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飞机去明尼苏达州，届时会有人接机。当飞机在等待航线上盘旋时，我不禁浮想联翩，我想像着接机人的模样。那名行政人员没在电话里描述那个人的长相。“会是一名助理人员，我也不确定会是谁。他们会认出你的，放心。”

我好奇他们怎么会认出我。难道酒鬼们能自动散发出某种台克利酒香，以此作为跟其他酒鬼接头的暗号吗？

我想像应该会是一个老人。他蓄着弗洛伊德式的胡子，一副父亲的形象。他会有一双精明的、在跟酒精搏斗中千锤百炼出来的眼睛。经过多年的内在修炼和节制，他的眼睛显得更加慈善。他一定博览群书，没准在车里能跟我背些《易经》里的句子。

飞机准备着陆时，开始左右摇晃起来，我想他们会称之为穿风着陆。首先飞机的一只机翼会撞到停机坪，那侧的发动机就会爆炸；接着另一边也会撞到，也会爆炸。火球将会沿着跑道呼啸而下。飞机的残骸一路散落，直到越过机场冲到旷野里才停下来。它们继续闷闷地燃烧，直到面目全非。

飞机撞得很厉害，弹回到空气中，又撞。开始时这竟然让我感觉到一阵解脱。但是很快就被强烈的恐惧感替代了。

到了机场，我努力摆出一副来自纽约的样子，以便接机的人能尽快认出我。虽然天色昏暗，但我还是戴着太阳墨镜，好遮住我充血红肿的眼睛。我尽力不去看别人，我装出我是在哥谭镇酒吧，因为面对一群一成不变的模特和演员而面露倦色。我站在行李索询台边，脚底下放着我鼓鼓的行李包。这些包曾经跟着我环游世界拍广告，而现在却要跟我去复原院。我辜负了它们。

我等了十分钟。每个人在我眼中都变得可疑，都像是在找人。

我决定收起纽约的那一套，尽力让自己变成个濒临住院的人。我紧张地跺着脚，我咬着嘴唇，焦灼地环顾四周。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就地而坐，浑身打摆子，直到有个人抱住我说：“好了，我来了，我来了，跟我去院里吧。”

我又等了四分钟。在缉毒警犬注意到我之前，我得离开这里。真是难以置信，我的行李包在储藏室里放了一年，竟然还一尘不染。

我提起包，背到肩上，挤出电动门，来到出租车等候区。司机问我去哪，我把复原院的地址给了他。我一声不吭，始终没说医院的名字。我没有说：“普瑞德……你知道吗？就是德卢斯的那家‘同志’复原中心。对了，我叫奥古斯丁，我是个酒鬼……”

我说不出口。我只是把地址给了他：德卢斯北街3131号。

司机想都没想，就直接踩油门出了机场大门，上了州际公路。这让我有点郁闷，他好像很清楚他要去哪儿。他识趣似的什么都没说，这让我舒服了很多。

“今天又载了个酒鬼。”他一定会在回家后，在晚餐桌上一边吃蜂蜜火腿和圆齿土豆，一边对他的妻子说。他还会摇摇头，对他儿子说：“儿子，这个人是不是很可怕？”

当明尼苏达州土褐色、单调的景色绵延不绝地从窗前闪过时，我竭尽全力地想像复原院的样子。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播放复原院指南的磁带。我最喜欢的是这段：远离尘嚣的富兰克•赖特式建筑，由整齐优雅的黄杨木环绕而成；建筑的内部当然是杨•施拉格式的；充裕的房间，充沛的阳光，结实的床垫，和三百织的白色埃及棉床单……还有一只床头几（也许是桦树木做的，还有层镀锌钢面），上面摆着专为酗酒人调制的鸡汤和柠檬冰水。

我还联想到光洁可鉴的油布地板（既然这种病房化的细节我都已经想到了，所以我想我尽可以更天马行空地进一步发挥）。我想护士们不会穿白涤伦，那样太清一色，太模板化了；她们也许会穿量身定做的麻制工作服。当她们站在俯瞰百合花池的落地窗旁时，我将能将她们那被照映出的修长的腿一览无余。

我想，那还会有个大泳池。我会容忍它里面严重的氯味，我会体谅这一点的，毕竟那是家医院。

我想，在现代化装备的健身馆里还会有专门的游泳训练，到时我一定会将我腹部囤积的赘肉全减掉。

我想，我每天的饮食将会被严格要求和限制，估计会是蒸当地鲑鱼和时令蔬菜，他们还会有杏仁蛋白糖草莓甜品，但我会礼貌地拒绝这些的。

然而当平原的景色渐渐被工业园区替代时，我开始焦灼不安起来，映入眼帘的是我前所未见的停满小型货车的停车场。我脑子里像放电影样的想像戛然而止。

郁郁葱葱的景色去哪了？游满稀有的日本金鱼的池塘去哪了？还有那些蜿蜒曲折的散步小径呢？

出租车向左拐进少女巷，医院应该就在巷角处。但我看到的是耸立于一片工业建筑中的皮尔斯贝里工厂仓库。穿过皮尔斯贝里（还有它在草坪上的“面团宝宝”），是座褐色的70年代的办公楼，楼檐上的招牌已不翼而飞，草坪已经被人踏平，草坪前方的一个标牌上的字母已经残缺不全——上面现在还剩：POUINSTE。

缺胳膊少腿的标牌通常是不祥之兆。记得小时候，当地有一家杂货店的“PriceChopper"少了个“e”，而且“PricChopper"的图标正好是一个男人挥着斧子。这是一种诡异的要阉割的姿势。这深深刺激了当时十二岁的我。

哦，我的天！

楼内一派繁忙景象，有种乡下诊所的氛围：一个接待员手举两个话筒，正对着其中一个讲；两个人隔着张椅子坐着，读过期报纸；一棵巨大的假垂叶榕在窗角若隐若现，垂着它灰尘仆仆的叶子。

“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接待员问。那是一个有一头像老鼠毛一样短发的、没有下巴的二十几岁的女人，她还长着水泡眼、水泡鼻和水泡牙齿。我告诉她我是来登记的，她友善地看着我，仿佛我是来漂白牙齿的。“请坐一会儿，马上就有人过来。”

