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者按宣布“一种新的小说正在美国出现，一种罕见而慑人心魄的小说，不仅和现有的任何英国小说不同，也和我们惯常理解的美国文学不同。”两年后，美国本土的《密西西比评论》重复了英国评论家的话：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声势浩大。在这种被命名为“极简主义”（Minimalism）文学或是“肮脏现实主义（DirtRealism）”中，卡佛不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这种“新小说”的始创者。很快，已经有评论家不无兴奋地发现某大学竟出现了“‘模仿卡佛’小说竞赛”；很快，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资深评委已经抱怨起“卡佛式”小说过于泛滥了。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在1983年以前，还常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时刻都会有被别人拿走的危险。

　　雷蒙德?卡佛（RaymondCarver）出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Clatskanie，Oregon）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了。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年底十二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十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办公室的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作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的辗转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1961年就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后来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地改善都谈不到。1967年，就在他的名篇《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那年，他被迫正式宣告了经济破产，就在这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1974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1976年三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就在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获得了“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UniversityofSyracuse）的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那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为普利策奖。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七十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八十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的精装版到了1984年就已经卖出了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九篇卡佛的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了电影《浮世男女》，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房东拿走。”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簸陆离。但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自己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自己的四本小说集创作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Hopeless-ville）。

　　应该记住的是，在创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就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干各种底层工作，品尝着接踵而来的失败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绘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蓝领美国，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一份子。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真正的蓝领作家，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在卡佛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一种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小说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了“减法者”（taker-outer）。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为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Giacom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在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之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地沉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事实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而且，他公认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与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字变得更“慷慨”了。这本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了近三十种文字的小说集中，收录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好事一小件》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并被收入《普施卡特获奖小说集，Ⅶ》。《电话打自何方》选入《1983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高烧》选入《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好事一小件》和《维他命》一起被改编进了奥特曼的电影《人生交叉点》。《羽毛》也被改编为了电影。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同志们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的卡佛会有读者的。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间断断的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的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及《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一书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