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全面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假如有这么一个理解我的人，比如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获得支持，获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记中这么写着。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幸福光；满了，以致他命运的终结阶段比起至此为止的整个发展要积极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兰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们在莫利洪波罗的海海滨浴场度过。在那里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这个“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给他、也给我都带来了希望。他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后来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规模展开的工作之开端，他一度还鼓动未婚妻F．在柏林作为自愿的帮助者协助这个机构范围内的工作。——现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滨见到了大众之家的孩子们，他同他们一起玩耍，认识了老师们，参加了愉快的晚会。有一次他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不赞成地说。这个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个工作。

    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侣朵拉·笛芒相识的开端。

    朵拉·苗芒那时好像是十九或二十岁，出身于东欧犹太教一个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尽管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却无法忍受其传统的偏狭性——这与话剧演员略维的情况相似，略维心中对父母的敬畏与不能在他们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结合在一起的。朵拉从波兰的一个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劳，后来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为大众之家的职员到莫利茨来的。她会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莱语，卡夫卡那时正以特别高涨的热情学习希伯莱语。（在他的遗墨中希伯莱语练习稿并不比德语文学的少多少）他俩最初的谈话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读耶萨雅的一章结束的）。弗兰茨发现了她演员的才能，根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她后来去学习这门艺术。

    弗兰茨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这个决心十分坚决——这回他也开始付诸实施了，坚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顶住家里一切责难，离开了布拉格。他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区边缘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盖尔街八号赫尔曼家中。在那里产生了相对来说愉快的小说《一个矮女人》。这个对自己实际上陌生的“自我”始终气恼不休的“小个子女法官”正是他们的女房东。她显然给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一些麻烦。所以六周以后，他们迁居至绿林街十三号莱特贝格博士夫人家，这是一座别墅，弗兰茨如痴如醉地谈论这座房子的美，尽管他的住处只是两个毫不奢华的小房间。只要我到柏林，就到那里去看他，总共是三次。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和谐宁静的画面，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很好，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不过至少还没有很大的危险性。弗兰茨谈到妖魔们终于松开手把他放了。“我逃脱了他们的魔爪，迁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现在他们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暂时找不到。”他终于达到了过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义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事实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种悖谬，不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机神学”；而是（这是关键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种充满意义的、良好的、正确的生活，他大体上与马丁·布伯站在一个原则上，布伯反击基克加德，反对原则上的孤寂，在谈到与女人共同生活时说：“婚姻是模范性的连接，没有其他东西像它一样载着我们进入伟大的约束之中，而只有作为受约束者，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自由之中……不错，女人处于与有限性最危险的联系中，不错，有限性是一种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与她粘连在一起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了；但我们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与这种危险锻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越过充实的有限性，我们人类的轨道才会通向无限性。”（摘自布伯《对个别人的问题》，1936年）。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给我听，写《地洞》，他也给我念了其中几个部分。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他给它们（根据其中一篇的题目起了个总题目《饥饿艺术家人由于他这一根本上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见《诉讼》第315页）。

    不仅我感觉到弗兰茨在他当时的举止中表现出获得解脱，变成了一个新人——从信件中也可以发现他健康的心情和终于获得的心灵安宁。比如在下面这封给妹妹的信中：

    亲爱的瓦莉，桌子位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因为那里太暖和了，连那永远冰凉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灯燃得棒极了，这既是制造灯具者的杰作，也是购买的杰作（它是由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并一起买来的，当然不是我干的，我哪有这个本事！有一个燃嘴的灯，像茶杯那么大，它的结构使点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灯罩；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煤油它就不燃烧，但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这么坐着，拿起你那封现在已那么旧、那么可爱的信来。钟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对钟的嘀嗒声我也已经习惯了，而且很少听见它，一般是在做特别值得赞许的事时。它的这个钟——和我有某种个人关系，如同房间里一些东西一样。只是这些东西自我辞职以后（说得准确些，是自我被解雇之后。这种解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复杂的、需要花好几页篇幅来描写的事情）。开始部分地背离我；尤其是那日历——关于日历上的格言我已经在一封信中告诉父母。最近它好像完全变了样，要不就是完全关闭了。心扉，比如说人们急于知道它的见解，到它那儿去，但它说的无非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也许有某种更深的意义，可是谁又能发现它呢？或者，它是恶意嘲讽，比如最近我读书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感到这个主意很好，说得确切些，很有意义。于是我很想询问一下日历有关事宜（只有碰到这样的偶然事件他才在当天回答问题；否则就有待于人们在一定的时候机械地撕下一页）。“有时也会有一只盲狗等等，”它说。另一次，用煤账单使我大吃一惊，而它却说，“幸福和满足是生活的极致。”这句话里面除了讥嘲外，当然还有侮辱人的迟钝，它没有耐心，它已经根本不能忍受我的离开，但也许只不过是，它不愿使我的离别饱含痛苦，也许在我迁徙日的那页日历后面还会跟上一页我将看不到的纸片，那上面任意写着什么，比如：“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将对他的日历所想到的统统写下来，“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

