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故的父亲对我讲过，我的曾祖父费奥多尔·梅列日基曾经在乌克兰的格卢霍夫城当军队司务长。祖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在十八世纪末保罗一世皇帝在位期间来到彼得堡，他作为贵族进入伊兹玛洛夫团任下级军官。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小俄罗斯姓氏梅列日基更换成俄罗斯姓氏——梅列日科夫斯基。后来，他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参加了1812年战争。

我的父亲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于1812年生在莫斯科，其母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第二房妻子库尔勃斯卡娅。父亲住在罗戈日区，在利贝尔曼夫人寄宿学校受教育。1839年开始担任公职，起初在奥伦堡省长塔雷津手下供职，后来在宫廷事务大臣舒瓦洛夫伯爵手下任副科长，再后在宫内府任科长。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整个期间，他都在宫廷大臣阿德莱尔伯格伯爵手下担任这一职务。

1853年，他娶彼得堡警察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女儿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切斯诺科娃为妻。

我于1865年8月2日生在彼得堡叶拉根岛上宫廷的一栋住房里，当时全家正在这里消夏。我直到现在还喜欢叶拉根公园没有生气的沼泽林莽和池塘，我们这些孩子读了很多迈因·里德和库柏的书，在那里玩“野人”游戏。那里有一棵松树至今还完好无损，我当年曾在这棵松树上用木板在枝杈中间给自己搭了一个座位，像一只鸟儿似的高高地坐在那上面，读书，幻想，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远离人寰的自由自在的“野人”。记得我们钻进宫殿黑暗的地窖，只见潮湿的穹隆上垂挂着一个个钟乳石，在烛光下闪闪发亮。我们经常爬上那个宫殿绿色的平顶，从那里眺望海湾。记得我们划船，在十字岛的沙滩上架起篝火，烧土豆吃，仍然感到自己是“野人”。

冬季，我们住在鲍耶罗夫住宅楼，这是一栋老而又老的房子，早在彼得时代建造的，位于冯丹卡汇入涅瓦河的拐角，紧挨着洗衣作坊桥，正对着夏园：一面是彼得一世的夏宫，另一面是他的小房和彼得堡最古老的木头的三位一体大教堂。住宅是公家的，很宽敞，分为两层，有许多房间，有起居室，也有客厅。窗户朝北；房间很大，很阴暗；室内陈设和气氛很严肃，是个典型的官吏之家。父亲不喜欢孩子们吵嚷喧哗和妨碍他工作，我们经过他书房的门时都得踮起脚来走路。

我现在觉得他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他背负着尼古拉时代官吏的重担，变得冷酷而阴郁，不善于安排家庭生活。我们兄弟姐妹九人：六男三女。我们童年时代生活得相当友好，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了，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来自父亲方面的真正的精神联系。

我在男孩子中间是最小的一个，母亲最疼爱我。如果说我身上有善良的素质，那么只应该归功于她一个人。

我七岁或八岁那年，差一点儿没有死于白喉。只有母亲护理我。

父亲时常长期出差，或是出国，或是到克里米亚南岸的利瓦季亚去——当时多病的皇后正住在那里，父亲把子女留给老女管家阿玛利娅·克里斯蒂雅诺芙娜照管。她是雷瓦尔的日耳曼人，很善良，但并不聪明，胆小怕事。我谈不上喜欢她，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孩子对她颇有好感。我还有一个年老的保姆，她经常给我讲俄罗斯童话和圣徒行状。我至今还记得她那个昏暗的圣像角，神灯静悄悄地亮着，孩子祈祷时体验到的幸福感以后便一去不复返了。我并不非常喜欢到教堂去，我觉得身穿华丽袈裟的神甫很可怕。

父亲有时应母亲的要求带我到克里米亚去，我家有一处小庄园坐落在到乌昌苏瀑布去的路旁。我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南方大自然的优美。我还记得奥列安德辉煌的宫殿，可是那里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白大理石圆柱在湛蓝的大海的衬托下——对于我来说永远是古希腊的象征。

