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ke按：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怀特散文集）

　　贾辉丰译

　　1961年3月13日，海边

　　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人跨白令海峡建一道大坝的荒唐提议，勾起了我对那片水域，还有我自己的青春狂想和愚妄的美好回忆。许多年前，我穿越海峡，进入北极，寻找一条希望渺茫的路线，通往我并不想去的地方。我还要寻找海象。而一座大坝，我想，肯定是很碍事的。

　　去往遥远的北方，论岁数，我过于年轻了，但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延续了八年，其中有一年夏天，我是在阿拉斯加和附近度过的。那是1923年夏天。当时，我有一本日记，记下了脑子里想到的大事情。我称之为“日志”，所谓“日志”，我自认为更多文学味道和男子气。女孩子才写日记。几年前，阿拉斯加建州，我开始埋头于1923年的日志，希望能从褪色的纸页中发现点什么，对这个新建的州有所说明。所以，这番记述姗姗迟来，晚了大约三十七年。我不敢保证读者能从中拼凑出阿拉斯加的画面，但他们对写日志的年轻人，或许能留下点印象，还能窥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几乎是个众所周知的疯狂十年。

　　我的阿拉斯加之旅，纯属意外，在那个纷乱年代里，我其实事事如此。我住西雅图，无业，六月中旬，我在一家报社的工作突然告吹，虽然没理由去往阿拉斯加，但也没理由不去。从我失去工作，到我动身北上，前后四个星期，这段时间的记载，显示了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那时，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事事较真儿的诗人。天空的一点奇观，我都要礼赞，任何卑鄙或不公正，都不能逃脱我狂乱挥动的利刃，刀锋所及，倒也伤不了谁的皮肉。我自命正义化身，抽空也想想女孩子。我经常想的是一家叫钱得勒的餐馆的女招待。我订了两份纽约的日报——《世界报》和《晚邮报》。晚上，我独自一人，在连接联盟湖和华盛顿湖的运河里游泳。我很少凌晨两三点前睡觉，理论是，对年轻人来说，倘若有大事变，必定发生于深夜。白天，我在多诺霍太太寄宿公寓的单间里踱来踱去，阅读“地滚球场”（注：“地滚球场”，美国作家、编辑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为纽约《晚邮报》等所写专栏。）和“舰桥”（注：“舰桥”，美国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1881－1960）为纽约《世界报》等所写专栏。），琢磨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信手写点东西。

　　1923年6月15日的一则日记，始于：“人必须守定些东西。否则，他不过是棵四下攀附，寻找藤架的豌豆秧。”显然，我正在四下攀附，守定了“美”，这却是个摇来摆去的藤架。此时我的文风，是《圣经》、卡尔·桑德伯格（注：卡尔·桑德伯格（1878－1967），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H.L.门肯（注：M.L.门肯（1880－1956），美国报人、社会评论家。）、杰弗里·法诺尔（注：杰弗里·法诺尔（1878－1952），美国浪漫冒险小说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注：克里斯托弗·莫利，见以上“地滚球场”注。）、塞缪尔·佩皮（注：塞谬尔·佩皮（1633－1703），英国海军创始人，曾任英国海军大臣、国会议员，以所写日记著称于世。）和模仿塞缪尔·佩皮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注：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见以上“舰桥”注。）的杂糅。我随处使用惊叹号，又在一句话的开头使用“阁下”加逗号。

　　6月19日，我记下了如何遭《时报》解雇，城市版编辑说，“这并不表示我们怀疑你的能力。”当然，我不相信这番说辞，现在还是不信。作为新闻记者，我实在无用，无怪乎又一处藤架塌倒，砸在我身上。我口袋里揣了遣散费支票，走出《时报》办公大楼时，沿派因大街“闲荡”。我仍然记得内心的那种解脱感——我又可以在生活的大海上漂流，这比在办公室枯坐，更让我感到自在。6月25日，我从“地滚球场”上剪下莫利的一组十四行诗，贴在日志上。第二首十四行诗劈头写道，“那就请相信诗人”。好像我还得等人告诉似的。

　　6月2日，日志中录下了一首诗，是我写的，又匿名寄给马克·A.马修斯牧师，他是第一长老会教堂的本堂牧师，曾有一次布道，让我很不满意。星期一的晨报上登了那篇布道文的摘要。马修斯博士申饬了那些不到教堂作礼拜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接下来的星期日，我一反常规，前往教堂，参加第一长老会的晨祷礼拜，对这位仁兄作例行考查。“他的说教盛气凌人，”我在日志中写道，“令空气为之窒息。”或许真正令我窒息的是，牧师在布道时，一句不提收到了我那封刻薄的信。

　　有一个星期，我为赫斯特（注：赫斯特，即美国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的《邮讯报》工作，顶替一位休假的记者。7月18日（凌晨一点三十分）的一则始于，“人们很少意识到轻蔑是件多么可怕的事，直到他开始蔑视自己。”这倒不一定是出于自卑，不过是生活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何去何从。7月20日，星期五（凌晨三点），没头没脑地写道，“星期一乘巴福德轮赴斯卡圭（注：阿拉斯加东南部港口。）。”没有其它解释或补充，单单记述了与住在联盟湖的一个女孩子度过一晚。（她给我吃面包和苹果冻。）

　　不过，我在日志中贴了一则《邮讯报》的剪报，说明了我的阿拉斯加之行的缘起。剪报的标题是：

　　旧金山商会

　　启程考察阿拉斯加

　　接下来的正文：

　　旧金山商会代表团今日搭乘巴福德轮驶离旧金山，经西雅图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考察阿拉斯加的资源和商贸状况，全程八千三百英里。代表团中另有其它城市的公民，包括波士顿的十位富商，此行由施瓦巴赫－弗莱文具公司副总裁B.S.哈伯德领队。

　　显然有一些事情吸引我注意到这则消息。首先，巴福德轮将停靠西雅图。这段时期，我常去码头盘桓，对大小船只，一律很感兴趣。其次，我这个年龄，本不该守在家门口，阿拉斯加就在正对面方向。第三，有商会参与进来，彼此都不陌生。我身为记者，常常在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聚会时与他们共进午餐。西雅图本就是麋友会、鹰友会、鹿友会、狮子会、基瓦尼斯俱乐部、扶轮社和青年企业家联合会成员活跃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与商会中人一道吃茶点，礼貌地陪他们逗乐，耐心听他们大谈行业增长。我受门肯和刘易斯影响，高傲地鄙薄商业和商人。当时，我很需要出入于俗人之中，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虽然我暗地里忌妒他们的谋生能力。

　　或许关于巴福德轮的那条新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停靠的港口，那些名字，在青年人耳中，像音乐一般动听：凯奇坎、塔库冰川、朱诺、斯卡圭、锡特卡、苏厄德、科迪亚克、科尔多瓦、灯塔礁、荷兰港、博戈斯洛夫岛、普里比洛夫群岛、卓别林角、阿纳迪尔。“从诺姆开始，他们[航海者]将穿越浮冰，进至西伯利亚的东角，然后返回诺姆。回程途中，他们将停靠圣米切尔、阿库坦和西雅图。整个行程需要四十天。”

　　四十天！对我来说，四十天不过是岁月漫长午后的片刻小憩，既然没的可以攀附，我不妨攀附在轮船上。与十位波士顿的资本家浪迹普里比洛夫群岛——太刺激了！需要的就是在船上谋个差事，我打定主意去争取。巴福德轮准时抵达，泊在七号码头。每天，我都溜到船上，在走廊里晃来晃去，拦住高级船员，答应随便做什么都行。三天过去，无人理会，打探一番后，得知花四十美金，我就可以作为头等舱乘客，直抵斯卡圭，那是内湾航道（注：内湾航道，位于阿拉斯加东南沿海内侧海岸线的航道。）的顶端。我随即改变策略，我不缺四十美金，决定单凭金钱的力量，向北极进发。只要在船上站住脚，就能凭借有利地形，继续求职。二管事给了我一点希望。“船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说。此言果然不虚。

