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最后的结局，一切都趋向于结束；拿破仑曾以自己的天才拦阻他所称的“传遍世界的可怕的新思想”，现在这种新思想又开始流传。征服者的制度摇摇欲坠；他将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个体存在，从此以后，低微、平等的社会不会再受任何东西统治；拿破仑的阴灵只会在被摧毁的古老世界尽头升起，一如挪亚时代滔天洪水的阴影在深渊旁边冒出：遥远的后世将在坠进了一个个陌生世纪的深渊上方发现这个阴灵，直至标志着社会复兴的日子到来。

　　我与波拿巴的最后关系

　　因为我提及别人，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目的还是写我自己的一生，所以当我偶然想起一些人和事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和他(它)们放在一起来写。当我走过一段路程时，难道不会想起被囚禁在海洋那座监狱里，等待执行天主判决的放逐者?不，我会想起的。

　　拿破仑没有和看守他的各国国王缔结和约，却和我达成了和平：我和他一样，是海洋之子，我的算命天宫图也和他一样，是岩礁。比起那些更经常见到他，更接近他的人来，我庆幸自己更了解他。

　　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以后，不再对我怀恨，消除了对我的敌意；我也变得更加公正，在《保守派》那家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各国人民称波拿巴为灾祸；可是天主的灾祸出自天怒，它们保留了某种永恒性和天怒的威严：枯骨啊，把我的气息给你们，你们就活过来了。拿破仑生于一个海岛，死在三块大陆交界处的一个海岛；卡蒙斯在诗中把风暴的神灵放置在那片海洋，似乎预料到波拿巴的到来，波拿巴被扔在那片海洋，只能在它的岩礁上活动，我们也只是从一次震动才得知他的活动。新的亚达玛斯托尔①在地球另一极走一步，这一极就会感觉到。要是拿破仑逃生了看守们的控制，逃到美国，朝大洋扫上几眼就足以让旧大陆的人民恐慌；只要他待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就被迫在此岸屯兵驻守。”

　　①亚达玛斯托尔(Adamastor)，揣为卡蒙斯诗中的神灵。

　　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原以为敌人的手给他的伤口抹上了最后一点清凉油膏。他对德?蒙托隆先生说：

　　“要是在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两年，一些灵魂为过于困难的形势所吓倒，或者一些背叛祖国，认为只有在神圣同盟的奴役下才能使主子的宝座得到拯救与安全的人还没有对国王生出信任；要是一心想把祖国从外国军队刺刀的威胁下解救出来的德?黎塞留公爵和刚在根特立下汗马功劳的夏多布里昂主持政务，法国将变得强大，为敌人所惧怕，走出这两场大的民族危机。夏多布里昂从大自然得到了圣火：他的作品表明了这一点。他的文笔与戏剧家拉辛的不同，是先知那种风格。他执掌权柄，也许会迷失方向：因为有那么多人在政坛失败了!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才华适合于从事一切伟大的民族的事业，他会愤怒地反对当时的行政当局那些有损名声的行为。”

　　这就是我与波拿巴最后的关系——为什么我不承认这番评价“迎合了我心中自负的弱点”②?有许多小人得到我帮的大忙，对我却不说什么好话，而曾经被我大胆抨击过的巨人，却对我评价甚高。

　　②法国戏剧家拉辛的剧本《伊菲热尼》中阿喀门农的台词。

　　拿破仑死后的圣赫勒拿岛

　　当拿破仑的世界渐渐消失的时候，我打听了拿破仑逝世地的情况。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同时存在的两棵垂柳，有一棵已经为陵墓所损害：由于谒陵的人多，树木衰老、落叶，一日不如一日。墓地用一圈铸铁栅栏围着；墓坑上横放着三块条石，坟头坟脚长着几丛鸢尾草；山谷的清泉仍在那神奇的日光消逝的地方汩汩地流着。被风暴刮来的游客认为应该把他们的默默无闻刻记在举世闻名的陵墓上。一个老者在墓边住下来，以回忆的阴影来维持生命；一个伤残老兵在一个岗亭里站哨。

　　离新坟二百步远的地方，是古老的朗伍德，它已经荒芜不堪。走过一个堆满厩肥的园子，就来到牛棚；就是当年波拿巴的卧室，一个黑奴会指着一条被风磨占住的过道，对您说：“他是在那里断气的。”拿破仑出生的房间可能不会比这里大，也不见得更富丽。

　　在新的朗伍德，萋萋草木盖住了坟头；而在总督府，则可看到威灵顿公爵的画像，以及描绘他所指挥的战斗的油画。一只玻璃柜里收有一截树干，当年在滑铁卢，这位将军就在那棵树旁。这个纪念物两边，是一截采自橄榄园的橄榄枝，和一些南海野蛮人的装饰品：弄潮人的奇特组合。战胜者想依藉圣地树枝和航海家库克的纪念品的保护，取代战败者，其实并不必要，只要在圣赫勒拿岛再感受一下孤寂，再看到大洋和拿破仑就够了。

　　要是我们研究那些伟人出生、死亡或者生活居住过的名胜的变迁沿革，该发现多少不同的事物，多少不同的命运啊，因为发生了那么奇特的变故，甚至我们微贱生命所依附的幽暗住所都变了!克洛维是在哪座茅屋出生的?阿提拉是在哪辆马车上面世的?阿拉里克的坟墓被哪条湍流淹没了?亚历山大的金棺或水晶棺①又被哪只豺狼占据了?这些尘埃换了多少次地方?埃及与印度那些陵墓属于何人?这些变化连接着未来的秘密，惟有天主知道其原因：对人类而言，它是藏在时间深处的真理，只在一个个世纪的帮助下才显现出来，正如一些距地球遥远的星星，它们的光亮尚未照到我们。

　　①公元四世纪亚历山大的棺材失踪了。

　　移葬波拿巴

　　在我写作这部回忆录期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倘若今日各个事件不是落在烂泥里，遭人抨击，那一定是个伟大事件。有人曾向伦敦索讨波拿巴的遗骨。英方接受了这个要求：几块枯骨对英格兰有什么要紧?这种礼物只要我们要，他们就会给。于是在我们遭受屈辱的时候，他们把拿破仑的遗骨交还给我们。那些遗骨本来可能要忍受一番检查，可是外国人显得很通融：开了张货物出关证就放行了。

　　移葬拿破仑的遗体是对名声犯下的过错。在巴黎筑一座陵墓，决不能与斯拉纳山谷同日而语：一个被解放的可怜奴隶在古罗马军团一个老兵帮助下垒起沙垄，除了在这条沙垄上，谁还愿意在别处谒访庞培的陵墓?我们在贫穷之中，拿这些珍贵的遗骨怎么办?最坚硬的花冈岩是否会表示波拿巴的业绩永久存续?我们只要有一个米开朗基罗，就可以雕刻他的遗像!可是怎样来雕塑纪念碑呢?小人需要建造陵墓，而伟人只要一块石头一个名字就行了。至少，要是把棺木搁在凯旋门的顶饰上，要是各民族远远望见他们的主人被他的胜利扛在肩上，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呀!?古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骨灰坛不是安放在罗马他的纪念柱上么?拿破仑在我们中间，就会陷入那些默默死去的无业游民的烂泥之中。天主不愿让他经受我们政治变革的兴衰更替，希望路易十四、沃邦元帅与蒂雷纳元帅保护他!在我国破坏坟墓的事情是那样普遍，大家可要当心呀!如果革命在某方面取得胜利，那么征服者的遗骨就可能与被我们的痛苦抛散的骨骸相会合：人们会忘记战胜各国的人，只记住压制自由的人。拿破仑的遗骨不会复现他的天才，而会向普通士兵教授他的专制。

　　不管怎样，有人向路易—菲力普①的一个儿子提供了一艘三桅战舰：一个于昔日我们的海上胜利十分珍贵的名字保佑它在海上劈波斩浪。当年强盛时波拿巴从土伦港登船去征服埃及，现在这条船载着新的阿尔戈②从土伦出发，来到圣赫勒拿岛追还波拿巴的遗骨。坟墓仍然默默地隆起在斯拉纳或者热拉尼奥姆山谷。两株垂柳有一株已经倒了。岛上某任总督的夫人达拉斯女士命人种了十八棵小柳树，三十四棵柏树来替代那棵枯木。那眼山泉仍在山谷里汩汩流淌，和拿破仑当年在此饮水时一样。在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英军上尉带领下，法国人忙了一夜，才掘开坟墓，只见里面的棺榔一层套一层，先是桃木心木棺，然后是铅棺，又是一层桃花心木棺，最外面是白铁皮棺，四层棺材都完好无损，未被触动。大家把棺材移到一座帐篷下开棺验尸，棺木四周围了一圈军官，其中有几个认识波拿巴。

　　①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一七七三—一八五○)，法国国王(一八三○—一八四八年在位)。当上国王之前为奥尔良公爵。

　　②希腊传说中与伊阿宋一道乘阿尔戈号快船寻取金羊毛的人。

　　当最后一层棺材打开，大家都把目光射进里面。柯克罗神甫说：“只见一堆白花花的东西，从头到脚盖住尸体。盖雅尔大夫摸了摸，才知道那原是棺材盖下面衬的一层白缎垫子，脱落下来，便像裹尸布一样包住了尸体，乍一看上去，尸体上像是铺了薄薄一层白沫，又像是蒙上一层半透明的雾气。那确实是拿破仑的头：一只枕头把它微微垫高了一点；他那宽阔的前额和眼睛上还留着几根睫毛，眼皮闭着，凹现出眼眶；两颊浮肿，只有鼻子变了样子，嘴巴半开着，露出三颗洁白的牙齿；下巴上清晰地显出胡须茬子；两只手尤其像是活的，因为它们有血色，有光泽，其中左手比右手稍高一点；他的指甲又长又白，在他死后还长了；他一只靴子脱了线，露出了惨白的四个脚趾。”

　　是什么东西给尸虫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是尘世事物的虚幻吗?是人类的虚荣心吗?不是，是死亡的美丽。我猜想，波拿巴的指甲长长，只是为了撕扯世间残余的自由。他的脚回到卑微的地位，不再踩着王权的软垫，而是裸放在泥尘中。孔代亲王的儿子(指当甘公爵)也是被这样包裹着，躺在万森的墓穴之中。然而拿破仑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却恰恰只留下了三颗牙齿。当年子弹射穿当甘公爵的颌骨之后，在他口腔里留下的就是三颗牙齿。

