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1978年）6月，索菲、本和我一起去新泽西去看望范肖的母亲。我的父母已不再是她的邻居了（他们退休后去了佛罗里达），我有多年没有回去了。作为本的祖母，范肖太太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但关系不太好。她对索菲有一股潜在的敌意，似乎暗自把范肖的失踪归咎于她，这种怨怼时不时会从她不经意的话语里流露出来。索菲和我每隔一段合适的时间就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吃顿饭，但她很少接受我们的邀请，有时候来了，也总是坐立不安地微笑着，扯着尖利的嗓门说个不停，假模假势地夸着宝宝，阴阳怪气地恭喜索菲，说她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女孩，然后就早早告辞，谈到一半突然站起来，说突然想起她在别处另有所约。当然，这也很难怪她。她生活一直不顺，现在基本上更是没什么指望了。她的丈夫死了；女儿经历了长时期精神病折磨，眼下住在疗养院里，靠镇静剂维持正常起居；儿子消失了。她在五十岁上仍是个美人（我小时候，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女人），身边一直不乏错综复杂的风流韵事（那些求爱者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她在纽约大肆购物，还迷上了高尔夫球。范肖的文学成就使她很吃惊，但转过神来，她也欣然认为自己当然有资格生育一个天才。当我在电话里对她说起要给范肖写传记的事时，她似乎非常乐于帮忙。她有许多信件、照片和文件，她说，我想看什么她就给我看什么。

我们是上午十点左右到的，一开始气氛有些别扭，在厨房里喝过一杯咖啡，又长聊了一番天气之后，我们被带到楼上范肖以前住的房间去。范肖太太给我准备的资料相当完备，所有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摞在范肖用过的桌子上。我被那么多的材料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谢过她的热心相助——而事实上我吓坏了，感觉简直要被这一大堆东西淹没了。过了一会儿，范肖太太下楼陪索菲和本到后院去了（那天挺暖和，阳光灿烂），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记得朝窗口望出去时，正好瞥见裹着连身尿片的本摇摇晃晃地穿过草地，尖叫着指向一只掠过他头顶的知更鸟。我敲敲窗子，索菲转过脑袋朝上看，我向她挥挥手。她闪露微笑，给了我一个飞吻，然后和范肖太太一起转到花坛那边去了。

我在书桌后面坐下来。坐在这个房间里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我不知道我能忍多久。范肖的棒球手套搁在书架上，里面塞着一个磨损的棒球；书架上下几层全是他孩童时期读过的书；我背后是床，床上还是我记忆中几年前的那床蓝白相间的被子。这是切切实实的证据，是过去世界的遗存之物。我走进了我自己过去的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几乎要把我压垮了。

一堆资料包括：范肖的出生证明，范肖上学时的成绩单，范肖的幼童军徽章，范肖的高中文凭。另一堆都是照片。一本范肖还是婴孩时的照相集；一本是范肖和他妹妹的影集；一本是家庭影集（范肖两岁时在他父亲怀里露着笑脸，范肖和艾伦在后院搂着他们的母亲，范肖和他的表兄弟表姐妹们）。然后是一些零散的照片——塞在文件夹里，夹在信封里，还有散置在小盒子里的：有几十张都是范肖和我的合影（游泳，捉迷藏，骑自行车，在院子里做鬼脸；我父亲背着我们两个；我们留着短发的合影，穿着宽松的牛仔裤，身后是几辆老爷车：一辆帕卡德、一辆迪索托，一辆木板车厢的福特客货两用车）。班级的照片，小组的照片，野营时的照片。赛跑的照片，游戏的照片。在独木舟上的，参加拔河比赛时拉着绳子的。接着，往后翻，有几张最近这些年的照片：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范肖。他坐在哈佛校园里；在埃索公司油轮的甲板上；范肖在巴黎，在一个石砌喷泉前的留影。最后，是范肖和索菲的一幅合影——范肖看上去一脸沧桑，有些阴沉；而索菲却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只是有些神思恍惚的样子，就像精神无法集中似的。我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突然间，我哭了起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哭，直到最后一刻，才突然感到泪水涌了出来——我一个劲儿地抽泣，把脸埋在手里呜咽不止。

