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一九七五年剩下的日子里，西莉亚出差的任务不多，不禁舒了口气。

　　她现在工作虽忙，但主要是在莫里斯城，这就有较多时间和安德鲁在一起，也可以到莉萨和布鲁斯的学校去看看他们。

　　莉萨在埃玛·威拉德女校已是最后一年，是毕业班的班长。她不仅学习成绩好，还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实习计划就是她筹划的一项活动，据此，高年级学生每周去奥尔巴尼的州政府机关工作半天。

　　莉萨认为，要办成一件事，就要去求职位最高的人。她搞起来的这个实习计划正表明了这一看法。她把实习的事写信给纽约州州长，州长看了助手交给的那封信后，觉得很有意思，亲自给莉萨复了信，赞同她的计划。这件事学校里除莉萨外，人人都感到意外。后来这消息传到安德鲁那里，他对西莉亚说，“毫无疑问，那姑娘是你的女儿。”

　　莉萨搞起组织工作来就像人们呼吸一样自然。最近她向好几个大学写信，申请入学，但是她最大的抱负是进斯坦福大学。

　　布鲁斯现在是希尔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已成为一个比以前更厉害的历史迷。他对历史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全部精力几乎都花在这上面，结果其他课程有时勉强得个及格。有一次，乔丹夫妇来校探望布鲁斯。舍监对他们讲，“布鲁斯并不是学习不好，他可以成为一个各科都优秀的学生。只要我们有时盯住他，要他放下历史书，坚持要他学学其他几门功课就行。乔丹大夫，乔丹太太，我看，你们的孩子将来会成为历史学家。我估计不用多少年，我们就可以从出版物上看到令郎的大名。”

　　西莉亚一面告诫自己切莫沾沾自喜，一面欣慰地想到，职业妇女照样可能有发展均衡、成绩明显的儿女。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温妮和汉克·马奇两人，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高高兴兴地把这个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庆祝温妮来家干活十五周年的日子（这天正巧是温妮三十四岁生日），倒是安德鲁想起温妮早已放弃的去澳大利亚的计划。他说，“澳大利亚人的损失，正是乔丹家的收获。”

　　温妮性格开朗，只有一件事使她闷闷不乐：没有小孩。她非常盼望有个孩子。她私下对西莉亚吐露说，“我和汉克一直在努力。天知道，咱俩啥办法没试过？有时我什么劲儿都使了出来，可就是没用！”

　　经西莉亚的催促，安德鲁给温妮和她丈夫做了生育能力试验。结果表明双方都正常。一天傍晚，厨房里只有安德鲁、温妮和西莉亚三人，安德鲁给温妮解说道，“这只是个时机问题，妇科医生会帮你解决的。另外也还有个运气问题。你们还得继续努力。”

　　“咱俩是要努力的。”温妮说着就叹息了一声。“但我明儿再告诉汉克。

　　我先要好好睡一晚。”

　　九月里，西莉亚去加州出差。在萨克拉门托时，正巧有人谋刺福特总统，而她当时站的地方离福特不远。只是那试图行刺的女人无能，连手里的枪都用不来，才避免了又一场历史悲剧。西莉亚的这一经历吓得她够呛。过了不到三个星期，听说在旧金山又有第二次谋刺，也同样使她觉得可怕。

　　在全家团聚欢庆感恩节那天，西莉亚向大家谈起这事时说，“有些天我在想，我们变成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的国家了。”接着她来了句修辞疑问句：

　　“暗杀这主意源出何处？”

　　她本不指望有人回答，可是布鲁斯提供了答案。

　　“妈妈，我真没有料到，你是干医药这一行的，怎么不知道在历史上此事与麻醉药有关？‘暗杀’一词即麻醉药之意。它起源于阿拉伯文的hashishi（hashishi是焙干的大麻之意。英语中“暗杀”（assassin）一词由之而来。译者注），也就是‘吃大麻叶的人’。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有个叫尼扎里·伊斯麦里斯的伊斯兰教派，他们搞宗教的恐怖活动时就吃大麻。”

　　西莉亚有点气恼地说，“要说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我只知道大麻不是用来做药的。”

　　布鲁斯从容不迫地回答，“做过药的，而且也不是在很久以前。精神病医生曾用它治过记忆缺失症，只是疗效不好才停止使用。”

　　“知道得比我这医生多！”安德鲁说。而莉萨这时既惊喜又敬佩地注视着弟弟。

　　一九七六年一开始就带来令人愉快的插曲。乔丹夫妇一年前在霍索恩家里见过而且很喜欢的德怀特·古德史密斯，二月里与朱丽叶·霍索恩结婚。

　　德怀特刚从哈佛的法学院毕业，就要去纽约开始工作，并将和朱丽叶在那里定居。

　　婚礼豪华热闹，包括乔丹夫妇在内，宾客共有三百五十人。莉莲·霍索恩对西莉亚讲，“这毕竟是我作为新娘母亲参加的唯一的一次婚礼——至少我希望只这一次。”