　　①夏多布里昂把柯克罗神甫比作靠尸体为生的尸虫。——原注

　　圣赫勒拿岛隐没的星辰在各国人民的欢乐中重现：世界又见到了拿破仑；拿破仑却没有重见世界。曾经引导拿破仑奔赴流亡地的星星，又看到了这位征服者漂泊的遗骨：波拿巴在坟墓只是走了一遭，正如他生前走遍各地一样。在勒阿弗尔下船以后，遗骨被送到凯旋门。一年中有几个日子①，太阳光照进那个穹顶下面。从凯旋门到残老军人院，一路碰到的都是浮雕柱、石膏胸像和孔代大王的雕像(丑恶的破雕像在哭泣)，还有让人回忆起胜利者不可毁灭的一生的枞木方尖碑。天气奇冷，灵车周围的将军们都摔倒了，就像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除了在赛纳河上无声地运送拿破仑遗骨与一具十字架的灵船，毫无美丽之处。

　　①据说五月五日与八月十五日两天阳光照进去最深。五月五日是拿破仑生日；八月十五日是他的圣名瞻礼日。

　　拿破仑离开了岩礁做的灵柩台，被送到巴黎，埋在垃圾堆。没有大船向在奥依特山精疲力尽的新赫拉克勒斯②致敬，有的只是沃吉拉尔街的洗衣妇，她们随同大军从未见过的伤兵在周围转悠。为了给这场软弱无力的安排作准备，一些萎琐小人只可能想象出库尔提乌斯风吹日晒的雕塑沙龙③。下了几天雨以后，这组装饰物便只剩了一堆沾满泥泞的碎片。无论如何，我们将永远看到胜利者的真正坟墓垒在大海中间：拿破仑的遗体是回到了我们这里，但他不朽的生命却留在圣赫勒拿岛。

　　②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新赫拉克勒斯指拿破仑。

　　③影射一八四○年在巴黎凯旋门致残老军人院之间置放的石膏塑像。

　　拿破仑结束了过去的时代。他进行的战争过于浩大，以至于人类对战争深感厌恶。他一进伊阿诺斯④神庙便立即关门，把一堆堆尸体堵在门外，让人无法再打开大门。

　　④罗马神话中守卫门户的神，有两张面孔，既可瞻前又可顾后，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

　　我在戛纳参观

　　在欧洲，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之后到过的地方我都去参观了。我住进戛纳客店的时候，纪念七月二十九日的仪式正好鸣响礼炮。皇帝卷土重来，闯入陆地的一个后果，大概他早有预见。我到达胡安海湾时，天已经黑了。我下了马车，走向大路旁一幢孤零零的房子。房主叫雅克曼，开了家客栈，又做陶器卖。他领我去海边看看。我们在一些低凹的道路上走。路两边长着橄榄树。波拿巴曾在树下宿营。雅克曼本人曾接待过波拿巴，现在则亲自为我领路。横路左边耸立着一个厂棚，拿破仑单枪匹马闯回法国时，曾把上岸时的衣物存放在厂棚里。

　　到达沙滩，我看到是一片平静的大海，水面似镜，波澜不兴；浅潮如沙罗，缓缓地漫上细沙地，没有声音，也无泡沫。头顶上是一片神奇的天空，繁星点点，射出漫天清辉。不久，那轮新月开始下落，躲进一座山背后。海湾里只停泊了一条大船两条小舢舨。左边看得见昂蒂布灯塔，右边看得见莱汗群岛；正前方，是朝南，朝那个罗马城敞开的深海。波拿巴一开始打发我去的就是罗马。

　　莱汗群岛今日改称圣玛格利特群岛。古代有些人躲避蛮族的入侵，逃到岛上，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圣奥诺拉①从匈牙利逃出来，登上那些礁岛中的一座：他爬上一株棕榈树，划了一个十字，所有毒蛇就死了，这也就是说异教消失了，在西方诞生了新文明。

　　①圣奥诺拉(Saint-Honorat，约三五○—四三○年)。古高卢人，公元五世纪他在岛上建立了隐修院。

　　十四个世纪以后，波拿巴来到圣人开始这段文明的地方，结束了这段文明。那座隐修院的最后一个独居者是铁面人，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话。从胡安湾的静寂和古代隐修士的岛屿的平静之中，走出了滑铁卢的喧嚣，它穿过大西洋，来到圣赫勒拿岛才消停。

　　夜晚，身临被那些海员抛弃的海边，在两个社会的回忆之间，在一个已经消逝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之间，我生出什么感受，大家可以想象出来。我怀着一种虔诚的难受心情，离开了那片沙滩，听任潮水起起落落，一次次漫过拿破仑最终垮台前的足迹，却不将它抹去。

　　每个伟大时代终结的时候，都可听到某种怀念过去的悲泣，它吹响了“熄灯’’号：查理曼、圣路易、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驾崩的时代就是这样哀诉的。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呢?当人们像我这样，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在美国辛辛那提的犁铧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呢?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为什么不和同代人——一个衰朽种族的末代子孙一同倒下呢?为什么要独自在堆满死人的洞穴冥府寻找他们的遗骨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咽!至少，我应该像非洲遇到的那些阿拉伯老人，无忧无虑，不操空心!他们坐在一小块线毯上，翘起二郎腿，包着头帕，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美丽的火烈鸟移动，就这样打发余生；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

　　一八三九年写于巴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世界的变化

　　叙述了波拿巴和帝国，又来谈那些追随者，无异于从现实堕入虚空，从山顶掉进深渊。一切不是都随拿破仑完结了吗?难道我不应该谈谈别的事情?除了波拿巴，还有什么人能让大家感兴趣?在写了这样一个人之后，又能够写什么人，写什么事?但丁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大诗人，惟有他有权与他们合作。路易十八处在皇帝的地位，我们怎样称呼他?当我想到此刻我必须嘟嘟嚷嚷地提到一大群卑贱者的时候，我就变得脸红，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在一个舞台上，巨大的太阳殒落了，我们成了夜间活动的可疑角色。

　　那些波拿巴主义者也变得僵化了。他们收紧四肢，身体挛缩；波拿巴一落气，灵魂便离开了新世界；赋予事物形与色的光亮一熄灭，这些事物也就消失了。在这部《回忆录》开篇部分，我只能谈论自己：人的个体孤独总是有某种优先权；接下来我被种种奇迹包围了：这些奇迹支持了我的声音；只不过此时不再有征服埃及，不再有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役，不再有莫斯科撤退，不再有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也不再有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滑铁卢战役和圣赫勒拿岛的葬礼：那么有什么呢?有一些人像，惟有莫里哀的天才才能赋予喜剧庄严色彩的人像!

　　在表现我们的卑微价值时，我紧扣住了自己的良心；我扪心自问，是否把自己排除在这个时代的萎琐之外，以便取得指责别人的权利；我内心相信我的名字是会出现在那些被抹去被消除的事物中间的。不，我坚信我们都会被消除的：首先，因为我们没有衣食来源，其次，因为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时代无法给我们提供衣食。一代代人不是伤残、衰弱就是傲慢，没有诚意，只是专心于他们所喜爱的虚无，不知道怎样使人不朽；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名声；你们把耳朵紧贴在他们嘴巴上，却什么也听不到：死人内心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而有一件事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眼下进入的小社交圈子胜过一八三○年接替它的那个上流社会。比起一八三○年后形成的那个小人社会，我们都是巨人。

　　复辟王朝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恢复尊严的立足点：在单独一个人，即那逝去之人耍过威风之后，所有人的尊严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自由取代了专制，我们去掉了爬行的习惯，人类的天生权利已经家喻户晓，那我们就应该感谢复辟王朝。我正是为此才投入混战，以竭尽所能，在个人完结之时使人类复兴。

　　来吧，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吧!抱怨着下来吧，一直下到我和我的同事这里。你们曾看到我身在梦境，你们将看到我置身于现实：假若兴趣消减，假若我倒下了，读者呵，那就请你们放公正一点；注意我涉及的题目。

　　我生活中的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在议会的开端——各种演说

　　在皇上再次回国，波拿巴最终消失之后，内阁由德?奥特朗特公爵先生和德?塔莱朗亲王先生掌握，我被任命为卢瓦莱省选举团主席。一八一五年的选举使皇上获得了“无双”议院①。在奥尔良，所有的选票都投了我，这时却传来了召我去贵族院的命令。我的行政生涯刚刚开始，道路就突然一下变了：要是我被安排在选举院，那又会走一条什么路呢?如果顺利，那条路很可能通到内务部，而不是外交部。我的性情习惯更适合贵族院，尽管由于我的自由观点，一开始贵族院就对我怀有敌意。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以及反对外国奴役的态度，使贵族院大得人心。只要它容忍我的观点，就能享有这种名望。

　　①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六年由极端保王分子组成的众议院。

　　我在贵族院待了十五年，同僚们向我表示的惟一敬意，是我在到职时收下的：我被任命为一八一六年大会的四个秘书之一。拜伦勋爵在英国上院出现时，得到的礼遇不会比我多，于是他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本应该回我那偏僻住所的。

　　我在议院讲坛发表的头篇演说，论述的是“法官的终身性”：我赞扬原则，却指责立即将之付诸实行的打算。在一八三○年的革命中，最忠实于革命的左派打算把终身性中止一段时间。

　　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德?黎塞留公爵给我们带来了王后的遗嘱；我登上讲坛，说：“为我们保存玛丽—安托瓦内特遗嘱的人，买下了蒙布瓦西埃田庄：作为审判路易十六的法官，他在那座田庄立了一块碑，纪念为路易十六辩护的人。他亲自在碑上刻了一段法文诗，颂扬德?马尔泽布尔先生。这种惊人的公正表明，在道德领域，一切都变了。

　　“一八一六年三月十二日，贵族院辩论教士津贴问题。我说：那些可怜的乡村小神甫，将余生奉献给祭坛，你们却不肯给他们一点吃的，而对于让那么多人头落地的约瑟夫?勒邦，对于要为流亡贵族立一部法，简单得连一个孩子都可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弗朗索瓦?夏博，对于在圣殿不肯接受路易十六的遗嘱，反而对不幸君主说‘我只负责引你去死’的雅克?卢，你们却发给津贴。”

