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著

　　孙仲旭译

　　已经四个星期了，我还是难以相信桑多尔·尼德尔曼已不在人世。火化时我在场，在他儿子的要求下，由我带软糖来，但是我们中间没有几位在痛苦之外，还能想到别的事情。

　　尼德尔曼经常着迷于安排自己的葬礼，他曾告诉我：“跟埋到地下比起来，我倒特别愿意被火化，不过这两样都好过跟尼德尔曼太太过一个周末。”最后，他选择将自己火化，并把骨灰捐给了海德堡大学，那所大学却把骨灰倒掉，并拿到了骨灰瓮的押金。

　　我现在还想得起他的样子，身穿皱巴巴的西装和灰色羊毛衫。他专注于重要之事，穿外套时，常常忘了把里面的衣架取出来。有次在普林斯顿的毕业典礼上，我跟他说起这件事，他沉着地露出微笑：“好，就让对我的理论挑刺的人至少觉得我肩膀宽阔吧。”两天后，他被送进贝尔维医院，因为在跟斯特拉文斯基说话时，他突然往后翻了个筋斗。

　　尼德尔曼不太容易让人理解。他的沉默被误以为冷漠，不过他也会表现得热情洋溢。在目睹了一次极为可怕的矿难事件后，他连第二块华夫饼干都没能吃下去。他的沉默也让人们敬而远之，不过他觉得说话这种交流方式有缺陷，即使在进行最亲密的谈话时，他也宁愿打旗语。

　　因为跟当时的校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辩论，他被哥伦比亚大学革去教职，之后，他拿了把地毯掸子等候这位著名的前将军，并把他打得鼠窜，躲进了一间玩具店。（两个人对课堂铃代表一节课结束还是下一节课开始，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了激烈辩论。）

　　尼德尔曼总希望安静地死去。“在我的书本和文章中死去，就像我的哥哥约翰那样。”（尼德尔曼的哥哥在找一本押韵书时，被压到拉盖书桌下面窒息而死。）

　　尼德尔曼午餐时间观看拆楼时，破墙的铁球竟会打中他的头，这谁能想到？那一下势大力沉，尼德尔曼带着满面笑容死去。他最后说了句谜语一般的话：“不，谢谢，我已经有了只企鹅。”

　　跟通常一样，尼德尔曼死时在忙乎几样事。他当时正在创造一种伦理，以他“好的以及正义的行为不只更道德，而且可以通过电话完成”这一理论为基础。同时，他对符号学的一项新研究也进行了一半，证明（因为他极力坚持）句子结构是先天的，发牢骚则属后天学会。最后还要完成一本关于大屠杀的书，书中有剪纸。尼德尔曼一直沉迷于跟邪恶有关的问题，曾经非常雄辩地证明只有作恶者的名字为布莱其或皮特时，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邪恶。他自己对待纳粹主义的不严肃态度在学术圈引起过一桩丑闻，但不管怎么样，无论做体操还是上舞蹈课，他都走不了正步。

　　在他看来，纳粹主义无非是对经院哲学的矫枉过正，他经常想以这种立场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然后会以一种装出来的兴奋扳过他们的脸说：“啊哈！抓到你的鼻子了。”一开始就去批评他关于希特勒的立场不难，然而一定要考虑到他自己的哲学著作。他不接受现代本体论，坚持认为人类存在于无穷远之前，尽管当时没有太多选择。他把生存与存在做了区分，知道有一种更可取，却永远记不住是哪种。对尼德尔曼来说，人类自由是由对人生荒谬性的认识所构成。“上帝是沉默的，”他喜欢这样说，“现在要是我们能让人类闭嘴就好了。”

　　尼德尔曼推论道，真实的生存只能于周末实现，就算到了那时，也需要借一部汽车。据尼德尔曼所言，人类并非独立于自然以外的“事物”，而是被牵涉到“自然中”，无法观察自己的存在，只能一开始装得漠不关心，然后抱着能瞥见自己的希望，很快跑到房间内的那头。

　　他描述生命进程所用的术语为“AngstZeit”，大意是焦虑时刻。他还提出人类是种注定存在于“时间”中的动物，即使行为并非在那里发生。经过长久的沉思，尼德尔曼的知识分子式正直让他相信自己不存在，他的朋友们不存在，唯一真实的，是他给银行打的600万马克的欠条。因此，他迷上了纳粹主义关于权力的哲学，要么如尼德尔曼所称：“褐色衫让我开了眼界。”当纳粹主义突出地表现得正是尼德尔曼所反对的那种威胁时，他逃离了柏林。他扮成一丛矮树丛，只向侧面走，一次走三步，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了边境。