照片右边的一只盒子里全是信件，至少有上百封，从八岁开始（那是孩子稚拙的笔迹，满是铅笔印和橡皮的擦痕），直到七十年代早期。有些是从大学里写来的，有些是从船上写来的，有些寄自法国。大部分是寄给艾伦的，许多信都写得很长。我立刻明白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信件，毫无疑问比这房间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更有价值——但我没有勇气在那里阅读。我坐了十或十五分钟，便下楼去找她们了。

范肖太太不希望原件被从房子里拿出去，但她不反对我把这些信件复印下来。她甚至主动提出亲自来做这件事，但我告诉她不必麻烦了：改天我会再来，我会好好处理这些信件的。

我们在院子里吃了一顿便当。本咬一口三明治就跑进花丛里，然后再回来咬一口，再跑过去，他是整个就餐场景中的主角。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准备回家了。范肖太太开车送我们到车站，跟我们三人吻别，流露出比以前拜访时更多的情感。长途巴士驶出五分钟后，本在我膝盖上睡着了，索菲握住我的手。

“今天不太顺心，是吗？”她问。

“差不多是最糟的一天了。”我说。

“想想要跟那样一个女人扯上四个小时可真够受的。我们到那里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也许很不喜欢我们。”

“是啊，我也觉得。”

“但也没什么。”

“单独去那边很难，不是吗？”

“是的。”

“你在重新考虑这事吗？”

“恐怕是的。”

“我不会怪你的。整件事情都变得太恐怖了。”

“我需要再通盘考虑一下。现在，我在开始想我是不是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四天后，范肖太太打来电话说她要去欧洲待一个月，也许现在是时候去关照一下我们的事业了（这是她的原话）。我原来已经打算先把这事拖着再说了，可还没等我想出一个得体的借口推脱，我已经听到自己答应下星期一到她那里去了。索菲不愿陪我一起去，我也不想逼她改变主意。我们两个都觉得一次家庭拜访已经足够了。

简·范肖到公共汽车站来接我，她满面笑容，亲热地跟我打了招呼。从我钻进她车里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这回的情形跟以往都很不一样。她对自己的外表着意作了一番修饰（白裤子，红色丝质上衣，裸露着晒黑的没有皱纹的脖颈），很难不觉得这是在引诱我去打量她，承认她仍是一个美人的事实。更有甚者：她声音里有一种含含糊糊地旁敲侧击的腔调，一种我们是老朋友，因过去的老关系而相当熟稔的意味，碰巧能有独自造访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自由地聊一聊了。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挺令人反感，只在不得不开口时才勉强应付几句。

“你现在可是有个小家庭了，我的孩子。”当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时，她转过头来对我说。

“是啊，”我说，“是有了个小家庭。”

“当然，宝宝挺可爱。真是个小心肝。可也有点顽皮，是不是？”

“他还只有两岁呢。这个岁数的孩子大多都挺顽皮的。”

“当然，可我觉得索菲太溺爱他了。她好像总是被逗得很开心似的，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反对一家子开开心心，可是稍微管教一下也没什么坏处。”

“索菲跟谁都是这样，”我说，“一个活泼的女人注定是一个活泼的母亲。据我所知，本也没有什么怨言。”

稍作停顿之后，车子又动了，当我们沿着宽阔的商业大道向前行驶时，简·范肖又说：“她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幸运地逢凶化吉。幸运地找到了像你这样的男人。”

“我倒总是觉得恰恰相反。”我说。

“你不必这么谦虚。”

“我没想谦虚。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到目前为止，好运都在我这边。”

