切，他根本不爱我。我更下定决心要彻底离开他，只做他的朋友，我不想受那病毒所累。我恨他，我恨他我千辛万苦地摆脱他后，他却在得了绝症后突然说爱我。他是让我如此于心不忍，他又是那么伤透我的心，他这个混蛋！

所以，现在我成了他的普通朋友，我想我已经摆脱他了。但是，很显然，我并没有完全康复，我还是心猿意马。

我从戒瘾病房里放了出来，离开了那张彩虹脚印海报，搬进一间正对男士淋浴间的普通房，我的新室友是“安定药医生”和大鲍比。我已经很轻易地适应了这里的日常生活，就像劳动营的工人一样。早间和晚间的宣证会（我是有价值的人！！）四四方方地立在我的面前，就像这座酒鬼学院里每天紧张学习生活中的劣质压书器。

这里的日子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因为只要在这里待上四天，你就能尝遍这里的所有课程，接下来只消日复一日地重复了，就像电影《土拨鼠日》一样——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最近小组里来了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我女朋友一拿剃须刀片割我的腿，我就能到高潮。我经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人类，我只是一些动物的外壳什么的。但是当她割我时，我看到自己流血，我拿手指沾一点尝一尝，我就又觉得我是人了，真正的人类。这真使我兴奋。”

所以她应该是《女性生活》节目里的那类女孩子，她们热衷于拿刀刺膝盖，直到父母把她们抓住，送到医院。虽然听起来很新奇，可是始终教人觉得匪夷所思。

大卫前天给我们布置了作业，今天要小组讨论。“我要你们给你们亲近的人写封信。你们要向他坦诚你们对他及你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感受。”

“安定药”医生给他以前的病人们写了封信，对他拿阿斯匹林冒充安定药道歉；“大黄蜂”写给他母亲，对醉酒驾车使她瘫痪道歉；他还会为他的出生道歉。

我写给皮格海德。

亲爱的皮格海德：

我总是对你冷淡，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是因为我酗酒。我每晚都要喝酒，于是什么都顾不上了。

第二是因为你的病。我不能忍受我跟你亲密无间后，然后眼睁睁看你死去，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保护这一点。

我很少打电话给你，或见你，是因为我现在要趁还容易的时候慢慢远离你。因为至少现在还能和你说话。我想在你还健康的时候慢慢远离你，不想你离开的那一天突然到来时我承受不了打击。

我在预先慢慢分散将来失去你的痛苦，而不是有一天忍受集中的痛苦打击。

我在小组讨论上将我的信读了出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我痛苦万分，几乎喘不过气，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玛丽安将手伸向纸巾盒。

“不，玛丽安，不要。”大卫说。

“哦，好的，我给忘了……我真蠢。”她羞愧地说。

我对她做出“谢谢”的口型，她悄悄地对我笑了笑。我要让她知道，实际上她已经将纸巾递给了我，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接着我清清嗓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说。我惊恐地发现，原来我是这么容易动感情的人。但这样也好，这使我了解了我对皮格海德的情感。

“我，哦……”我又重新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声音颤抖不已，仿佛我正坐在正轰隆隆地甩干衣服的洗衣机顶上，接着我又哭了。在众人面前啜泣很丢人，但是我控制不住，我体内的某个东西仿佛断了似的。我哭了十分钟后，才收拾好心情。

“你没事吧？”大卫问。

我点点头，举起衣袖擦擦眼睛。

他往前斜过身体，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你有心事吧？”

我咬咬嘴里面：“是皮格海德的事。读那封信，你知道……我也说不清楚……可能它使我想到我们的过去。”

我是在一次打性爱热线时认识了皮格海德。那时我刚搬到曼哈顿，除了一张从沃尔玛买的充气橡皮床外，家徒四壁，但是我有一台电话和一本《乡村之音》。《乡村之音》的广告上有个电话——“交友热线”。所以我拨了号码，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我还装出一副英国口音。

你拨通电话，就会被连接到另一个拨电话的人。如果你不喜欢他，你按切断键，然后就会换到另一个人。

通常我会等对方先发话。“你阳具多大？”通常是要问的问题。

我装着英国口音开始发问：“你用什么牌子的牙膏？”

通常我会被切断。只有一次，有个人回答：“佳洁士。”

然后我说：“真的？为什么不用高露洁或格利？”

然后他说：“因为我更喜欢佳洁士的味道。高露洁不是含氟吗？我不知道氟是什么，不过我还是不敢用。”

听了他的话，我哈哈大笑。

“你知道，”他说，“你的英国口音很棒。不过你一笑就露馅了。你还得加强操练。”

