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深深陷入失望的泥淖，眼前一片模糊，只剩下一线缝隙，然而这一线生机又是那么灰暗险恶。我脑中不断重复响着一句话：阿伦。得奥在劫难逃了。我在克莱家飘来荡去，活像一缕幽魂，诚心诚意希望自己死掉算了，杰里米大概也发现了我的沮丧，不再来烦我。

    我对周遭的事情毫不关心，父亲成天黏在雷恩先生后头，和马克·柯里尔一次又一次商量个没完。

    随着阿伦·得奥审判的日子的确定，我发现老绅士努力振作起精神，打算好好打一场历史圣战。偶尔见到他，他都沉默地紧闭双唇。显然他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柯里尔，然后自己奔波在里兹市里，安排当地的医生们上法庭帮被告做实验；努力打破检察官办公室的沉默面纱，而且小有成效。最后还打电报去纽约市，敦请他自己的医生，马提尼大夫，来纽约州北部参加审判。

    这些工作都让他和父亲有事可忙，而我却只能干坐在那儿等待，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有几次我打算到囚室探望阿伦·得奥，却不得其门而入，在拘留所的会客室就被挡下来。如果跟着柯里尔，应该就可以过去，他是被告的律师，当然有权探望他的当事人，可是我依然却步。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位律师，一想到要和柯里尔结伴，在囚室里与得奥面对面，我总隐隐有点排斥。

    日子缓慢地流逝，“那一天”终于来临，报社的记者特派员、街头蜂拥的人群、叫卖的小贩、爆满的饭店，以及大众热烈的讨论，审判便在这场狂欢节般的热闹声势中展开。一开始，整个局势就充满了戏剧化的气氛，检察官和被告律师之间滋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憎恨情结，被告有罪与否反而成了次要问题。或许是因为良心有些不安或犹豫吧，年轻的休谟回避直接出面，改派他的一位助理检察官，司威特，负责起诉本案。司威特和柯里尔一出庭就铆足了劲，在法官面前像两只饿狼咬住对方的脖子。我相信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至少根据他们在法庭上对彼此的态度看来是如此。他们用最恶劣的口气诘问对方，而且屡屡被法官严厉斥责为言行不当。

    另一方面，我也从一开始就看出整件事是多么没有希望。选择陪审员时，柯里尔机械化地抗争到底，弄得整个过程枯燥不堪，结果光是挑选陪审员就整整耗了三天。我一直避免去看那个悲惨的小老头，他瑟缩在被告席上，睁大眼睛看着法官，恨恨地瞪着司威特和他的随员，还不时喃喃自语，而且每隔几分钟就扭过头来，似乎企图找寻一张仁慈的脸孔。我知道，而坐在我旁边那位沉默的老人也知道阿伦·得奥在找谁，他无言的求救让我很不舒服，也加深了雷恩先生脸上的皱纹。

    我们几个坐在记者席的后方，伊莱修·克莱和杰里米也和我们在一起，离我们没多远隔着走道的是艾拉·佛西特医生，他一边捻着短须，一边夸张地唉声叹气，想引起群众的同情。我也注意到芬妮·凯瑟那个男人婆坐在旁听席后头，非常安静，好像深怕引起注意。缪尔神父和马格纳斯典狱长则坐在后头，同时我还瞥见卡迈克尔安静地坐在左手边不远处。

    被告律师和检察官双方都满意的陪审团终于选出并宣誓就座，我们才安下心来，等着审判继续进行。不必久等，当司威特用间接证据为得奥布下天罗地网，我们立刻就明白谁占了上风。他传唤了几个证人，铺陈出犯罪的表面事实。在凯尼恩局长、布尔医生和其他几个例行性的证词之后，卡迈克尔被叫上了证人席，他郑重而有礼的态度，一时间使司威特误以为眼前这个人是个傻瓜，不过卡迈克尔很快就让司威特醒悟，并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个足智多谋的证人。我转头看见佛西特医生脸上出现了阴郁的皱纹。

    这位“秘书”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无懈可击。他简单明了地说明自己所知道的事，不断迫使司威特用更明确的词汇重复问题，于是审判尚未进入重点，司威特就开始沉不住气了……卡迈克尔证词中所提到的那半截木盒子，以及用铅笔潦草所写的“阿伦·得奥”的签名都被列为证物。

    接着马格纳斯典狱长坐上了证人席，重复关于佛西特参议员拜访阿冈昆监狱的证词，虽然大部分的证词都在柯里尔强而有力的抗议之下从记录上取消，可是对陪审团却显然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大部分陪审员都是满头灰发的成功农民或商人。

    审判持续了几天，情势再明白不过。当司威特提出的初步论据告终之后，他证明被告有罪的任务可以说已经漂亮完成。从新闻记者们不断的颔首，从陪审团里一张张焦虑而专注的面孔，我已经感受到检方完成任务的气氛了。

    表面上，马克·柯里尔并不受法庭中不祥气氛的干扰，他冷静地继续努力，我很快就明白他心中的想法。他、父亲，以及雷恩先生已经决定，要使辩护奏效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我们那套理论所根据的细节，很简单地先点明，再向陪审团引申出必然的结论。我也看得出之前柯里尔所挑选的陪审员都相当聪明，当初审查时，只要有任何一个候选陪审员表现出愚钝的倾向，他立刻就会找各种借口否决掉，因而选出了一个智能素质相当高的陪审团。