我能感到我的耳朵在充血跳动，我的脸直发烧。顷刻之间，所有的影像就要成真。

我现在就可以走，我可以说：“我有东西落在出租车上了……”然后我就掉头走回停车场。我走完十五尺，安全以后，就可以夺路狂奔。回到纽约后我可以跟每个人说：“我在飞机上顿悟了，我彻底想通了……心理上完全想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会看见我喝酒了。”

这个时候一个女人朝我走来。

“嗨……”她像唱歌一样朝我走来，“你肯定就是奥古斯丁了，我是佩吉，跟我来。”这个女人身材很矮，但是不合比例地宽，而且她一身白涤伦装。她还有一头过肩的金色卷发，但是靠发根处却很黑，几乎占了整把头发的一半长。她喋喋不休地对我说着话，但是我已经晕得听不进去了。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已经不小心掉进了宇宙间的虫洞里，莫名其妙地跌进了某种严酷的生活。

我被她领着兜兜转转地走下了一段楼梯，再往左拐，穿过一扇门，最后我发现自己突然进了一条长走廊。走廊两边都是房间，门都开着。我一边走，一边偷偷朝房里看。这很容易，因为每间房都被屋顶的荧光灯照得透亮。我注意到每间房有三张床，我还闻到空气里飘着一股模模糊糊的消毒剂和婴儿粉的味道。有些人坐在床上，无所事事而茫然地朝走廊里。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禁用梳子。一个男人一边啃指甲一边惊恐地看着我，他花白的头发乱作一团。

这时一个身穿蓝色医院长袍的老人从我们面前穿过，老态龙钟的脸憔悴不堪，背开了个很大的口子，线头耷拉着。他深陷的双颊让我禁不住往后退。

这里简直是糟透了！

我像心理助产似地深呼吸了口气，但是突然想起来这里的空气里全是细菌，于是又赶快憋住嘴。为了随时监控现在濒临恶化的形势，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佩吉。她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她的鞋跟已经磨得又细又糙——她似乎随时都会倒向左边。这是不是意味着她要经常走路，经常由于突发情况而跑动？是突袭、还是逃跑？

她领着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四张灰色钢桌子和许多灰色的钢档案柜，房间一侧是宽达一整面墙的窗户，窗户俯瞰着住院区，那扇窗户装有网状护网，结实得能经得起一张双人沙发砸击。

佩吉把我领到一张桌子后面的女人前，说：“苏，这是纽约来的奥古斯丁，他是来报到的。”

苏从她的案头工作中抬起头，朝我微笑。她友好而精明的脸立刻触动了我，她看上去像是那种能理解我为什么终将不会在这住下的人。

“请稍等片刻，奥古斯汀。”她念错了我的名字。她忙着把一叠文件堆到另一叠上面，然后端起一只彩杯，呷了一口咖啡。那只咖啡杯上活泼地写着：勇往直前，天天快乐！

“好了么，你是奥古斯汀？”她冷不丁地把注意力全集中到我这里，她的脸上一副我能有何效劳的表情，但是眼睛却在说：“你等着吧，马上就轮到你了。”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只好开口：“是的，我是奥古斯丁。”我似是而非地纠正了她对我名字的发音。这是我第一次主被动不明、意识不清的行为，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

她问我在机场是不是一切顺利。我告诉她说我是打车来的，她听后一脸惊诧。

“但是桃瑞丝该去接你的！”她皱皱眉，看向电话。“你等了多长时间？”她想问个仔细。

想想还是不要为这个叫桃瑞丝的找麻烦，我使出浑身解数，装作自然地撒了谎：“哦，我没有等。我还以为我得自己过来，所以就打了车。”接下来我说了实话：“这里的出租车比纽约便宜多了，真不错。”我喜气洋洋地笑着，仿佛我刚在Fortunoff店里将一副红宝石袖链据为己有。

她看着我，似乎看了很长时间。这使我不禁想，我是不是一口酒气，我好像忘了用清新剂了。

“那么，好吧，我们登记一下，把你安顿下来。”在我来得及说我已改变主意前，她把一叠表格塞给了我，还给我照了张快照（说这是法律程序），她还说我的行李得要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古龙水、漱口水……任何含酒精的东西。”

“古龙水？”我疑惑不解地问。

“哦，你可能会很惊讶，”她说，“不过，你怎么也想不到那些酒鬼在这用什么偷偷喝酒。”

我这才明白过来，不过我可永远不会喝古龙水，所以从这点上说，我还根本谈不上是个酒鬼。我实际上是来错了地方，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为那些十恶不赦、连古龙水都喝的酒鬼们准备的，而不是为像我这样只是错过了全球品牌会议的普通饮酒爱好者。我拼命张开嘴，正要说些什么，她突然站起来，拿起我的包说：“我把这些拿到你房间，在你填表时让人检查一下，如何？”

这显然不是询问，而是命令，不需要我回答。我垂头丧气，无能为力，仿佛在被一种与我的意志相悖的无形的力量推着走，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虚弱无力。

我看着眼前的文件：保险表、申明、近亲状况和我的签名栏等等。我的笔迹潦草混乱。我每次签名时，笔迹都不同，我好像是个冒名顶替者，仿佛总有股疯狂的神力控制着奥古斯丁的身体，而它现在正恣意妄为地支配着他签名住入一家复原中心。

真正的奥古斯丁绝对不愿意这么做，真正的奥古斯丁会说：“能不能给我一杯血玛丽再来一点TABASCO……再把账单拿给我。”

我填完了表格，目光落在了前方窗下的档案柜上。它的顶上放着一只一次性铝制蛋糕盘，盘里盛着一块超市里卖的那种生日蛋糕，但现在已经是杯盘狼藉了——一块残缺不全的覆盖着一层艳红色和蓝色糖霜、绿色喷粉的蛋黄色松糕，它看上去像是被急匆匆食客啃了好几口；又仿佛护士们在紧急事件调解间隙，抽空疯狂冲回这个房间，使劲挖几口蛋糕塞到嘴里，然后再跑回去，把那个兴风作浪的病人捆到电击治疗仪上。我想那个治疗仪就在外面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

于是我暗暗留心佩吉的制服和下巴，看有没有糖霜的痕迹。

这时苏突然出现在房间：“你包里很干净，没有那些东西。你的表格填好了？”

“应该好了。”我温顺地说。

她瞥了表格一眼：“看上去不错。我们去你房间收拾一下吧，跟我来。”