她对此笑了笑——一闪而逝，意味深长，就好像把我看作一个傻瓜，却不知怎么偏偏意识到，我不会给她开口的机会。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她家门口，她似乎抛开了一开始的策略。这时候不再提起索菲和本了，换了一副充满关爱的面孔，不停地跟我说她有多么感谢我来写一本关于范肖的书，好像这番鼓励真会产生什么影响似的——那种最高的认同，不仅是对这本书，也是对我这个人。然后把她的车钥匙递给我，告诉我离这里最近的一家影印店怎么走。她说，等我回来时，午餐就准备好了。

复印那些信件花了两个多小时，等我回到她家时已经将近一点钟了。午餐真是准备好了，看上去挺铺张的一顿饭：芦笋、鲑鱼冷盘、奶酪、白葡萄酒，还有全套的餐具。都在餐厅的桌上摆放好了，配以鲜花和显然是最高档的杯盘。我脸上肯定显示出惊讶的神色了。

“我想庆祝一下，”范肖太太说，“你不知道我看到你来这里有多么开心。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好像那些倒霉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有点怀疑我不在的时候她已经喝过酒了。虽说她言谈举止仍有节制，但声音里无疑带上了某种让人起腻的意味，那颤抖的话音里流溢着前所未有过的热情。我们在桌边坐下时，我提醒自己要留神这个情况。酒不断泻入杯中，当我发现她只顾喝酒却很少吃菜、只是偶尔吃点东西、最后完全不吃了时，我开始预料到最坏的状况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过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后，谈话转入了她一个人的独白。

“真是奇怪，”她说，“人生真是奇怪。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瞧你，住在隔壁的那个小男孩。你就是那鞋上沾着泥巴在这屋里跑进跑出的小男孩——现在，长成一个大男人了。你是我孙子的父亲，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你娶了我儿子的妻子。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我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大笑出声的。这就是你最终从生活学到的东西，多么奇怪啊。你简直跟不上事情的变化。你甚至都无法想象。

“你知道吗，你甚至看起来都像他。你们两个一直都很像——像一对兄弟，几乎像是双胞胎。我记得你们小时候，有时远远地看过去都会把你们搞混了。简直分不清哪个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知道你有多爱他，多尊敬他。可是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吧，我亲爱的。他连你的一半都比不上。他内心很冷酷。他那颗心完全是死的，我不觉得他爱过什么人——一次都没有，他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过。有时看着你和你母亲在后院里——你跑到她面前，伸出胳膊抱住她的脖子，让她吻你——就在那里，在我面前，我从中看到在我自己儿子身上看不到的一切。他从来不让我碰他，你知道。四五岁以后，每次我一挨近他，他就蜷起身子。你可以想象这给一个女人带来了什么感受——她自己的儿子厌恶她？我那时候太他妈年轻了。他出生时我甚至还不到二十岁。想想被那样拒绝你是什么滋味。

“我不是说他有多么坏。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个目无父母的孩子。我说什么都没法影响他。他父亲也没辙。他拒绝从我们这里学习任何东西。罗伯特再三尝试，可他从来都没法接近这孩子。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感情而惩罚他，对吧？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就强迫他爱你。

“当然，还有艾伦。可怜的艾伦，受尽了折磨。他对她很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似乎有点好过头了，结果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他给她洗了脑。他使她如此依赖他，以至于后来她有什么事情要求助于我们时，事先都要考虑再三。他才是理解她、给她建议、帮她解决问题的那个人。罗伯特和我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家长罢了。对孩子们来说，我们几乎就像不存在似的。艾伦非常信任她哥哥，最后把自己的灵魂也交给了他。我不想说他是故意的，可我还是不得不承受这样的后果。这个女孩已经二十七岁了，但她的行为举止却还像是十四岁的孩子——这还是她表现好的时候呢。她的内心太困惑、太惊慌失措了。一天她觉得我要害她，第二天，她给我打了三十个电话。三十个。你想都想不出来那是怎么一个情形。