　　如此动身前往阿拉斯加，孑然一身，没有工作保证，很可能搁浅在斯卡圭，实在有些疯狂，但我确信吉人自有天相。不断碰运气，才有运气可言，否则，只好认倒霉，这是我当时的某种人生哲学。此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处是这样那样的喧嚣景象，支持人们的疯狂举动。二十年代，“疯狂”甚至是个好字眼儿。

　　读者或许以为，此后几天，我得忙了料理杂务，准备出海远航，开阔眼界，那日志中接下来的数则，必有零零散散的具体记述。完全不是如此。从星期五上午我宣布将很快动身，到几天后巴福德轮起航，我的日志中没有一点有用的说明，没有准备工作的线索，没有关于衣物、钱、朋友、家人的叙述，什么也没说。有几段警句；一首煞有介事的长诗，写给联盟湖的那位姑娘（诗的开头是“那些数不清的，黯淡的，无边无际的日子”）；莫利的“地滚球场”专栏的一段剪报，论述写作（“儿童写得生动，训练有素、经过长期刻苦磨炼的写作者有时也能显示灵性。二者之间的阶段最糟糕……”）；星期日上午写的一首自由体小诗，抒发我在夏季主日的百无聊赖中，如何在公寓房里瞎折腾——在这几页让人难耐的文字中，我发现的就是这些。莫利先生说得对，二者之间的阶段最糟糕。作为日记写手，我堪称悬念大师，梗概在此，读者只能自己去寻思一切有关情节。一般说来，我下笔大而化之，不作具体交待，当时也不明白最要紧的是事实。我现在知道《时报》为什么轰我出来。一个下笔空洞无物的青年人想必让城市版编辑很头疼。

　　记忆帮我唤起几个细节。我记得所谓杂务，主要是把我的双门福特车处理给信贷公司。其他杂务都可以随手拎走——一台日冕牌打字机，一本《法洗衣粉放在红国抒情诗》，还有我的行头，卷巴卷巴装入了软沓沓的手提箱。我的足本《韦伯斯特大词典》肯定没带上，可能是交给朋友保存了。最幸运的是，我在手提箱里装了一件破旧的法兰绒衬衫和一条脏乎乎的劳动布裤子。没有这些，后来我会很麻烦。

　　巴福德轮几乎等到星期二晚十点才起航，晚点三十四小时。班轮起锚时，我站在右舷护栏前，凝望城市的璀璨灯火——好喜佳百货商店（注：好喜佳百货公司，法洗衣粉放在红国一家商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现代规模的百货公司。）的招牌，史密斯大厦的塔楼——汽笛突然轰鸣，宣布我的冒险终于开始，令我心旌摇荡。随后，我似乎是坐下来，自以为简明地记述了动身时的情景。我罗列了搬上船的一些物资：牛肉、火腿、干果、运往冷湾的机器、橘子、肉排，还有一台理发椅。我注意到这最后一样儿运上跳板时，立在护栏前的旅客一阵喝彩。（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找些乐子了。）

　　第二天，7月25日，傍晚日落时分，我们擦过一艘灰色巨轮，它就泊在渔村附近的小湾里。船上是从阿拉斯加返回的哈定总统。管乐队吹奏得正欢，总统来到舷边，挥舞夫人递过的手帕。此番邂逅引起了我们船上乘客和船员的骚动，谁能想象会在这样一个地点，在去往神秘北方的途中，见到美国总统，这让人颇为宽慰。大约一个星期后，电报传来他的死讯。

　　巴福德轮载一船商人，前往蛮荒北极，这场远游，既平常，也奇特。它是一家新的航运公司——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的首航，我想该公司必是缺少客源，遂说服商会组织一次商贸考察，还请他们带上夫人。巴福德轮本身，倒没什么奇特之处，不过是一艘挺不错的小汽轮。它在大战期间，曾是运兵船，后来才改运旅客和货物。它吃水很深，上层建筑负担不大，主甲板宽大，空旷。用大写字母漆的“旧金山商会”字样，在舷侧占了半个船身。这一巨大的标志让它看去像是导航的灯船——只见名号，看不见船。在许多偏远港口，惟一的贸易对象是爱斯基摩人，他们成群涌上船来，兜售象牙裁纸刀，如此一来，这个标志倒显得怪诞，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

　　我当时懵懂，现在才知道，巴福德轮是按照分期清偿计划从政府手中购置的。船东从没打算还清这笔钱，到1925年，旧金山《纪事报》已把它称为“倒运的巴福德轮”。任何事和它沾上边儿，都不免遭殃。船东不仅从没有完成清偿，也从没有完成改装。我记得二层柜有一个统舱，显然可以追溯到运兵船年月，里面很宽敞，小便池和马桶，立正站了一溜儿，无遮无拦，蔚为壮观——一处供人方便的开放式殿堂，但除了我，很少有人光顾，我则是碰巧一度与它为邻。一个落寞但给人深刻印象的所在。我猜船东拥有这艘船后，必定瞅了一眼这里琳琅四壁的卫生设备，决定保持原状。动动手脚，恐怕得花不少钱。

　　我们的长官路易斯·L.莱恩船长，是一个擅长交际的英俊男子，他身形强健，大得太太们青睐，指挥如意，又很让我们放心。他以前在北极呆过，热爱北极，走到哪里都名声在外，很有人缘儿。想必他十分得意目前这种老黑色塑胶线，江湖的身份：荒天野地里，领了一群旱鸭子和公子哥儿周游，只有他熟谙当地情形，尽可显露他的特殊才能。没有哪个小湾，能挡住莱恩船长挤进他的巴福德轮。不过，没等我们的旅程结束，我已觉出船长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驶船的。内湾航道的惊涛骇浪和变幻莫测的潮汐，白令海峡弥天的冷雾，孤寂而过于明亮的北极漂动的大块浮冰，所有这些，都够人受的，但最难耐的，却是那种凄清、苍白、逐渐包裹起乘客的穷极无聊，我相信，一些人甚至不惜付个公道价钱，让船掉头开回金门。在旅程的中段，莱恩船长就像是一次进展不怎么顺利的社交聚会上的男主人。

　　所有的游船都有沉闷的时候，通常，乘客可以在甲板上晒太阳，在游泳池中划水，每一两天上岸一趟，太太们疯狂采购，男人可以伸伸懒腰。二十年代初，巴福德轮沿阿拉斯加漫长的海岸线航行，却没有多少这类余兴。对一些人来说，巴福德轮成了一所高级的流动监狱——食物精致，风光壮美，但是无路可逃。一百七十几位乘客整整六个星期困在船上，眼前的景致看得烂熟，不免无精打采。雾中的景观令许多人意绪消沉，很长时间，从主舱门口几乎看不到船头甲板，汽笛没日没夜响个不停。

　　这次拓展贸易的奇特旅行，不管是谁筹划，确实考虑了娱乐需要，尽力加以满足。音乐、跳舞、游艺和酒，样样不缺。音乐归“布朗六兄弟”照应，这是支萨克斯管小乐队，曾经与弗雷德·斯通同台演出。我有一张六兄弟的清晰照片，是在阿库坦的鲸油提炼站拍的，他们站在一头死鲸前，准备吹奏萨克斯。探险活动由H.A.斯诺负责，这位专门捕获大家伙的狩猎人，带了猎象枪、摄影机，还有他儿子西尼。船上装满了黑市供应的私酒。船东之一，J.C.奥登也搭船同行，为远航平添一重郑重其事的味道。但虽然偶有消遣，毕竟少了些日常的刺激和乐趣。即使停靠普里比洛夫，观看群栖的海豹这种热闹儿，也让许多贸易考察者兴味索然，那地方气味很冲，海豹看上去与在动物园和马戏团没什么两样。一些乘客大把掏钱，还费了不少心思，只为来普里比洛夫群岛一游，如今身临其境，宁肯呆在船上打桥牌。我倒从没有烦闷的时刻。我周旋在三个社会阶层之间，逐步的下降在我看来反而是上升：先是散步甲板，然后是主甲板，然后是下层。我很忙，但也不曾忙到没功夫记日志，我很年轻，那时候，阿拉斯加还没给飞机搬到家门口，它仍然遥不可及，充满了神秘，面对阿拉斯加的广袤和壮丽，我只顾了惊叹，满心都是欢喜。