我跟着她走了大约十五尺——我的房间就在护士台的对面，这是间“戒瘾病房”。我被告知我将在里面待七十二小时，然后再搬到一间长期病房去。这个楼层基本是V型结构，一条走廊住男人，另一条住女人，两条走廊的交汇处就是护士台。护士台有一扇配有护网的窗户，窗户俯瞰交谈区，交谈区有三张沙发和形态各异的椅子及一张大咖啡桌。家具是重木板条风格，盖着一层工业花格子呢布。家具的设计谈不上好，只是看上去很牢固。很显然扬•施拉格IanSchragerr，精品饭店的鼻祖。和它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是扬•施拉格的话，他肯定会看一眼就掉头而走的，他会在钻进他那辆阿斯顿—马丁富兰特轿车时说，把这房子浇上汽油，烧了，我怎么可能设计出这种房子。

我的房间和其他的一样，也是三张单人床。

“我们到了，亲爱的。”苏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条折起来的白色厚绒布毛巾。毛巾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蓝色的圣经模样的书，书名叫《匿名酗酒者》。她又递给我一双纸拖鞋。“我给你五分钟收拾一下，然后我们开始。”她离开时说，“哦，顺便说一下，这房间的门得一直开着，一直。”她声音里暗藏威胁。接着她又扬起嗓子，愉快地说：“待会儿见。”

我脱下身上的皮夹克，将它挂到水槽上方镜子旁的钩子上，随后坐到床上。床单薄如纸，散发着漂白剂的味道。不是“新雨”，也不是“柠檬夏天”牌漂白剂，是那种不折不扣的医院专用漂白剂。我的床头悬挂着一幅框好的打印画。画中彩虹悬于半空，彩虹下一片沙地，沙地里有只脚印。脚印下印着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站起身，朝窗外看去，窗外就是这家医院后院的地面。地面上的野餐桌灰尘仆仆，地面上烟头遍地。极目望去，我还能看到一条小河，更远处是更多的工业园区。

伊莉莎白•泰勒肯定不愿意死在这里！

我注意到房间里的另外两张床没有铺，一张床底下胡乱地塞着行李。真是无可挑剔啊。我有一个室友，并且随时面临有第二个的威胁。

“好了吗？”苏在我门口说。

我吓了一跳，转过身。

“都收拾好了？”

我点点头，我好像成了哑巴。

苏把我领到空无一人的交谈区。她解释说，其他的病人正在楼上小组活动，他们十分钟后就会下来，然后到自助餐厅吃午饭。

她指向一处貌似机场酒吧的地方，旁边是一张折叠椅。你可能会在弗雷斯诺机场的凯蒂•豪克休闲吧看到类似的地方，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独立的护士台。

护士佩吉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一身惨白的装束使我一阵头晕。当她让我卷起袖子，给我量血压时，她笑得很不自然。当我卷袖子时，她把一只电子体温计插到我嘴里。她看着我，微笑了起来。体温计哔哔作响时她把它抽了出来。接下来，她把血压测量包裹到我胳膊上，不停地挤。她松开手，皱起眉头。

“嗯……好像有点高，我再测一次好吧？这次我要你帮我点忙。你靠后坐，眼睛闭上，放松，尽力想一些平静的事。”

我想到了一杯冰马提尼，杯中漂着一片橄榄叶。液体温柔地颤动，似泼不泼地漫过杯沿。

她又测了一次。

她一边把测压器折起来放回口袋，一边说我的血压非常高。“我会给你利眠宁做镇定用，我们不希望戒酒给你带来生理刺激，那会很危险，到时我们必须得用救护车把你送到圣•朱迪的急救室去。”

我目送她离开，去拿那药丸，我的血压一下蹿得更高。

于是我想，在这等一会儿？等利眠宁，这种被称为妈妈小助手的药？我明确地意识到，如果我选一家普通的正常的复原中心，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妈妈小助手来替我降血压的事了。我大概只需要报个血压数字就妥了。

这时我听到楼上有阵骚动，接着我身后的楼梯上传来如雷的脚步声和笑声。我感觉他们看到了我。

佩吉递给我药丸和一小纸杯水，她往上看去，对人群喊，打了几声招呼。

我看着人们从一条走廊悄悄走下来，聚集到交谈区。其中一个人朝我们走来。

“嗨，卡唯。”佩吉说。

卡唯只对着我笑，仿佛我是菜单上新添的什么菜式。他身穿一条有装饰扣带子的黑仔裤，和一件紧身白衬衣。他的眉毛浓且密集，像是额上被重重画了两笔。他貌似印度人，但是又显出一副高度美国化同性恋者的模样。他这样盯着我，让我感觉到轻微的羞辱感。一绺浓黑的头发圆滑地打着卷，精确无疑地从他的前额上垂下来。“我是卡唯，你来这里做什么？”

“住三十天院。”

他傻呵呵地笑起来，把手放到他的屁股上。“不，我是说你选了什么药？”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突然，我发现我在说一种不同的语言，一种只有椅子和灯座能听懂的语言。

他等着我回答。

而我也等着自己的回答。

他翻了翻眼睛：“你知道……就像酒……快克……冰毒……”

我突然听懂了一个词。“哦，酒。抱歉。”

卡唯似乎对我的回答厌倦了。“我是个性爱狂，所以我来这了，还有可卡因。我从来谈不上是个酒鬼。我来自科珀斯克里斯蒂，我是个航空服务员。”

我心里想，你现在落到了地上，已经是美铁（美国铁路客运公司）了。

佩吉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看着卡唯：“愿意交个朋友吗？带奥古斯丁转转？”

卡唯显出很乐意的样子。“好啊。”他说，酷酷地捻捻他的卷发。

“很好，”她说，然后转向我，“现在你自由了。”

但愿如此。

现在我在交谈区中央，和卡唯站在一起。其他病人也看见了我，纷纷走过来。他们指指点点，不停问东问西。我不停地重复我的名字，说我来自纽约。我看上去像是在会客，和他们握手，但是我早已灵魂出壳，只是在做机械运动而已。

卡唯把我拉到一边，转过去对人群说了什么。他一路领着我沿着男人们的走廊走。我仿佛成了他的人。

“这是健身房。埃伦在这里开了间戏剧疗法工作间，她有些不切实际。”他翻翻眼睛，抖了一下身体。

健身房里靠墙一排排地堆着箱子和折叠椅，远处的墙角还有一张没有砝码的台式压床。篮球架的篮筐没有网，上面高高堆着一层箱子。我坚信，我是惟一一个走进这间健身房就出汗的人，而我现在出汗是因为恐惧。