我在第三古典中学受教育。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古典主义最沉闷的时期：没有任何教育可言，唯有扼杀生机的死记硬背和循规蹈矩。校长——日耳曼人莱摩尼乌斯老得昏聩了，他的姓氏倒也名副其实。教师们都是利欲熏心之徒。他们中间任何一位都不能让我怀念其好处，唯有拉丁文教师克斯莱尔除外。他是一本著名语法书的作者，本来也没有给我们做过好事，不过最低限度他是用善良的目光看我们的。

我跟同学们很少合得来：我性情孤僻而腼腆。我只跟叶甫。索洛维约夫比较亲密，但也并非特别要好，他后来成为政论家和批评家（现在已经故去了）。我跟他交往并非由于性格相近，而恰恰是由于性格相反：他是个怀疑论者，而我当时已经有些是神秘主义者了。我从十三岁开始写诗。我记得第一首诗的前两行是：

乌云从天穹垂落，

露出晴朗的蓝天。

这是对普希金的《巴赫契萨拉伊泪泉》的模仿。那时还写了第一篇评论文章，那本来是学习《伊戈尔远征记》的课堂作业，俄语老师莫赫纳切夫给我打了五分。我作为文章的作者感到非常骄傲，后来再也没有体验到这种感情。

1881年3月1日，我正在我家这栋房子楼下的餐厅里来回踱着，想模仿《可兰经》作一首诗。一个女仆从街上跑回来说，从马尔斯广场和穿过夏宫的叶卡捷琳娜运河方面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父亲在午饭前从皇宫回来，泪流满面，脸色苍白，情绪沮丧，宣布了皇帝被刺的消息。

“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恶果！”他说道，“这些败类还要怎么样？这样一位天使般的人物也不饶过……”

大哥康斯坦丁当时正在大学自然科学系学习（后来成了著名的生物学家），就是一个狂热的“虚无主义者”，他听了父亲的话便开始为“败类们”辩护。父亲大喊大叫，跺起脚来，几乎就要对儿子进行诅咒，当即把他赶出家门。母亲祈求原谅他，可是父亲什么都不愿意听。

这场争吵持续了很长时间，达数年之久。母亲痛苦得病倒了，开始了她那折磨人的肾病，这种病最终把她送进坟墓。我一直记着她那受难者的形象，她为维护我们这些孩子，特别是为了两个爱子——大哥和我而受尽了苦楚。

在中学的最后几年，我迷恋上了莫里哀，跟几名同学组织了“莫里哀小组”。我们跟任何政治都不沾边，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有一天收到了第三厅的传票。我们大家都被请到警察桥附近那栋尽人皆知的建筑物，他们审讯时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这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根本没有从事“推翻现存制度”的活动。如果说没有逮捕和流放我，我为此只能感激父亲的地位。母亲对他隐瞒了这起事件。

我继续写诗。父亲为这些诗感到骄傲，让人把它们誊写出来，拿给熟人看。好像是1879年，我当时十四岁，他带我到阿卢普卡去拜见年已七十的老太太伊丽莎白·克萨韦里耶芙娜·沃隆佐娃伯爵夫人。我当时还不知道竟然有幸亲吻半个世纪之前普希金曾经亲吻过的那只手。

1880年在彼得堡，父亲在诗人托尔斯泰伯爵的遗孀家里结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带我去见他。记得在钟楼街有一幢小巧的住宅，天棚低矮，走廊很狭窄，堆着许多《卡拉马佐夫兄弟》，书房几乎也同样拥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校对大样。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结结巴巴地给他诵读了自己那些幼稚可笑的歪诗。他默默地听着，表现出焦躁的烦恼。很显然，我们妨碍了他。

“太差了，很不好，毫无用处，”他最后终于说道，“要想写得好，得经受折磨，吃苦头！”

“不行，最好是不让他写了，千万别吃苦头！”父亲表示不赞成。

记得告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握手，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射出洞察一切的犀利目光。我以后再没有见到过他，不久以后听说他逝世了。