　　在西雅图时，我购票搭船来见轮船管事时，他指定我与另一个人同居一间小舱。结果发现，此人和我一样古怪——也非商会成员。他是拉普兰人（注：拉普兰，北欧一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北部和前苏联的科拉半岛。），个子矮小粗壮，留长长的八字胡。他穿粗布衣服，没有白衬衫，几乎不讲英语。“我走诺米，”起初，他能讲给我的，只有这一句话。他名叫艾萨克·纳卡罗，靠屠宰训鹿为生，出门去做工。一天又一天，我们两人相安无事，话也说得不多，直到我的生活突然改变，开始了我的下降。在内湾航道，巴福德轮不断绕开陆岬，闪避岩石和暗礁，一路走来，艾萨克从不参与船上的社交活动，我则不然。我结识新人，在布朗兄弟甜美的爵士乐伴奏下跳舞，小心料理我的干净衬衣，尽可能多穿上几海里，在贸易关系问题上展示我的亲善（而非知识）。私下里，我还有另一种生活。我抓住一切机会，与服务生、轮机手和高级船员套近乎，寻求工作。我与这些人的交往显然令他们十分困惑，在海上，头等舱的乘客找活儿干实在不很正常。岂止是不正常，想必我很烦人。

　　凯奇坎是我们的第一个停靠港口，乘客最初的幻灭也肇始于此。船上大多数人的头脑里，填塞了罗伯特·W.瑟维斯（注：罗伯特·W.瑟维斯（1874－1958），加拿大诗人和小说家，生于英国。）和杰克·伦敦笔下的阿拉斯加的形象——深雪覆盖的原野、冰块砌成的拱形小屋、北极熊、野蛮人、妓女、酒馆、暴烈的雪橇狗、严寒，还有遍地黄金。我们绕过弯流看到的凯奇坎，粉碎了这幅精彩画面；村庄是个温暖、蚊蝇成阵的地方，鱼腥味很重。眼前没有一处小冰屋，码头上迎接我们的，是稀稀拉拉的一群圣地兄弟会会员，都戴了帽子。然而，好也罢，歹也罢，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边疆了，离岸还远，声音都无从送达，乘客就开始吵吵嚷嚷地向岸上的人群我最喜欢。之发问。搭船的一位兄弟会会员急切地想知道今晚是否有什么仪式。远处的迎接者窝起手挡在耳边。“我是问今晚有没有仪式？”这位高声呐喊。声音消散在空中。我们的领队哈巴德先生也开始叫嚷。他想知道凯奇坎商会的代表是否在场。

　　阳光和煦，我坐在系缆桩上，心平气和地看热闹，我，门肯和刘易斯大学的毕业生，研究过北上的巴比特人——他们来到异乡，不是寻求新奇，只顾重温熟悉的景象。我仍然记得哈巴德先生当时的急切——这位身着西服套装的拓荒者，终于瞥见他的边疆，激动莫名。人们用绞船索拽船时，哈巴德先生瞧见水手长在舷栏上摆动，抓住一根缆索，滑落到码头上。哈巴德先生急着会晤商会中人，也跨过舷栏，抓住了缆索。但码头还在下方很远，船与码头之间，横亘着肮脏的水流儿。哈巴德先生两次屈腿，跃跃欲试，两次心虚胆怯。他的面目狰狞，很快聚集起一群看客，就像在围观崖礁上的自杀者。一阵阵紧张时刻，哈巴德先生从天而降，荡入阿拉斯加的可能迷住了众人，可惜他到底没敢尝试。谨慎战胜了热情，我们初次遭遇边疆，就以旧金山精神的挫败告终。

　　后来，我经跳板来至岸上，“在街上闲荡”（日志中，我不断地“闲荡”或“游逛”），买了一本左纳·盖尔（注：左纳·盖尔（1874－1938），美国小说家。）的《缥缈的香气》。镇子里鱼腥味扑鼻，让我觉得这书买得有点滑稽。在那些美好的岁月中，我就是怀着这种浅薄的喜悦一天天打发日子的。

　　当天晚上，圣地兄弟会举办仪式，商会接见宾客，船上的太太们购买了大量玉米皮编筐，巴福德轮轮机舱的某加油工设法混上岸，与一名混血女孩儿建立了贸易关系。“大，就像这个，”他事后告诉我。（我已经开始与烧火工和水手联络感情，希望得到他们的接纳。）人人如愿以偿，以自己的方式休整一番之后，巴福德轮解缆启航，继续穿越亚历山大群岛曲曲弯弯的海峡北上。当时，我是个阅历很浅，焦虑不安的年轻人，但当我检点在凯奇坎的记录，辨认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就发现并非我一个人焦虑不安，所有人都试图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安慰自己——一些人求助神秘的仪式和罩袍，一些人求助商贸理念，一些人求助昂贵的玉米皮编筐，一些人求助廉价的印地安女孩儿。周遭的环境令我癫狂——我鄙视所有人，妒忌所有人，骄傲，大胆，又怕得要死。

　　2月29日，星期日早晨，我们望见了塔库冰川这处预定的景点。船身横向面对它时，莱恩船长停下船，人人都跑到甲板上来。“新郎，”我在日志中记道，“慌忙穿上呢大衣，戴上黄手套。新娘也穿上她的呢大衣。每个人身上都多了点不同寻常的东西。沃尔特·布朗特这位清真寺的大老，戴上了他的圆顶无沿小帽，谁能保证他不会给收进以冰川为背景的照片里。”

　　救生艇垂下水面，浆手载了悉尼·斯诺荡开，为的是拍几张冰川前的巴福德轮。但莱恩船长意犹未尽，他希望归他照管的众人能目睹冰川其实是一道冰的河流，倾泻入海。塔库，一道道冰川，闷头不语，蔫蔫地等待倾泻入海的那一刻，它需要刺激。于是，召来斯诺先生助兴。他带了猎象枪走上驾驶台，对准塔库开火，救生艇上的悉尼，端了摄影机一通拍摄。然而，什么动静都没有。约摸有一小时，乘客满怀期待地伏在舷栏边，听驾驶台上胡乱放枪。随后，他们厌倦了面前死样活气的冰川，大部分人抽身离开，回到餐厅。正午前几分钟，不知是因为呼啸的枪声，还是因为时候到了，一块冰跌入海中，溅起很大的声响。离开甲板的乘客冲出来观看，当然，已经太迟了。

　　我凭栏远眺塔库冰川，巴福德轮的库房管事来到我身边，这是位严肃，整日若有所思的人。他凝望巨大的冰墙，一时间默默无语。“你觉得如何？”枪声间断时，我问道。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半天没有搭腔。最后丢下一句，“我无所谓”，转身回到船尾，继续忙活自己的事。船向前行，渐次深入蛮荒，触目只见大海、天空、浓雾、坚冰，还有海鸥的白翅，库房管事谨慎的答话越来越清楚地表露了许多游客的心思，他们全都无所谓。

　　在朱诺，我旁观布朗兄弟小乐队的一人雨中垂钓，写下一首无韵诗，“葡萄柚和橘子，飘在朱诺码头前的绿色水面上——葡萄柚和橘子，船上垃圾的一部分。”那些日子，我满脑子都是桑德伯格的自由体诗歌。我在日志中写道，阿拉斯加的城镇，“就像山脚下的私语声”。

　　斯卡圭是最细碎的一声私语了，我的船票也到此为止。七月的最后一天，巴福德轮停靠于这里的码头上。我在船上谋职的努力落空了。我把打字机塞回盒子里，整理好行装，到甲板上坐下来，心中充满忧伤，甚至恐惧，只想尽可能挨到最后一刻，再踏上跳板，步入斯卡圭荒僻的街道——我是个迟来了二十五年的寻矿者，对黄金却又不感兴趣。

　　我坐在甲板上（日志中说，我是在那里“随手翻阅”什么），梳理我的麻烦，叹息自己怎么落入这种万般无奈的田地，忽然听得有人传唤我去驾驶台。照我日志上记载，是一位林德曼小姐走到我面前，传达口信。“船长要你立即去见他。”她说。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将此时的传唤与求职联系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觉得像是小学生给拎往办公室面见校长。口信似乎预示不祥，但再怎么样，也比不得不踏上跳板，沦入悄声私语的斯卡圭要好。我立即前往驾驶台。