　　有人给贵族院带来一份有关选举的法案：我发言赞成全部改选众议院；可是只到一八二四年我当了部长以后，才把这一条写进了法律。

　　也是在一八一六年关于选举法的这第一次演说里，我回答一个对手说：“欧洲密切关注我们的辩论，人们对它的评论，我就不转述了。至于我，先生们，听到人家为得到我的赞同而谈到的国外舆论，我深感不安，这一点，也许该归因于我血管里流动的法国血液。要是开化的欧洲想把宪章强加于我，我将去君士坦丁堡生活。”

　　一八一六年四月九日，我在贵族院提出一个有关柏柏尔国家的议案。贵族院决定有必要议一议。在得到贵族院同意的决定之前(它是一个大国第一次有利于希腊的政治干预)，我已经考虑打击奴隶制。我对同僚们说：“我见过迦太基的废墟；我在废墟中间碰到一些基督徒的后代，为了解救他们不幸的先人，圣路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是我的提议取得成功，哲学可以从随之而来的光荣中获取它的一份，可以吹嘘在一个光明世纪取得了宗教在一个黑暗世纪未能得到的东西。”

　　我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大会：我的话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都转过来反对我自己。人们可以感动一个众议院；一个贵族院则是个聋子。没有论坛，禁止旁听，与会者都是一些老头子，都是旧君主制度、革命和帝国的遗老遗少，就是用最平常的口气说的话也显得疯狂。有一天，离讲坛最近的头一排扶手椅坐满了德高望重的贵族院议员，他们一个比一个耳背，都把头向前倾着，在耳旁安了一只助听的小角，角口对着讲坛。我说得他们都睡着了，这是自然的事。有一个议员一打盹，把助听的角掉到地上。声音惊醒了邻座。这位议员出于礼貌，想帮邻座拾起来，不想自己却倒在地上。尽管我当时在悲怆感人地谈论什么人道的题目，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这个贵族院受欢迎的演说者，都是那些没有思想，语调干巴，平淡乏味的角色，或者是那些只在怜惜可怜臣子时才有同情心的人。德?拉利—托朗达先生大声疾呼，要求让民众自由：他让我们寂静的穹顶响起对英国大使馆三四位爵士的赞扬，他说那是他的先人。当他把新闻自由颂扬一通之后，马上见机行事，来了个“但是”。这个“但是”在新闻审查官的有效监视之下，还是顾及了我们的体面。

　　复辟王朝促使智力活动；它释放了被波拿巴压抑的思想：精神就像从建筑物上拆下来的女像柱，身子不再被压弯，抬起了头。帝国曾迫使法国沉默；得到恢复的自由接触了法国，把话语还给它：议院讲坛有一些人才，把米拉波和卡扎莱们扔掉的东西在原处又捡了回来，于是革命继续它的进程。

　　《论立宪君主制》

　　我的工作不限于在议院讲坛发表演说，虽说这讲坛对我来说是那样新鲜。看到人们所了解的一些体制，看到法国时代议制政体的原则一无所知，我感到担心，就写了《论立宪君主制》那本书，并且拿去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使我跻身于政论家的行列；它被用于确定有关我们政府性质的见解。英国报纸不加任何说明，全文刊载这部作品；在我们中间，莫尔莱神甫甚至适应不了我的风格变化和真理不容分辩的精确。

　　《论立宪君主制》是一部立宪的入门书：今日人们当作新东西提出来的建议，大部分在那里面就被提出来了。因此，“国王统治却不行政”这条原则，在那部书的四、五、六、七章，四章论述君权时就得到了全面的阐释。

　　《论立宪君主制》的第一部分提出了立宪的原则。在第二部分，我审查了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一六年接连三届政府的体制；在这个部分，我既作了一些以后多次得到验证的预言，又阐释了一些当时尚未公开的理论。在第二部分二十六章有这样一段话：“一场性质与我国革命相似的革命，只可能通过改换王朝来结束，这种事情，在一定的党派看来是确实的；而另一些温和的党派则认为，只要改变继承王位的顺序就可以结束革命。”

　　在我写完这部作品的时候，传来了一八一六年九月五日的命令(解散无双议院)：这个举措驱散了不多几个聚在一起要重建合法君主政体的保王党人。我赶忙写了《补记》，没想到惹恼了德?黎塞留公爵和路易十八的红人德卡兹先生的怒气。

　　增加了一篇《补记》，我赶紧跑到书商勒诺尔曼先生家，发现一些警官和一位警长正在采证。他们收了一些毛样，贴了一些封条。我与波拿巴对着干，并不是未受德卡兹先生恐吓的：我反对他们查封；，作为自由的法国人，作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声明只向武力让步：武力一来，我就退走。九月十八日我去了路易—马尔特?梅斯尼埃先生和他同事办的王家公证人事务所。我在他们那里抗议，要求他们记下我关于作品被扣的声明，指望以这场抗争来确保法国公民的权利。一八三○年，《时代报》编辑勃代先生仿效了我的作法。

　　接下来，我被迫与大法官、警察大臣和总检察官贝拉尔先生交涉，案子拖了相当久，直到十一月九日，大法官才通知我，初审法庭作出了有利于我的裁决，把我被扣押的作品发还。在一封信里，大法官先生通知我，他看到皇上公开对我的作品表示不满，感到遗憾。我在一些章节里反对在一个立宪国家设立一般的警察衙门，正是这些章节使得皇上不满。

　　路易十八

　　在我叙述根特之行的那几章里，你们看到了路易十八作为于格?卡佩的子孙，到底表现如何；在我写的《王上驾崩：皇上万岁!》那篇文章里，我叙述了这位君王实在的品质。可是人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如一：为什么逼真的画像是那样少?因为它描摹的是某个年龄的真人；过十年，画像与真人就对不上了。

　　路易十八看前面不远的事物，看不清周围的东西；他随自己的视角，来判断事物是美或是丑。他受到世纪的影响，担心对于一位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来说，宗教只是适合于调和君主政体各种成份的制剂。他从祖父那儿接下来的放荡的想象力本可能使人对他的作为生出几分疑虑；不过他有自知之明，每次他用肯定的方式说话，都要通过自嘲来夸耀自己。有一天我跟他谈及有必要让波旁公爵再婚，以便让孔代家族复兴：他很赞成这个想法，虽说他不怎么关心孔代家族的复兴；不过他顺便跟我谈到德?阿尔图瓦伯爵，说：“我弟弟尽可以再婚，丝毫改变不了继承王位的顺序。他生的儿子都属于幼支，我生的都是长支：我并不愿夺去德?昂古莱姆公爵的继承权。”说完，他得意地摆出一副能干和自嘲的神气。然而我并不打算与皇上争夺任何权力。

　　路易十八是个自私的人，但是不抱成见，只是不惜一切代价，图得自身安宁：臣子们只要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他就支持他们，但只要这个大多数动摇了，只要他的安宁有可能受到干扰，他就立即把他们打发走。为了得到胜利必须前进一步时，他是决不会踌躇不前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耐心；他不会去迎合事件，而是事件来将就他。

　　这位国王既不残忍，也不人道；碰上惨祸灾难既不会大惊失色，也不会心软生怜。就是德?贝里公爵道歉说有罪，以他的死打扰了皇上的清眠，皇上也只会对这位公爵说一句：“我还是睡着了。”可是这个平和的人受了挫折，遇到不快，还是会大发雷霆的；总之这位如此冷漠如此无情的君王，还是有一些类似于偏见的爱好：德?阿瓦莱伯爵、德?布拉加先生、德卡兹先生也就因此相继充当了他的亲信；德?巴尔比夫人和杜?凯拉夫人这两个为他所喜爱的女人也就成了他的红人。不幸的是她们掌握的书信太多了。

　　路易十八是在历史传统的背景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显得偏爱旧的君王体制。难道孤独的君王心中一旦空虚，他们就随便找什么东西来填塞?他们找一个生性相似的人，这是否叫做情投意合?是否叫做天上掉下来的情谊，以扫除他们高处不胜寒的孤清?是否叫做对一个奴才的偏爱?这个奴才把全副身心献给主子，成了主子的一件衣裳，一件玩具，一个与主子的所有情感、趣味、爱好连在一起的固定观念，主子在他面前无所隐瞒。宠儿身份越是卑微，与主子的关系越是亲近，人们就是不能把他打发走，因为他掌握了一些秘密，若是说出去，会叫主子脸红的：受偏爱的家伙在自己的卑鄙和主子的软弱里汲取了双重力量。

　　万一宠臣是一个伟人，例如紧缠路易十三的黎塞留或者打发不走的马扎兰，各个国家则在憎恨他的同时也利用他的光荣或者能力；只是用一个著名的事实上的国王换下一个可怜的享有权利的国王。

　　德卡兹先生

　　德卡兹先生一被任命为内阁大臣，晚上马拉盖沿河马路上就车辆拥塞。圣日耳曼郊区最高贵的人物都来到这位新贵家的沙龙做客。法国人干什么都是枉费心机，他永远只是个奉承者，至于奉承谁并不重要，只要是当朝权贵就行。

　　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新宠儿的可怕的蠢话联盟。在一个民主社会，你谈论自由，声称看到了人类的进步，事物的未来，并给你的演说加上几个荣誉勋章，这样，你的位置就确保无虞了；在贵族社会，你玩一玩惠斯脱牌，提出庄重的深不可测的样子，说一些陈词滥调和事先准备的好话，你的天才的机运就有保障了。

　　德卡兹先生是米拉的同乡，是拿破仑的母亲①推荐给我们的。他为人随和，待人客气，从不摆架子使性子。他对我怀有好意，我也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注意到：我的失宠就是由此开始的。这件事应该使我明白，绝不能对一个宠臣失敬。皇上对他宠信有加，赏了不少恩典，后来又让他娶了一位大家闺秀，德?圣奥莱尔先生的女儿。当然德卡兹先生勤劳国事，十分卖力。内伊元帅躲在奥弗涅山区，就是德卡兹先生把他找出来的。

　　①德卡兹曾任拿破仑母亲的秘书。

　　路易十八始终看重他的王权的影响，谈到德卡兹时说：“我要把他提得那样高，让最大的贵族也眼红。”这句话是从另一个国王那里借来的，它只是一句不适时宜的错话。要抬举别人，首先要确保自己不会下落。可是，在路易十八所处的时代，君主们又落到了什么地步呢?他们虽然让一个人发财，却不能让他高贵；他们只不过是宠臣红人的钱庄老板罢了。

