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一切的东西都摆在老地方，像一个星期以前一样。当时奥尔洛夫将军“建议”古罗夫上校采取措施，查出那些受人之托，向个人或组织索债的人和组织。对那些不同意付钱的人，他们就予以“消除”，译成俄语，就是打死。

    一个星期之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除开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没在桌旁写字，而是坐在自己的围椅上望着窗户以外，古罗夫呢，则按老习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为什么你不说话？”古罗夫停在克里亚奇科的对面。“我没想出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以前，你就老是这么等着吗？”

    “你太顽固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打算改造你。愚蠢、毫无意义，而对我这个下级来说，还不无危险。‘死胡同’这话是你，而不是我说出来的。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从它里面爬出来过，而且出路早已知道，那就是全速后退，退到岔路口，寻找新的路。阿里亚辛的说法，是虚伪的。”

    “阿里亚辛的哥哥被杀死了吗？是事实。有人对阿里亚辛进行监视吗？那也是事实。”

    “阿里亚辛拒绝作证吗？是事实。”克里亚奇科弯起了一个手指头。“对监视他的人进行检查，毫无结果。这也是事实。我告诉你，这只玻璃缸里没有鱼，没什么可捉的。”

    “那你有另一只玻璃缸啰？”古罗夫问道。

    “我有一位上级首长。他是侦查天才，应该把我带到大道上。”

    两位密探之间诸如此类的冲突，并不经常发生，也完全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类情况下，他们很像训练中的职业拳击手，你一拳、我一拳地相互狠揍，企图打破对方的防守，然后不慌不忙地洗淋浴、按摩肿起的筋肉，心平气和地谈天说地。

    “上级首长的存在并没有解除你独立思考的义务。阿里亚辛显然是害怕，但他没去同那些有权势的势力接触。他指望着什么呢？”

    “阿里亚辛与贷款的人一定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默契。”克里亚奇科回答。“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人要监视他？”

    “他们怕他跑掉，去境外找人，那事情就麻烦而且花费很大了。如果我不是侦查小组的成员的话，正在发生的一切，我都能理解。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要使用为代表团服务的汽车？为什么监视的人有四个，其实两个就足够了？你回答呀，斯坦尼斯拉夫，干嘛老望着窗外呢？”

    “你在办公室里像疯子似地走来走去，我并没有责备你嘛。”克里亚奇科坐在围椅上转了一下。“你忘了我们是在俄罗斯，在这里最最荒唐的错误和矛盾，可以构成事物的本质。为什么汽车是为代表团服务的车库里的呢？老板给车子付了钱嘛，我的一位朋友在车库里工作。我既然可以同朋友分享，为什么还要把钱交给别人呢？为什么两个人够了要派四个人呢？工资开得高，工作又干净，可以随意兜风，只要动动眼睛就行嘛。领导坐在办公室里，随便什么都可以解释清楚。比方说，你可以撒谎，说目标好动，常常去大商店，两个人看不住。”

    “你说吧，其实只要你说自己对谎言也不相信就行了。”古罗夫坐在一张不属于任何人的、靠办公室左墙边摆着的桌子边缘上。“问题是专业人员提出来的，他们全都考虑好了，他们很清楚知道，哪里两个人就够，哪里需要四个人。你同这些人交谈过的，你自己就常说，有两个人经验丰富，可另外两个是随便请来的。原来他们不过是把我们的脑袋搞混，好像是在用饵鱼钓鱼似的。”

    “你这一辈子也没钓过鱼，”克里亚奇科卟嗤一笑。“你只知道这个词，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如果要用钓鱼来作比，那他们也不是用饵鱼来钓我们，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去抢吃这样的腐臭食物。很可能他们把我们诱到某个地方吃东西，是想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们。”

    古罗夫把一支刚刚从烟盒里拿出来的香烟，揉成一团，注意地望了朋友一眼，然后从桌子上爬下来，但没有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而是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牢牢地坐在围椅里，开始沉思默想。斯坦尼斯拉夫不明白他说了什么话，使朋友那么忧心，所以他也静了下来，等待古罗夫说出什么话来。

    “你说坐在车子里跟踪阿里亚辛的四个人之中，有一个前不久是刑事侦查局的工作人员。”古罗夫靠在桌子上，面孔突然缩了下去，他前不久那种漫不经心、懒洋洋的神态已经完全没有了。