　　莱恩船长盯我看了一刻，随后说：“我们可以安排你去餐厅作夜班侍应——以工抵乘。这样可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道。我不知道何为夜班侍应，何为以工抵乘，但我不想刨根问底，即使莱恩船长答应在船尾用条长索拖上我走，我也必须抓住机会。我谢过船长，向二管事报到，当晚就出现在餐厅，身着白色短罩衣，像全世界惯用右手的侍者一样，左臂搭一条台巾。斯卡圭危机给我甩在身后，巴福德轮以十一节的平稳速度奔西驶向阿留申群岛，很快，斯卡圭也给我甩在身后。

　　我记不得林德曼小姐的模样了——日志上的一个名字，如此而已——但曾经有不多几位女性，鬼使神差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她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我始终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也没有试试去弄明白。可以肯定的是：甲板上有一个谋职者游走的消息传到船长的耳朵里，就像船上有一条无毒蛇游走的消息也会上达船长一样，他老大不请愿地将就打发了这件事情，一如他在操持这趟疯狂旅行途中，打发其它许多琐碎但又烦人的杂务一般。

　　（从我开始书写这篇记述，我一直在查考1923年的旧金山《纪事报》，找寻关于巴福德轮及其公司的消息。这家班轮淡绿细直纹短公司的股东之一是约翰·林德曼先生，载客名单上有几个女孩儿，也姓林德曼，大概是他的女儿。所以我猜，我是蒙股东女儿的搭救，才免于流落斯卡圭。林德曼与他的合伙人奥葛登是分期付款买下的这条船，将本求利的前景很渺茫，就此而言，船上的管理者允准添一张吃饭的嘴，不免失于冲动。但我对林德曼小姐，始终感恩戴德）。

　　在船上工作的日子，要比乘船旅行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阿拉斯加、大海，连同轮船本身，都显得真切起来；此前，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些影影绰绰的。乘客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艘船，面前遮掩的东西太多，对他们的要求又很少。他们或许会喜欢这艘船，但既然不参与轮船的运行，就很难融入其中。我当上餐厅侍应，自然是个参与者——最初有点反胃的参与者。我从晚上八时，工作到清晨六时。我得摆台，为三十个人准备夜餐，跑堂（有时在颠簸的大海上端了满当当的托盘），清理餐桌，刷碟子洗碗，擦拭玻璃杯，清扫通往交际厅的扶梯，擦亮铜管乐器。工作繁重，枯燥，直到我的胃适应了这份油腻、不敢稍有闪失的工作。大约凌晨三点，我走上前甲板吸烟，北方晨光熹微，伙计在驾驶台踱步，客舱传出乘客粗重的鼾声，轮船在我脚下颠荡颤动，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船了，完全属于我，航向正确，充满活力，一往无前，让人激动不已。巴福德轮不再是带我从一个港口盲目地赶往另一个港口，现在，她带我告别全部的昨日，走向所有的明天。仿佛是我驱动了航船，我几乎就是双手把握舵轮的舵工。

　　我从乘客摇身变为侍者，令同船乘客吃了一惊，晚餐时，场面不免有些尴尬。头等舱有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其他大都与我面熟，自然，看到我守候在侧，颇觉得不自在。小费也是个问题。西雅图到斯卡圭途中曾与我相拥起舞的姑娘，是否应在斯卡圭到科尔多瓦途中，为我端上的冷盘撂下一枚硬币打赏。这个问题很微妙。一位老妇人，见我一身餐厅侍应打扮，惊呼道：“天呐！你何时做了女招待？”地位的变化让我觉得极其滑稽，我出以冷面，又在日志中渲染一番，大大夸张了它的喜剧性。最初我有些窘迫，很快就振作精神，得意地将白罩衣当成招摇的翎毛。我的口气中重新流露出俯瞰众生的优越感，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惟利是图的人堆儿中，我私下有自己的文学追求，还因为面对这些花天酒地，游手好闲之徒，我现在是个自食其力的忙人。我从早到晚感到饥饿，但凡有机会，就埋头吃喝，逢到有人睡前来用夜宵，我倒摆出一副大爷的架子，鄙薄他们的好胃口。对我来说，最难的差事是记住点菜，我站在那儿，认真听周遭儿四个人告诉我他们要什么，等我到配餐室，却忘得一干二净。按规矩，身为乘务部的一员，我可以到甲板上过过风儿，但不允许坐下来。我不再与乘客掺和，转而与杂役舱的司膳和厨子打成一片，他们住在船尾中甲板，紧挨舵机，那里噪杂、龌龊，一向是个招惹是非，孳生腐着洗衣粉放在败的地方。我加入了船员舱一伙儿，但没有入住那里，实际上，他们在头等舱一间密闭的小室中为我指定了一个铺位，同室还有个年青人，叫J.威尔伯·沃尔夫。威尔伯是另一个夜班餐厅侍应，同我一样，也苦于受过大学教育，涉世不深。精明的二管事，决定不把威尔伯和我打发到我们本该去的杂役舱。或许他是怕我们给人带坏，但我想，他其实是不想让两个一清二白的雏儿，搅了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这会叫他心里不安。

　　在科尔多瓦，我们从无线电中收到了哈定去世的消息，我在日志中抄下船上公告栏的通告：

　　旧金山讯：沃伦·G.哈定总统今晚七时三十分在此去世。他是突然病逝的。哈定夫人直到最后一刻与他同在。洗衣事请询二管事。

　　“如此这般，”我怅然写道，“清楚说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照常前进。”明白意识到即使沃伦·加梅利尔·哈定总统死了，人们也还要洗他们的脏衣服，我不免大为震惊。

　　无论如何，巴福德轮是在照常前进。当它掠过复活湾的宽阔水道驶向苏厄德时，布朗兄弟乐队聚在交际厅，排练乐曲，应付临时筹备的追思仪式。听到铜管乐器加弱音器后发出的悲切声响，与海鸥的哀鸣混杂在一起，我不禁为失去我们的总统而悲伤——我感到空落落的。如今，哈定先生已引不起人们的巨大哀恸，但那晚在苏厄德，我们巴福德轮上的一干人，确实向他表示了沉痛悼念，六只萨克斯管一反常日的欢乐，奏响庄严肃穆的哀乐。

　　在1923年的那片北方水域，莱恩船长操纵轮船，一如早年的飞行员，只能凭着感觉。接近科迪亚克时，我们陷入大雾之中。整个下午，轮船盲目地穿行在阴冷、潮湿的雾气中。我们必须停靠科迪亚克，因为有一名乘客要下船，对初生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来说，即使有一名乘客下船，也是个非同小可的时刻，这为旅行增添了荣耀和信誉。这回，要下船的是一只艾尔谷大猎犬，但丝毫没有削弱此事的意义。能见度几乎降至为零，船长开始有些拿不准他的方位，他的犹疑奇妙地传递给乘客。我听得有几位太太紧张地询问一名高级船员，是否应当抛锚，等待大雾散去。（果真如此，或许会成为记录在案的最长一次海上停泊。）过了一会儿，一只渔船在我们船头出现，船工一边喊叫，一边比划，说清了我们的方位，我们随即改变航向，继续行进。莱恩船长在海图桌前忙碌一天，当晚上岸了。他很晚还没回到船上。凌晨三点，有人召唤我去他的舱室，清理酒杯和酒瓶。一小时后，我的日志上有如下记载：

　　星期一晨，四击钟（注：四击钟，轮船上的值班报时，此处为凌晨四时。）。科迪亚克

　　乐器擦净。餐具安置好。威尔伯坐在通道对面，倚着另一张桌子打盹儿。在配餐室，咖啡壶咝咝作响，蒸汽凝成水珠，从天花板上滴落。据我们所知，船长还没回来。至少，他没有露面喝他的咖啡：我们已经为他安排好地方，摆上冷切肉、面包和其它小吃。

