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范肖总是在那里。他是我的一切开始的地方，少了他，我就几乎弄不清自己是谁。我们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认识了，那时还是裹着尿布在草地里爬来爬去的小娃娃，等到七岁时，我们用针刺破手指，发誓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伴终生。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童年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范肖的模样。他与我同在，他能理解我的想法，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一抬头就能看到他。

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长大了，去了不同的地方，各奔东西。这一点都不奇怪，我想。我们的人生以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推引我们前行，几乎没有什么能留在我们身边。它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亡，而死亡是每天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七年前的那个11月，我接到了一个名叫索菲·范肖的女人的来信。“你不认识我，”信里一开头是这样说的，“很抱歉写信向你通报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原来她是范肖的妻子。她知道我和她的丈夫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她还知道我住在纽约，因为她看过我发表在杂志上的许多文章。

信里第二段作了详细解释，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范肖失踪了，她写道，她最后一次见他是六个多月之前。从那以后一直杳无音信，也没有丝毫线索能猜测他去了哪里。警察也查不到他的踪迹，她雇了私家侦探找他，结果也是一场空。什么情况都不能确证，但事实似乎可以讲述事实本身：范肖可能死了；盼着他回来毫无意义。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她觉得有些重要的事需要和我商量一下，她想知道我愿不愿意和她见个面。

这封信在我心里引起了一连串小小的震动。一时间要考虑的信息也太多了，太多的力量把我拽往不同的方向。突然间，范肖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但是他的名字一被提起，人又马上消失了。他结了婚，住在纽约——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自私地说，使我感到受伤的是，他都懒得跟我联系。一个电话，一张明信片，一起喝一杯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这些都不难做到。但我自己也有同样的过错。我知道范肖母亲的住处，如果我想找他，只需找她问一下就行。事实上是我放弃了范肖。从我们各奔东西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就停止了，对我而言他属于过去而非当下。他是萦绕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幽灵，一个远古的幻影，一样不再真实的东西。我尝试着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他时的情形，但脑子里总是一片模糊。我的意识徘徊了几分钟，然后中断了一会儿，突然停下了，停留在他父亲死去的那一天。我们当时是高中生，应该不会超过十七岁。

我打电话给索菲·范肖，告诉她我很高兴在她方便的时候和她见面。我们约了第二天，听上去她挺感激的，尽管我向她解释我没有范肖的消息，也想不出他在什么地方。

她住在切尔西一幢红砖公寓里，那是一幢老式的无电梯建筑，楼道阴暗，墙上显露着剥落的油漆。我爬上她住的五楼，耳朵里一路都是从上面传来的收音机声、争吵声和马桶抽水声，停下喘了口气，上前去敲了敲门。门上猫眼里有眼睛在朝外看，随后门锁嘁哩咔啦地转动起来，索菲·范肖出现在我面前，左臂里抱着一个婴儿。她微笑着请我进去，那小娃娃揪着她的褐发。她轻轻地把脑袋偏开，用两只手抱起孩子，把他的脸转向我。这是本，她说，范肖的儿子，三个半月大了。我装着挺喜欢这孩子的样子，他舞动着小手，嘴角下的口水鼓着白沫，但我对他的母亲更感兴趣。范肖真够幸运的。这女人非常漂亮，长着一双有灵气的黑眼睛，眼神里有一种几乎让人难以接近的镇定。她身材纤瘦，中等个头，举止沉稳，这使她显得既性感又富于理性，像是内心深处对自己面临的这个世界时刻持有一份警觉。没有一个男人会自愿把这样一个女人丢下不管——特别是当她快要给自己生孩子时。在我看来这一点不言而喻。甚至还没等迈进房门，我就明白范肖想必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是一套带有四个房间的车厢式公寓单元，地方不大，装修马虎，一个房间留作书房和工作间，另一间是起居室，最后两间做卧室。这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细节看去有些破败，但总的说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那么这就证明范肖没有把时间花在挣钱上。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我自己的住处甚至比这里还阴暗狭窄，我知道每个月为房租发愁是什么滋味。