　　德卡兹先生的妹妹普兰塞托夫人是个出色的女人，为人谦恭，和蔼可亲。王上暗暗地爱恋她。我在王宫见过德卡兹先生的父亲，他穿着礼服，腰悬佩剑，手夹礼帽，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德?贝里公爵的去世加深了双方的敌意，导致宠臣垮台。我曾说过“他在血泊中闪了脚”，这并不是说他犯了屠杀罪，但愿大家不这样理解!而是说他倒在卢韦尔刀下的血泊里。

　　我被国务部长名单上除名——我出卖藏书，我的山谷

　　我曾反对查封《论立宪君主制》，为的是给被滥用的君主政体廓清是非，为的是支持思想和新闻自由；我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们的制度，并且忠实于它。

　　我的小册子出版之后，受到人家的攻击，等到这些麻烦事过去，我已是伤痕累累，满身鲜血。我走上政坛时，受到打击，感到不适，透不过气来，因此可以说，没有那些伤疤，我也就不可能拥有我的政治生涯。

　　过了不久，由黎塞留签署的一道命令把我从国务部长的名单上勾去了，于是我被剥夺了一个迄今为止不能罢免的享有名望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在根特授予我的。我享有的部长薪俸也随之收回去了：打击我的是任用富歇的那只手。

　　我也是荣幸，三次为正统王权被罢官解职：头一次，是因为追随圣路易的子孙踏上了流亡之途；第二次，是因为写了赞成“复辟”的君主政体的东西；第三次，是因为我对一个有害的法律保持沉默，其实那时我刚刚让我们的军队获得胜利：西班牙战役使一些士兵归顺白旗，而且，如果我留在权力机构里，也可能把国界推到莱茵河。

　　我生性不重财，对失去薪俸满不在乎；我的损失只是要晴天徒步，雨天乘出租马车去贵族院。我本来就属于无产者之列，现在一副大众打扮，在周围的下层百姓保护下，又恢复了无产者的权利：从我的大车顶上，我俯视君王们的车马扈从。

　　我被迫出卖藏书：梅尔兰先生把它们摆到好儿童街的西尔威斯特大厅叫卖。我只留下一小册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在那本书的天头地角，留有我一些试译的文字和一些批注。不久我就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向内务部长申请用我的乡间居所发行彩票。开彩地点设在公证人德尼先生家。共发行了九十张彩票，每张一千法郎：没有一位保王党人前来购买。德?奥尔良公爵夫人虽是个寡妇，却也买了三张；我的朋友莱内先生是内务部长，正是他签署了九月五日的命令，并且同意勾去我在枢密院的名字，他用假名买了第四张彩票。钱后来退还给购票人，但是莱内先生不肯收回那一千法郎；他把那笔钱留在公证人那里，用来救济穷人。

　　不久，“狼谷”卖掉了，就像人家在夏特莱广场发卖穷人的家具一样。我很舍不得卖掉那座居所。我眷恋那些树木。可以说，它们种在我的回忆里，在我的回忆里长大。房子开价五万法郎。德?蒙莫朗西子爵出了高价。也惟有他才敢于以高出一百法郎的价格来竞买。房子归他了。从此他就住在我那僻静的居所。可是他并不适宜介人我的事情：这个德高勋劬的人已不在人世。

　　我在一八一七与一八一八两年的演说(续)

　　在《论立宪君主制》出版和一八一六年十一月议会开幕以后，我继续进行战斗。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贵族院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恭请皇上派人检查最近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内阁在选举中营私舞弊，动用暴力，事情十分明显。

　　我谈到(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财金法案时，对其中第十一条持反对意见：那一条涉及国家森林，有人打算把它拨给偿还公债基金会，然后出卖十五万公顷。国家森林由三类产业所组成：一是王室从前的领地，二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封地，三是剩下的教产。即使是今日，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话有一股忧伤的意味；它和我的回忆录有几分相似：

　　“对于在兵荒马乱中行政的人，我们就不要以此难为他们了，在公众那儿产生信用的，并不是物质抵押，而是一个民族的道德。新的业主能够利用新产业的权利吗?人家为了剥夺他们的权利，将向他们列举从昔日产业占有者手里夺来的九个世纪的继承权。你们得到的不会是那些祖传的恒产(在那些田产上，一个家族甚至比橡树的种族存续得更久)，而是一些动产(那上面的芦苇刚刚由生到死就换了主人)。家园不再是家庭习俗的保护者；它们失去了可敬的权威；任何来者都可以从你的产业上经过；那些小路不再因为祖父的椅子和孙儿的摇篮而变得永恒。

　　“法国的贵族院议员呵，我在此是为你们的而不是我的事业辩护：我是为你们子孙的利益跟你们说话，至于我本人，没有任何东西要与后人交待清楚；我无儿无女，父辈传下的田产也丢了，就是自己种的几棵树，不久也将属于别人。”

　　皮埃先生家的聚会

　　由于观点相似，当时两院的少数派结下了一种同志情谊。法国得知代议制政府：由于我愚蠢地按字面理解这种体制，并且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偏好它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对于采纳它的人，我是坚决支持，根本没有考虑，如果他们反对，是否更有人道的理由，而不像我对宪章的感觉，是纯粹的喜爱；我并不是傻瓜，但是我酷爱意中人，只要能把她抱在怀里带走，我甘愿上刀山下火海。一八一六年，就是在这种选择政体的冲动中，我结识了德?维莱尔先生。他比我沉着，压住了自己的热情；他也表示要争取自由，但是把它当做合乎规矩的基础；他有条不紊地挖好壕沟：而我呢，老想翻墙爬壁，攻下要塞，结果总是被推下壕沟。

　　第一次遇到德?维莱尔先生是在德?莱维公爵夫人府上。他成了众议院保王派反对党的首领。我则是贵族院的反对党首领。他与同僚德?科比埃尔先生是朋友。两人再也没有分开过，所以有人称他们为维莱尔与科比埃尔，正如人们称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德，厄里亚尔与尼索斯一样。

　　为了一些明天即被人们忘记名字的人物而来叙述一些枯燥乏味的琐事，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虚荣。一些隐晦的无聊的，有人认为很有意思，其实谁也不感兴趣的骚动，一些过时的，并未引起什么重大事件的花招应该留给那些快乐的幸运儿去写，他们自以为现在是，或者曾经是人们关注的目标。

　　然而，有些自傲的时刻，我与德?维莱尔先生发生过争论。在我看来，这些争论像是苏拉与马里乌斯，恺撒与庞培之间的争执。我们与反对派的其他成员经常去泰莱兹街，在皮埃先生家过一晚上，讨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到达时模样难看，在沙龙里围坐成一圈。沙龙里只点着一盏嘶嘶吐着大舌的油灯。在这有关法律的朦胧之中，我们讨论提出的法律，议论该提出什么动议，该把哪位同志推荐到秘书处、财务处或者各个委员会。反对宗教信仰的人描绘的那些最虔诚的信徒，他们的会议，与我们的聚会确有相似之处：我们散播最坏的消息，声称事情将变得面目全非，罗马将受到军队的骚扰，我们的军队将吃败仗。

　　德?维莱尔先生听着，做概括，却不下结论：这是个能干的办事助手。他从前是个谨慎的海军军官，在风暴期间从不出海，只要能够机敏地驶进一个熟悉的港口，他是不会去发现新大陆的。在讨论发卖教士的财产时，我常常注意到，我们中间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是最热烈捍卫立宪学说的人。宗教是自由的源泉：在罗马，朱庇特的教士只戴一只空心指环，因为实心指环带有锁链的意味；在衣服上和头上，朱庇特的大祭司不容许打任何结。

　　散会后，德?维莱尔先生由德?科比埃尔先生陪伴回府。在这些会上，我研究过许多个人，学会许多事情，照管过许多方面的利益：我一直清楚的财政，以及军队、司法、行政方面的基本知识我都掌握了。我从这些会议出来，多少像一个政治家了，也多少相信了这些学识的贫乏。漫漫长夜，我在似睡似醒之间，瞥见这些秃顶人的不同态度，瞥见这些不大整洁，与来客不甚协调的客厅里宾客的种种表情：这当然是可敬可佩的；但我还是更喜欢儿时把我唤醒的燕子和梦中的缪斯：我看到照着一只天鹅，把那些白鸟影子投射在一道金波上的朝阳，和在叙利亚像凤凰窝似的挂在一株棕榈树枝头的旭日，更觉得愉悦。

　　《保守者》

　　我感到，在一个封闭的议院，在一个对我不大友好的会议，我的论战即使取得胜利也是枉然，我还需要另一种武器。可是，如果要办日报性质的报纸，又得经受新闻检查，我只能通过创办一种不定期的、半日报性质的报纸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并借助它来抨击内阁各部的体制，回击艾蒂安先生在《密涅瓦》杂志上发表的极左见解。一八一八年夏天，我住在诺阿齐埃德?莱维公爵夫人家里，出版我著作的书商勒诺尔曼来看我。我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他立即来了兴趣，自愿冒一切风险，并承担一切费用。我把这些告诉了好友德?博纳尔和德?拉默内两位先生，要求他们入伙：他们同意，不久，报纸就面世了，取名叫《保守者》。

　　这家报纸引发的革命是前所未闻的：在法国它改变了议院的多数派；在国外它改变了各国内阁的思想。

　　在各国民众和君主看来，保王党人曾经跌人虚无之中，因此，他们得到走出虚无的好处，实在应该感谢我。我让法国最高贵的家庭都拿笔写文章。我把蒙莫朗西和莱维家的人打扮成记者；我召集了全部人马；我把封建主义调来援助新闻自由。我把保王党最引人注目的人，如德?维莱尔、德?科比埃尔、德?维特罗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等先生召集在一起。每当我把一位红衣主教的红袍摊在《保守者》上，充作封面，并欣悦地读到一篇清清楚楚地署着“吕泽纳红衣主教”①大名的文章时，就情不自禁地感谢天主。可是，在把我的骑士们领上立宪的十字军东征之路，在他们解放了自由，夺取了权力，当上埃代斯亲王、安条克亲王和大马士革亲王①之后，他们就和娇妻美眷守在新获的封地，让我一人在耶路撒冷城下苦苦地等待。而异教徒又把圣墓夺了回去。

　　①吕泽纳(Luzerne，生卒年月不详)，法国旧制度时的省长，不赞同罗马教会与法国执政府签订的政教协议。

　　①这些都是十字军将领获得的封号。此处意为那些保守派得到好处之后，就不战斗了。

　　我在《保守者》上开始笔战，一八一八年一直打到一八二○年，也就是说打到政府借口德?贝里公爵遇刺身亡，恢复新闻检查为止。这是我论战的初期。在这期间我推翻了旧内阁，把德?维莱尔先生推上了权力中枢。

　　一八二四年以后，当我重握羽笔，写作小册子，并给《辩论报》写文章时，处境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对我这个从不相信所处的时代，只属于过去，不信任君王，不信任民众，除了梦，从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即便是梦，也只放一夜)的人，这种微不足道的贫困生活又算什么?!