　　这则记载披露了一位作家的辛苦。第六句最初读作，“至少，他尚且没有露面喝他的咖啡”，我稍事编辑，划去了“尚且”二字，这在修辞上很值得玩味，表明更深时分，我还在这个苦行当中辛勤劳作。正在打盹儿的威尔伯也写日记，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两个夜班侍应，同为日记写手――在陌生、凄清的海面飘荡的一艘陌生、怪异的船舶上。他的一部分日记，如今在我手中。他的寡妻最近寄交给我——一个小笔记本，里面充满了对卑贱生活的厌恶。“去他的‘以工抵乘’——不能搭乘头等舱，就该待在家里。”威尔伯只想重返社会，找回体面，那种急切，就像我自己，只想在船上继续下降，沦入更底层，沉溺于弃儿与贱役的况味中。

　　日志的下一则是一首诗，题为《悲悼》，这样开头：

　　千万首歌，在我心中激荡，回旋：

　　歌的赞美，歌的惊叹。但是

　　我不能催生哪怕一首。

　　古怪的表达。其实我像仓鼠一样，几乎不断在催生。那些诗歌平淡无奇，但少不了都降生了。

　　游客对阿拉斯加准州显然频频失望。我们接下来的停靠地——荷兰港同样不能令他们开心。几间废弃的房屋，一家印地安人，一头母猪和三只猪崽儿——教旧金山来的夫人们如何能屈尊俯就，当个景致看。我自管上岸，沿一条泥泞的小路，攀上个小山包，坐在草丛里，凭眺对面的乌纳拉斯卡。这个村庄，远远看去，仿佛一幅画图——一排白色建筑，夹一处小小的希腊东正教堂，顶上有两座绿色的洋葱状尖塔。小镇背后，没有林木的青翠山岗，在碧波涌动的大海中拔起，云烟缭绕，一派空濛。山岗看去是那样的高峻和雄伟——梦幻中的背景。我直想到乌纳拉斯卡一游，无奈身不由己，我得在船上听差。

　　我坐在那里凝望时，两位巴福德轮上的太太走过，停在我面前。

　　“那边有什么值得看看吗？”其中的一位问道，以为我到过那里。“从这里看去，好像挺沉闷的。如果教堂有些特别的，我就接着走，不然，没什么看头，我可不想再走了。你呢，凯蒂？”

　　凯蒂摇摇头。两位似乎极其惆怅，没着没落的。

　　我告诉她们，我没去过乌纳拉斯卡，想必那里只是个平常。听了我的话，她们兴味索然地转身回船。

　　后来，我设法去了那村子，一个男孩子驾小舟渡我过去。在一定意义上，村子可谓沉闷，但沿着蜿蜒起伏的青翠山岗的山脚，漫步乌纳拉斯卡，独自一人，触景生情，只觉得平生从未像现在这般充满生命力。我差不多来到这块大陆上力所能及的最西端，远远离开了家乡，赞美之歌油然而生，心中欢喜不尽。更妙的是，回到船上，我才得知，我可以倒头睡觉，不必通宵当班，我的工作突然改变了。在余下的航程中，我成为烧火工的服务生。

　　那日破晓，我的上司二管事来到配餐室，我正忙着刷盘洗碗。“你可以歇了，”他说。“明天，我派你作烧火工的服务生——照料烧火工用饭，他们一伙有八个人，你不必穿白制色小塑料桶浸服了。我们给你在合同中写上五十美元一个月。”

　　虽然二管事没有提，但我听说底舱发生斗殴，还动了刀子，我有理由相信，我的新差事与此有关。我想我是去代替那位给人捅了刀子的家伙。事情果然是如此。无论如何，我听从吩咐；我回到舱房，从提包里翻出我的法兰绒衬衫和脏裤子，然后上提上裤子，光床睡觉，忍不住琢磨为什么服侍八个人可以挣五十美元，而服侍三十多人，却一文没有，只换得搭船的便宜。我知道这里面有点古怪，也不多想，只管睡了。

　　清晨六点钟，我报到上班。对我，这才是航程的真正开端，我终于来到底层，船舶的律动清晰可闻，它的体臭经久不散。

　　我为什么渴望进入底层？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我做了，而在攀爬社会阶梯的过程中，这种下降似乎很困难，但又很有必要。阿拉斯加之旅，完全是下意识地逃避世界的一种尝试，推脱我必须面对的随便什么；我在船上走得越深，藏得就越严。此外，我想考验自己——纵身跳入火焰中，只要它近在眼前，看我能不能经受煅炼。

　　烧火工的餐室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坩埚。年青人想要高温蒸，烈火烤，经磨历劫，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房间狭小，臭气哄哄，吃水线几英尺之上，有一孔舷窗。如今，当我闭上眼睛，回想阿拉斯加，画面总是框在圆框里，因为我们未来这第四十九个州的大部分光景，我都是透过烧火工餐室的舷窗看到的，画面还带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混杂了卷心菜、下脚料、蒸汽、垃圾、燃油、机油、废气和疲人的种种滋味。除了在船上，哪里也闻不到。

　　餐室的一头，有一张热饭桌，蒸汽从桌下通过，时常有一点泄漏，发出咝咝声，烘得屋里很热。中央摆一张大餐桌，两侧各一条长凳。舷窗对面，是洗涤槽，垃圾筒，还有我们的圣物——咖啡壶。咖啡壶挂在船的蒸汽管上。它有进水阀和出水阀，还有一只玻璃刻度表，可以看到咖啡随船舶的摇荡缓缓起伏。我很快就学会了扫一眼刻度表，就能说出船身的横斜角度。龌龊是灶间的基调，气味恒定，一闻便知，不会出错。这龌龊是无意之间积聚起来的：锡罐里存下残羹，腐肉的碎片腻在头顶的管道缝里，葡萄干面包片干硬了，随手乱丢，奶酪藏在咖啡壶后面——到处是零七八碎的破烂和旧物。前头的那个餐室服务生，像陆地和海上的芸芸众生一样，随手存储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不难看出，烧火工为什么忍无可忍，一片刀光血影中推翻了他的统治。不过我想，杂乱无章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那日清晨六点，我饥肠辘辘地站在那里，接受二管事的指示，只觉得困乏、恶心、恐惧。指示很简单，二管事似乎是想趁我还明白，没有表示不乐意时，赶紧一走了之。他告诉我，我须从大厨房端下烧火工的伙食，伺候用餐，然后收拾干净，整理舱房的铺位，把垃圾倒入船侧的溜槽，保证随时有新煮的热咖啡，打扫盥洗室，听从烧火工的吩咐。“你照顾他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我还是你的上司，碰上麻烦，招架不住，就告诉我。但你得让他们满意喽。”随后，他把我草草介绍给我的同行，一位波多黎各青年，名叫路易斯，是水手餐室的服务生，要他给我些指点。二管事说罢离去。我再不记得他还到我安身的小世界露过面。

　　路易斯是个神经质的年轻人，身上裹一件脏兮兮的长套衫，搭拉到膝盖上。他有两只眼睛，不过只用一只应付差事，另外一只直愣愣地凝望别一个——我猜或许是更美好的——世界。

　　“你以前做什么？”他问。

　　“夜班侍应，”我答道。

　　“哦哦！那么，你一定知道如何偷了。很好。”他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解释说，只有靠顺手偷摸，才能搞到好吃喝儿，满足我要伺候的那帮人的口腹之欲。

　　路易斯的指点让我晕头转向——就像听一个伶俐的孩子教导如何开飞机。“来吧，老弟！”说罢开始忙活起来，嘴里哼唱着西班牙文的《磐石》。路易斯轻佻、活泼，满脑子幻想和误解，又多与餐室的职分无关。他以为海豹会飞，他还以为哈定新婚燕尔，而不是葬了。蒸汽阀让他感到神秘，兴奋不已，不停手地摆弄。他蹦来蹦去，只有我跟在屁股后头，一边告诫我沦入了何等卑微的境况。他说，这帮黑衣人是船上最低贱的一群，我得伺候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他说，烧火工傲慢、暴躁，因此上喜怒无常，麻烦多多。他对我讲述了餐室和水手舱使用的语言。“哎，老弟，”他叹道：“他们满嘴胡嘞。狗娘样儿的，说出话来多难听，这帮杂种。”