那时我还结识了谢·雅·纳德松，他当时还是保罗军校的士官生，我把他当成兄长，爱上了他。他已经患上遗传性的肺结核，经常谈到死。我跟他就宗教问题多次进行争论。他否定宗教，而我则维护宗教。

纳德松介绍我认识了阿。尼.普列谢耶夫，当时他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秘书。我记得隔壁房间门里不时地出现米。叶.萨尔蒂科夫的身影，他那瘦削的肩膀围着厚毛围巾，很像老太婆的披肩。他极其痛苦地咳嗽着，说起话来拼命吼叫，声音嘶哑。

我刊登第一首诗好像是在1882年，在舍列尔-米哈伊洛夫的《绘画评论》上；后来开始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作品。

1884年中学毕业后，我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大学给我的东西并不比中学多。这样，我不曾有过学校，就跟不曾有过家庭一样。

大学时代，我非常迷恋实证主义哲学——斯宾塞、孔德、米勒、达尔文。但我从童年起便笃信宗教，模糊地感到了这种哲学的不足，寻求出路，但没有找到，因此绝望而痛苦。

这个时期，我在大学生历史学会（它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里跟B.B.沃道沃佐夫进行过争论，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实证主义者，我向他证明，不可能根据斯宾塞的“不可知论”建立能够提供生活意义的世界观。

阿。尼.普列谢耶夫把我引进著名音乐家、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的夫人A.A.达维多娃的家。我在这里遇到了冈察洛夫（当时已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双目失明）、玛伊科夫、波隆斯基，后来A.M.叶甫列伊诺娃创办《北方导报》，又结识了她及其最密切的撰稿者：弗·加·柯罗连科、符·米·迦尔洵、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格·伊·乌斯宾斯基。我本人也相当积极地参与杂志：在那里刊出了冗长而又拙劣的剧诗《西尔维奥》和一篇评论契诃夫的文章，当时他初登文坛，几乎没有被任何人所承认，我那篇恐怕是第一篇赞许他的文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不仅以其著作（我对这些著作读得很入迷），而且以其高尚的人格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邀我写了《论法国文学中的农民》一文，但是没有采用，因为写得很差，而且不符合杂志的精神。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乌斯宾斯基是我的两位蒙师。我曾到邱多沃去看望格列勃·伊万诺维奇，跟他彻夜畅谈，谈话的内容是我当时最感兴趣的——生活的宗教意义。他向我证明，应该到民众的世界观中，到“土地的威力”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给了我一些民众生活的专家、乡村教师和统计学家的地址，建议我去拜访他们。那年夏天，我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到乌法和奥伦堡两省去旅行，徒步走乡串户，跟农民谈话，搜集和记录考察材料。我在特威尔省访问了农民瓦西里·秀塔耶夫，他创建了一种与托尔斯泰主义相类似的宗教学说。在我之前不久，列·尼·托尔斯泰曾经到秀塔耶夫这里来过，这位农民向我讲了很多关于托尔斯泰的情况。

那时，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手抄本刚刚出现，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模糊地感觉到，实证主义的民粹主义对于我来说不是完全的真理。然而，我毕竟还是打算大学毕业以后“到民间去”，当一名乡村教师。记得H.M.明斯基曾经嘲笑我，奚落我，打赌说这不可能。当然他赢了。

我的“民粹主义”中有许多天真的东西，很轻率，但一切都是真挚的，让我高兴的是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它，而且它对于我来说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几乎与此同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外国作家波德莱尔和爱德加·波的影响下，我开始迷恋象征主义，而不是迷恋颓废主义（我当时已经明白二者的区别）。我把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诗集冠以《象征集》的标题。我好像是在俄国文学中第一个使用了这个词。“什么象征？象征是什么意思？”人们莫明其妙地问我。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那年夏天到高加索去了，在那里的博尔若姆偶然遇到季。尼.吉皮乌斯，不久便向她提出求婚，那年冬天在梯弗里斯跟她结了婚，然后带着她返回彼得堡。

