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极大地开拓了“艺术印象”的范围，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俄国象征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小说并没有弃绝俄国文学的传统。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以现实主义著称于世，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在细节描写上与其一脉相承。他在《基督与反基督》中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各色人物——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饮食起居、衣着打扮、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习俗描写得精确生动，惟妙惟肖。但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中最推崇的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他为自己的先师，称他为“革命的预言家”。《基督与反基督》的基本思想就是从《大宗教裁判官稗史》中生发出来的。

另一方面，梅列日科夫斯基不拘泥于传统，不墨守成规。《基督与反基督》是一部鸿篇巨制，洋洋百余万言，情节发生地点不断变换，从意大利到斯堪的纳维亚，从德意志到俄罗斯，从希腊到美索不达米亚，时间跨度也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其题材之广泛，气势之宏伟，无论在俄国文学中还是在西欧文学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部小说皆取材于历史，以某个历史人物的生活道路为基础来组织故事情节，但又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并不侧重于描写社会阶级矛盾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多为“借题发挥”，从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中生发开去，借以进行宗教哲理探索，表达作者的某一哲理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基督教的独特思想影响下，努力深入开掘人类历史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从宗教的角度揭示人类历史的命运，把欧洲和俄国的历史发展纳入基督教和多神教、灵与肉之间的斗争过程加以审视。因此可以把他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归为哲理小说的范畴。为了发表个人的历史观和宗教见解，他使用明确的反命题，重要历史人物在小说中起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表述作者的思想。“思想”——这是梅列日科夫斯基长篇小说的核心，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来说，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即所谓“思想小说”，这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小说向二十世纪欧美的“观念”小说过渡的重要环节。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虽然概括广泛，并偏重于“思想”，但绝非枯燥无味的说教，而是文笔轻松流畅，感情色彩极其浓烈，情节曲折，变化突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基督与反基督》中登场的多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小说决不囿于真人真事，选材灵活，想象丰富，大胆虚构，情节发展迂回曲折，气氛神秘离奇，颇有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甚至前浪漫主义“哥特小说”的色彩。作品中往往出现一些“怪人”——他们性情乖张，超脱于日常生活琐事之外，几乎是“不食人间烟火”，行为离奇，言谈古怪。

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最主要的特点则在于把广阔的生活画面、真实的细节描写与寓意丰富的象征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三部曲中既可以看到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随处都能遇到各种象征性的形象和场景，在可见的视觉形象背后可以听到隐蔽的灵魂呼声。这里有两种性质的象征。

第一种来自世界文化宝库。梅列日科夫斯基广泛运用古希腊罗马艺术、基督教和东方神话传说以及各族人民的民间口头创作，创造一个高于“第一现实”的“第二现实”，用以蕴含无限丰富的寓意，从而产生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第二种象征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周围世界中处处寻找“感应”关系。“火与水”“天与地”“生与死”“灵与肉”“人与神”“群众与君主”“人民与国家”等等，无一不与人的主观世界发生神秘莫测的“感应”关系，从而获得了无限的象征意义。自然界里的一切都被涂上浓重的神秘色彩，似乎是直接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的命运安排。小说中的天空大地、日出日落、风云雷电、山川草木等自然力，色彩奇异，变幻莫测，体现着神力或魔鬼的邪恶，获得了某种“生命”。伴随着情节的进展，穿插大量富于寓意的自然景物描写，使小说的许多篇幅成为优美的散文诗，意境深远，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

我们把《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译本奉献给读者，酌情加了一些注解，同时又选译了作者两篇相关的文章附录于后。《自传随笔》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应俄国著名文学史家谢。温格罗夫之约为他所编的《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书而写的，虽然只谈了他前半生的经历，但对于理解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却十分重要。《1911—1913年版全集序言》可以看成是前者的姊妹篇，概括了作者创作的基本思想，对于理解《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很有帮助。

译者

1997年10月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