我换回我自己的口音，说：“你这个混蛋，你是故意逗我笑的吧？”

他说是的。

“真不错，我很久没这么笑过了。”我说。

他说：“那正是你应该试着改变的地方。你相信你能改变你自己吗？你是那种停滞不前的人吗？”

我说：“我在池塘边长大，所以我知道停滞不前的危险。”

他说这真是好消息。接着他问：“那你为什么不问我的阳具有多大呢？其他人都会问。你不好奇吗？”

我说：“好吧，你阳具多大？”

他说：“果然如此。你果然只是找性，你只对性感兴趣。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打这电话是想找一段严肃健康的关系。”

“你开玩笑吧？”我说。

“我是认真的。”他说。

我们又断断续续聊了一小时，最后他建议我们见个面。“只是喝一杯。”他说。

第二天，我们在市中心世界金融中心的“冬季花园”见了面。我身穿牛仔裤和黄色牛津衫；他穿一套阿玛尼薄套装，小指还戴着一枚戒指。我立刻评头论足道：“当奴•杜林普美国纽约知名房地产商DonaldTrump。才戴那个。”

他听了说：“收回那句话。”

我对他笑了笑，说我不会收回那句话的，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他说：“我想我得喝点酒了，这样我才忍受得了你，不会弃你而去。”

金融中心第一层的院子里有家中国餐馆，里面有只装满桔红色鱼的大鱼缸。我们在鱼缸前面的酒吧台坐了下来。他点了份ABSOLUT伏特加和汤力水加玫瑰青柠汁，我也点了同样一份。我故意装腔作势地说，我们竟然有相同的爱好。真是巧合，我的眼神对他说。我越来越清醒自己正在做什么。

皮格海德是个——好像没有其他词可以形容——睿智的人。他浓黑光滑的头发看上去也是那么舒服，诙谐而有魅力，他身上散发着CK那款“迷惑”香水的味道。

我跟他讲了我的广告生涯，特地强调了我小学后就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是我年少有为。这一般是我向别人炫耀的两件事。我不能谈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或我的青春期，因为这些会让他们听得毛骨悚然。他们会认为我是个不正常的人，尤其在一个投资银行人看来。

皮格海德看看他的金表，说他该走了。

我确定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形式，我们应该直接搬到一起。我刚来纽约，见短识浅，还想像不到像我这样对他有特殊想法的人太多了。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特别之处。一个曼哈顿的英俊银行家从来不缺和我这样的人约会。

在我家里的书柜上，有张我给皮格海德拍的照片。当时他正在试我圣诞节给他买的皮夹克，他身后的镜子里可以看到我在给他拍摄。我头戴滑稽的红色圣诞老人帽，鼻子上架着金边眼镜。在另一张照片里，我在缅因州一个汽车旅馆的游泳池里游泳。我记得是叫“明灯旅馆”。时值秋天，池里的水冰冷刺骨，水面上还漂着桔黄色的树叶，还有甲虫。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公路旅行，那时我们已经相识一年。我记得我们从泳池上来后，回到房间，我冲了个热水澡，然后和他在床上嘻闹。我们在床上整整待了两天，只在晚上，才会去镇上惟一用玻璃杯而不是纸杯装水的那家餐馆吃牛排或意大利面。

回到曼哈顿后的一个晚上，我告诉他：“我想我爱上你了。”当时我们正斜靠在电池花园城露台的栏杆上，看飞机在头顶盘旋。对于纽约人来说，夜晚盘旋的飞机代表着星星，象征着浪漫。

他转过来对着我，说：“我也爱你，奥古斯丁。”接着他又温柔地说，“但是那不是爱情。我对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很抱歉，我没想到我们发展成这样，我不该让我们之间发生性，我不该使你错觉我们之间的关系超过朋友。是我的错。”

我被欺骗了，因为我真的爱他；我被愚弄了，我真想狠狠伤害他，报复他。你总有一天会爱上我的，我想，而那时就会太迟了。

这样又过去了一年。剧烈、饥渴的性交，还有友谊；但是没有浪漫。我得去他的公寓（我的对他来说总是太乱了）；他总是做烤鸡或炖牛肉。我经常看他忙个不停：切菜、搅拌、磨辣椒粉……我会凝视他的手，沉醉地想，我爱这双手。就在这时，我动了一定要离开他的念头，我不会再在乎他对我有没有柔情蜜意了，我要决心离开他了。