    假如我以这种方式为你写下我所接触的一切，当然会没完没了，而且会造成假相，好像我在过着非常热烈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我的周围一片寂静，但又从来不安静。对柏林的激动人。心的事，无论是坏是好，我都少有见闻，当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问某人：“你好吗？”他会怎么说？噢，他当然知道了，你们大家对柏林都比我了解。现在我冒着重述众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险，实质上这话还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会说的是：“物价糟透了。”还有：一个人激动地谈到莱比锡体操节：“七十五万体操运动员开进场，这是多么壮观啊！”另一个人慢条斯理算计着说：“三个半和平体操运动员，这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的学校里怎么样（这已经绝对不再是开玩笑，但愿也不是任何悲伤的东西）？你读到过《自卫》上一个年轻教师的文章吗？看法很好，感情热烈。我又一次听说，入过得不坏，而M．小姐说是改革了整个巴勒斯坦体操。你不必责怪阿伦斯坦老人的生意头脑；把家庭驮在背上漂洋过海到巴勒斯坦去无论如何总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于有那么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这件事，这是一件航海奇迹，其意义不小于发生在希尔夫海中的奇迹。

    我非常感谢M．和L．寄来的信。奇怪的是，把她们的文字并列，也许比较不出她们性格上的差别，但几乎显示了她们身体上的差别，至少最近几封信给了我这样的印象。M．问，我对她生活中的什么特别感兴趣；我想是：她读些什么，她还跳舞吗（在这儿的犹太人大众之家里，所有小姑娘都在学有节奏的舞蹈，当然是免费的）她还戴眼镜吗？阿妮·G．让我转告对L．的问候。这是个可爱的、美丽的、聪明的孩子（说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这样），勤奋地学习希伯莱语，差不多已经看得懂书了，会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进步吗？

    现在再不去睡觉可不行了。这回我几乎一个晚上与你们同在，而从斯托克豪斯街和米盖尔街路又那么远。别了。

    可怕的1923年通货膨胀之冬降临了。我认为，是它杀害了弗兰茨。——当弗兰茨一次从柏林安静的近郊乘车回来，他“好像从混战的战场上”回来（摘自朵拉的报道）。穷人的苦难啃啮着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来了。“他生活在非凡的节奏中”，朵拉说，“以致他一生中已经死了几千遍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为他倔强地坚持靠他小小一笔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才非常郁郁不快地接受家里的汇款和食品包裹。因为他感到这样他刚刚获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胁。刚获得了一笔小小的收入（通过与《锻造坊》的合同），他已经打算尝还“家庭借债”。对家里寄来的丰足的生日礼物（家里人小心翼翼地为他着想着）他却绝口不谈其真实意义。——那时煤很缺乏。牛油他从布拉格获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个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将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他就将贫穷的熟人的地址寄去。“为了不错过机会（因为邮寄这样的东西很快就会把钱用完的），我马上寄地址给你，当然还可以寄其他地址给你，库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写上：“合乎犹太教规的。”接着他看到一个这样的包裹，并评论说：“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糁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这样永远也不能使他细致的感觉感到满足。

