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日科夫斯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1884年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他的第一首诗发表于1881年，早期诗作收在《诗抄》（1888）中，流露出悲观主义情调。他在大学时代曾受到孔德、斯宾塞等人影响，但九十年代初则否定了实证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开始倾向于宗教。1889年，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女诗人季。吉皮乌斯结婚，二人在文学创作和宗教探索方面志同道合，共同生活和合作了五十余年。1901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在彼得堡创建“宗教哲学俱乐部”，企图把东正教与天主教融合起来，把东方的“神人”与西方的“人神”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基督教”。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与俄国官办教会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宗教哲学俱乐部”于1903年4月5日被圣主教公会查禁。但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后来一生都没有放弃宗教哲学探索，并且把它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俄国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是在俄国哲学中的“宗教复兴”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十九世纪末，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深和官办教会的腐化堕落，思想界出现一个以符。索洛维约夫等人为代表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学派，企图进行“宗教复兴”，倡导基督人道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受到符。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影响，认为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人生的唯一价值在于“对奇异的永恒追求”。他在1892年出版诗集《象征集》，这是俄国象征主义在创作实践中的第一次尝试。后来，他又陆续发表诗集十余部，如《太阳之歌》（1894）等。1892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著名的理论著作《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新思潮》，提出“新艺术的三要素：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和艺术印象的扩展”，成了俄国文学中象征主义流派的纲领。后来，他又出版论文集《永恒的旅伴》（1896）和大型研究论著《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进一步阐述了象征主义的理论体系。俄国象征主义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危机，是对资产阶级平庸的日常生活及其腐朽没落的道德原则的否定，体现了历史大变革的某些预感。

如果说法国象征主义者主要在诗歌领域耕耘，那么俄国象征主义除了诗歌之外，在小说方面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国象征派中率先涉足小说，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更是独树一帜，既发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同时也体现了象征主义的基本原则。1893年，他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这是一套三部曲，包括《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1896）、《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1901）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1905）三部长篇小说，前后历时十二年才完成，发表后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声誉。

1905—1914年间，梅列日科夫斯基侨居巴黎，但作品照旧在俄国刊行。他先后出版两套全集：1911—1913年为十七卷本，1914—1915年为二十四卷本。1908—1918年，他又完成第二套长篇三部曲《野兽王国》，包括阅读剧《保罗一世》（1908）、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1913）和《十二月十四日》（1918）。作家没有接受十月革命，1920年初逃离苏俄，取道华沙，流寓巴黎，1941年在那里逝世。国外流亡期间，梅列日科夫斯基又发表十多部历史小说，例如《陌生的耶稣》（1932）等，这些作品也利用长篇的形式，反映了作者不懈的宗教哲理探索。

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著述极其丰富，《基督与反基督》不仅是他的小说创作的顶峰，而且也是俄国象征主义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这套三部曲在题材和情节上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每一部都各自独立成篇，但却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正如标题所显示的，这就是“基督与反基督”。梅列日科夫斯基写道：“当我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是关于天上的真理，多神教是关于地上的真理，这两个真理将来要融合在一起——那就有了完满的宗教真理。可是，等到我快要写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基督与反基督的融合纯属亵渎神明的谎言；我知道，这两个真理——关于天上的和关于地上的——早已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神子身上融合在一起了，普天之下的基督教所信奉的那个唯一真神身上体现出来的真理，不仅是完美的，而且也是不断完善的，不断成长的，永无止境，除此之外，再就没有别的真理了。”这段话是理解《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思想的钥匙，“基督与反基督”作为贯穿三部曲的共同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产生以后彻底取代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并且在中古时期独霸欧洲的意识形态长达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首次受到冲击。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确立了人文主义理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思想上扫清了道路。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到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想已经完全破产。梅列日科夫斯基并没有科学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而用基督教学说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皆归之于基督教的衰落。他把真善美对立起来，摈弃了美的追求和个性解放的理想，热衷于抽象的真与善，反对假与恶，认为基督和反基督的斗争是永恒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则尤为尖锐激烈。因此，“基督”和“反基督”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既是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寓意形象，同时也是两个概括更加广泛的社会哲理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