“艾伦是他从来不出版任何作品的根源，你知道。她也是他在哈佛读到第二年就辍学的原因。那时他正在写诗，每隔几星期就寄给她一沓手稿。你知道那些诗是什么样的。几乎没法理解。当然，激情澎湃，充满了豪言壮语和训诫之辞，却又相当晦涩难解，你没准会觉得它们是用密码写的。艾伦会一连几个小时琢磨它们，好像她就靠这个活下去似的，把那些诗当作神秘的信息，直接写给她的神谕。我想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看，她哥哥不在家了，那些诗是他留给她的一切。这可怜的孩子。她当时只有十五岁，可是已经崩溃了。她会来回翻阅那些诗稿，直到纸张变得皱巴巴脏兮兮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情况严重的时候，她会在公交车上，走到完全陌生的人跟前，把那些诗稿硬塞到人家手里。‘读读这些诗歌吧，’她这么说，‘这能够拯救你的生命。’

“最后，当然，她就彻底崩溃了。有一天在超市里，她从我身边跑开了，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把货架上大罐的苹果汁拿下来砸到地上了。一个接一个地，她的样子极度恍惚，站在一地碎玻璃中间，脚踝淌着血，苹果汁流了一地。真是可怕极了。她完全疯了，三个男人才绑住她，把她带走了。

“我并不是说这事情要完全归咎于她哥哥。但那些该死的诗歌肯定对她没什么好处，对也好错也罢，反正他很自责。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想出版自己的作品了。他去医院看艾伦，我想这是他难以承受的，看见她那个样子，精神错乱，完全疯了——冲着他大吼大叫，指责他，恨他。你知道，这完全是精神分裂，他受不了这个。于是他发誓不出版自己的作品了。这也是某种忏悔，我想，他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吗，以他那种固执而残酷的方式，直到最后。

“那以后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通知我说他要辍学了。他不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只是告诉我他已经离校了。亲爱的母亲，云云，所有的言辞都写得很得体也很感人。我离开了学校，因为想帮你减轻经济压力。诸如艾伦的情况、巨额医疗费用，还有可恨的三、四、五，云云。

“我气得要命。一个像他那样的男孩竟然白白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已经离开了。他在哈佛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和船运公司有点关系——我估计他是海员工会的人之类的——他通过那人搞到了海员证。等到他的信寄到我手里时，他已经在得克萨斯州的什么地方了，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我有五年多没见到他。

“他大概每月会给艾伦寄一封信或是一张明信片，但从来都没有回信地址。巴黎，法国南部，上帝知道什么地方，但他要确保我们没办法联系他。我觉得这种做法太可恶了。懦弱又卑劣。别问我为什么会保留那些信。我真后悔没有烧了它们。我本该那样做的。把它们全都烧掉。”

