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这类村子的街道上说出“外国人”这个字眼，都带着仇恨。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过路者就这个题目聊起来，这样的谈话总是以同一种形式自动展开的。有了对陌生人的偏见作布景，人们能聊个没完没了，能够无嫌疑地发泄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往往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因（这种原因人们永远都不会承认或说出）。

    几天前，当地报纸印了一本有关外国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堪称是充斥了所有偏见的德国“民间文学”，语调是调侃性的，充满了对人的蔑视。编辑部那假惺惺的评论就是一种伪善，说什么这只是对当前大众看法的反映，这本小册子在这一带已经作为传单被散发了上百份。对小册子的内容编辑部则三缄其口。

    接下来几天的读者来信大部分都是表示感谢的，现在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表示愤怒的信寥寥无几，这一点编辑部大概在印刷这本小册子前就估计到了。

    那位在苹果树下愤怒开骂的老妇人指的不是一个寻求避难者，她指的是所有寻求避难者。她怎么能指一个人呢，那个小偷她又没看见。她知道一个寻求避难者是没有房子、没有屋顶、没有果树的，因而他要她那破旧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但这并不妨碍她死守着自己的偏见。

    这位本地人的指责和诽谤是笼统的，她知道她可以这么做，因为她不需要为自己所说的提供证据。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偷了东西，那么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从这个村子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只是很多人中的一分子，她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带屡见不鲜。只要有机会，她天天都诽谤陌生人。她更换谈话对象，但谈话主题永远不变。这能让她和她那个小村子保持活力。

    这种带着仇恨的活力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共同的敌人形象从来不需要予以更正，因为敌人的所有特征都是杜撰的。通过共同的敌人形象使参与谈话的人得到认同，而且他们还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能让人上瘾。对外国人的仇恨就变成了社会舆论。这种仇恨能让人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这一感觉很重要，因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人际关系中充满了妒忌、阴谋和竞争。谁要是不加入这种统一战线就值得怀疑，就会被社区问及理由。

    三年前我还说过：这样做的人是一些“老纳粹分子”。他们口出狂言的情况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他们得沉默，因为他们周围的人不会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只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三年前我还这样说过。三年前我还没有料到，充满仇恨的话可以多么快地传播，优越感思想可以多么迅速地重新传布，怯懦可以多么天衣无缝地以能应付生活的面貌出现。我更没有料到的是：优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获青年人，因为它可以一气呵成地把自我怜悯与傲慢自大连接起来。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军事自训小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处乱闯的新纳粹小组。我也知道共和党和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得到的选票越来越多。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尔茨海姆、斯图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么“捣乱选民”。尽管如此，我想这些煽风点火的人所说的话恰恰让他们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能让我安心的是对1968年出现的代沟作用的信任，我想终于一劳永逸地出现了重大转折。大多数1968年后出生的人不会再背离当年的反省原则。那时儿女们考察自己的父母们是不是希特勒的帮凶和沉默者，许多人也找到了相应证据。他们提出了罪责问题，特别是个人罪责，我想在这个国家以后应该一直这样做。

    一位汉堡的儿科医生告诉过我，恰恰是年轻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疗时往往会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与外国孩子住在一间病房里。”那位医生说，这些父母的孩子经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们为孩子担惊受怕的同时脑子里还有这么一句话，而且他们一点儿都不羞于把它说出口。

    那些扔石头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韦达和罗斯托克的杀人犯，他们在社会中都不属于边缘群组。他们活动于社会中心。他们不光可以获得街边的掌声，而且能够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这些人从外表看不出是光头党，都是规规矩矩的公民，头发也没有剃光，而是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影响着个人观点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让追杀行为能够得到社会的默许。至少两年以来新纳粹的硬拳头就左右着公众舆论，遇到记者他们不逃跑，而是在摄影机前摆出各种姿势，他们甚至夜夜在同一地点闹事。他们不必进行伪装或是进入地下，他们在我们眼前把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当做合法的事来进行，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社区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体力不支而无法办到的事情，他们替他们去做。他们受到赞赏并成了英雄。

    德国总理可以再说一千遍：“我们是对外国人友好的国家。”今天没人再信这句话了，这句话麻木不仁、对事实视而不见，而且是一种挑衅。

    政治家们竭力声称感到“震惊”，但他们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听的话。从他们嘴中说出的话中没有丝毫自己的观点，尽是些陈词滥调。他们说这些是为了逃避事实，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们开口说话，那么语言——德语本身都会起鸡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语言时那些隐喻本身都带着鸡皮疙瘩。欧盟（或民主，或国家）必须“坚固设防，成为波涛翻滚的海面上的一只稳定的锚”。（外交部长金克尔）一切都是可以替换的，说了等于没说。

    为什么那些从政的人——对他们来说公开演讲就像做决断一样是他们职业的组成部分——总是关起门来阅读？为什么这些人不多读点儿书，从而掌握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的基本火候呢？为什么他们今天在反新纳粹的讲话中所使用的语言从美学意义上讲与法西斯惯用的形象语言几乎毫无二致呢？所有他们使用的形象比喻都与纳粹惯用语如出一辙，丑陋不堪：

    “挽起袖子来”，统一后曾这么号召过，然后是“低谷”，先是“还没有达到”，后来是“达到了”，却看不到“上坡”的迹象，德国不再是“繁荣的国家”，现在“船上人满为患”。总理在庆祝其当政十周年时还依旧说：“每个人都是锻造自己幸福的铁匠。”所有这些比喻听了都让人起鸡皮疙瘩。

    要是哪儿有外国人被烧，一个政治家最先说出的词总是“耻辱”，而不是“刑事犯罪”。“耻辱”不过是往国外偷看一下这类事是不是会带来对外政策方面的损害。追杀人不是“耻辱”，而是犯罪。

    一个星期前有个德国人被光头党打了。“他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罪犯说。也就是说看走眼了。放火烧难民营那是不会失手的，然而在大街上即使种族意识很强的内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如果人们试着从新纳粹的角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为了避免这类错误的发生，外国人出门时应该做到让人一目了然自己是外国人，比如在衣服上戴个标志什么的。

    少数被告上法庭的罪犯说他们“无聊”。这个词在刑事诉讼中站不住脚。排外是不能用缺少迪厅、青年活动项目和失业来解释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理解无聊的内涵，它都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

    同理，缺少革命时期的“流血”也不能成为追杀人的理由。谁骑在这匹历史哲学的马上，这匹马对他而言就会变成一头褐色的骡子。死者的鲜血从未能让活着的人变得更理智些，这一点罗马尼亚的情况就是佐证。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时候有死难者：既有鲜为人知的堆满死者的万人坑，也有躺在大街上的中弹牺牲者。此后呢？

    一年以后，罗马尼亚人在教堂钟声下来到村边吉卜赛人居住的地方，把他们住的房子点燃了，一烧就是一大片。

    我忍不住要打个比方，前东德的人在统一后的处境与我相似：他们是说德语的德国人，但尽管如此却不是西德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比如履历和社会学意义上他们也是外国人，来自东德的人在生活习惯上与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西德人。东欧的政治体制之相似导致了那里街景和室内的雷同。这种体制有时无意地通过同样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有时故意地通过相同结构的镇压机器，创造和遗留下了有着类似创伤和伤痕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