往下我将简短洁说，因为我不是写回忆录，而只是写一篇自传随笔，不希望，而且也不可能把我内心发展的进程陈述得很详尽，我认为这一进程至今还没有完结。

那年春天，我的母亲去世了。母亲的逝世、妻子的患病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其他一些困难情况成了我所经历的宗教转变的原因。我的宗教思想时常被指责为“公式化”“书本气”，这是不正确的，或许是由于我缺乏文学才华而产生的。

我可以凭良心说：我就宗教问题所说的和所想的一切，并非来自书本，并非来自他人的思想，而是来自我个人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我感受到的。

我在第一部批评论文集《论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的思潮》中试图解释象征主义的学说，但其立足点与其说是在美学方面，不如说是在宗教方面。

这几年，我曾多次旅行。在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以及西西里住了很久，到过雅典和君士坦丁堡。那时出版了第二部批评论文集《永恒的旅伴》，翻译了古典悲剧。

1893年，我开始写作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前后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叛教者尤里安》很长时间找不到任何地方发表，所有的编辑部都拒绝了我。最后终于在《北方导报》上刊出，那也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出于编辑的慈悲。总体来说，俄国文坛对我的出现是不友好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至今还在继续。

在《列奥纳多》和《彼得》中间，我写了《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著作当初也找不到任何地方发表，当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艺术世界》采用了它，这家杂志是所有“受迫害者和被摈弃者”的收容所。

准备写《彼得》的时候，我到伏尔加河左岸凯尔仁茨、谢苗诺夫城和光明湖去研究教派信徒和旧教徒的生活，根据传说，隐形的基捷日城就在光明湖。我在这里，在湖畔的树林里度过了圣约翰节之夜，跟朝圣者和游方僧、各种信仰的圣师进行了谈话，他们在这天夜间从俄罗斯各地汇集到这里。我后来得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对我保持了良好的记忆。

那时，即九十年代末，我开办了宗教哲学俱乐部。最早的想法并非属于我的，而是季。尼.吉皮乌斯的。她还创办了《新路》杂志。

俱乐部不久便被波别道诺斯采夫给查封了。我去找现已故去的都主教安东尼，请求他帮忙。他拒绝了，借口他受世俗当局的管辖。

我有一次拜访寺院时在黑暗的楼梯上无意之中踩到一个地道口的玻璃盖上，跌倒了，摔伤了，划破了，——那是很危险的，有可能摔死。这一跤对于我来说具有象征意义：我明白了，我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不会有好的结果。

1904年夏，我和季。尼.吉皮乌斯访问了清田村。托尔斯泰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他家过夜，就宗教问题谈得很多。他很称赞季。尼.吉皮乌斯的特写《光明湖》。分手时，他盯着我的眼睛，他那双像熊一样的“林中人”的小眼睛，很和善，多少有些奇特，让人想起叶罗什卡大叔，他单独对我说：

“他们告诉我，您不喜欢我。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很高兴……”

那时，我已经朦胧地感觉到，我的书里对待他不完全公正，虽然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托尔斯泰对于我来说毕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亲近、更亲切。

1905—1906年革命期间，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更主要的，我有了许多感受，这对于我内心发展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懂得了——仍然不是抽象地，而是生动地——东正教与俄国旧秩序的联系，也明白了，要想达到对基督教新的理解，除了对二者一道予以否定之外，别无其他途径。

莫斯科起义之后，我和妻子到巴黎去了。在那里与Д.в.菲洛索佛夫合作，用法文出版一本论文集，内容是探讨俄国革命的宗教意义。我在巴黎写了剧本《保罗一世》，1908年问世之后立刻被没收。四年以后，我由于这个剧本而受到审判，被指控“狂妄地侮辱最高当局”。只是由于偶然的幸运，才被宣告无罪。

还是那个时期，在威尔日鲍洛夫越过国境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的手稿被收去……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