“我们一般星期五会在这里对大众开放，开一个匿名酗酒者会。”

我被一个我将不再属于“大众”的念头刺痛了。“这里有游泳池吗？”我浑浑噩噩地问。

“你经常裸泳？”卡唯问，一边拿手挖他的左鼻孔。

我一分钟也不能在卡唯身边待下去了。“好了，谢谢你的陪同。”说完这句话，我就往出口走去。

他只好耸耸肩，领我出来，回到那片装着坚不可摧的家具和防火天花板的普通区。

这时，一个大块头的但面目和善的男人走近我。“嘿，我是鲍比，”他用他那浓重的巴尔的摩口音说道，“……我是个酒鬼。”

这真是场“周六夜的狂欢”（美国著名综艺节目），一场闹剧。我现在仿佛是在家里，酩酊大醉地看着电视。我从来没有这么头昏脑胀过，肯定有人在我酒里下了什么。

大鲍比说完后看着我，就像一只马戏狗表演完后，等着领赏。他一直乐呵呵地笑着，看上去像被洗了脑一样，或者更糟。我突然注意到他前额上有块很大的手术刀疤。

他一如既往，兴致勃勃地笑着。

我往后退了一步，不想再理睬他。他像个烦人的圣诞老人。

卡唯这时又悄无声息地凑过来。“吃午饭去。”他咕噜着说。

转眼间，人们从看不见的地方四处钻出来。他们行动如此一致，仿佛共享一套思维系统。该……吃……午饭了……还好他们没有伸着胳膊，像恐怖电影《活死人之夜》里那样跳来跳去。

我跟随鲍比和卡唯走上后面的楼梯，穿过主要房间和走廊，一直走到自助餐厅。人们互相交谈打趣，端着红色塑料餐盘，沿餐厅集合线移动。我紧紧跟着他们。这时一块鱼饼三明治被甩到一只洗碗机和微波炉适用的碟子上，然后被一个女人推到我盘子里。那个女人一脸苦相，看上去工资微薄得很。当我随队伍移动时，其他食物陆续被扔到我盘子里：一小撮卷心莴苣和腌肉沙拉、一片抹着酒店里用的黄油的白面包，还有一小块什锦水果馅的红色吉露果子冻。立刻我就对果子冻里的水果充满了同情——它们和我一样失去了自由。

还有，本该有的欢迎酒，大杯的德华士，被一品脱密封纯牛奶取代了。

在集合线后，到处都是带轮的圆桌子。我一直紧紧跟着鲍比和卡唯，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跟他们熟悉些，这样会比其他病人的威胁小些。

我看着我的餐盘，想，一星期一万三千美元，就吃煎得这么老的鱼饼三明治？

但随即我就明白了。

在他们重新塑造你之前，他们会先把你打垮。把你击成细小的易管理的碎片，然后把你重新组装成一名全新的滴酒不沾的社会分子，而粉碎计划就从食物开始。最后我只吃了红吉露果子冻。

大鲍比看到了，他说：“嘿，你难道不饿吗？”一副开心乐观的模样。

“不，”我说，“不太饿。”

于是他把大爪子伸到鱼饼三明治上空。“那你介意吗？”

我任他拿去。

他叠起三明治，三大口就干净利落地消灭掉了。“我喜欢这里的食物。”他一边咀嚼一边说。他像《笨伯联盟》AConfederacyofDunces，作者JohnKernedyToole凭借本书获1981年普利策小说奖。中礼貌的伊格内修斯。

“你嘴上沾了颗芝麻。”我告诉他。

于是他宽大的肉乎乎的舌头迅速伸出来，麻利地将芝麻舔到嘴里。

大鲍比吞食物时，卡唯正不停地吸他的小手指，并且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想起来——他是个性爱狂。于是他在我眼里立刻摇身一变，成了一座路边公厕——那种被过路的卡车司机用来和像卡唯这样的人快速性交的公共厕所。应该是黄色的，我想，卡唯应该是间黄色的不带锁的公厕。

我扫了手腕上的表一眼，还不到下午两点——我在这里待了还不到一个半小时！但是我已经心力交瘁了。要是在纽约，一个人的话，会很快安定下来的。三十天不工作，进行我自己的迷你复原。我可以买一些自我指导书，或许还去些匿名酗酒者会议。在看到这里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后，我更能确信在纽约我靠自己就能做得很好。我想我在这短短一小时内已经被吓得不轻了，吓得已经忘了喝酒的事。估计我会成为第一个本能地被治好的酗酒病人。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想我还是在这里待满一天吧。

哦，这简直再公平不过了！我简直是慷慨得有点离奇了。

午饭后，我加入了“小组活动”。我那组大概有二十个病人，包括那个化学品依赖者法律顾问——大卫。大卫几乎可以说得上是英俊的，但是他那一头油乎乎的头发和皱作一团的衬衫，使他看上去几乎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心里默算，他的酒量应该还差两瓶淡啤酒，才能达到一般水平；而离鲍德文兄弟的水平，估计还差九瓶酒。

我们上了楼，用椅子和沙发在地毯上围成一个圈，组成一片小“安全”区。我四处找大鲍比，但是他不在。他可能在楼下其他组里，或者正蜷伏在餐厅里的桌子下，意犹未尽地舔地板呢。

大卫说：“让我们开始吧，奥古斯丁是新来的，所以我们先说一下规则。谁先来？”

一个女人举起她的胖手，她有着一双很大的却充满了忧伤的眼睛。

“不错，玛丽安，谢谢你。”大卫说。他像哄孩子撒尿似地对她露齿而笑。

我浑身开始起鸡皮疙瘩，甚至觉得有东西在我腿上爬。

玛丽安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地板。每次她说到某件东西时，她都伸出一根手指，仿佛一个刚学算数的孩子在学数数。“小组里不允许吃东西，但是可以喝饮料。不能插话！当有人说话时，你不能打断他，必须等他说完了你才能说。还有，如果有人要哭，不许递纸巾给他，因为你会打断他的悲伤。嗯……哦，还有，说每句话时，都要说‘我认为’。比如，如果有人在说什么，而你想一起分享，你可以说：‘那么，我有相关的……因为我……’等等。另外，永远不能提建议给别人。”