　　我倒并不在乎听人说粗话，我有别的事操心。我知道我现在是羊入狼窝，心里担忧的是，那些烧火工，我的主子，可别认出我的面孔，知道我曾属于头等舱，还发现了我的过去，那对烧火工餐室来说太过精致了。我深受文明的侵蚀与教育的玷污。更糟的是，我是作为头等舱乘客搭船的，由于二管事行事古怪，我在头等舱还保有一个铺位。我知道今后要想生存，必须隐瞒这些害人的事实。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曾经造孽的罪人，只有守规矩才能求得宽恕。要想摆脱往日的不光彩，看样子只有下手偷窃了。我决心乍着胆子，稳稳当当，偷出彩儿来。我必须做事勤快，服务周到，管好自己的嘴巴。我的凭仗是蓄了两天的胡子，还有留下辛苦印记的一身褴褛衣衫。

　　头一顿早餐很重要，是在迷蒙的水蒸气中开场的。路易斯随手板动了咖啡壶的阀门，咖啡壶喷发蒸腾，舱里成了土耳其浴室。混沌中我我几乎看不清那一张张沾了机油和尘灰的黑黢黢的脸。谢天谢地，他们也看不清我的脸。他们怒冲冲地抱怨蒸气浴，等到发现来了新的服务生，禁不住兴头高涨，纷纷发问，要我述说自己的过去。我于是胡诌一通，拉扯些地名和悲惨故事，时不时贬损资方。我说，不管我在哪里做事，都没人待见，必定落个解雇的下场。烧火工们对这番遭际并不陌生，听了自然开心，他们对地名也感兴趣。（去年夏天，我曾横穿大陆，四处打零工，对地名熟稔于心。）在科迪，我说，我从早到晚用砂纸打磨露天舞场，一天只挣可怜的三美元。在明尼阿波利斯，我挨门挨户推销蟑螂药。在大木仓，我割过草。最后总是给人一脚踢开。这是我博取同情的一张牌。虽然素未谋面，他们已经恨上了以往我的每一位雇主。现在我是他们的小兄弟了。我闪来闪去，摆上燕麦粥，一边还要侍弄好咖啡壶，忙乱之中，不觉恢复了我的勇气。头一波喧嚣过后，烧火工开始闷头吃饭，审问告一段落。有一两张面孔看去和蔼可亲。我后来得知，有两个家伙，曾经蹲过监狱，这让我觉得很刺激，敬佩不已，其中一人患有性病，我又觉得不安，提心吊胆。那部表现军旅生涯的著名影片《千锤百炼》，我还记忆犹新，我以为只要使用同一套餐具，很快也会染上性病。

　　我发现，我的名字叫“伙计”。“伙计，晚上给我拿个橘子！”我初次登场后，一个机舱清洁工离去前喊道。从他的语调中听出，这是一道指令。我还可以想见，清洁工与其说是垂涎橘子的香甜，还不如说是快意于有个小厮可供他欺凌。在底层甲板，伙食中没有水果一项，想吃橘子，要么去种，要么去偷。接下来的日子，我学会了从源头或者从敞开门的特等客舱顺手牵羊。这在海上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我成了凌波踏浪的侠盗罗宾汉，劫富济贫，向我伺候那帮人提供种种美味。这是他们和我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我套起一根小茴香腌黄瓜，手法之精妙，不下于捕鼬的猎手。烧火工们也不是一点不讲道理。我第一次办差时，浑身冷汗淋淋，只怕一个橘子出现在餐室，会引得众人都闹着吃橘子。结果并非如此。这一帮人倒没有得寸进尺。除了遇上恶劣天气，翻腾的胃口迫使他们调动起关于晕船疗法的全部知识，指望能靠些难得的稀罕物儿奇迹般得到拯救，否则，他们交待的事情，一般都在我能力之内。拜托我此前当餐厅侍应的那份工作，我与关键的供应环节维持了宝贵的联系。我同威尔伯·沃尔夫串通一气，他收拾晚间自助餐剩余的餐点，偷偷交给我，我们鬼鬼祟祟的，像毒贩子。不知道底舱哪位爷何时会催命，我在铺位的一处隐秘地方随时备有物资，就像多蛇的乡下，人们手边都备有解毒药。

　　头一天早饭后，烧火工四散开去当班，巴福德轮高速向北驶入白令海，我将餐室揩抹一过，丢掉那些陈年污秽，洗净了咖啡壶内的布袋儿，又去偷了一只橘子。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来到甲板上，看着巴福德轮撞入了一堵冷雾耸起的白墙。船首楼安排了一个瞭望哨，托尼，那位高大的黑人值更，用力拉起测深锤。虽然我忙着适应新工作，当天的日志里还是洋洋洒洒记了一大篇，想象如何测水深。我很累，但也不耽误肚里的锦绣文章。

　　餐室服务生的工作，最可怕的莫过于从大厨房经几乎垂直上下的梯子，端下大锅的食物——比偷东西还难。这些炖锅大如一蒲式耳的筐子。两个把手一边一个铆在锅边上。空锅已经沉甸甸的，装满食物后，更是其重无比，还滚烫滚烫的，它们当然需要两手来端，再没有富余的一只留给自己。海上风平浪静时，生手端上这样一只锅爬梯子，也须打点精神。逢到惊涛骇浪，船舶颠簸起伏，乍看之下，攀爬梯子似乎决无可能。行至中途，梯子不再倾斜，慢慢地接近直立，最后终于耸直了。在怒涛翻卷的大海上，梯子甚至会倒仰过来。路易斯指点我如何爬上爬下。诀窍在于等在上面，抓紧炖锅，直到梯子呈现适宜的角度。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下，踏上一两级。梯子耸直时，迅速伸出一只脚，脚背趾尖勾牢梯撑，像杂技演员倒吊在高架秋千时一样。等梯子完成摆荡，开始恢复适宜的角度，撤出脚再踏上一两级，如此如此，直到脚踏实地。悬在两层甲板之间，端了满当当一锅熟食，一只脚支撑了身体连同吃喝的重量，另一只脚绷得紧紧的，这段时间，仿佛长得没有尽头。幸好我年轻，脚踝同我的信念一样坚强，待巴福德轮回程在北太平洋遭遇强风时，我已经应付自如，一身攀高走低的本领，不亚于当行出色的杂技艺人。

　　在巴福德轮，水手与烧火工是两个不同的圈子，他们各住各的，各吃各的，连带各想各的。一艘船不像熔炉，它强化阶屋里，虽然还级界限，直到社会烙印深入骨髓。烧火工鄙视水手，水手取笑烧火工，洵为常例。我想这是一种传统，让人保持强悍。从穿着打扮上来看，水手高出烧火工一头，他们刮脸更勤，衣装整洁，因为这类讲究，越发叫烧火工瞧不起。他们都认为船舶全靠自己这班人驱动，根本不承认另一班人的工作还有航海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谁人保证了行船？争吵个没完，再无道理可言。我在餐室洗刷碗碟时，听他们喋喋不休地抬杠。实际上，我这班人的那点精气神儿，更多地来自争吵，而不是那锅好吃喝。一点儿小事，都能调动他们的辩才，引起一通喧嚣。

　　在普里比洛夫群岛的圣保罗，我趁餐室消停下来的空当儿来至岸上，奔向海豹的群栖处，观看海豹。每只硕大的雄兽，都给一群雌海豹围绕。许多雌海豹都有自己的幼崽，那地方就像个欢天喜地，充满乳臭的儿童乐园，大人们还不时爆发争斗。我本可以久久呆在这里看热闹，无奈咖啡壶等我赶回去照看。路易斯因为我报告说海豹不会飞，大为沮丧。他正在灌装番茄酱罐子——这个可悲的消息扰了他此刻的好心情。