　　早些时候，莉莲曾向西莉亚吐露，朱丽叶才二十岁，年纪轻轻刚上两年大学就辍学结婚，感到有点担心。但在举行婚礼那天，萨姆和莉莲看来喜气洋洋，非常高兴，原先那种担心显然已搁置一边——西莉亚寻思，这颇有理由。看着这对既聪明能干又谦虚真诚的新婚夫妇，西莉亚印象很好，相信他们的婚姻一定美满。

　　这年五月，《南北美洲用麻醉药的问题》一书问世。西莉亚对该书特别感兴趣。

　　这是一本吸引广大读者的书。它列举了好多事例，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药公司的可耻行径：在拉丁美洲销售处方药时，故意不标出对有害副作用的警告——发达国家有法律规定必须标出此种警告。书中描述的实例，都是西莉亚过去搞国外销售时亲自观察到的、而且还在费尔丁-罗思里提过意见。

　　该书与其他这类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对制药业不作例行的刻薄攻击，而是以学者风度来彻底探讨问题。作者米尔顿·西尔弗曼博士是药物学家，旧金山加州大学的教授。他不久前还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向恭听者作过证。在西莉亚看来，该书的出版是又一次警告：制药业不仅应履行法律上的义务，还应履行道德上的义务。

　　这书她买了六七本，分送给公司的领导，他们的反应同她估计的一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萨姆的看法，他潦草地写了个便条：

　　我基本上同意西尔弗曼和你的观点。但要作改变必须经各方面一致同意。在所有相互竞争的同业中，没有一个公司敢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我们财政状况正处于脆弱的时刻。

　　在西莉亚看来，萨姆的论点只是貌似有理，可她不想再争，知道争也争不赢。

　　意外的倒是文森特·洛德的反应。他的回条措辞友好。

　　书收到，谢谢。我赞成作出改变，但估计我们的主子会暴跳如雷，大声反对。要等到枪口对着脑袋，他们才会转过弯来。继续提意见吧。要是我有用，我会帮忙的。

　　西莉亚想，近来研究部主任似乎越来越温和了。她记得十三年前送过他《女性的奥秘》一书，他将书退回时草率无礼地说那是“胡扯的东西”。她纳闷，难道这是因为洛德认定她在公司里的地位已经够高，可以作为同盟者为他所用？

　　四月间，莉萨给家里挂了电话，激动地说她秋天就要去加州，因斯坦福大学已接纳她入学。接着在六月份，莉萨从埃玛·威拉德女校毕业。露天举行的毕业典礼很隆重，安德鲁、西莉亚和布鲁斯都出席了。那天全家在奥尔巴尼进晚餐时，安德鲁议论说，“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但就全世界来说，我预言今年将很沉闷。”

　　可转眼间，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发生的事证明他预言错了：一群阿拉伯恐怖分子，在反复无常的乌干达总统阿明的支持下，虽在机场劫持了一百多名人质，但以色列的空降突击队大胆袭击了机场，改变了局面。西方世界听到这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正为之高兴欢呼的时候，以色列人解放了人质，把他们用飞机送回到安全地方。

　　然而，沉闷的日子确实回来了，安德鲁很快就指出了这点。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佐治亚州出了个默默无闻的民权派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靠他是“再生的”南方浸礼会教徒这点，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尽管美国公众先是对尼克松，后来又对福特不再感兴趣，但一个新来者要想获胜似乎不大可能。在费尔丁-罗思的自助餐厅里，西莉亚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能想象这世界的最高职位会被一个自称吉米的人占去？”

　　但在莫里斯城的总公司，谁也无暇去考虑政治。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出笼的使人振奋的新药——蒙泰尼上面了。

　　约两年前，西莉亚曾对萨姆表示过她对蒙泰尼的疑虑和不安，不过经萨姆的劝导，她已同意不抱成见地去阅读有关的研究和试验资料。

　　这段时间里出的大量材料，西莉亚多数已看过，看后越来越认为萨姆说得对：十五年来药物科学进展惊人，不能只因许久以前有一种药对孕妇有害，就不让她们用有益的药。

　　同样重要的是，对蒙泰尼的试验——先是在法国，接着在丹麦、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而今又在美国——显然已尽了人之所能，做到了最仔细周到的地步。因此，根据这些已证实的结果和她自己阅读后的体会，西莉亚对蒙泰尼，不仅相信它安全可靠，而且对它的效用和商业上的前景都抱有很大希望。

　　在家里，西莉亚好几次试图把她这认识同安德鲁谈谈，让他转到她的新看法这边来。但安德鲁似乎不愿敞开心扉，总设法把话岔开。显然他由于要避免争论，对蒙泰尼的问题宁愿敬而远之。这表现和他平时的性格大相径庭。

　　最后，西莉亚也只好作罢，在安德鲁面前把这股热情憋在自己心里。她知道，一旦费尔丁-罗思的推销活动认真开展起来，表露她热情的机会多着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