    在他健康的时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犹太教学院”的课。他在师范学校预备班听了托奇纳教授和古特曼教授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他阅读较简单的希伯莱语课文。只是为了上这个班的缘故，他才定期离开安静的郊区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在发烧期间他迁居切伦多夫，房东太太是作家卡尔·布瑟的遗孀。他过着退隐的生活。极偶然从柏林来过一个客人：鲁道夫·凯瑟尔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价上涨开始使他不安。“假如局限于住房（当然是一套过于美丽的住房，下个月我得让出一间）和吃饭上（当然是很棒的饭菜，从两个酒精炉和一个食物烟箱上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当然这也许仍然是一笔过大的开支，尤其与我以前的房东常谈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调法相比较下，那位听说什么东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这样生活在寂静中，那么还算过得去，当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们的帮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么特殊事情来，一下子便会显得什么都无望了。医生到我这里来过，L．太太把她的亲戚、一个大个子教授介绍给了我。幸亏他自己没有来，而是先派一个助理医生、一个年轻人来，这人还不到三十，除了寒热，他什么也诊断不出，医嘱暂时也无非是卧床和等待。这么来一次他要了二十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这个价格不仅在收费价目上看倒也合理（这里没有人提出超过收费价目的要求），而且与其他价格具体比较也完全相当。一切都那么责，要在这里求得生存，得赚金马克才行。我有时候已经想在与柏林的价格的斗争中退却了，我想到什累申、维也纳、戈尔达湖。”

    当人们拜访弗兰茨时，他以开玩笑般的口吻谈及他的忧虑。有一次他便这样对我详细地谈了一个计划：同厨艺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馆，他在餐馆里当跑堂的。

    朵拉后来告诉我，卡夫卡阐述这个计划时是与这个意图结合起来的：若能恢复健康，便迁居巴勒斯坦。这两个人想以这种方式在“那边”的初期阶段维持生计。朵拉告诉我在柏林的一个住处，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烧毁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颤抖着服从；许多年后她还为听从了这个命令而感到遗憾。但她强调说，假如她今天再度面临这种情况，她照样会屈从于卡夫卡的意志。据朵拉说，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取材自奥德赛宰杀柏利斯以祭神的过程；此外还有一部内容不明的剧本。——其中留存于朵拉处的卡夫卡的文字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没收，并显然被毁了。我曾请求尚处在独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柏林公使馆任随员的作家卡米尔·霍夫曼为这些文字去德国有关当局交涉一下。他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自己也成了纳粹迫害的牺牲品。

    毕竟不可能闭目不视，尽管弗兰茨心灵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个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后，我从柏林回来后，便将危急状况告诉了舅舅（医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坏的断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观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国家歌剧院的首演《耶努发》）。17日，我将弗兰茨带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车。几天后朵拉也踉来了。

    这会儿弗兰茨又住在父母那儿了。尽管他的周围充满了关切之情，但他却感觉到这是他自立计划的破灭，是失败。这时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从未以这么坚决的口气说话，他对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极强烈的关心。现在他说起话来就好像他知道我们共同的日子不长了似的。“明天还是这时候来！”他说这话简直带有一定的严厉。

    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疗养院。

    我日记中写道：“4月10日这一天，由于‘维也纳森林’疗养院传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变得平淡了。维也纳医院。确诊为喉结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只有一辆敞蓬汽车用于从疗养院到维也纳间的交通。风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车上，试图用自己的躯体为弗兰茨遮风挡雨。

    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热烈的忠诚。他中断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后来在肺病治疗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从那时起直至弗兰茨辞世，将全剧精力投入了对这位珍贵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这两个人戏谑地自称弗兰茨的“小家庭”，这是在看着死亡到来时的一种亲密的共同生活。弗兰获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据我一次看望他的体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好像全然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似的。在维也纳医院（哈谢克教授处），他情况不佳。为了给他争取一种考虑更周到的治疗，比如一间单人房间，作了许多努力，全是徒劳。有几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旁边，过后他怀着极其钦佩的心情对我。谈到那个牧师的耐心，他坚持守候在弥留者身边安慰他，直至最后一刻，而医生们“早就溜之夭夭”。我写信给维也纳有影响的人士；韦尔弗激烈地为弗兰茨说情，然而那个相当没有心肝、没有文化修养的教授同样激烈地声称，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号房间的病人。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叫韦尔弗的人写信给我，让我为一个叫卡夫卡的人做点什么。谁是卡夫卡，这我知道。他是十二号病床的病人。可是谁是韦尔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终于促成弗兰茨于四月底迁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这是个环境优雅亲切、光线明亮的所在。韦尔弗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哈谢克教授声称，留在医院里对卡夫卡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因为这里有一切治疗手段和疗养可能性。他非常不愿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尔林度过了最后几周。他住在一个美丽的、用鲜花点饰的房间里，窗外一片绿色，周围是他的两个忠实的朋友。在疼痛不厉害时，他过得轻松、愉快。