    “唔？”伙伴的紧张心情传给了斯坦尼斯拉夫。“杜罗夫·阿尔焦姆·格里戈利耶维奇，区局的侦查主任，在民警局工作十五年，三十八岁，因为经常酗酒而被开除。”

    “三十八岁、十五年工作、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而且是个侦查主任。”古罗夫摇了摇头。“你同他交谈时，嗅出气味了没有？他的脸庞怎么样？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气味是有的，”克里亚奇科沉思地说。“但是，你明白吗，那不是焦味，而是很新鲜的气味，就像一个人刚刚喝了两小杯酒那样的气味。他的脸庞很端正、平滑，看起来比他的年龄年轻些。我当时大吃了一惊……这个过去的侦查员好像有点不大对劲，眼睛明亮，人很狡猾，我觉得他认识我。他有两次收起过微笑，似乎想按他自己的方式开一下玩笑，但他改变了主意。他现在在‘弗拉明戈’赌场当保镖。”

    “等一等，等一等，大概三个月前，有人同我谈起过这家赌场。”古罗夫用手指啪的一声打了个榧子。“对了，是哈里托诺夫。赌场换了老板。好，我忘了。奇怪的是，这么大的年纪、这样长的工龄，却只是个区的侦查主任。”

    “干部处的人说他一连几个月酗酒。”

    “我们这里的人一旦被开除，干部处的人就可能说他杀死了亲娘老子。爱吵架的性格使他得罪了领导，所以没要他了。他现在在赌场当保卫，工作主要在晚上，这就是说杜罗夫白天有空。坐在汽车里跟踪一个花花公子，并不要求什么侦查经验。有趣的是，斯坦尼斯拉夫，你说的鱼饵和车上存在一个过去的刑事侦查员，却使人产生一些很不好的阴暗想法。”

    “有人正准备把你我消灭掉。”克里亚奇科冲口而出。

    “你是个粗暴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既粗暴，又头脑简单。”古罗夫站起身来，锁上保险柜。“在对人讲这类话之前，应该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就是死，也得让他好好吃顿饱饭嘛。”

    “我就是赴汤蹈火也跟着你，要是去食堂，我就跑着去。”克里亚奇科回答。

    被民警局开除出去的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上校在一位政府委员的别墅里搞保卫工作。那座别墅坐落在莫斯科近郊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地之一的尼科林山上。

    不但侦缉、侦查人员，就是法官们都不怀疑乌索夫收取过贿赂，给犯罪分子提供过珍贵的情报，特别是事先通报埋伏情况。法院里有一条尽人皆知的真理：知道是一回事，证明又是绝然不同的另一回事。由于证据不足，对乌索夫的刑事调查，停止了。这位前上校被解除了关押，获得了释放，部里谣传他将提出起诉，要求补偿他在四个月关押期间所受到的损失。不过，乌索夫悄悄地走了，也许与以前的某个同事有电话联系，但奥尔洛夫将军也好，古罗夫上校也好，对他都毫无所闻。

    就是这样，内务部过去的一位处长现在当上了保卫员，而且非常满意。几十年来在我们的脑海中，别墅是与破破烂烂的设施连在一起的、房顶漏雨、台阶倒塌、厕所倾斜……

    难道您不想要有栏杆的石头房屋、五间卧室、三间浴室和不知道从哪里运来的厨房吗？为了充分利用这里的全套设备，需要进宇航员训练队学习呢。你想要吗？您当上部长，口里说着人民的福利，可从早到晚您却关心自己的需要，也许这样还会走运。我们的报刊什么都写，甚至骂娘，但对于部长竞选，却只字不提，记者是自由的，大胆而富有幻想力。今天你写部长竞选，明天地球就会翻过来，上层的某个人物就会倒台，人家就会把部长的那把交椅交给你来坐。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没有参加过任何竞争。释放以后，他给某些人打电话，表示自己愿意效劳。在刑侦机关多年的工作，加上在刑侦方面的关系，都马上起作用了。于是这位被开除的上校接到了一系列的建议，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他却选择了保卫员这个不起眼的职务。他被安顿在老爷公馆近旁的一座很小的房子里，两个小房间，一间厨房、一个小阳台还有电话和一切方便的用具。这座公馆空了半年了，你可以搞接待，就是踢足球也行。