　　尼德尔曼在欧洲每到一处，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对他的名气敬仰不已，都热情帮助他。他在流亡中，居然有时间发表了《时间、要素及现实：对虚无的系统性重估》和他那篇读来叫人开心的论文《隐匿时的最佳就餐地点》。哈依穆·魏茨曼和马丁·布贝尔（注1）募集了一笔款子，并弄到了请求允许尼德尔曼移民美国的签名请愿信，他选好的旅店当时却客满。德国士兵的驻地距他的藏身处只有几分钟路程，尼德尔曼决定不管怎样还是要到美国。在机场又生枝节，行李超重。跟他同乘一架飞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跟他解释他把鞋楦从鞋子里取出来，就什么都能带上。此后，两人经常通信。爱因斯坦曾给他写信说：“你的作品和我的很相像，可我还不是很肯定你的是说什么。”

　　到美国后，尼德尔曼极少置身于大众论争之外。他出版了著名的《非存在：如果突然发生在你身上该怎样做》，另外还有关于语言学哲学的经典著作《非存在性运作的语义学方式》，后者曾拍成一部热门电影《夜间飞行》。

　　他曾经因为跟共产党的关系而被勒令从哈佛大学辞职，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成了种特色。他觉得只有脱离经济不平等的制度，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他把蚂蚁农场当作样板社会，可以几小时地观察蚂蚁，经常向往地沉思道：“蚂蚁真的很和谐啊。它们的女人再漂亮些该多好，那它们就算成功了。”有趣的是，尼德尔曼被国会非美委员会传召时，他给出了一些人名，并引用他的哲学振振有词地对他的朋友说：“政治性行为没有道德上的后果，而且独立于真正存在的范畴之外。”独有这一次，学术圈保持了节制，直到几周后，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工才决定给尼德尔曼全身涂满柏油并粘上羽毛。顺便说一句，尼德尔曼利用这同一种推理法来辩解他的自由之爱是正当的，两个年轻的学生却都不买帐，那个16岁的还揭发了他。

　　尼德尔曼很热心于制止核试验，曾经坐飞机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和几个学生拒绝离开某个地点，那里计划进行一次核爆炸。当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试验显然将按原计划进行时，有人听到尼德尔曼在嘟囔“哎呀呀”，然后就逃掉了。然而报纸上没印出的是，他整整一天没吃过饭呢。

　　回想起人所共知的尼德尔曼不算难事。杰出，执着，《语气的风格》作者。但我总会充满感情地回想起的，是私下的尼德尔曼，桑多尔·尼德尔曼，总是戴一顶他喜欢的帽子。的确，他是戴着一顶帽子火化的，我相信是一等品。要么是热衷看迪斯尼电影的尼德尔曼，尽管马克斯·普朗克（注2）透彻地跟他解释过动画原理，但谁也劝阻不了他去打电话找米妮老鼠。

　　尼德尔曼来我家做客时，我知道他喜欢某个牌子的金枪鱼罐头。我在客人厨房放了几罐。他腼腆得无法向我承认他对这种罐头的喜爱之情。不过有一次，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待着，就把每罐都打开，并若有所思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宝贝。”

　　在米兰，当尼德尔曼、我还有我女儿一起看歌剧时，他身子探出包厢而跌下了乐池。他过于骄傲，以至于不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每天晚上都去看歌剧，每次都掉下去一次，不久得了轻度脑震荡。我提出他可以别跳了，因为他已经说明了他的意思。他却说：“不，再来几次吧，这真的不算太糟糕。”

　　我还记得尼德尔曼的70岁生日。他太太给他买了睡衣。尼德尔曼显然感到失望，因为他暗示过想要辆新的奔驰车。尽管如此，他很有其人特色地躲到书房自个儿发脾气。然后，他面带笑容又出现在他的生日派对上，并穿着这件睡衣参加了阿拉贝尔两出短剧的首演之夜。

　　注1：哈依穆·魏茨曼（1874—1952），出生在波兰的以色列化学家和政治家，曾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1948—1952)；马丁·布贝尔（1878—1965），奥地利裔的犹太学者和哲学家。

　　注2：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因其在有关量子理论方面的发现而获1918年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