    诺伊曼教授和讲师奥斯克·贝克博士来到基尔林病人营。我摘录后者5月3日写的一封信之内容（致菲利克斯·威尔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尔林去。卡夫卡先生咽喉内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时。吃东西时疼痛更其加剧，以致几乎不能下咽。我可以断定他喉头里正在发生一种毁灭性的结核病变，软骨的一部分也牵扯在内。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术。我给喉管主神经注射了一针乙醇。今天笛芒小姐又打电话给我，为的是告诉我，那一针只管一时，疼痛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再次出现了。我向笛芒小姐建议，带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为诺伊曼教授也估计他还能活大约三个月。笛芒小姐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她认为，这样会使病人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了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亲属完全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从心理上说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牺牲的、感人的方式为病人效劳），理解她为什么希望再召一批专家到基尔林来会诊。因此，我必须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无论在肺里还是喉头都处于一种任何专家都无能为力的状况，只能通过潘托苯或吗啡来减轻痛苦。”

    在最后几周内他应该尽量少说话。因此他通过在纸条上书写来沟通。我拥有一些这样的纸条。有一次他写道：“那篇故事有个新题目，《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这种夹着‘或’的题目虽不很漂亮，但在这里也许有二特殊的意义。有点像一架天平。”他时不时想到父亲，想起与他一同去游泳场，想起那食欲旺盛的吃喝。他告诉朵拉，“当我是小孩时，我还不会游泳，有时我同父亲一起到浅水池去，他也不会游。然后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儿，每人要了一份香肠，半升啤酒。父亲一般自带香肠，因为游泳学校里卖得太贵。你应该仔细体会一下，一个魁梧的男人手里牵着一个小小的、畏怯的骨头架子是什么样子，体会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小更衣室内怎么在暗中脱衣服，然后他怎么拽我出去，因为我感到害羞，他怎么想要把他所谓的游泳本领教给我，等等。可是在此之后有啤酒喝！”他虽是个不喝烈性酒的人，一个素食者，他却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类；有时他闻闻饮料，夸赞其出色的香味；别人永远搞不清楚，他的话是嘲笑还是一本正经说的。最后他有几次又饮起啤酒和葡萄酒来，惬意一番。“你没有感觉到莱昂哈德在做听写练习时面前放着一杯‘谱索尔’酒吗？”他在一张对话纸条上这么写着（这里面的莱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生命力的画面占上风：“我的堂兄，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叫罗伯特的人已经年约四十，当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师，很忙，既忙于工作又忙于娱乐），当他下午五点以后来到索菲亚游泳学校，三两下脱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头美丽的野兽那样有力地在那里来回翻滚，只见水珠飞溅，目光炯炯，转眼就游得很远，向堤坝处游去——这真叫律。而半年后他死了，被医生折磨致死。一种神秘的脾脏病，人们主要用注射乳液来治疗，明知什么都无济于事。”关于他的状况他也写了很多，关于当时的需求、药物、变化。他要求弄“那么一顶从水中捞出的大礼帽”。其间有些话如“国王们的儿子们”，“向着深处，向深处的港口”。他很疲倦，很不耐烦。但时而又出现了：“马克斯5月27日生日。”“经常给护士一点酒喝。”“在这里赠礼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么点内行。”“赠送是一种幸福，这肯定能给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间带来快乐。”“当心别让塞在花瓶里的最下面的花受罪。怎么能让它们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许真是最佳方法。”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维也纳再次探望弗兰茨。发生了一幕奇特的场面。当我星期六下午到编缉室去时，有人招呼我，“快接电话去，一位女士刚从维也纳打来的。”大衣都没脱，我赶紧跑到电话间。是朵拉，她用这话问候我：“你刚才打电话来过。”我：“没有，这会儿我刚到。”朵拉：“布拉格来电话。是布拉格日报。所以我问问你。”我多方努力，这件事却始终是谜团，因为《布拉格日报》虽然常打电话去维也纳，但从不打到基尔林。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没有一个在那天打电话去基尔林。这次基尔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笼罩在死亡的信号中。我刚要离开住房时，听说我们这儿一个年轻人在他的住处滨海死亡。火车上一个身穿黑色服装的女士与我搭话，我没有马上认出她来。那是图萨尔部长的遗编，她向我述说她丈夫之死，述说她的不幸。在维也纳我未同任何人说话，只是从火车站赶到旅馆，从旅馆赶到火车站。早晨我坐第一班级列车前往修道院新堡，从那里前往基尔林。待到晚上，再坐车前往维也纳，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上午弗兰茨精神清爽，与所有医生证明相反，我觉得他的情况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谈到了我们下一次的会面，我计划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将再次经过维也纳。朵拉首先告诉我的，弗兰茨向我证实的（他不能多说话）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与朵拉结婚，写了封信给她虔诚的父亲。在这封信里他阐述道，他虽然以朵拉父亲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犹太人，但却是一个“忏悔者”，一个“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这个虔诚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亲拿着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权威对他来说高于一切的“给盖勒尔·莱伯”那儿去了一次。这位拉比读了这封信，扔在一边，言简意赅地只说了一个“不”字。不作进一步解释。他从来没有解释的习惯。这个神圣的拉比的“不”字通过弗兰茨马上到来的死亡得到了证实；那位父亲的回信在我到达前刚刚寄到，并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话题，弗兰茨已把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着，但显然受到了影响；我们尽力使他转到别的思路上去。但一会儿后，朵拉就把我引到一边，悄声告诉我，每天夜里有一只猫头鹰出现在弗兰茨的窗口。这死亡鸟。