　　在圣劳伦斯岛，我们在甘贝尔村外抛锚，安排传教士尼科尔森先生和他的太太上岸。这里是他们旅程的终点。二十个爱斯基摩人登船，满载象牙物件和海豹皮制品。他们不会讲英语，除了几个关键的字眼儿，比如“七十五美分”，脱口说出，清晰而明快。他们口中的“餐巾环”和“裁纸刀”，语音也很地道。旧金山的太太们，早就渴望疯狂购物，又久违了集市，此时一哄而上，竞相高声出价。我占在一处有利地形，眼见一双海豹皮拖鞋从一美元抬到六美元五十美分。那位爱斯基摩人动心了。就在此刻，某烧火工从甲板天窗探出头来，与他四目相对，点头示意。爱斯基摩人撇开太太们，来到烧火工跟前，后者从衬衫里掏出两快脏乎乎的肥皂，一卷纸巾。他们立即成交，海豹皮拖鞋易手了——旧金山商会的拓荒者大受打击。太太们悻悻然。有几位太太心眼儿活泛，腰脚灵便，连忙奔回客舱，拿来肥皂和纸巾，但旧金山、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已经变味儿，巴福德轮的宏大目标一时蒙上阴云。中午时分，路易斯和我在烧火工餐室给爱斯基摩人开饭，路易斯因为在异乡绝塞碰上化外之民兴奋异常。后来，布朗六兄弟开始吹奏，爱斯基摩人纵情跳舞。他们从没有人听过萨克斯管，那声音令他们陶醉。

　　在圣米切尔，我们装上鱼。八月十五日，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整整一日，一桶桶鱼哐啷啷掠过长空，

　　从驳船上高高吊起落入船舱。

　　肩膀宽宽的舵工操纵卷扬机——整整一日。

　　夜晚，天空现出橙色，灰暗的云

　　烘托落日，秀发的女孩走来靠在船舷上

　　注视肩膀宽宽的舵工。

　　她是他的姑娘，我说。他们会结婚，儿子长大

　　像父亲一样也是宽宽的肩膀。

　　海鸥从水面掠起，飘然滑向橙色的西方。

　　巴福德轮平稳地北上，我的诗歌水准也平稳地下降。诗人的麻烦在于疲乏，一天过后，他已经筋疲力尽。

　　8月17日，星期五，巴福德轮泊在诺姆，我们来到世界之颠的门户前。海涛凶险，有一阵子，我们无法卸货。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供水不足啦，油料短缺啦，我们不会进入浮冰群啦，返回美国的时间要晚上一个星期啦。热纳维芙号拖轮靠过来，我和其他一些人顺着梯子爬下，搭船上岸。热纳维芙号为此费了很大力气，有两位太太晕船，踏上岸后，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星期六晚上，大约九点钟，我等在诺姆成衣公司对过儿的《消息报》编辑部门外，观看印刷机吐出当期的第一批周报。《消息报》编辑部里挤满男人和狗。我花二十五美分买下一份，浏览那则通栏标题：“诺姆前景看好；诺姆与旧金山在北纬五十三度之外携手合作”。旧金山与诺姆的合作，是商业史上一个怪异的时刻。轮船上彩旗缤纷，这个沉闷小镇的居民欣然看到镇上来了宾客，虽然他们刚一落脚就开始呕吐。我不清楚这一盛事将如何在贸易界结出硕果，我目睹的惟一成果是旺格太太商店的橱窗，那里展示了从巴福德轮上卸下的新款秋季帽子和套装。明晃晃的白夜下，我绕这座冷落的小城闲逛，眼前晃过一处处景致——北极面包房、诺姆金属板工场、梦幻剧场、安德鲁·博克斯高档浴池和旅店（客房附设暖气），还有欧旺格太太店内的鲜艳时装。

　　《消息报》专门增加了四个版面，纪念此事，鼓吹友好与贸易。社论版上还登载一则道歉启事：

　　就周报脱期致惠爱我们的读者

　　谨此向《消息报》读者说明，我们认为，本期报纸需要扩增四版之事实，可以解释报纸因何未能如期出版。为此扩增，我们星期五彻夜工作，整晚没有合眼。

　　上文中的“我们”，即为乔治·S.梅纳德，《消息》报的老板和出版人，诺姆镇的镇长，一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

　　我常常奇怪，旧金山的大亨瞥见北方这些衰微破败，三家村般的荒凉地方，不知作何感想。诺姆想必尤其令人震惊。诺姆那些东倒西歪的房子，沿主街一路延伸。镇上人人都靠罐头食品过活，垃圾处理系统简单而便捷，空罐头盒直接扔出后窗户，掉到海滩上。海滩就是大垃圾场，罐头盒堆积如山，就建筑体积来说，比房屋不差。不过，我得这样来说诺姆：在一天的某个时刻，太阳照得正是地方，垃圾堆就成了一道奇观。最上层的罐头盒突然攫住阳光，此时，从泊在锚地的船舶甲板上望去，新月形的海滩仿佛燃起大火，一时间，破落的淘金小镇像是环在火焰中，看得人目瞪口呆。

　　在诺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闯祸。那日清早，我将一大桶泔水拎至垃圾槽前，凌空倒下，不知道头天晚上，有一条驳船系在我们旁边。泔水淋了驳船上某位船员一头一脸。他是个大汉，跳上船来，咆哮着要杀了肇事者。我慌忙窜到头等舱躲起来，他始终没能找见我。不过，这段插曲着实吓人。我现在仍能想见他的面目，头上一塌糊涂，两眼冒血，爬上舷梯来找我。

　　从诺姆，巴福德轮驶往特勒，那里，淘金热时代曾有上万白人，现在只留下十几人，此后，轮船又穿过白令海峡，经风平浪静的大海，驶向流冰群。我们是第一艘进入世界这一地区的客轮。在北极区，我开始感到衣橱里的匮乏。我甚至没有带上一双毛袜子。夜晚寒冷，通宵明亮，轮船行进中连灯光也不用。我们的一项任务是停靠兰格尔岛，收容滞留在那儿的两个人。此事在船上闹得沸沸扬扬，但事情到底还是落空了，在北纬七十度，航道因冰层受阻，我们根本无法抵达兰格尔。结果，我们转而去捕海象。

　　当冰层在望，莱恩船长攀上桅杆的侧支索，透过双筒镜瞭望前方，乘客们在甲板上看他，充满景仰。船长很快又下来，命令停船。随后，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丢开我们溜走了。四周都是冰，他竟然扬长而去——与我们在诺姆载上的三个爱斯基摩人乘上他们的双层划子狩猎去了。这让每个人都有些惶惑，冰块簇拥着船身，船长却消失不见。猎手们去了很长时间。乘客先是戒备，兴奋，渐渐厌烦了观望和等待，猎手终于两手空空地返回时，人人都很失望。第二天，猎手的运气好些，射杀了七只海象。它们给吊杆吊上船来，卸在前甲板上，立即开始腐烂。这些庞大的尸首伴我们呆了很多天，头和皮最后留在了奥克兰博物馆，假若风向对头，博物馆的馆长肯定早早就会知道展品即将抵达。我对北冰洋之行的全部记载如下：

　　8月22日，星期三。猎捕海象。太太们一致认为，冰山很壮美，海象则很恶心。斯诺先生坐在海象身上，琢磨些俏皮话。水手们的服务生路易斯说：“这世界真是太美了。”扎一束马尾辫的姑娘来到甲板上，只为看一眼海象是什么样子，随后便回到轮机长舱里打牌。

　　（轮机长的舱里，永远有牌局——这是我记住的阿拉斯加的几件事情之一。我还记得见到了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北极熊。路易斯说得对，这个世界真是太美了。）

　　23日大约下午三时，路易斯闯入我的餐室，拨弄一遍所有的阀门，高声宣布：“来吧，伙计！赶紧，快着！亚细亚！”他一字一顿地念出那个字——“亚－细－亚”。他换上了一件干净衬衫，急慌慌地要上岸去寄明信片。我们一起跑上甲板，看吧——亚细亚，一处荒凉的海岬，叫作塞尔兹角，一块块雪散在地面上。我们接近陆地时，周遭都是鲸鱼，又是喷在红色小塑料水，又是拍打尾片。甲板上遍布臭烘烘的海象，饥饿的爱斯基摩人用刀子分割巨大的尸体，茹毛饮血，尽情享用这战利品，就像我们想点补一下时切割奶酪一样。支离破碎的海象鲜血淋漓，一道道淌在甲板上，船体因轻微震颤而悸动。乘客们则因西伯利亚的名字而悸动；这是我们北极游踪的点睛之笔，让我们不枉来一场，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的名字也因此才显得真实不欺。斯诺先生走上船头甲板，拿布尔什维克取笑。