　　《保守者》上的第一篇文章描绘了我加入争论时的形势。在这份报纸存在的两年期间，我相继写了一些论述时事，思考一些重要问题的文章。我有机会揭露巴黎警察当局在伦敦发表《私人通信集》的卑鄙行径。这类《私人通信集》可以造谣诽谤，却无法败坏人家的名声：卑劣者没有能力使别人卑劣；惟有荣誉可以惩罚毁人荣誉的人。我说：“隐姓埋名的诽谤者，拿点勇气出来，报出你的尊姓大名；这样做是有些羞耻，但很快就会过去；在您的文章上署上大名，无非是增添几个可耻的字母而已。”

　　我有时也把那些部长抓来嘲弄一番。我总是在自己身上发现嘲讽的习性，也就网开一面，任其发挥。

　　最后，在一八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保守者》刊登一篇严肃的文章，论述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励向。“道德利益”与“物质利益”两个用语就是出自这篇文章。这两个用语由我首先提出，跟着就被大家接受了。以上十分简略地叙述了报纸的情况，它已经超出了一份报纸的意义，算得上我的一部作品。我的理性赋予它一定的价值。它并没有衰老过时，因为它包容的思想是适合一切时代的。

　　论物质利益道德和义务道德

　　“内阁发明了一种新道德，利益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则扔给了傻瓜。有人想把这种道德作为我们政府的基础。然而，这种道德在三年里对人民的腐蚀，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对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连同这些民族一同灭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我所说的诱惑就是，一切虚伪的主义学说都有讨人喜欢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人类常常把谬误当作真理，因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虚伪的图像：冷漠与贞洁相似，推理与理性相似、空虚与深邃相似，余者类推。

　　“十八世纪是一个毁灭性的世纪；我们都受到诱惑。我们歪曲了政治的性质，为了在我们风习的堕落中寻找社会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革命把我们唤醒：它本是要把法国人推下床，却想不到把他扔进了坟墓。然而，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恐怖统治也许是对道德最无危险的时期，因为任何人的道德心都没有受到强制：罪恶都是在真诚之中犯下的。血腥之中举行狂欢活动，一幕幕丑剧由于太骇人听闻，也就不再发生；可说的也就是这些，民间妇女来到杀人机器旁边，就像来到自家炉灶边干活：斩刑成了社会习尚，死亡成了政府基础。再也没有比各人的处境更明白的东西：人们不谈“专长”，不谈“实利”，更不谈“利益体制”。那些卑琐小人心术不正的人的胡言乱语，那时根本没听过。人家对一个人说：“你是保王派，贵族，富人：去死吧。”于是他就死了。革命法庭陪审团负责人昂托纳尔写道：“对那些囚徒，我们想不出任何罪名，可还是把他们作为贵族判了刑。真是残酷的坦率，但是并不妨碍道德范畴继续存在；因为这并不是把无辜者作为失去社会的无辜者，而是把他作为罪犯处死。

　　“因此，这些可怕的时期又是十分尽心效力的时期。那时女人们英勇地走去受刑，父亲为了儿子，挺身而出，儿子为救父亲，慨然自首，就是在牢狱里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前来援救。被追缉的教士就在刽子手旁边安慰受难者，刽子手只装作不认识他。

　　“督政府时期的道德应该反对的不仅是学说主义的堕落，更是风习的堕落；世风日下。人们被抛进销魂园里寻欢作乐，一如从前被扔进监狱。人们惟恐过去的惨事卷土重来，都迫不及待地行乐，甚至预支未来的快乐。大家都来不及给自己建立家室，就在街上，在公园，在公共场所生活。大家跟断头台很亲近，再说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人世，也就觉得不必回家了。只要有艺术、舞会和时髦东西就行了。送命就和人们更换首饰服装一样随便。

　　“在波拿巴统治时期诱惑又开始了，不过这种诱惑随身带来了解药：波拿巴用光荣的魔力来迷惑人。再说大凡伟大之物自身必定带有法律原则。因此波拿巴认为让人教授各个民族的主义学说，各个时期的道德以及永恒的宗教是有益的。

　　“若是有人这样回答：‘把’“义务”作为社会基础，就是把社会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把“利益”作为社会基础，则是把社会建立在现实之上。’我是不会惊讶的。其实事情恰好相反，‘义务’是现实，而‘利益’是空想。‘义务’源白天主，深入到家庭，在父子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联系；然后由家庭进入社会，分成两支，一支在政治领域，规定了君臣关系，一支在道德范畴，建立了效力与保护，行善与感激的链条。

　　“因此义务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实在，因为它赋予人类社会惟一可以延续的生存方式。

　　“相反，从严格的物质的意义上说，当利益照今日的方式被人们获取时，它就只是一种行为，因为它早上是一个样，晚上又是一个样，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性质，因为它是以运气为基础因而具有运气的流动性。

　　“出于利益道德，每个公民都能够与法律和政府为敌，因为在社会中总是大多数人受苦。人们不会为秩序、和平、祖国这些抽象概念而战斗；即使为它们战斗，也是因为人们给这些概念附加上‘牺牲’的概念，这样，人们就走出了利益道德，回到了义务道德：因为在义务道德之外，确实找不到社会的存在方式!

　　“谁尽了义务谁就赢得尊重，谁屈服于利益谁就不大受尊重。从鄙视的源泉汲取一条政府的原则，这是世纪办的好事。如果培养政治家们只去考虑与他们相关的事，你们将看到他们会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你们看到的将只是一些贪官污吏，腐败臣僚，与管理后期罗马帝国的那些残疾奴隶相似。那些人想起自己曾被人家卖过便把帝国的一切都拿来出卖。

　　“请注意这点：利益只是在昌盛之时才有力量；碰上艰难时世，利益就衰弱了。而义务则相反，只是在尽它要付出代价时才那样富有活力。到了丰年顺年，它反倒松缓下来。我喜欢一条原理：政府是在灾难中强大起来的。这与美德十分相似。

　　“还有什么比朝民众叫喊：‘不要忠诚!不要热情!只想着你们的利益就行了!’更荒谬的事?!这就像是对他们说：‘如果这不符合你们的利益，那就别来救我们，抛弃我们算了。’如果执行这种糊涂政策，到了需要尽忠的时刻，各人都会关上大门，站在窗口，观看君主制度下台的。”

　　以上就是那篇论述利益道德与义务道德的文章。

　　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又上贵族院的讲坛：我奋起抨击一些居心不良的法国人，他们可能打着维护安定的旗号，请出欧洲军队来实行警戒。“我们需要监护人吗?难道还要人家来维持目前的形势?我们难道还要通过外交照会，来接受人家证实我们表现良好的证明?我们所干的，不就是让人家把驻防的哥萨克换成一班大使吗?”

　　从此，我在议院就常常议论外国人，就像西班牙战争以来我所做的那样。在自由党人都在反对我的时刻，我想到的是我们的自由解放。观点对立的人争吵得太厉害，最后只好不作声了!安静地过几年吧，演员将走下舞台，观众也不会留在剧场指责或者喝彩。

　　我生命中的一八二○年——德?贝里公爵之死

　　二月十三日晚上我刚上床睡下，德?维布莱依侯爵突然走进我家，告诉我德?贝里公爵被人暗杀的消息。他说得匆匆忙忙，忘了告诉我事件发生的地点。我赶快起床，上了德?维布莱依先生的马车。看到车夫赶马走上德?黎塞留街，我吃了一惊，又看到他把马车停在歌剧院门口，就更吃惊了。剧院旁边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我们从两行士兵中间登上台阶，从左侧门进了剧院。由于我们穿着贵族院议员的礼服，人家让我们通过。我们来到像是候见厅的小房间，里面满是宫里的人。我一直走到一间包厢门口，正好迎面碰到德?奥尔良公爵。他尽管强迫自己显出悲痛懊恨的样子，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快意。我看到这一点，不禁大为震惊。他发现自己距王位更近了。我的目光让他很不自在，他便离开座位，并转身背对着我。我周围有人在讲述暗杀的细节，凶手的名字，以及对有待逮捕的几个参与者的推测。人们都很激动、忙碌：人类喜欢戏剧场面，尤其是死亡，只要死的是大人物。每个走出血淋淋的手术室的人，人们都要向他打听情况。我们听到德?吉拉尔丹将军讲过，他遍体鳞伤，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留在战场，但他还是活过来了：他怀着多大希望，受到多大安慰，也就感到多么痛苦。不久人群安静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只听见从包厢里传来一声闷响：我把耳朵贴在门上谛听；听出一声嘶哑的喘息；喘息声旋即停止了：国王家刚刚收下了路易十六一个孙子的最后一口气!我立即推门进去。

　　请大家想象一下：一场惨案之后留下的空荡荡的剧院大厅：幕布还挂在上面，乐池是空的，灯光熄灭了，布景机关停止运转，背景凝然不动，被烟气笼罩，演员、歌手、舞女都从翻板活门和暗道里走了!