    但弗兰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准时性毫不抗拒地遵守医嘱。假如他以前就认识了朵拉。他的生的欲望就会产生得更早，产生得及时并更强烈。这是我的印象。—一这两个人般配极了。朵拉掌握的东方犹太人宗教传统的丰富宝藏是令弗兰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这位对西方又比的一些伟大之处尚一无所知的年轻姑娘．对这位伟大的老师之爱和尊敬也丝毫不逊色，她同样爱着他梦幻般的、奇特的想象，这些想象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她。他们经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乐。我还记得，一次他们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个脸盆之中，并称之为“我们的家庭浴池”。朵拉对这位病人的关怀备至今人感动．而他一切活力的姗姗来迟的觉醒也令人感动。朵拉告诉我，当契阿斯尼教授（那时已是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弗兰茨说，他脖子里看上去好一点了的时候，他高兴得哭了。他一再地拥抱她，告诉她，他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渴望活下去，渴望恢复健康。我愿将此与我们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较，那次火车旅途中有两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卡夫卡谈及汉姆孙的《大地的祝福》，他详细地分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时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一切恶都来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气说：“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这么多车站，走得太慢了！”而现在，在死神降！临的时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长逝。尸体置于密封的棺木中运回布拉格，6月11日四点安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犹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边缘告近一个大门的地方。当我们五点一刻走回吊丧的房子——旧环城路弗兰茨的住处时，我们看见，市府大楼上的大钟停在四点钟的位置，时针始终还指着这个时辰。——弗兰茨的父亲和母亲后来在同一个坟墓中安息。

    关于弗兰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绝大部分从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报道中获悉有关情况并陈述于下。

    星期一晚上弗兰茨状态很好，他情绪愉快，对克洛普斯托克从城里带回的一切都表现出欢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樱桃，捧着这些水果闻了很久，享受着它们的芬芳。在最后几天中他对一切都是这样以双倍的热情享受着。他希望看别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还有啤酒），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在最后几天中他谈了许多关于饮料和水果的话。

    星期一他还给想要到基尔林来的父亲写了下面这封信——一个自我控制和孩子之爱的文献，可与之相比的只有比如海涅在他的病房里寄给其母亲的信件，为了不引起丝毫不安。信的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父母，关于你们有时来信提到要来看我的意图，我每天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该是多么好啊，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不能算，那是一种住宅干扰。可以算数的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宁静地共度了几日。我根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除了有一次在弗兰岑温泉度过的几个小时。再就是像你们信中写的，一起喝“一杯好啤酒”。从这里看得出，父亲对荷伊立根不太感兴趣，从啤酒的角度考虑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再说，我现在在炎热的日子里经常想起，我们有一次共同成了有规律间歇的喝啤酒者，那是在很多年前，当父亲带我去民用游泳学校时。