索菲·范肖让我坐到椅子上，给我弄了一杯咖啡，然后自己在一张破旧的蓝沙发上坐下。她把孩子抱在膝盖上，跟我讲述了范肖失踪的事情。

他们是三年前在纽约遇上的。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住到一起了，不到一年他们就结了婚。范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男人，她说，但是她爱他，而从他对她的态度来看也从未有过不爱她的暗示。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他曾眼巴巴地盼着孩子出世；他俩之间没有不和。4月的一天，他告诉她下午要去新泽西看他母亲，此后他就一去不回。那天晚上索菲稍后打电话给她婆婆时，才知道范肖根本没去母亲家。在这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但索菲决定等事情有了眉目再说。她不想成为那种丈夫一不见踪影就惊慌失措的妻子，她知道范肖比大多数男人都更需要自由活动的空间。她甚至决定在他回家后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最后她还是去找了警察。如她所料，警察并不怎么关心她的问题。除非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犯罪活动，否则像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无能为力。毕竟，每天都有些做丈夫的甩了妻子，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不想被人发现。警察按常规做了询问，一无所获，然后建议她去雇私家侦探。她婆婆给她支付了请私家侦探的费用，于是她找了个名叫奎因的人。奎因为这案子坚持不懈地折腾了五六个星期，可最后也只好退出，不想再赚她们的钱了。他告诉索菲，范肖看样子还在国内，至于是死还是活他就不能确定了。奎因不是那种冒牌货。索菲觉得他很有同情心，是真的想帮她，当他最后那天来见她时，她意识到没有理由能反驳他的结论。这一来就无路可走了。如果范肖真是决定要离开她，他不会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偷偷溜走。不敢面对现实，回避令人难堪的质询，这不像是他的风格。这样看来，他的失踪只有一个解释：他遭到了某种可怕的伤害。

索菲仍然期盼着事情会出现峰回路转的一刻。她曾读到过有关健忘症的报道，有一阵子这简直就成了她绝望中的一点希望：想着范肖蹒跚地徘徊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是谁，失去了生命却依然活着，也许随时都处在回归自我的边缘。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最后她的产期已经临近了。离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这意味着孩子随时有可能出生——于是这未出生的孩子渐渐攫住了她的心思，好像她内心不再有空间能留给范肖了。她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心情——她内心不再有空间——然后，她接着说，这也许意味着不管怎样她都对范肖感到愤怒了，恨他就这样遗弃了她，尽管这不是他的错。这个说法让我感到了一种残忍的诚实。我还从未听人这样表露过自己的情感——如此严厉无情，那样毫不顾及人们惯常持有的厚道之心——我现在把这些写下来时，意识到甚至在第一天我就跌入了地洞，跌入了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

一天早上，索菲继续说，她折腾了一夜后醒来，明白范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绝对事实，不容置疑。然后她哭了，哭了一个星期，为范肖哀悼，就像他已经死了。当不再流泪时，她却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懊丧。范肖已经给了她几年了，她想这就够了。现在要考虑的是孩子的事情，其他的都没什么大不了。她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她依然在靠这些想法活着，它们依然能给她带来继续生活的可能。

我问了她一连串问题，她平静而从容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好像竭力避免使自己的回答带上感情色彩。例如，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范肖从事什么职业，从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后这些年来他都经历过哪些事情。孩子开始在沙发上哭闹起来，索菲一边不停地说着话，一边解怀给孩子喂奶，先是一个乳房，接着换另一个。

她对范肖在遇见她以前的事情都太不确定，她说。她知道他读了两年大学就中途辍学了，又设法缓期服兵役，后来在一艘船上干了一阵。是一艘油轮吧，她想，也可能是货船。那之后，他在法国待了几年——先是巴黎，后来是在法国南部替人看守农庄。但这些对她来说都很模糊，因为范肖对过去的事情从不多说。他们最初相遇的时候，范肖才回到美国八个月或是十个月。他们的相识完全是场偶遇——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是一个湿漉漉的雨天，他俩站在曼哈顿一家书店里，透过窗子望着窗外，等着外面的雨停下。这就是他们的开始，从那天起直到范肖失踪，他们几乎一直在一起。