　　我在一部单独的作品里叙述了德?贝里公爵的生平与死亡。我当时的思想至今仍未过时：

　　“圣路易的一个子孙，长系的最后一个传人，熬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而未为逆境所击倒，回到祖国，开始领略幸福。他庆幸自己得到复活，庆幸天主许给他的君主政体同时在年轻人中得到复活：可是当他满怀希望之时，他却突然遇刺，几乎就倒在妻子怀抱里。他行将死去，可是他年纪尚轻呐!他难道不能责怪老天，问问它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啊!他抱怨自己命不好，完全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究竟做过什么坏事呢?他平易近人，与我们相处随和亲切，与我们同悲同乐；他的亲人已有六个殒命；在路易十六死亡二十七年以后，为什么还要缠上他，杀死他这个清白无辜，距王位如此遥远的人?让我们更深地了解波旁家族一个成员的心!这颗心被一把匕首刺穿，对我们却没有一句怨言：这位王子没有说一句尖刻的话，没有说一声对生命的惋惜。作为丈夫、儿子、父亲和兄弟，他尽管内心十分焦虑，身体极为痛苦，却不停地要求大家饶恕‘那个人’，他甚至不管他叫凶手!最专横的性情突然一下变得最为温柔。这是一个在心灵的一切方面都依恋生活的人，是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亲王；断气的是尘世最美王国的继承人，你们也许会说，是一个在尘世毫无损失的不幸人。

　　刺客卢韦尔是一个面目肮脏，神情奸诈的小矮子，这样的人在巴黎街头可以见到成千上万。他穿着短上衣，满面怒容，样子孤僻。卢韦尔可能没有参加任何党团。他是某个教派的成员，却没参与什么阴谋；他属于那些思想组织中的某一个；那些组织的成员有时可能集会，但最经常的是按各人的内心冲动单独行动。他的头脑里只滋养着一种思想，正如一颗心只啜饮一种激情。他的行为符合他的原则：他希望一下就灭掉一个家族。卢韦尔—如罗伯斯庇尔，得到一些人的赞美。我们的世俗社会作为所有粗俗举动的同谋，很快就摧毁了为一桩谋杀赎罪而建立的小教堂①。我们对人们的道德观感到恐惧，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冤家对头和控诉人：眼泪也可以像是一种控诉；人们匆匆取下某些基督徒的十字架以便哭泣。

　　①德?贝里公爵遇刺不久，歌剧院就拆毁了，在它的地址上建起了赎罪教堂。一八三二年该教堂被推倒。——原注

　　一八二○年二月十八日，《保守者》发表悼念德?贝里公爵的文章。文章结尾引用了拉辛的这句诗：

　　要是国王的精血漏出一滴就好了!①

　　①暗指德?贝里公爵夫人怀孕的事。——原注

　　可惜!这滴精血流在外国的土地上!

　　德卡兹先生倒台了。新闻审查开始了。尽管德?贝里公爵惨遭暗杀，我还是投票反对这项措施：我不愿让新闻审查玷污《保守者》，在对德?贝里公爵作了这番哀掉后，停办了这份报纸：

　　“虔信基督教的亲王!圣路易的可敬子孙!众多君王的显赫后代!您在下到最后的居所之前，请接受我们最后的敬意。您喜欢的一份报纸，常读的一部作品就要被审查官摧毁。您几次对我们说，这部作品拯救了王位：只可惜我们未能挽救您的性命!在您中止生命的时刻，我们也停止写作：我们把这份报纸的终结与您生命的终结连在一起，悲痛之余又感到慰藉。”

　　德?波尔多公爵的诞生——波尔多菜市场的妇人

　　德?波尔多公爵先生于一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出世。新生儿被称为“欧洲之童”和“奇迹之童”，没想到后来却成了流亡之童。

　　在王妃临产前一段时间，波尔多菜市场的三位妇人，以做同样买卖的所有女人的名义，让人做了一只摇篮，并选择我作为介绍人，领她们去拜见公爵夫人并赠送摇篮。达斯泰、杜朗通、阿尼什三位夫人来到巴黎见我。我赶忙向公爵夫人的宫廷侍从申请作礼节性的拜访。可是德?赛茨先生认为这样一种荣誉非他莫属：据说我在宫廷从未办成过什么事。我还没有与内阁重修旧好，似乎不配充当那些卑微的女代表的引见人。我一如既往，从这件事退了出来，但还是支付了费用。

　　这一切变成了国家大事；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有关此事的传言。波尔多那些女人得知后，为此给我写来下面这封信：

　　子爵先生：

　　承蒙好意帮我们把快乐与敬意奉献在德?贝里公爵夫人脚下，谨向您表示谢意：至少，这次人家不可能阻止您充当我们的引见人。我们获知了德?赛茨伯爵在报上制造的消息；极为难过。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怕给您带来麻烦。然而，说实话，子爵先生，没有人比我们更有资格恢复您的荣誉，并在选择拜见王妃殿下的引见人的真实意图上，把德?赛茨先生拉出错误的泥坑。我们愿意在您选定的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明事情经过；由于无人有权给我们选定引见人，而且，至今我们仍为选定您作引见人而感到荣幸，我们在这方面的表态必将使所有人无话可说。

　　子爵先生，这就是我们作出的决定；但我们认为没有您的许可我们不应该行动。请您相信，我们公开您在引见我们的事情上对大家的善良态度，完全是出于好心。既然事情是我们引起的，我们也就准备作出弥补。

　　子爵先生，我们现在，将来都是您最卑微的，也是最尊敬

　　您的仆人

　　达斯泰、杜朗通、阿尼什夫人

　　一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波尔多

　　这些妇人虽与贵妇名媛极不相似，却是高尚的妇女。我给她们回信说：

　　亲爱的夫人们，你们提出要在一家报纸上披露与德?赛茨先生有关的事情真相，我衷心地感谢你们。你们是优秀的保王党人，我也是：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德?赛茨先生是一个可敬的人，而且曾经保卫过王上。这个良好的行动不会被一个小小的贪图虚荣的行为抹煞的。因此，我们还是保持沉默吧：你们只要在朋友中间为我作证就行了。我已经感谢你们送来的甘美果子：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和我每天一边吃你们的粟子，一边谈到你们。

　　现在，请允许你们的东道主拥吻你们。我妻子有千万件事要告诉你们，而我则是你们的仆人与朋友。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年十一月二日于巴黎

　　可是今日还有谁想到这些无关紧要的争吵?洗礼的欢乐与热闹都远远地留在了身后。当亨利在圣米歇尔日诞生的时候，不是也有人说大天使将把龙牵到他脚下?相反，该担心的倒是寒光闪闪的利剑出鞘，只是为了把清白无辜从人间天堂赶出来，并且把住大门不让它进去。

　　我促使德?维莱尔与德?科比埃尔先生首次入阁——我给德?黎塞留公爵的信——德?黎塞留公爵的便函与我的回复——德?波利亚克先生的便函——德?蒙莫朗西和德?帕基埃两位先生的信函——我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我去使馆赴任。

　　这期间事件变得复杂，却还没有使人作出任何决定。德?贝里公爵遇刺导致德卡兹先生下台。他不无痛苦地离开了内阁。德?黎塞留公爵只是在莫莱先生答应给德卡兹先生一个远方的差使之后才同意让年老的老师去职。德卡兹先生动身去伦敦担任大使。我后来接替他担任此职。事情还没有完。德?维莱尔先生与决定他命运的人德?科比埃尔先生仍被排斥在内阁之外。我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巨大障碍。德?蒙卡尔姆夫人不停地劝我和平：我早就准备这么做，只是真诚地想摆脱纠缠着我的事情。对那些事我是极为鄙视。可是德?维莱尔先生虽然比较柔顺，当时却并不容易支配。

　　要当部长有两个办法，一个迅速，这就是使用力量，另一个长久，就是使用智谋；第一个办法不符合德?维莱尔先生的习惯：这个狡猾的家伙不使用力量，但更有本事确保已经赢得的地位。这种向上爬的办法，最要紧的就是要忍受侮辱，忍气吞声：这种教士阶级实现野心的办法，德?塔莱朗先生已经运用得十分熟练。一般而言，人们正因为有平庸之处，才能爬到国家机关；正因为有高超之处，才能留在国家机关。这种对立因素集于一身的人十分少见，因此国务活动家才是那样稀少。

　　德?维莱尔先生恰好有一些平庸的品质，因此道路为他打开了：他听任人家在他周围说三道四，只管采摘占据宫廷的恐惧之果。有时他发表一些好战的演说，但其中有些句子却显现出一种容易接近的希望。我认为他那种人应该从进入——不管怎样进入——国家机关，占据一个不太可怕的位子开始。我觉得他应该先当不管部部长，以后哪一天再争取当内阁总理。那样将给他带来温和节制的名声，他的衣装打扮将与他的神态气质完全一致；那样有一点就会变得明显：保王党反对派的议会领袖不是一个野心家，因为他同意为了和平而委屈自己。任何当过部长的人，不管是以什么衔头，都会再当部长：首次人阁是再次人阁的梯子；穿过绣花大礼服的人身上，留有部长的气味，机关衙门迟早又要找上门来请他出山的。

　　德?蒙卡尔姆夫人替他兄弟传话，告诉我内阁已没有空缺，但我的两位朋友如果愿意以不管部长的身份进内阁，皇上会高兴的，以后的事情会好办些。她补充一句，说我如果愿意出国，可以派到柏林任职。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关系；至于我本人，随时准备动身，只要国王们有差使要到他们的远房亲戚那儿去办，就是去魔鬼家我也在所不辞；但是，要德?维莱尔先生同意进枢密院，我才同意出远门。我还想把莱内先生安排在那两位朋友身边。我负责与这三方面协商。我以自己的能力，成了法国政治上的主人。大家料想不到是我让德?维莱尔先生当了首相，也是我把图卢兹的市长推上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

　　我觉得莱内先生性格固执。德?科比埃尔先生不愿意进内阁挂个空名。我就安慰他，让他怀着希望，以为以后会让他主管公共教育。德?维莱尔先生对我的意愿只是厌恶地顺从，一开始对我千埋怨万反对，但他有一副好脾气，又怀有雄心壮志，最后还是决定往前走：一切都安排妥当。下面是一些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我以上所述是实有其事；一些枯燥乏味的资料，它们记载的一些小事已经被人抛入忘川，但对我个人历史还是有用的：

　　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三点半钟

　　致德?黎塞留公爵：

　　公爵先生，我曾有幸登门拜访，向您报告事情的进展：一切都极为顺利。我见到了两位朋友：维莱尔终于同意以部长级国务秘书的身份进内阁，不授实职，只要科比埃尔同意以同样身份进内阁，并负责公共教育。从科比埃尔那方来说，很愿意以这些条件进去，只要维莱尔同意。这样看来，不会再有难题了。公爵先生，现在完成您的作品吧；去看看两位朋友；当您听见他们亲口说出我写的这些话时，您就使法国恢复了国内和平，正如您给了法国外部的和平。