    柯里尔律师步步为营地打下整个基础，他传唤卡迈克尔坐上证人席，于是卡迈克尔首次当众说明，谋杀发生当晚他曾躲在房子外头窥探，看到了那个蒙面的神秘访客，而且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进出房子。司威特在交叉询问中刻意刁难卡迈克尔的证词，问一些让我担心会引出不利答案的问题；然而卡迈克尔冷静地解释说，他以前之所以没有透露，是因为他怕会因而失去工作——于是便巧妙地掩饰了他偷偷窥探已故参议员的真正任务。我转头看了佛西特医生一眼，他的脸像暴风雨前的阴云密布，我当下明白，卡迈克尔替政府所做的私人调查工作一定会马上中止了。

    荒唐的闹剧继续上演，布尔医师、凯尼恩、父亲，还有当地警察局的专家都—一作证——我那套理论的基础一点接一点的构筑起来，而当柯里尔迂回地让所有事实都正式记录下来之后，他便传唤阿伦·得奥坐上证人席。

    他看起来真是再凄惨不过了：怕得半死，不断舔唇，喃喃念着誓词，弯腰缩进椅子里，唯一的那只独眼惊惶不定。

    柯里尔很快开始询问，看得出得奥已经接受过指导，问答集中在得奥十年前过失杀人的前科上，先堵住助理检察官的路，免得稍后轮到他询问时，会被拿来大做文章，引出不利被告的证词。对于每个问题，司威特都大声抗议，不过当柯里尔语气温和地指出，这些建立辩护基础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抗议之时，司威特的抗议就被法官一一驳回了。

    “法官，陪审团诸位绅土，我将会证明，”他平静地说，“佛西特参议员是被一位右撇子刺死的，而被告却是左撇子。”

    我们到达胜负的关键点；陪审团会接受我们请来的那些医学专家的意见吗？司威特是有备而来吗？我看着他那张淡黄色的脸，一颗心直往下沉。他正以猎人的耐心，等待一决胜负。

    一切都结束了，战火的硝烟消散，我呆呆地坐在位子上。我们那些专家！他们把事情搞砸了，即使雷恩先生的私人医生，一位大名鼎鼎的开业医师，也无法说服陪审团。

    因为司威特也找来了一帮专家，而这些人不断针对“当一个人变成惯用右手时，那么他也会从惯用右脚变成惯用左脚”的理论提出质疑，结果一大串医生们冗长而乏味的证词，到最后形成了僵局，每个医生坐上证人席之后，都推翻前一个人的说法，可怜的陪审团，完全不知道哪一方的意见是对的。

    一次又一次，马克·柯里尔小心翼翼把我们的理论加以简化解释，表现得十分精彩；可是司威特的反驳却将它们逐一推翻。绝望之余，柯里尔—一传唤雷恩先生、我，还有父亲坐上证人席，希望借着我们在得奥囚室里进行实验的证词，能挽救专家们被击垮的意见。司威特迫不及待地接受挑战，在交叉询问里猛烈地展开反击，他扭曲我们的话，要求再传唤一位证人，就是拘留所里那个满脸邪恶的警卫。

    这家伙恶意指控我们曾事先针对双脚反应和得奥预演串谋，柯里尔厉声抗议，扯着脑袋上稀疏的头发，只差没对司威特动武，可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陪审团又倒向另一边，相信司威特的指控是真的——我愣坐着，接下来的几小时，只看到可怜的阿伦·得奥又上了证人席，顺从地用他的左手又是捏又是打又是握的；然后是踩东西，先是双脚，然后左脚、右脚——用各式各样的位置，做各式各样的动作，到了最后，他气喘吁吁，又害怕又恼怒，而且非常生气，百般折腾下来，他似乎宁可被定罪，也不想再受这些折磨了。这一切更加深了不乐观和不确定的气氛。

    审判的最后一天，柯里尔做终结辩论时，我们都明白大势已去。他打了一场艰苦的仗，而且失败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却表现出坚韧的一面，我想，他是虽败了，但为了回报那笔丰厚的律师费，他的确是拼尽了全力。

    “我要告诉诸位，”他朝着无精打采、困惑不堪的陪审团大声吼着，“如果你们把这个人送上电椅，就是对司法和医学权威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击！这个起诉被告的案件，是检方聪明却谬误之下所捏造出来的，是命运的巧合造成种种合理的间接证据，让这个可怜的糊涂虫陷入罗网。你们已经听过专家的作证，无论在什么位置，他都会出于本能地用左脚踩熄燃烧的纸片，可是你们已经知道凶手是用右脚踩熄的；再者，那天晚上只有一个人进入那个房间。根据这种种情况，你们怎么能怀疑被告是无辜的？司威特先生相当聪明，不过聪明得过了头。无论他找出多少专家提供反面的证词，我都要说，被告所提出的主要辩护专家是纽约鼎鼎大名的马提尼大夫，他个人的清白、专业的声誉，以及高深的专业知识，都绝不容检方污蔑！

    “陪审团的诸位绅士，无论表面上的证据多么可鄙，无论检察官灌输那会预先串通的想法有多么狡诈，你们都无法昧着良心，宣告这个可怜不幸的人，强加于他一件他肉体上不可能犯的罪，把他送上电椅受死！”

    在陪审团历经六个半小时的商议之后，阿伦·得奥被宣判，他被起诉的罪名成立，有罪。

    由于某些证据具有争议性，陪审团建议法官在判刑时能从宽考虑。

    十天之后，阿伦·得奥被判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