我开始约会了。第一次是和提姆，我们维持了三个月；然后是内德，维持了两个星期，然后是朱利安、卡罗斯、艾瑞克……这些人都和皮格海德有相似处，身上都有他的影子。提姆是个银行家，朱利安和卡罗斯长的有点像他；内德长的不像，但他是希腊人，我想，也许这就够了。

一年后，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他。不再是每首歌都能让我想起他，我可以做到不整日整夜想他了，我在想，我是不是该另寻他欢了。

一天晚上，他在车里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楼下见他。那天是星期五，我本打算和吉姆去欧迪恩或农庄酒吧喝酒。“你快下来，现在。”

我爬进他的车里，心情很差。“上帝，你到底怎么了？”我记得我这样问他。可能不全是这几个词，但大意如此。“你得放宽心些，情况没那么糟，只是工作上的事而已，又不是你得艾滋了。”

但是——他检查出HIV阳性。

那天晚上，我在他家里过了夜。我抱着他，跟他表示我不在乎这个。我想让他知道，即使治不好，也还是有希望，一种强大的希望，一种因为热烈渴求而不放弃的希望。

就在那个晚上，他告诉我他其实很爱我——不是友谊，是爱情。

但当时他的话给我的感觉是，他只是出于害怕才这么说，他只是害怕自己失去一切，他根本不爱我。我更下定决心要彻底离开他，只做他的朋友，我不想受那病毒所累。我恨他，我恨他我千辛万苦地摆脱他后，他却在得了绝症后突然说爱我。他是让我如此于心不忍，他又是那么伤透我的心，他这个混蛋！

所以，现在我成了他的普通朋友，我想我已经摆脱他了。但是，很显然，我并没有完全康复，我还是心猿意马。

今天是二十号。在这里日子已经没有了名字，只剩下编号，显示我已经多久没喝酒的编号。我听到传言，说匿名酗酒者会议里现在有人已经数他未喝酒的日子，数到以年计了。所以这意味着，除了包括换工作换朋友在内的生活调整以外，我现在还得建立一个不同标准的日历来生活，比如中国的农历。所以今天，二十号，也许就是十九。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个新人进来了。

我那时正坐在交谈区，读着上星期的地区报纸，享受我难得的半小时的自由时光。这时一个新人走进来，坐在护士台那装铁丝网的玻璃窗户后面；我坐在我当初进来登记时的同一张椅子上。他一脸痛苦，脸上扭曲成一层恐惧焦急的硬壳。他应该很英俊，但是现在已经面目模糊了。

他到达时已近八点钟了，所以他在这里的首次露面应该是晚上的宣证会——那首毛绒动物歌和那段“移交仪式”。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看好戏了。

我读完了报纸，然后去卫生间撒尿。出来时，我看见他站在摆着咖啡机和为病人准备的草药茶的咖啡桌旁，紧张地拨弄着一只塑料杯，等着新鲜咖啡出来。

“欢迎来到地狱。”我说，也拿起一只杯子，放了一只酸果蔓茶包进去。

他紧张地看着我，仿佛我背后藏着把枪。

“哦，你好！我叫海丁。”他是个英国人。

“我叫奥古斯丁。”

“请你原谅，我现在情绪不佳。我太累了，而且来这里让我觉得很痛苦，我真不敢相信我来这里了。事实上，我不相信我还活着。”

“我理解这种感受。”

“你从哪来？”他问。

“曼哈顿。”我说。我没说我来自纽约，因为我不想让一个来自伦敦的人认为我住在乡下。

“哦，真的吗？”他眼睛一亮，“我也从那儿来。”然后他又顿了顿，“是的，曾属于那儿，我来这里前公寓没了。所以等我离开这时，我也许得回伦顿和我父母待一阵子。”

咖啡好了，他倒了满满一杯。一个宁可喝劣质咖啡也不喝茶的英国人，我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了。我们参加宣证会前还有二十分钟，所以我问：“你想出去走走吗？呼吸点新鲜空气？”

“好主意。”

我们走出去，来到后院。我们最远只许走到那条小河边上，大概一百尺。但是我们没走那么远，我们在破烂的旧野餐桌旁坐下来。抬头看星星时，我发现自己有点想家了——星星使我想起了那些摩天大楼里的灯光。

“你怎么会丢掉你房子呢？发生什么事了？”

他呷了口咖啡，叹了口气。“老实说，我丢了它是因为我吸可卡因。我把钱都花在吸毒上，已经七个月没交房租了，结果我被赶了出来。来这儿前，我住在我朋友家，条件是马上要戒毒。但是……我戒不掉，所以那个朋友和其他朋友逼我来这里。”