    这一点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赞成这次来访的理由，但反对的理由太多了。首先，父亲由于护照难办而很可能来不了。这样当然会失去这次来访很大一部分意义；而老是由父亲陪伴着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过分地关照我，过分地为了我而来，可我总是那样不很美，根本不值得人家一顾。初到这里和维也纳各方面的困难你们是知道的，这些困难使我的健康受到一些损害，它们阻碍了热度的下降，并使我进一步衰弱。咽喉问题引起的吃惊在最初阶段造成的衰弱超出了疾病本身带来的后果。

    直到现在我才依靠人们在远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朵拉和罗伯特这样的帮助（没有他们真不堪设想！）摆脱一切衰弱。干扰现在也还存在，比如前些日子患的肠炎，至今尚未消失殆尽。这一切凑在一起，使我尽管有这样好的帮手，尽管有美好的空气和食品，尽管几乎每天沐浴在新鲜空气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好转，总的说来还未出现如当时在布拉格那样的转变。此外你们还要考虑到，我只能轻声说话，即便如此也不能经常讲，考虑到这点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都处于最佳开端中——最近一位教授确定咽喉中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正是他这么一个非常可亲的不自私的人——他每周开汽车来一次，要求我做一切……所以他的话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已说过，一切处于最佳开端，但最好的开端毕竟只是开端而已。假如向来访者（甚至像你们这样的来访者）展示的不是明显的、无可否认的、用外行眼光也看得见的进展，那么宁可别来。我们是不是暂时不要见面呢，我亲爱的父母亲。

    别以为你们到此能改善或丰富我的治疗条件。虽然疗养院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老有病的先生，他帮不了很多忙，而与那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助理医生打交道友谊的性质多于医疗的性质。但是，不时有专家来查看，此外罗伯特总是在这里，他不离开我，他不去考虑他的考试，却以全副精力为我着想；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很信赖他（我感谢艾尔曼副主教为我找来了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教授），他当然还不能开车来，而是节俭地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每周三次离城前来。

    星期一（据说包括星期二早晨，但我几乎不能相信）弗兰茨修订刚收到不久的他的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初版。他就小说顺序的排列提出意见，对出版社没有足够地重视他的一些意见，表现出他的心受到了伤害。朵拉有一次说得很对：“其实他希望受到非常的尊重。假如别人对他很敬重，那么事情就会万事大吉，他对外表形式就那么在意。假如别人不这么做，他就感到深受伤害。”夜里十二点他入睡了。早晨四点克洛普斯托克被朵拉叫到房间里，因为弗兰茨“呼吸不对劲”。克洛普斯托克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叫醒了医生。医生给打了一针强心剂。围绕着是否使用吗啡展开了斗争，弗兰茨对克洛普斯托克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第二针打完后他说：“别骗人说您给我的是对抗的药物了。”然后便是那句已经提到过的警句：“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他们给他打了潘托苯，他很高兴：“这就对了，但要多一点，多一点，这么些不起作用。”然后他缓缓入睡了。他最后几句话是对他的妹妹艾丽说的。克洛普斯托克扶着他的脑袋。卡夫卡一直最担心传染给别人，他说（这位医生朋友在他眼里变成了妹妹）：“走开．艾丽，别这么近，别这么近—一”克洛普斯托克微微抬起身子，他感到满意：“对了——这就对了。”

    还在这些最后的场景之前，他粗暴地示意女护士走开。“他从来没有这么粗暴”，克洛普斯托克对我说。然后他用全力拉掉了心脏助搏软管，扔在地上：“现在别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当克洛普斯托克从床边站起，想要清理一下针头时，弗兰茨说：“您可别走。”这位朋友回答说：“我不会走的。”弗兰茨以深沉的嗓音说：“可是我要走了。”

    这里摘录克洛普斯托克6月4日从基尔林写来的信中的一段，他那典型的匈牙利德语保持原样。“可怜的朵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24)她睡了一会儿，可就是在梦中她也不停地嗫嚅着，只听得明白：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时，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再到弗兰茨那儿去。她就这样躺下了。说到他，‘他是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干却坐在这里，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噢，我的好人儿，我亲爱的你。’就这样翻来覆去。我们这里的情景难以描绘，也没有必要描绘。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的，对不对，您是的，您会理解的！……我们还完全不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同时又昏暗了下去，揪心的痛楚。他还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尤其不明白。现在我们又要到他，到弗兰茨那儿去了。他的脸是这么呆板、威严、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么纯洁和威严。威严——一张国王的脸，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温柔消逝了，只有他无可比拟的精神仍然构成他呆板的珍贵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