　　请允许我还给您出一个主意：把巴朗特先生退休后空缺出来的职务交给维莱尔，您是否觉得不便?如果能交，那他就与朋友更为平等了。不过，他肯定地对我说过，他同意不任实职进内阁，只要科比埃尔得到公共教育的实职。我说这些，只是作为又一种办法，让保王派完全满意，也确保让您得到坚定不移的最大多数人支持。

　　最后，我荣幸地提醒您，明晚在皮埃先生家召开保王派大会，若能让两位朋友届时说出稳定情绪阻止分裂的事情，那将会很有益处。

　　公爵先生，由于我本人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也就希望您在我的热情之中只看到一个希望祖国强盛，希望您取得成功的人的一片忠心。

　　公爵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星期三

　　先生，我刚刚给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写了信，请他们晚上来见我，因为干这样一件有益的工作一分钟都不能丢。感谢您这样快地办了事情。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收尾。先生，请相信我乐于向您表示谢意，亦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黎塞留”

　　公爵先生，这件大事有个顺利的结局，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同时亦庆幸自己在其中做了一份工作，但愿明天能将命令发表：它将使人们停止一切对立。在这方面我可能对两位朋友有用。

　　公爵先生，我有幸向您重新表示我对您的崇高敬意。

　　夏多布里昂”

　　星期五

　　收到德?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大函，极为高兴。我相信，他是不会为祈求皇上的恩典以及允许我增强在他乐意的事情上助一臂之力的意愿而后悔的。请他接受我的崇高敬意。

　　黎塞留

　　星期四

　　高贵的同事，您大概已经知道，昨晚十一点事情办妥了。一切都是按照您与德?黎塞留公爵商定的原则安排的。您的参与对我们很有助益：此后，前途必定光明远大，因此应该感谢您。

　　您终身的仆人

　　J．德?波利亚克

　　“高贵的子爵，我刚才去府上，可惜您出门了：我是从维莱尔家去的，他本人参加您为他准备，并宣布召开的会议，回来亦很晚。因为我是您最近的邻居，他就让我转告您，您白天指挥和安排的事情，以最平常最简要的方式定下来了：他不担任实职，他的朋友兼管公共教育。科比埃尔也让我把这些情况转告您。维莱尔似手认为他们本可以再等一等，以获得更好的条件；但是您这样一个传话人和中间人的活动，要是推翻就不好了。确实是您给他们打开了进入新职业生涯的大门。他们相信您会为其扫清障碍。从您这方面来说，在我们还有优势把您留住的不长时期内，请告诉您最亲密的朋友，要支持联合计划，至少不要反对。晚安。我还要恭维您一句，您办事迅捷。希望您也这样处理好德国的事务，尽早回到朋友中间。至于我呢，已经被您的平易态度迷住了。

　　再一次向您致以深情的问候。

　　德?蒙莫朗西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晚十一时半于巴黎

　　先生，这份申请，是皇上一名贴身护卫呈送给普鲁士国王的。近卫军一位高级军官把它交给我，并作了一番叮嘱。现在我把它交给您随身带着，等您到了柏林，了解了形势，认为可以取得某种成功，再予以利用不迟。

　　我乐于抓住这个机会，与您一起庆祝今早的《箴言报》出版，同时感谢您为取得这个可喜结果所作的努力。我希望它对法国的事情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爱戴。

　　帕基埃

　　这一系列信函足以表明我没有自吹自擂。做个整天瞎忙的官僚，我会感到太无聊的。我也没有野心问鼎政坛执掌国柄。不管掌舵的是高处来还是低处滚，我都不为所动。我习惯于躲在内心深处，或暂时在世纪的广阔生活中遁世隐居，对候见厅的秘密没有任何兴趣。我进入现金流通很不适应；为了自救，便退到天主身边；有一个来自天上的固定观念把您孤立起来，让您周围的所有东西死去。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生活中的一八二一年——驻柏林大使馆——到达柏林——安齐隆先生——国王一家——尼古拉大公的婚礼——柏林社会——洪堡伯爵——沙米索先生

　　我以去国离乡为代价，替朋友们谋得权力之后，就留下他们去执掌大权，自己则离开了法国：我真算得上利库尔戈斯①第二。这件事的好处，就是我首次运用政治实力的尝试恢复了我的自由。我将在国外享有这种权力内部的自由。在我个人这种新处境，我依稀觉得有什么说不出的离奇遭遇混在一些真事当中。难道在宫中不会有离奇事儿?难道这不是另一类孤寂?这也许是和影子混杂在一起的香榭丽舍大道。

　　①利库尔戈斯(Lycurgus)，古希腊政治家，传说斯巴达的立法者，在制订一部宪法之后出走了。

　　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我从巴黎出发：塞纳河上结了冰。我这是第一次带着钱箱赶路。我渐渐摆脱了对财富的鄙视；我开始觉得，一路上坐好车，吃好饭，事事不用动手，有一个华沙的大个子仆人打前站真是惬意。那仆人永远填不饱肚子，要是没有沙皇，光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波兰吞吃掉。我很快就习惯了我的幸福；但我预感好景不长，很快就会被体面地解职。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在旅行中剩下的只有对旅行本身的原始爱好；对独来独往，不受拘束的爱好——挣脱了社会束缚的快乐。

　　当我一八三二年从布拉格回来时，你们将看到我是怎样忆起莱茵河的往事：由于冰凌，我被迫沿河岸上行，在美国兹上头渡河。我对莫根蒂亚(美因兹的拉丁文名字)，对它的大主教，对它的三四次被围，以及它的印刷术①(虽说我是借助印刷术来实行统治的)不感兴趣。法兰克福是犹太人集中的城市，我在那儿逗留仅是因为业务需要：换币。

　　①古登堡是美因茨人。

　　一路上冷冷清清：大路上覆盖了雪，松树枝上挂满了雾凇。耶拿出现在远处，连同它两次战斗的亡灵。我经过爱尔福特和魏玛：皇帝不在爱尔福特；而歌德就住在魏玛。我原来是那样钦佩歌德，现在劲头大减了。物质的歌手仍然健在，他衰老的尘埃仍在他的天才周围成型。我本应该去见歌德，却又没有见到：在我眼皮下走过的名人队列里，他留下了一个空白。

　　路德在维腾贝格的坟墓对我没有半点吸引力：在宗教上，新教只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异端，而在政治上，只是一场流产的革命。过易北河时，吃了一只用烟气烤出来的小黑面包，我本来需要在路德的大酒杯里喝点酒。那杯子被人们作为圣物保存下来了。从那里又经过波茨坦，渡过斯普雷河。墨绿的河水上悠悠地漂着几只小船。一条白狗看守着这些船。我到达柏林，在那里如前所述，住在“假于连在假雅典”旅馆。我徒劳地寻找哈梅托斯山的太阳。我在柏林写了这部回忆录中的一部分，你们在那里面谈到了对这个城市的描述，途经波茨坦的情形，以及我对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马、他的猎兔狗以及对伏尔泰的回忆。

　　一月十一日住在旅店，不久搬到“椴树下”，住在德?波纳侯爵住过的宾馆。这是德?狄诺公爵夫人的产业：我在这里受到公使团秘书德科、德?弗拉维尼和德?居西诸先生的接待。

　　一月十七日，我荣幸地向国王呈递德?波纳侯爵的离任国书和我的上任国书。国王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惟一与众不同的是门口有两个哨兵：谁想进去都可以，只要他在家，就可以与他说话。德国君王这种平易近人，使小民百姓对王公贵族的姓氏与特权没有那样反感。腓特列——吉尧姆国王每天同一时刻，都要亲自驾一辆敞篷马车去公园。他头戴鸭舌帽，肩披灰斗篷，嘴上衔着雪茄，坐在马车上兜风。我经常碰到他，彼此打个招呼，然后又各走各的路。当他回柏林城时，守在勃兰登堡城门的岗哨大喊一声；卫队拿起武器，跑出城门；等国王一经过，一切便告结束。

　　在同一天，我还去拜见了王太子以及各位王子，他们都是快乐的年轻军人。我见到了尼古拉大公和新娶的大公夫人。当时人们正在欢庆这对夫妇的新婚。我也见到了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坎伯兰公爵与夫人，王叔吉尧姆亲王，以及长期囚在我国的奥古斯特亲王：这位普鲁士亲王曾想娶雷卡米耶夫人为妻，把热拉尔给她画的绝妙画像霸在手里，最后雷卡米耶夫人只好拿柯里纳的油画与他作交换。

　　我急于见到安齐隆先生，便到处找他。我们相互之间是通过作品认识的。我曾在巴黎与他见过一面，他陪着王太子——他的学生。在柏林，他在伯恩斯托夫伯爵先生缺位期间代理外交部长。他的生活十分感人；他妻子失明，所以家里的门都是打开的；可怜的盲人每天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房里都摆了花，走累了就像个笼中夜莺，停下来休息：她歌唱得很好，只是死得很早。

　　一如普鲁士的许多名人，安齐隆先生祖籍法国：作为信奉新教的部长，他起初持自由主义的观点，且十分激进，以后才慢慢冷下来。我一八二八年在罗马见到他时，他已经回到温和的君主制一边，甚至退得更远，到了拥护绝对君主制的地步。他学识渊博，很有修养，崇尚各种高尚的情感，仇恨并且惧怕那些革命党人：正是这股仇恨把他推向专制主义，希望从中找到一处躲避革命风暴的避难所。仍在歌颂一七九三年，赞美那些罪行的人，难道他们真是永不明白，那些罪行给人们制造的恐怖，给恢复自由带来多么大的阻力吗?