大卫很满意地点着头。

她也几乎要眉飞色舞了，但她还是刹住了话匣子。

我不属于这儿。我是一个年收入过两万的专业广告人士。连可口可乐公司的CEO，也曾经对我的领带大加赞赏。

大卫拍拍手，说：“那好吧，我们现在开始。”

保罗是第一个发言的：“我叫保罗，我是个酒鬼。”保罗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怀孕的男人。

房间里一片尖叫：“你好保罗！”这阵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我想说，今天来了一位新人，我心里不太舒服。因为这个组不会再安全了，我很抱歉，但这正是我现在的感觉。”

大卫耸起头，审视着保罗。“你没有安全感？那你还有什么感觉？”

保罗陷入沉思，进退两难，仿佛他不知道该选伏特加奎宁还是螺丝刀鸡尾酒Screwdriver，据说，“Screndriver”就是建筑现场的技术员将伏特加和橙汁倒入鸡尾酒杯中，螺旋式搅拌后饮用的饮料，并因此而得名。“我感到又恐惧又兴奋又气愤又好奇又累，因为我昨晚没睡好……我想我需要吃点药。”

大卫频频点头，极像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医生。“保罗，等小组活动结束后，你问问护士药的事。”

接着大卫转向我：“奥古斯丁，你对保罗的话有何感想？对他的感受有何感想？”

我脑子里一片滞重，无法思考。这种感觉只有在重压临头时才会有。

回忆仿佛一条死鱼，慢慢浮出水面。

……

“奥古斯丁？”大卫问，“你愿意和大家分享你的感受吗？”

我看着这些注视着我的面孔，除了孕妇保罗，他正看向别处。

我不应该在这儿，不能这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具体感受。“我的感受是，我现在想离开这儿，我觉得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保罗迅速转过头，看向我，“我刚来这里时也是这么想的。”他说。

接着其他人也附和道：“我也是。”

然后又有人说：“我花了一个星期才接受这儿。”

“很好，很好。”大卫以一种安抚众人的语气说。

突然，一个体形如黄蜂的男人瘫在椅子里失声痛哭起来，屋内顿时鸦雀无声。我清晰地感觉到人们体内的兴奋在空气里悄悄弥漫。他把脸埋在手里，哭得很凶，以至于整个身体都抖动起来。有两个人人窃窃地说着什么。

大卫转向说话的人，把手按到唇边：“嘘……”

黄蜂男人剧烈哽咽，然后突然令我惊恐万状地直直盯着我，说：“我也不属于这儿。我不属于这个房间和这个该死的世界，我应该去死。”

他继续望着我，我回望他，担心一旦我打断这种眼神交流，他会立刻操起椅子砸我。

大卫温柔地问：“汤姆，为什么你认为你应该死呢？”

大黄蜂看着他，开始道出原委，于是这场混乱立刻转为训练有素的谈话。

大黄蜂开始侃侃而谈。他说起他是如何夜夜酗酒，如何没有酒就寸步难行。他说他已经进出复原院六次了，他说这次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说这次来这里是因为他的母亲。他有次开车送他父母去一个聚会，但他父母不知道他已经喝醉了，他们以为他在专心开车，实际上他已经醉得意识不清了，结果车冲到了路外，翻过了一道筑堤，最后冲到一棵树边停下来。他的母亲在这场车祸中断了腿，现在她腰以下已经瘫痪。每次他看到他母亲时，他都痛心疾首。他想如果他早点死了，他母亲就不会这样了。现在他根本不敢面对他母亲，一看到她就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

我注意到他的细条纹衬衫带着袖链，他还穿着休闲鞋。当你看着他的眼睛时，你只能看到毁灭和空洞。我被某种极度悲伤的东西惊吓住了，我被吓倒是因为我几乎能看出来：他可能也是广告人士。

“我以前也出过一场车祸。”一个戴牛仔帽的人说，“我的脸插进挡风玻璃里，缝了三十二针，”他说，一边指着他额头上帽缘下遍布的伤疤，“以为那样能阻挡我？当然不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撞到任何人，只有我自己受伤了，而我自己根本无足轻重。明白吗？”

汤姆，那只大黄蜂，看着牛仔，点点头。是的，他知道。

车祸、毁容、瘫痪的母亲……我一定是来错了地方。这里是给那些无可救药的强硬分子的，那些底层的、自残的酒鬼们；而我只是个有喝酒爱好的专业广告人士。真是一团糟！我双手抱胸，看向窗外，看向远处那棵孤独的树。那棵树看上去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它看上去——哦，我不知道——像个广告文案，因为拒绝去复原中心而被辞退了。我被一种世界末日的绝望感充斥着。

这时一个女人开口了：“但是，戴尔，你很重要。是你的病让你意志消沉，从而觉得自己不重要了。”

大卫看着刚说话的女人，一脸俏皮的神情。“海伦你是知道规则的，你说话时要说‘我认为’。”

海伦脸微微红了，结结巴巴地说：“好吧好吧，你说的对。很抱歉。”她深吸了口气，目光滑向天花板。“我的意思是，我对你的话有些感想。因为我也曾认为只要我不伤害到别人，我喝酒就没关系。但是来这里后，我渐渐意识到我自己其实也很重要，尤其上了一些课程后，我意识到自己也是个有价值的人，是酒精和药物使我觉得自己不行。如果我以前不沾它们，我想我不会一败涂地的。”说完，她又看着牛仔：“戴尔，我很高兴你能和我们分享你的心情。还有你，汤姆。我真的从你们的话中受益匪浅……所以，谢谢你们。”她耸耸肩，腼腆地笑起来。

来这里后……谢谢分享……如果我不沾它们，我就不会一败涂地……这些人在说什么鬼话？

我想起我初入广告圈时，也是如此垂头丧气，因为别人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忍不住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酒鬼语言！我可不会！”我向来不善于语言表达，这也是我得尽快离开这的原因。

人们心照不宣地咯咯直笑。

大卫也微笑起来。

我的脸红了，心里一个劲地责备自己不该卷入到这班人中间，我最好还是坐着不吭声，淡化他们的注意力，千万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大卫说：“是有种语言没错，但你会很快学会它的。如果有什么你听不懂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会解释给你听的。”

玛丽安也暂时按住她的自尊，友好地对我微笑。

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裤子上留下了又黑又湿的污渍。我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和不自在，更被一种强烈的威胁感包裹住。就像我上中学的第一天，我身穿红色的斯比多泳裤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的感觉。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好吧，这位女士……”我指着刚才和众人“分享”的女人，“海伦，对吧？”