　　“没人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写道。“起初，人们纷纷猜测是否会有人朝轮船开火。总而言之，乘客们觉得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人有些敌意。”敌意与否，旧金山商会面临它最悬乎，也可能是最心虚的时刻，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人朝我们开火，斯诺先生一定会使用我们袭扰塔库冰川，猎杀海象后剩下的弹两天它都区别药奋起还击。哈伯德先生小心翼翼地走在血泊中，发现所谓西伯利亚，不过是二十几个穿戴毛皮的爱斯基摩人和一个入赘为婿的白人男子，巴福德轮刚一抛锚，他们就划了一艘皮筏子登上船来。岸边，我们看到几条狗蜷曲了卧在残雪中。此刻，我须引用巴福德轮上另一位日记写手J.威尔伯·沃尔夫的话。“这里，”他写道：“我第一次目睹了爱斯基摩人的小屋。这些土著人实在拘谨，也实在脏得可以。”

　　威尔伯用几块银币换了一个西伯利亚枪套，斯诺先生用顶旧帽子换了一张北极熊皮，随后我们驶往东角，结果，这里不过是塞尔兹角的翻版——海岬，灰色的海滩，一座灰色的小屋，飘扬一面小红旗，兽皮搭建的住房，缥缈的雾，海岸边一块块残雪，低矮的山峦，暗示雾那边超出人们想象力的空廓大陆。（或许是对西伯利亚极端灰暗单调的记忆，促使巴福德轮的合伙人奥格登先生为他的船寻一片青翠的草场；巴福德轮接下来的巡航是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财政上如同西伯利亚之行一样失败，但至少是一次懒洋洋的游憩。）就感情而言，巴福德轮和它的乘客都厌倦了，只想打道回府。莱恩船长指引他的船跨越海峡，再度停靠诺姆，时间刚够十名乘客上船，随即掉头返乡，有海岸警卫队的大熊号巡逻快艇、热纳维芙号拖轮和哈德逊湾航运公司的一条船行礼欢送，岸上也传来鸣笛声。我们取道福尔斯帕斯，载上一些罐头加工厂的工人，大模大样地横穿北太平洋，直奔西雅图。上路不久，强风席卷而来。

　　新人从诺姆搭船，导致巴福德轮上住宿紧张，威尔伯和我最先尝到滋味。我们给人踢出头等舱。一时之间，我俩似乎再没地方存身，直到乘务部的某位天才想起了船上的禁闭室。那是个逼仄的铁牢，六英尺乘六英尺大小，有两个坚固、狭窄的上下铺位——一间紧凑的小屋，很少有人光顾。它位于二层甲板，威尔伯和我，先是吃惊，继而又觉得满意。就我而言，我很高兴移入牢房，免得烧火工发现我住在头等舱，威尔伯喜欢我们的新居，是因为它是间面海的屋子。“毕竟，”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总能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的新环境中最有生气的东西是一根粗大、喧哗的下水管，它从上层甲板人人青睐的洗手间垂直穿下。我们把衣服用床单卷起，掖在管子后面。铁牢的门是厚厚的钢板，钢门槛约有一英尺高，需要跨进跨出。“我们把屋子收拾得像个寝宫，”威尔伯带着禽鸟筑巢后的一阵得意写道。“优点：更隐蔽[如此才好收藏偷来的食品]，更明亮，面向大海；空气清新，独立性更强。缺点会逐渐显示，我想。”

　　缺点的显示无须等待多久。巴福德轮在强风下的第一次摆荡，我们的袖珍寝宫就首当其冲。固定舷窗漏水，不知怎么回事，它将空气挡在外面，却听任海水灌入。屋里的海水给门槛截住，平均深达十英寸。船身刚刚摇晃起来，威尔伯的胃口就开始翻腾，他倒在下铺，死样活气地躺了三天，呻唤声与下水管的聒噪声交相呼应，他的床铺像是凸出的礁石，经受室内潮涨潮落，接连不断的冲刷。

　　巴福德轮上的乘客，没日没夜地喝酒，进餐，人人萎靡不振。半数以上的水手晕船。我的餐室几乎空无一人，但我照例还得把饭菜摆上桌，不管他们是否打得起精神享用。我还得忙着配制特殊的鸡尾酒，我的那些伙计们还指望这个来减轻痛苦——点缀了酸辣泡菜的波萝冰淇淋，等量的李子汁和番茄汁，加少量肉豆蔻，溏心鸡蛋和腌渍胡萝卜，姜片加调味番茄酱。

　　暴风袭来的第二天，我刚刚将午餐摆上桌，巴福德轮就把所有东西都颠到甲板上。在北极无声无息的轮船，此时訇然作响。货舱的货物开始颠来倒去，船员们，那些还能站立的人，忙了一个通宵，让货物复位。冷藏室里大桶的鱼松动了，四下翻滚，撞断了冷冻管，浓盐水淌了一地。主甲板前部，几条北极犬在暴风中首当其冲，它们是一些颇有点雅兴的纪念品收藏者准备带回国内的。有两条狗，我想，是给冲入大海了。其他的狗，挣脱了束缚，一头扎进油漆房，很快就没了模样。两位烧火工来到餐室，长时间一本正经地争论他们中是哪一位晕船，还呕吐。暴风扫荡期间，路易斯丢了工作，我始终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大多数乘客来说，航程是在昏晕和阴郁的基调下结束的。对我，则是凯旋。三日的强风让我感到欢欣和畅快；我奔来跑去，忙活照顾病人，履行我的职责，我不晕不吐，完好无损地度过我平生在海上的第一次大风暴。虽然餐室沉重的长凳歪倒，砸伤我一根脚趾，但这也没打消狂风巨浪中我对餐室服务生生涯的热情。我，餐室和囚牢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现在应该把士，近代护理学创始人。），不免陶醉于自己的能力，这种陶醉感因为我发明的一个小伎俩更趋高涨：我在船舶颠簸时，不去抓牢什么，只管随着每一次上下起伏而摆荡，我的理论是，身体的抗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晕船。我的这番自得其乐或许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北太平洋风高浪急的三天三夜里，我跌跌撞撞地沿着过道行走，身体迁就大海，就像大海是领舞者，我随它翩翩起舞。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结束逃往遥远北方的行程。我现在一头扎向东南方向，即将沦为无业游民，不知拿自己该怎么办。我把多姿多彩的乌有乡之旅抛在身后，再度拾回往日的无聊——办公室前的一张桌子，朝九晚五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挨过一天，星期日在市郊打发沉闷的午后，无业青年没结没完的无效逃避（动物园的闲荡，夜间的徜徉，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吸食鸦片）。那情形没个定准——我很少尝试去规范它，它就像一只死亡之鸟悬在我头顶。但在巴福德轮上的最后时刻，强风带给我某种轻松。暴风肆虐时刻，思想是不可能的，未来给大风和波涛卷去，我终于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如此辉煌——丰富，美好，令人敬畏。我对生活的所有向往，都着落在这里，仿佛我轰饮下涌上甲板的每一排巨浪，此后仍然会觉得干渴。终于，我暂时适应了一个艰难的世界，并征服了它；其他人都在晕船，我却生气勃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较量中，我摆脱了所有的沉郁和忧思。我一向恐惧又喜爱大海，扑面而来的强风是我的新娘，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天蜜月，暴戾和动荡中，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悦和慰藉。青年人永远有数不清的困惑——思想的，心灵的，肉体的。青春岁月中，我想我得到了比分内更多的东西。各种因素的交错，加上一份最底层的差事，令我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解脱。

　　蜜月很快结束，风止息了，巴福德轮恢复平稳。9月4日，我们停靠在西雅图。我领取了工资，离船上岸。日志的下一则是9月6日，我在法伊尔旅馆的一间客房――是一首诗歌，题为《尚特可勒》：

　　你从柜台上传递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从我离开后？

　　你说过多少回，

　　“要卤汁吗？”

　　你的臂膊依旧白皙，

　　你依旧是整座大堂中

　　胜过美味佳肴的景象。

　　你站在那里

　　餐馆因此成为九月的一部分，

　　九月，姑娘，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个声音悲切的，美丽的部分。

　　你从柜台上传递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从我离开后？

　　像那个美好的漂泊岁月中无数搅动我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始终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