范肖从未有过固定的职业，她说，从没干过称得上是职业的正经工作。他对赚钱不怎么在意，而且他尽量不去考虑钱的事。在遇上索菲之前的那几年，他什么事都做过——在商船上干过一段，在仓库里也干过，还做过私人教师，守着桌子替人代笔写东西，还有油漆房子，为搬家公司扛家具——可是每份工作都是临时的，一旦挣到够花几个月的钱，他就辞职不做了。在和索菲一同生活时，范肖根本就没有工作。她在一家私立学校教音乐，薪水能够支撑他们两人的开销。当然，他们得算计着花钱，可他们的餐桌上总还不缺食物，他俩对此也都没什么抱怨。

我没有打断她的叙述。这在我看来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些往事只不过是个开头，是渐渐演变为正事之前的铺垫。不管范肖是怎么生活的，都和那些零活没有多大关系。我立即就知道了这一点，在事情被说出来之前就明白了。毕竟我们谈论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范肖，他的过去并非遥远得让我想不起他是谁。

索菲笑了笑，看出我的思绪都跑在她前头了，我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我觉得她也料到我能明白这些，而这只不过是证实了这种预料，打消了她对邀请我来这里可能会有的种种疑虑。不用她讲我就懂了，这样才有权利待在这里，听她讲这些事。

“他一直在写作，”我说，“他成了一个作家，对吗？”

索菲点点头。正是这样。或者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从未听说过他。如果范肖是一个作家，那我肯定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名字。了解这类事情是我的工作，而范肖，在所有这些人中，似乎不太可能逃过我的注意。我怀疑他是不是找不到愿意出版其作品的出版商。这似乎是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

不，索菲说，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他从来没打算出版自己的作品。最初，他还很年轻时，由于过于胆怯而没有向外投寄，觉得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好。但后来，当他变得越来越自信时，却发现自己宁愿隐身不出。寻找出版商会让他分心走神，他对她说，也就是说，他更愿把时间花在写作本身上。索菲为他这种毫不在乎的淡泊而担忧，可是每当她拿这事催问他时，他总是朝她耸耸肩说别着急，迟早他会抽空去做的。

有一两次，她都想自己做主，把他的手稿偷偷拿给出版商了，但她从来没有迈出这一步。他们的婚姻中有一些规则是不能打破的，不管他如何执迷不悟，她都别无选择，只能顺着他。作品的数量很大，她说，有时想到它们都被摆在柜子里，她简直要发疯了，但范肖值得她付出这份忠诚，她尽了最大努力保持缄默。

有一天，大约是他失踪前的三四个月，范肖以一种妥协的姿态走到她面前。他向她保证，将在一年内着手处理这事，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告诉她，如果他由于任何原因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她可以把所有的手稿都交给我，由我全权处理。我是他的作品的监护人，他说，由我来决定如何处置那些作品。如果我认为它们值得出版，他将听从我的判断。而且，如果他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要立即把手稿交给我，由我去安排处理。在此基础上，如果这些作品偏巧可以赚钱的话，我可以从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但如果我觉得那些作品不值得出版，那么我可以把它们交还索菲，由她来销毁，一页不剩。

这样的声明吓了她一跳，索菲说，看到范肖如此郑重其事，她几乎要冲他失声大笑了。整个场景完全不像是他的性格，她不知道这是否与她刚刚怀孕的事实有关。也许是要当父亲了，这使他涌现出了一种新的责任感；也许是他太想证明自己的善意而有些夸大其辞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很高兴看到他终于改变了想法。随着孕期渐长，她甚至开始幻想有朝一日范肖大获成功，她希望能辞去工作，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专心在家带孩子。当然，后来一切都乱套了，范肖的作品很快被遗忘了，迷失在他失踪后的混乱中。过后，当那阵混乱开始平静下来，她又不想履行他的嘱托了——因为害怕厄运会应验，再也没有机会看见他了。但最终她还是屈服了，她知道范肖的话应该得到尊重。这就是她要给我写信的原因。这就是我会和她坐在一起的原因。