她点点头。

“是的，海伦，她刚才提到课程的事，我想知道这个课程是什么。”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这些课程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

“有谁愿意回答奥古斯丁的问题？”

孕妇保罗冲着我笑，似乎要开口回答我的问题。

“没问题。你好，奥古斯丁，我是布莱恩，我是个瘾君子。”一个一直沉默的人开口说道。他不仅沉默寡言，而且近乎痴傻。

“你好，布莱恩！”众人欢呼雀跃道。

“这些课程要拿一些术语来解释，主要分步来，你知道十二步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耸耸肩。我只知道第一步，而它已经足够令人压抑了：承认我对酒精毫无抵抗力，甚至桑格利亚汽酒。这样看来，剩下的十一步一定更加令人退缩。

“好吧，那么，当你进行课程时，你要根据步骤要求，要努力保持从容镇定。到时候就会明白的。当你从这出去时，你就可以参加一些匿名酗酒者会议。”

这应该会很有趣，我一直很好奇匿名酗酒者会议是什么样的，我一直没去匿名酗酒者会议的原因除了我在那不能喝酒，还因为我害怕看到我想像中的场景：人们待在教堂潮湿废弃的地下室里，身穿黑色长大衣，戴着福斯特•格兰特牌子的墨镜，坐在金属折叠椅里，表情羞怯。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只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杯，杯里有半杯劣质咖啡。之所以只有半杯，是为了防止咖啡泼出来，因为每个人的手在都抖个不停。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自我介绍……

“……我是个酒鬼。”我还听到其他的酒鬼热情鼓掌。“恭喜恭喜！欢迎欢迎！”或许他们还会谈论他们的酒量和酒瘾，他们还发出一阵阵呷咖啡的声音。没准还会有秘密的握手，就像摩门教徒们一样。

我通常认为，如果匿名酗酒者会议就是一班人坐在教堂底下，喋喋不休地谈论各自想喝多少酒的话，我将永远不会谈论喝酒的事；我宁愿谈谈现代艺术，要么广告，要么电影剧本创意。所以，是的，领教一下匿名酗酒者会议的神秘力量一定会很有趣。我几乎迫不及待了，现在就开始吧。

可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复杂呢？我希望他们只是割一下“酒腺”——就像割除肾结石一样。你只要作为门诊病人登记入院，然后腰部以下被麻醉，他们在你头上套上耳机，开始听恩雅的歌。十五分钟后，医生将耳机拿下来，让你看从你体内某个地方割下来的一小块组织——一块看起来像蜗牛一样大小的组织。

“你想留着它作纪念吗？”

“不，西斯摩医生，扔了吧。我不想要任何纪念。”

你走出门时，医生会拍拍你：“恭喜你，你现在干净了。”

“我能跟大家说点话吗？”布莱恩问。

“当然可以。”大卫说。

“我是想让每个人知道，我的安定药只剩下最后一剂了，下个星期后，我就不用再吃了。”

房间内一片掌声。

为什么他要吃安定药？我现在只吃到一块鱼饼三明治。如果有了那种“妈妈小助手”的药，我想我就不会有戒酒并发症了。我也需要安定药。

这个布莱恩身上有些地方吸引了我，他浑身上下透着股聪明劲儿，说话也颇具专业范儿，仿佛他就是医生，这使我觉得心定神闲。这是我的直觉，但我今晚只想和他坐在一起，不理大鲍比和那个性爱狂卡唯了。

小组讨论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终于解脱了，在我下个课程——化学品依赖史之前，我还有十五分钟的自由时间。

下楼时，汤姆那只“大黄蜂”追上我。“真的会好起来的，”他说，“几天后你就不想离开这儿了。”

我笑了，说：“谢谢。”然后回到房间，我一边走，一边想，你错了。

楼上，一块白色记事板前，我正绞尽脑汁地写下我的饮酒史。

“我要你尽可能回忆，列下每件事……酒精、巴比妥酸盐、镇定剂、速度……每个细节……甚至止痛药，不要掩饰和缩小。列出你的年龄、酒的种类和数量，还有频率。”

目前为止，我写了如下清单：

7岁：因为感冒我祖父给了我尼奎尔喝。他是卖这个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箱。我很喜欢它的绿色，所以有时会偷喝。

12岁：第一次真正喝酒，一瓶红酒，喝完后吐了朋友的牧羊犬一身。

13-17岁：每周抽一次大麻；每周大概喝一次酒。

18岁：每晚喝酒，常喝到醉，每晚大概5瓶。

19-20岁：每晚大概10瓶，有时醉后耍酒疯；每半年一次可卡因。

21岁至今：每晚一升德华士，再接着喝鸡尾酒；每月一次可卡因。

写完这些，我退后，看着自己写的一团蓝色的字——我混乱的笔迹。真想不到，我会向一块昭示天下的记事板招供。这真是史无前例！

人们看着记事板，看着我。

翠西，“化学品依赖史”小组的头，用她那老于自己年龄三倍的眼神看着我。她那样看着我，仿佛她的眼睛被目光所及的每件东西割伤了。“你看到你写的东西，有何感受？”她问。

我看着记事板，看来我确实喝得很多。“我想我喝的太多了。”我惭愧地说，就像我一连好几天都穿同一套内衣样。

布莱恩这时说道：“看到你喝了这么多，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

这个“安定药先生”怎么一下成专家了？我疑惑地想。

一个穿蓝色美国大厦字样T恤的女同性恋说：“我真高兴你来了。你确实应该来这儿。”

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很高兴你来这儿，你应该来这儿。也许他们说的对，也许又错了。但有件事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这段经历真的会成为一个精彩的酒吧里的笑料。

“你喝酒的量显示你已经到酗酒症的后期了，你正面临着酒精中毒的危险。我也很高兴你能来这儿。”翠西以一种真诚、温暖和理解的表情看着我说。她的表情里还有某种东西，某种使我认为——一切都是冥冥注定，也许我们早该聚到一起——的东西。

我意识到我已经无路可退了。“苯那君（伤风抗素剂的一种）也算吗？”几个人看着我说。我茫然地耸耸肩，抱歉地喃喃而语，我对这东西一无所知。

“苯那君？抗组胺剂？”翠西问。

“哦，是的，”我明白过来，说，“那也算吗？”