　　宫里曾举行过一次晚会。正是在晚会上开始了有关我的传闻。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荣耀，只是我受之有愧。让?巴尔为了去凡尔赛，穿了一件金银线混纺的呢礼服，碍手碍脚，甚为不便。在奏响一支波洛涅兹舞曲时，当时的大公夫人，今日的俄罗斯皇后，以及坎伯兰公爵夫人选我当舞伴：于是我在社交场的离奇遭遇就开始了。那支舞曲像是一盆大杂烩，由好几支曲子组成，其中我高兴地听出了达戈贝尔特国王的歌：这一下我来了勇气，顿时克服了羞怯。这种晚会经常举行，尤其有一场是在大王宫举行的。我不愿来叙述自己的表现，兹如实引述霍亨豪森男爵夫人发表在柏林《摩根布拉特报》上的文章：

　　《摩根布拉特报》(晨版)第七十号

　　参加这场晚会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法国公使德?夏多布里昂于爵。尽管晚会场面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美丽的柏林女人还是把目光投向了《阿达拉》的作者。那是一部精彩然而伤感的小说。最热烈的爱情在其中泯灭于对宗教的斗争。作者用弥尔顿式的绚烂色彩，描绘了夏克塔在美国原始森林躲避雷雨时的幸福时刻，这一段，还有阿达拉死的一节，将永远镌刻在所有读者的记忆之中。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年轻时流亡异国，生活艰难，《阿达拉》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整部小说充满深深的忧伤和火热的激情，其原因就在于此。目前，这位经验丰富的国务活动家的大笔完全转向了政治。他最近的作品《德?贝里公爵的生与死》完全是以路易十四的颂辞作者那种笔调写成的。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身量不高，但显得细长。一张鹅蛋脸上常挂着虔诚与忧郁的神情。黑黑的头发与眼睛，闪射着他们精神之光。他的才智清楚地显现在相貌之中。”

　　可是现在我的头发都白了：霍亨豪森男爵夫人虽然与我来往有一些年头了，但她描绘的还是我美好年华时的样子。这一点请读者诸君原谅。此外，这幅画像十分俊美。只是坦率地说，它并不像我。

　　各国公使和大使——宫廷史与社会史

　　对我来说，“椴树下”宾绾太大、太冷，也太破旧：我只占用了它很小的一部分。

　　在我的同事那些公使与大使中间，只有一个引人注目，那就是俄国全权公使阿洛泊先生。我曾在罗马见过他夫人与女儿。她们那时陪在埃莱娜大公夫人身边。倘若此时在柏林的是埃莱娜大公夫人，而不是她嫂子尼古拉大公夫人，那我会更加快乐。

　　我的同事阿洛泊先生有一个有趣的毛病，就是以为自己深得女人喜爱。他经常为自己使女人产生的情欲而苦恼。他常说：“天哪，真不知道我有什么魅力。无论我去哪里，总是有女人跟着，搞得阿洛泊夫人总是寸步不离，守着我。”他本可以是个出色的圣西门主义者。私人社会一如公共社会，有其自身情况：在私人社会，总不外乎形成或者断裂的爱情关系，家务事，添丁死人、个别的烦恼和快乐等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事情的外表也发生变化。而在公共社会，则总是更换内阁，战争输赢，与各国宫廷的交易，国王君主驾崩，或者王国垮台。

　　在勃兰登堡选帝侯，浑名“铁牙”的腓特烈二世治下，在被犹太人利波尔德毒死的约阿希姆二世治下，在把普鲁士合并到自己的选帝侯领地的西格蒙德治下，在“优柔寡断”，失去自己的堡垒，听任古斯塔夫?阿道夫与自己宫里的贵妇聊天，说什么“他们有大炮，我能干什么呀?”的乔治—吉尧姆治下，在大选帝侯(他在自己的领地只遇到一堆堆妨碍草本生长的尸骨，他接见鞑靼人的使团，翻译两只耳朵被割掉了，鼻子是木头的)治下，在他儿子，普鲁士首任国王(他被王后惊醒，惧怕得发起高烧，一命呜呼)治下，种种回忆只让人看到同样的奇闻艳事在私人社会一再重演。

　　腓特列—吉尧姆一世是腓特烈大帝的父亲。这是个强硬而怪异的人，由逃亡的罗库尔夫人培养成人：他喜爱一个无法使他变温柔的少妇；他的客厅是一个烟馆。他任命弄臣贡德灵为柏林王家科学院院长；他命人把自己的儿子关进库斯特林堡狱，并把圭特在年轻王子面前斩首；这就是那个时期的私人生活。腓特烈大帝登基以后，与一个意大利舞女私通，那女人名叫巴尔巴里尼，是他惟一接近过的女色：他娶不伦瑞克的伊莉莎白公主时，新婚第一夜仅满足于在她窗下吹笛子。腓特烈喜欢音乐，爱好写诗。腓特烈与伏尔泰两位诗人的诡计和讽刺短诗，让德?篷巴杜夫人、贝尔尼神甫和路易十五大为恼火。腓特烈二世的妹妹拜罗伊特总督夫人也搅和进来，堕人爱河，就像一位诗人能做的那样。国王家里聚集了一些文人圈子，接着一些狗爬上肮脏的扶手椅，接着在安提诺乌斯①的雕像前面举行了一场场音乐会，接着是盛大的晚宴，接着来了许多哲学家，接着是新闻自由和棍棒打击，最后是一份螯虾或者鳗鱼糜，它使一位衰老然而希望长生不老的伟人①结束了一生：这就是占据那个文学与战斗年代私人社会的东西。——然而，腓特烈复兴了德意志，形成了与奥地利抗衡的势力，改变了日耳曼的一切政治关系与政治利益。

　　①安提诺乌斯(Antinous)，希腊美少年，阿德里安皇帝的红人。公元一二二年自沉于尼罗河。皇帝把他当作神来供奉，在他投河的地方建庙纪念。

　　①所谓伟人是指腓特烈二世的读报人拉姆特里。他只活了四十二岁，死于消化不良。

　　在新王(即腓特列—吉尧姆二世和三世)统治时期，我们发现了大理石王宫，腓特列—吉尧姆二世的宠妇利茨夫人及其儿子，玛尔什伯爵亚历山大，还有从前的演员，施韦德总督的情妇斯托尔岑伯格男爵夫人，以及亨利亲王及其可疑的朋友，利茨夫人的情敌沃丝小姐，一个法国青年与一个普鲁士将军夫人之间的假面舞诡计，最后是福XX夫人，其风流韵事可在柏林宫廷秘史②中读到。所有这些名字有谁知道?将来谁又记得我们的名字?今日，在普鲁士京城，一些八旬老者几乎记不起过去一代的事情了。

　　②其实是米拉波的外交信函集。夏多布里昂赴任之前曾浏览过。

　　吉尧姆?德?洪堡——阿德贝尔?德?沙米索

　　柏林社会的习俗与我相宜：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人们去参加晚会；到晚上九点，一切活动结束，我准时上床睡觉，就像我并未担任使节似的。睡眠吞没了生命，这就是它的好处。费奈龙说：“时间漫长，生命短暂。”我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亚历山大男爵的兄弟吉尧姆?德?洪堡当时在柏林。他在罗马当公使时我认识了他。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观点，政府不信任他，他就退下来过起了隐居生活；为了打发时间，他学习各种语言，甚至世界各地的方言。他从一个国家的地理名称入手，找到了一块土地的古代居民。他有个女儿说古希腊语或者现代希腊语都一样流利。要是碰上个好日子，他们说不定在餐桌上用梵语聊天呢。

　　阿德贝尔?德?沙米索住在植物园，离柏林城里有一段路程。我去那个偏僻角落看过他。那些植物在温室里都冻住了。阿德贝尔?德?沙米索个子高挑，面相颇讨人喜欢。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像我一样四处漂泊的流亡者有股好感：他曾经见过北极的海，而我也以进入过北极为荣。他和我一样是流亡贵族，在柏林长大，当了宫廷侍从。阿德贝尔跑遍了瑞士，在科佩住过一段时间，就住在湖边。他曾打算死在那儿。那天他甚至写道：“我看清楚了，应该在大海寻找我的永福。”

　　德。沙米索先生先被德?封塔纳先生任命为拿破仑城的教授，后又任命为斯特拉斯堡的希腊文教授，但他用这些高贵的话语予以谢绝：“从事教育青年的工作，首要条件是不受束缚：尽管我钦佩波拿巴的才华，他却不可能让我满意。”复辟王朝提出的优厚待遇，他也没有接受。他说：“我没有给波旁家族出半分力气。父辈们效力、流血得来的果实，我不能坐享其成。在这个时代，各人应该自食其力。”在德?沙米索先生家里，至今珍藏着路易十六亲笔在圣殿写的信：“兹将我忠实的仆人德?沙米索先生介绍给我弟弟。”受难的国王将这封短信藏在胸口，以便交给他的首席侍从，阿德贝尔的叔父沙米索先生。

　　这位缪斯的孩子，隐藏在外国人队伍里，为日耳曼的行吟诗人所收养，写出的最感人的作品，也许是下面这些描写故居彭库尔城堡的诗句。他先是用德文写的，以后又翻成法文：

　　顶着白发的重压，

　　我仍思念青春年华；

　　忠实的图像呵，你萦绕不去，

　　在虚幻的时间下再生。

　　从一片碧海之中

　　耸立起那高贵的城堡：

　　我认出了它的屋顶、

　　塔堡还有齿形的雉堞；

　　我们纹章上的雄狮，

　　仍射出爱情的目光；

　　亲爱的卫兵，我朝你们微笑着，

　　一头冲进院子。

　　喏，这儿是泉边的狮身人面像，

　　是翠绿的无花果树；

　　那儿铺开了孩童的初梦

　　那徒劳无益的阴影。

　　在小教堂，我寻找并见到

　　先人的坟墓；

　　这是他挂刀枪的柱子，

　　这块被太阳染成金色的大理石

　　这些虔诚的记号与文字，

　　不，我还读不了，

　　湿润的纱帘模糊了双眼。

　　祖先们的忠诚城堡啊，

　　我在自己身上见到了你!

　　你不再有昨日的富丽堂皇，

　　岁月的犁铧犁过你身上!……

　　珍爱的土地啊，变富饶吧，

　　我以公正的心为你祝福；

　　为有用之人祝福，不管他是谁

　　只要将铧头犁开你的胸膛。

　　沙米索祝福耕耘土地的农夫，虽说那是他被剥夺的土地；他的灵魂一定在我的朋友儒贝尔俯瞰的地区住过。我也怀念孔堡，但我不像沙米索这样大方，我不愿放弃它，尽管它不是从我家被收去的。德?沙米索先生登上由罗曼佐夫装备的战舰，与科泽布舰长一起，发现了在白令海峡东边的海峡，并且给一个岛屿命名。当年库克曾从那些岛屿依稀见到美洲海岸。他在勘察加发现了雷卡米耶夫人烧在瓷板上的画像，还有他写的小故事，已翻成荷兰文的《彼得?施勒米》。阿德贝尔笔下的主人公彼得?施勒米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而我真希望把肉体卖给魔鬼。

　　我现在回忆沙米索，又想起了那股难以觉察的轻风。我回柏林时穿过一座树林。那轻风微微地吹动梢头的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