她就这样说了一个多小时，言辞里渐渐充满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显出思维清晰的状态，可是接下来，又喝了一杯酒之后，那些话又渐渐失去了连贯性。她的嗓音有一种催眠的味道。只要她这么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我就觉得什么都不能触动我了。这是一种免疫的感觉，被她嘴里的话保护着。我几乎都没留意她在说什么。我的思绪漂浮在她的声音里面，被这声音包围着，被持续不断的声音托起，随着话语音节的流动、起起伏伏和波动而漂浮。下午的光线穿过窗子移到桌上，在调味瓶上、融化的黄油和绿色的酒瓶上闪闪发光，屋子里每样东西都变得如此灿烂而宁静，我恍惚以为坐在那里的并非我自己的躯体。我在融化，我对自己说，看着碟子里正在软化的黄油，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不应该让这一刻溜走，可是直到最后我也什么都没做，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我不会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找什么借口。醉酒只不过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绝对的原因，况且我意识到试图为自己辩护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然而，至少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我现在相当确定，这件事情的发生既有过去的影子也有即时的因素，如今时过境迁，我觉得挺奇怪的是，那些往日情怀怎么偏在那天下午涌现了出来。当我坐在那里听着范肖太太说话时，很难不想起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对她的想法。一旦开始，我发觉自己突然把尘封已久的景象翻了出来。那个镜头带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扑面而来：那是8月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十三四岁的样子，正透过我家卧室的窗子眺望隔壁的院子，恰好看见范肖太太穿着两截式的红色泳衣走出来，她悠然解下上面半截，背朝日光趴在草地躺椅上。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我正站在自家窗前想入非非，毫无防备地，一个艳丽的女人闯进了我的视野，身子几乎赤裸着，对跟前的我浑然不觉，就像是我把她召唤出来的似的。这幅画面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长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这一幕时时闪过：那是小男孩的性冲动，午夜闪过的绮梦。现在这女人显然是在挑逗我，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方面，我觉得这场景特别怪异。另一方面，这好像也是自然而然，甚至是合乎逻辑的，我意识到如果不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抵御，这件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毫无疑问，她让我对她产生了同情。她对范肖的回忆是那么痛苦，充满了真正不幸的印记，以致我渐渐地对她疏于防范，落入了她的圈套。但我现在还不清楚的是，她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是她早有预谋，还是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她絮絮叨叨的演讲是在有意消除我的警惕，还是一时冲动地触发了真情实感？我猜，她对我讲述的范肖那些事是真实的，至少她自己是当真的，可这还不足以说服我——即便是一个孩子也知道真理也能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动机问题。在事情过去将近六年之后，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要说是我有多少魅力让她难以抵挡，那也太牵强了，我也不愿这样自欺欺人。这里面有一种更深刻、更险恶的因素。最近我才开始猜测，她是不是意识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我对范肖的恨意其实和她一样强烈。也许，她感受到了我们之间这种默契，也许这种联结只能通过反常的、极端的手段来确证。睡我就像是睡范肖——睡她自己的儿子——而在这黑暗的罪恶中，她再次拥有了他——而这只是为了毁灭他。可怕的复仇。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没资格自称是她的受害者了。要说，那我也是她的共犯。

她开始哭泣后不久，事情就发生了——当她终于精疲力竭，话也说得颠三倒四，放声痛哭时。借着酒劲儿，情绪也上来了，我站起来，走到她的位置上，伸出双臂用抚慰的姿势搂住她。这么一来，我们越过了那道门槛。只是接触就足以激起性欲的回应，这是对另外的身体、另外的拥抱的不由自主的回想，片刻之后我们接吻了，然后没过多久，我们就赤身裸体地躺在她楼上的床上了。

虽说我有几分醉意，却也没醉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程度。只是那点负疚感不足以阻止我。这一刻会结束的，我对自己说，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这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对索菲也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就在事情发生时，我才知道远非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事实上，我喜欢操范肖的母亲——但并非是为了寻欢作乐。我沉迷其间，这辈子第一次发现自己干这事时内心毫无柔情。我干她只是出于恨意，把这事变成了一种暴力行为，折磨这个女人，好像要把她碾成粉末似的。我闯入了自身的邪恶之门，正是在这里，我懂得了一件比其余一切都可怕的事：性的欲望也可能是杀人的欲望，当那一刻到来时，一个男人有可能选择死而不是生。这女人要我蹂躏她，我做了，而我发现自己沉浸在残忍的欢愉之中。但即便是在当时，我也知道我只是在将就，她不过是一个影子，我通过她来攻击的是范肖本人。当我第二次进入她时——我俩浑身都是热汗，像噩梦中的怪物一样呻吟着——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我想杀了范肖。我要范肖去死，我将会这样做。我要找到他，杀了他。

我把她留在床上熟睡，自己溜出房间，到楼下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半小时后，我坐上了去纽约的长途巴士。在港务局终点站，我走进男卫生间，洗了手和脸，然后坐地铁到曼哈顿上城。走进家门时，索菲正把晚饭摆上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