“看什么情况了。”她疑惑地说。

“哦，是这样的，我一喝酒就会有过敏反应。脸会肿，胸口会发红，嘴里还会有金属味，呼吸也变得困难。每次喝酒都会这样，但是我发现只要喝酒前吃点苯那君，就没事了。”

“吃多少？”她问。

其他人看看我，又看看她，然后又看着我，气氛简直像温布尔敦网球赛一样紧张。

我突然意识到，我服用的量已经大得惊人。我不好意思地说：“一天十片，有时十五片。”

她吃惊地瞪大眼睛。“医生建议的量是多大呢？”但是言下之意，她并不关心建议的剂量，她是在问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太离谱了。我顺从地回答：“两片。”

她继续瞪着我，实际上她的目光已经穿过我，射向了椅子的后面。尽管我挡住了她的视线，但她仿佛已经把房间后面的布置看得一清二楚了。她开始缄口不言，因为她知道她勿需再说什么，她知道我心知肚明。她只是闭上眼睛，轻轻给我一个微笑：“是的，我很高兴你来了。”

我安静地坐着，一股奇怪的陌生感袭面而来，这又近乎一种舒适的解脱感——耳朵疏通，血压下降，同时又伴有玄音。我想我是第一次意识到，我确实比一般人喝的要多很多。包括我吃的那种药。我的身体对酒过敏，这其实是它在告诫我不该喝酒。可是我还是一意孤行。当我看着我所写的，我禁不住意识到，也许我来这里是明智的选择。或者这唤起了我的注意，我不该再视它为儿戏了。

又或许一切到此为止，我可以走了？

晚餐的情形是这样的：上楼时，我尽力避开卡唯，那个来自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性爱狂。我现在听起这个城市的名字都觉得淫秽，仿佛它是蓝鲸的阳具的专业术语。“蓝鲸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完全勃起时有9至125英尺长。”哦，多么可怕！我一走进餐厅，立刻受到一些病人的欢迎。一些是我在小组讨论里认识的，一些是“化学品依赖史”课上的，还有一些从未谋面。“谢谢……是的……文化冲击……三十天……酒精……我确定……谢谢……”我面无表情、机械地回答他们的问话。

我拿起一只红色餐盘。还是那个一脸苦相、工资微薄的女人服侍晚饭。她的名卡上写着：瑞丝夫人（英文为“Rice”，另一翻译为米饭）。所以她干这份工真是名副其实啊！

她身材高大，健壮但不肥胖，头发为灰色，长而直。但是头发在中间出现了断色，这使我认为它以前应该是金色的。她是一位在复原医院一天倒两次班的前金发女郎。我对她微笑，因为我充满罪恶感。就像我穿阿玛尼，就本该安分地过这样的日子，而不是胡作非为以至来了这里。或者我太冷漠了，一向被娇惯坏了，所以配不上别人的同情，或者享用这顿晚饭。

也许事实确实如此。

我端起盛着马铃薯肉饼、罐装奶油玉米汤、木薯布丁和牛奶的餐盘，环顾四周，看看布莱恩在哪。我看到了他，于是径直走过去。

他似乎一点也不惊讶我会和他坐一起。“布莱恩，对吗？”

“他妈的，不错嘛，我花了两星期也只能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他的下巴上粘着粒玉米。

二十四小时内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你那有粒玉米。”我说，一边指自己的下巴。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他讨厌这里的食物；我也是。这里的人都变态；我正是这么想的。这个地方一团乱；太对了。

但是这里依然有用。

“真的？”我问，不太相信。

他埋头吃饭，手放在桌上围着他的饭菜，作保护状。吃饭间隙，他告诉我他是位精神病医生，干了六年化学品依赖症治疗的工作。他说这里的顾问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最专注的顾问。

“你疯了吧？”我被他的话惊住了。那为什么……他们怎么样聪明专注呢……？我没有问出口，但是他看出了我的心思。

“是的，旧金山复原中心的顾问就没这里的好……我以前做医生时，会经常私吞病人的安定药，比如一片给你……我自己留两片……”

他思维清晰，表达有序。他是医生。

“然后变成一片给你……五片给我。”

他看着他的餐盘，继续说：“最后，两个星期多一点之前，我吞了我所有病人的安定药，大概一天二十片，用阿斯匹林冒充着给他们，最后被发现了。”他抬起眼看看我。我看到里面的悲伤，之余还有悲伤恐惧。“我可能会丢掉我的行业执照。”

我除了“哦”外，不知该说什么。

接下来五分钟，我们沉默不语地吃饭。中途只是他让我把胡椒粉递给他；还有我把餐巾纸弄掉到地上，弯下腰去捡。

我在他之前就很快吃完了饭。我只呷了几口玉米边上的白肉汁。依我来看，这里很适合放卡尔•卡朋特的歌美国乐队Carpenters主唱KarenCarpenter，32岁时死于神经性厌食症。——我敢打赌，我离开时体重一定能减到九十磅。

我看着布莱恩用叉子戳起一块烧过头的青豆，这个动作以一种独特的悲剧感触动了我。我感觉到胸内嗡嗡作响，仿佛一群黄蜂正在锥我。一个医生也能沦落到如此地步！那么我呢？很显然，一个做广告的会沦落得更彻底。

“我真的不喜欢这儿。”我对他说。

他看着我，仿佛心知肚明，但是什么也没说。

我继续说：“这里乱得很，又不专业——还有这里的人，我也说不上来。但这里真是跟我之前所想像的不太一样。”

他站起来，端起餐盘走，我紧随其后。我们一起走到垃圾区，倒掉碟子。

“过几天你就会明白的。”

我们并肩走时，一个瘦骨嶙峋、满头黑长发的女人抓住“安定药医生”的胳膊。她把他拉到一边，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什么，随后他们一起走下走廊。那个女人的手环抱着他的腰，欢快地大笑。“楼下见。”他回头对我喊。

我想着“安定药医生”刚说的话——“过几天你就会明白的。”

有种仪式被称做“宣誓”，这里有夜间宣誓和早间宣誓。真走运我错过了早间的那场。

我和诸位病人坐在楼上的主房间里。玛丽安，那个只会和地毯做眼神交流的大块头女人，很显然是这组的头，她以大声问话作为开场白：“谁自愿读今晚的誓言？”