“他们逼你？”我问。

“嗯。他们威胁说要向移民局报告。要知道我在这个国家非法待了七年，他们说如果我不来这儿，我就会被驱逐出境。”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想。要么来这儿，要么被丢掉那份轻松高薪的工作。

“那么，是吸毒，不是酗酒了？”

“不，也酗酒。”他看上去像个犯错的小孩，一个三十出头的犯错的小孩。

“那么一言以蔽之，你是一个刚从纽约公寓被赶出来的英国非法吸毒酗酒犯。”我说。

他顽皮地笑了笑：“没错，这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句话。”

从我所在的位置，我很容易就看见房子里人们开始排队上楼，我瞥见了一只毛软软的蓝耳朵。“哦，该去参加宣证了。做好准备，有你想不到的事呢。”

他警惕地看着我。

我们走过去加入了他们，海丁坐到了对面，宣证会还和以前一样索然无味。

“我要感谢莎拉今天在小组讨论时对我的拥抱。”

“我要感谢小组接受我。”

“我要感谢保罗煮了一壶新咖啡。”

孕妇保罗还在一如既往地盯着窗户里的人影看。他看似身在这里，其实从来未在这里。就像他自己怀孕了，但生孩子仿佛遥遥无期一样。

到了唱动物歌的时间，我使劲压住邪恶的笑容，静观其变。

那两只毛动物果然被扔到海丁腿上时，海丁立刻站起来，冲出房间，冲下楼。众人看着他的空椅子，面面相觑。

这时顾问说话了：“好吧各位，我们继续，继续完成宣誓。”

活动结束后，我特意慢慢地走过护士台，回房间。护士台的门关着，海丁正站在那儿和两个顾问谈话，他手势夸张，他看上去暴跳如雷。那两只动物正坐在一张桌子上，像被没收的证据。

“安定药医生”走进我们房间，砰地躺到床上。“好像我们的新朋友不喜欢这里的第一小时嘛。”他顽皮地笑。

“我也想不通。”我说。

“确实很尴尬。”他补充道，拿起他的《当代心理学》。

我想对他说些什么，但不知如何开口。“你真认为你会丢掉你的执照吗？”

他从杂志里抬起头，吸了口气，慢慢地说：“真有可能。”

他的话让我焦灼不安起来。如果我回去后他们还是会开除我呢？他们会易如反掌地说，没有我他们也干得很好。然后立刻传言四起，结果没有其他广告代理会要我了。

我坐在床边，想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什么迹象，但是这种事既然能发生在一个医生，一个“黄蜂”，一个航空服务员上，那也同样会发生在我身上。

过了一会儿，大鲍比走进来，坐到床上。“哎，你们认为护士台里那个家伙会怎么样呢？”

我埋在我的笔记本里（我此刻正在上面乱写一气），头也不抬地说：“那些该死的动物！他可能被它们吓坏了。”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我会写字前，我有一台蓝色的录音机，我会像对老朋友一样对它倾吐心事。

“呵，那真是太糟了。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他的胃咕咕响了一声。“要我从厨房给你们带点什么吗？”他问。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海丁跟我说起他昨夜在护士台里的争论。“我气坏了。我跟他们说：‘我可经不起你们这样的折腾。’我说我是真心实意要戒掉毒戒掉酒的，我还以为这会是个专业的复原院，没想到是这么个滑稽幼稚的地方。”

我正往吐司上抹黄油，吐司突然断成两半。“我不是指责你，一点没有。我和你感觉一模一样。”我想起我来这里后的心路历程，我渐渐发现这里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确实是慢慢有点意思了。”我想起穿着大花衣服的雷，“你再等几天看看。”

“最好是这样。”他气呼呼地说，我忍俊不禁，咬着嘴才没笑出来。海丁至多五尺二高，但似乎他没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似乎觉得自己是六尺高，二百多磅重。他总觉得自己很伟岸，气势凌人。

“这些很好吃。”他指着那些回锅炒蛋说，而我盘子里的那份我一动未动。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瘦了快十磅了，饿得有点眼冒金星了。“你从伦敦来，所以……”

他大笑：“确实是这样的，这比我妈妈做的还好吃。”

我做了个鬼脸。“你们吃那种撒在吐司上的恶心的东西？叫什么来着？”

他眼睛一亮：“蔬菜酱！哦是的，我喜欢！”

“那今天的晚饭你一定也会喜欢了。”我胸有成竹地说。

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和海丁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坐在防火双人沙发上，躲进我们自己的舒适世界；我们彼此交换各自不堪回首的放荡生活；我们意犹未尽地对其他病人评头论足。事无巨细，什么都谈。我们看到一个女同性恋用指甲钳修刘海时，就兴奋不已。我们一致认定她在跟自己做剧烈的思想斗争，很快就要故态复萌了。