就我而言，真不知该作何反应。这个要求令我猝不及防，有一两分钟我只是呆坐在那里，与这件突然塞给我的庞然大物搏斗。据我所知，范肖没有必要非得选择我来承担这项工作。我有十多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仍记得我是谁几乎让我大为吃惊。我怎么能担当如此重任呢——担任一个人的评判者，评价这个人的一生有没有价值？索菲试着解释。范肖虽然一直没跟我联系，照她说，却经常在她面前提起我的名字，每次提到我的名字，都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他真正的朋友。他还对我的作品保持关注，总是买有我文章的杂志，有时甚至把其中的片断大声念给她听。他钦佩我所做的事，索菲说。他以我为骄傲，他觉得我有能耐去做一件伟大的事。

所有这些夸奖的言辞令人好不自在。索菲的声音里的感情色彩如此强烈，我不知怎么感觉像是范肖在通过她的嗓音从自己嘴里说出这些事。我承认被奉承得挺舒服，在这样的情境之中，产生这样的感觉也相当自然。那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事实上，我对自己并没有这样高的评价。我是写过相当多的评论文章，那没错，但我没觉得这也可以成为大肆宣扬的理由，也并没有为此感到特别自豪。其实那在我看来只是一份苦力活。起初我抱有很大希望，心想我会成为一个小说家，最终能写出那种能够感动别人并改变他们人生的作品。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一点点地意识到那种事情不会发生了。我心里没有这样的一本书，在某个时刻，我告诫自己放弃那个梦想。无论如何，写评论文章要简单得多。通过用心写作，靠着一篇篇文章的稳步积累，我多少能够以此为生——而且，不管有没有价值，我很高兴看见自己的名字不断地被刊登出来。我明白，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我还不到三十岁，算是有了一点名气。我以诗评和小说评论起家，现在几乎哪方面的评论都写得来。电影、戏剧、艺术展览、音乐会、图书，甚至棒球比赛——只要他们请我，我就会写。所有人都把我视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才俊，一个正在崛起的新锐评论家，但我内心却感到自己老了，已经筋疲力尽了。迄今为止，我写的那些不过是一些什么都不值的碎屑而已。只是无尽的尘土，一阵微风都能把它们吹散。

所以，范肖的赞誉给我带来了复杂的心绪。一方面，我知道他是弄错了。另一方面（这就是事情的晦涩之处），我又愿意相信他是对的。我想：有没有可能是我对自己过于严苛了呢？而一旦想到这一点，我就晕头转向了。但一旦有了救赎自己的机会，谁不会欣然接受呢——什么人的意志能够坚强到足以抵制那种希冀呢？我突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能看到自己重新开始写作，在这么多年音讯断绝之后，我突然感到对范肖的友情又一下迸发出来了。

这就是当时的经过。我被一个不在场的人的夸奖征服了，在那脆弱的一刻，我同意了。我很高兴拜读他的作品，我说，也会尽一切努力提供帮助。索菲笑笑——不知是出于高兴还是失望——随即从沙发上起身，把孩子抱到隔壁房间里。她站到一个高大的橡木柜子前，拽一下柜门，随着绞链转动，门扇开了。你来看，她招呼道。搁架上满满当当的全是盒子、活页夹、文件夹和笔记本——比我想象得要多得多。我记得自己有些局促不安地大笑起来，勉强开了几句玩笑。接下来，一本正经地，我们商量了怎么把这些手稿从公寓带走最好，最后，我们决定装到两个大号手提箱里。装箱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总算把每一样东西都塞进去了。很显然，我说，我得花点时间仔细研究这些资料。索菲叫我不用着急，然后表示很抱歉给我添了这些负担。我说我能理解，她不可能拒绝范肖的要求。整个事情都充满了戏剧性，而同时又有些恐怖，几乎有些滑稽可笑。这美丽的索菲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搁到地板上，给了我一个表示感谢的长时间的拥抱，然后吻了我的脸颊。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她要哭了，但那一刻过去了，她没有流泪。然后，我拖着两只大箱子一步一挪地下了楼梯，走到街上。两只箱子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