卡唯等候多时似地举起手。他的手挂在手腕处前后摆动，样式暧昧做作。我注意到他穿了晚装。那件白色紧身T恤没了，现在是件黑色鱼网背心，他蓬松的胸毛从网洞里伸出来。那些胸毛出奇地光滑，似乎他给它们抹了护发素，我甚至觉得我已经闻到了惠尼斯护发素的香味。也许只是幻觉。

他开始读一本平装书，那本书的封面上是一幅阳光破云而出的图案。

“四月十五日，朝变化迈进一步。”当他读着鼓舞人心的条文时，我百无聊赖地看着人们的脚，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穿着那种淡蓝色医院拖鞋。我也发了一双。我病态地想，我会不会也被这个地方改造成乐意穿这种女人鞋子的家伙呢。我想，也许当它们裂开口子时，我还会哭得很伤心，我还会凄凄惨惨地和病友们分享我的痛苦。

大鲍比带着一种类似紧张的表情一直使劲眨眼，孕妇保罗盯着窗外。天已经黑了，所以我猜他是在看小组人们映在窗玻璃里的影子。“大黄蜂”已经换下细条纹T恤，穿了件白牛津布衬衫，仿佛他到了巡洋舰上似的。

卡唯读完宣言以后，玛丽安这个没自尊的人说：“我想我该开始感恩词部分了，我感恩我今晚来这……我感恩我活着并被爱……我感恩，你，奥古斯丁，来这里。”

哦，我真希望她别那么说，我已经受不了被他们这样关注了。我真希望我能灵魂出壳，从房间里消失。

这时另一个人振振有词道：“斯蒂夫，我很感恩当我在单人间时你给植物浇水。我很感恩我没有虚度今天，而我对明天也充满希望。”

几个人开始叹气，又连连赞赏地点头。

这时我这组的带牛仔帽的男人说话了：“我很感恩你能来这里，奥古斯丁。我很感恩我自己也来这里。我要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一次机会。”

“安定药医生”冲自己莞尔一笑，低下头盯着地板。他是不是在使劲咬住嘴，强忍他的笑意呢？

于是这些人又花了十五分钟，七嘴八舌地表达了他们对彼此所作所为的感激，什么“在走廊上跟我打招呼”、“下午在小组讨论时分享你的故事”、“掰了一半巧克力饼干给我”……

我能感到我脑子左边的脉搏在突突跳动，几乎要爆发成动脉瘤了。我的肝脏已经代谢了太多的利眠宁之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它已经比纽约的出租车司机的肝脏还要伤痕累累了。我想，事情不能再比这更糟了。

然而很显然，事情一直在朝更糟的方向变本加厉地演变着。

“好吧大家，现在几点了？”玛丽安俏皮地问，带领众人站起来。

这时两个病人手伸到椅子后，够起两只破旧的大玩偶。一只是猴子，一直是蓝色的猫。他们把脏兮兮的毛绒玩具摆到大腿上，裂开嘴笑得很开心。

房间立刻爆发出可怕的歌声。“现在是猴子旺奇时间……猴子旺奇是只孤独的猴子。然后蓝色小猫成了他的朋友……现在猴子旺奇和蓝色小猫要和你做朋友！！！”

这时那两个人突然从他们椅子上跳起来，朝我冲过来。他们咯咯笑着把那两只玩具扔到我腿上，然后像乖孩子一样回到座位上。

我呆住了，一动不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周围响起如雷的掌声，怎么会有这种动物歌？我手上怎么会拿着它们？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早最早回纽约的航班是几点？只要有，我哪怕坐厕所旁边的座位都没关系。

我朝“安定药医生”看过去。他得意洋洋地扬扬眉毛，仿佛在说，你看，你现在就见识到了。

玛丽安第一次把眼睛从地毯上抬起来，说：“不要担心，奥古斯丁，这只是我们这的小风俗，每晚我们都会把这两只小动物送给那些需要一点帮助的人。既然你是新来的，所以就给你了。”接着她又说：“所以你今晚要和这些人多接触接触，明天你要选个人把这两只动物再传给他！”

在我来得及说话之前，全组人站起来，纷纷握手。我的手被迫和我两旁的酒鬼们握到了一起，那两只毛动物从我腿上掉下来。

接下来，仿佛是早就排练好似的，一个一直瘫在椅子里，头发遮住眼睛的年轻男人说：“上帝……”接着其他人神经质似的异口同声地说：“……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赐予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赐予我智慧能洞察秋毫。阿门。”

真是太古怪了。他们引用了谢妮德•奥康娜的那首歌《我感觉如此不同》的开头。我喜欢那首歌，它使我想起了伏特加和玫瑰青柠汁。那时我刚搬到纽约，住在市区电池公园城的高层公寓。我总是大声放那张CD，然后靠在我起居室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西街和深不可测的世贸中心大楼。它们总是通体透亮，尤其在午夜。

人群大笑着一散而开。不知谁说：“把你抬到咖啡机那去。”于是突然间我被人流抬了起来，往楼下走我手里依然攥着那两只动物。

“我知道这有点粗野。但是你要相信我，过了今晚，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课程真的很有趣。”“安定药”说。“给点时间，”他又补充，“一段时间后你就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大鲍比蹒跚而来。我忍不住想说：“我没吃的，走开。”

他安慰我说：“不要担心。它们不脏。”

“哦？”我说。

“猴子和小猫，我们一星期洗它们一次。”他笑起来，踏着重步走下楼梯。

我脑中立刻浮现出一幕场景：全体病人站在洗衣房里，焦急地绞着手，等着长毛玩具变干。

我回到房间，我的室友像个婴儿般蜷缩在床上。我把动物们扔到床角地板上，坐下来。

现在是九点，就让我畅想一番吧。现在我应该在树阴酒吧，喝我晚上的第七杯马提尼。我可能还会随手拈过我面前的餐巾纸，在上面潦草写下我突然迸发的广告灵感。或者我还会前前后后地和男演员或服务员们调情。

我看着我的室友，一个在我前几小时才登记进来的衰老萎缩的黑人。他一整天都足不出户。有人偷偷告诉我他已经肝癌晚期，之前他应该去了普通医院做了些额外检查。所以我一开始时没见到他。

我换上短裤和T恤，爬进薄床单下。我头下的枕头太扁，根本没有任何支撑作用。我盯着天花板上浅褐色的水渍。

我叹了口气。

我头疼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