我想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有了如此亲近的朋友。

和海丁在一起的时间过得飞快，我已经不再看钟了。这是一种六七岁时才会容易建立起的友谊。你让一个小朋友荡你的秋千，然后他就成了你最好的朋友。突然之间，你不再在乎你讨厌数学，因为你有人和你一起讨厌了，放学后你们还会一起玩耍。你从来不会心存疑虑，你从来不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和他待一起的时间太多了？我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

接着你长了阴毛，于是每件事开始变了——阴毛意味着你堕落的开始。从那以后你又开始上中学、大学，然后工作。在你参加工作的时候，你已经不再冰清玉洁了。你不再像你拿袖子擦鼻子的时代那样，心无城府地交朋友了。

不过，似乎进复原院后事情可以有例外。

海丁和我也谈到了这些。我们都对我们之间年纪一大把了竟然还有这种友谊惊叹不已。“而且有趣的是，”他说，“我们不是在酒吧里喝醉了才这样。”

这是真的。坐在酒吧里喝酒时通常很容易和某个陌生人迅速建立关系，但是通常这种关系到早上四点酒吧关门或早上你们发现你们睡在一起时就无疾而终了。

但是和海丁，这种关系一直持续着。我忍不住想，也许是因为复原院有某种魔力。我们从这出去后还会继续是朋友吗？我希望能这样。我想要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像玛丽和罗达一样隔层而居。海丁让我觉得相逢恨晚，所以我们更该把握良缘，住在一起。

我在复原院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和海丁在健身房里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乒乓球桌，它被压在一堆箱子后面，所以我们一直没注意到它。

“你想打？”他问。

“当然。”自从小时候我祖父在一个圣诞节送我们一张巨大的绿色折叠乒乓球桌后，我就一直没打过。我父母受不了这个，他们一直把它扔在地下室里，靠在加热器边上的墙上。但是后来我发现，你只打开桌子的一边，然后以一个正确角度竖起来，你就能把球击到对面那边桌上，和自己对打。我打得不错，但是和自己做对手太枯燥乏味了。

在一连没接到三个球后，我终于能够把球打过去了，我脑子里的乒乓细胞也活跃起来了。我们打得有条不紊。“你怎么打这么好？”我一边弯腰捡球一边问。

“哦，我父亲教的。我们以前经常一起打。”

“你也不赖。”当我们成功相持不下达一分钟后，海丁说。

“那是因为我擅长把东西从我眼前推走。”

我们一声不吭，又打了几分钟，全神贯注地打着。

他举起球，问：“你想发球吗？”

“不，你发。”

他把球抽过来，我又抽回去——我很擅长这个。如果没其他事，我想没准我走时还练了一手好乒乓，没准还能和某个中国人一决高下。

“我真的会想你的。”他突然对我说。

三天后，我将离开这里。看上去真有点不可思议，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了。想像一下，我现在还学了门“手艺”。我没准还可以靠它吃饭，就像上周雷给我的那张纸的手艺。

那张纸上列了二十张形态各异的脸，用简单的黑线画出不同的表情。每张脸下都有标题说明：高兴、难过、嫉妒、生气、迷惑和恐惧……“如果你想知道你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感受，你就拿出这张图，找到那张与你情绪吻合的脸。”所以实际上这是本酒鬼—正常人词典。我发现我已经每天把这张纸揣在我牛仔裤的前兜里了，每次有需要时都看一下。每次吃午饭时站在集合线外，我都好会打开这张图，找到我当时的表情。我找到那张脸，是厌恶。

“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我说，“我害怕我已经被制度化了，害怕我下半辈子要和这班恶心的酒鬼纠缠不清了。就像我怎么也脱离不了的大家庭，恐怕再也不能适应外面的世界了。”

海丁没接到球。“该死，”他叫道，“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就从来不想离开这儿。”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我说。这里至少很安全，我想时间一长，我就能习惯这里的鱼饼三明治和油布地板；外面的人不会再搭理我了，我会孤苦无依，我想最后我还是会回到这里的。

“不，你做好准备了。”他说。

“何以见得？你有什么根据？”

“因为我第一次见你，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是个酒鬼。我想你可能只是有时喝得有点多而已。”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现在我相信你确实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酒鬼。”

“那意味着我该留下来才对。”难道真的这样？我已经更糟了？

“不，相反，”海丁说，把球举到空中，像要敬酒似的，“那意味着，我亲爱的孩子，你更真实、更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