    被开除以后，乌索夫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套。乌索夫很喜欢孩子，离婚使他很难过，但他忍受下来了。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生活过得很积极。给他的工资是一千美元，这么多的钱，他以前没有得过。乌索夫雇了一个扫院子的工人奥斯曼。他过去是民警上士，好喝酒，但有分寸，不过量，而且很能工作，主要是寡言少语。奥斯曼是个民族和信仰都很难确定的人，身子很结实，很有劲，而且爱好劳动，所以林荫道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扫得干干净净，烤羊肉串的木头准备得好好的，摆在车库里的汽车被擦洗得闪闪发亮。

    乌索夫和奥斯曼七点左右起床，夏天早一点，工作到天黑，冬天工作到八点。乌索夫每天从早操开始，然后喂狗，两只德国狼狗，一公一母，沿着局长百分之二十五俄丈的圆圈走几遍，检查锁的坚固性，看信号装置是否有损。早餐以后，乌索夫同好喝一小杯酒的奥斯曼一起看看报纸，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坐到电话机旁。电话铃声很多，但谈话都很简练，往往是几句话、几声感叹就算完了。

    如果公馆空着，每天就会有人来找乌索夫，一个，两个，很少有三个男子的。间或来一个女人，她一般是要留下来过夜的。当公馆里住着男女主人时，乌索夫饭后就进城去呆两三个小时。这位上校去什么地方，同什么人见面，谁也不知道，再说也没人去打听。

    乌索夫却建立了自己的刑事犯罪组织。他相对年轻，还没满五十，精力充沛，对完全替人家服务，他是不愿意的。他并不特别有才华，但很聪明，了解生活。如果上帝建议给他安排一个总统助理的职务的话，乌索夫也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的。他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有时是侍候人，他对此已经非常腻烦了，想干干领导工作。他成了部长庄园里的主人。乌索夫的这一职务，很合他的心意。客人们集会时，他起着管家或管事的作用，鬼知道这两种称呼有什么区别。他有了晚礼服，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在部里就有的一个不大的肚子，经几个月的生活之后，也消失了。就这样他身穿晚礼服、神气十足地站在正门楼梯口迎接客人。他有着专业人员的记忆力，能记住客人的姓名与面貌，乌索夫经过半年几乎已经成了来往客人的自己人。当然对他前不久的军衔，大多数客人是完全知道的。他在招待会上从不喝酒，而是安排照顾客人，有时甚至要把喝醉的客人扶开。到了第二天，昨天喝得烂醉的客人觉得对不起非常克制、沉默寡言的乌索夫，显得很尴尬，好像成了还不起贷款的借款人一样。

    像所有的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一样，乌索夫总是不慌不忙，他知道第一个到达的，总是不屈不挠、一步一步地朝目标走去的人。他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去挑选人，与过去的同事会见，同他们作长时间的闲聊，检查他们的酒量，借钱给他们，为此他失去了将近三千美元，但他对此并不觉得可惜。乌索夫不知道这支队伍集合起来，到底具体地干什么。他每天注意看报，看电视，注视着刑事案件的审讯过程，确定犯罪集团的打击方向。很快他就明白了；他们的打击方向主要是整个经济界，特别是具体的生意人，他们互相拖欠借款。如果居中调解争端，可以获得社会地位和相应的权力。这里需要有节制，不往最高领域里爬，不要喜形于色。谈判应该以和平方式进行，但在谈判后面要有“卡拉什尼科夫”①先生作后盾。因此必须建立战斗小组，但这个组织不能与他，与乌索夫上校有任何联系。链条应该很长，但是，如果在房门与打水的水桶之间的链条没断，所有各环都焊好了的话，那么有耐性而又富有经验的人或早或迟都会抓住水桶，走到握着门把手的人身边的。

    ①卡拉什尼科夫·米·季（1919年～？），苏联著名的武器设计师。这里指他设计的自动枪名。

    因为不可能没有凶杀案，所以或早或迟古罗夫还得进行侦查工作。一想到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他恨死了的古罗夫，那位被开除的上校便全身发麻，浑身冰凉。乌索夫害怕这次会见，又渴望这次会见。他害怕，是因为古罗夫力量非常大，而且不可预测；他渴望见到他是因为他想复仇，为对他的揭露、逮捕、侮辱，为使他的家庭解体，彻底进行清算。

    乌索夫在评价力量方面是相当客观的，他承认优势在对手那一边。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乌索夫知道，侦查的发起者不可能不有所冒险，不可能不对法律有所违犯。这就是说，古罗夫是有懈可击、可以识破的。所以他，乌索夫现在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因为他是站在暗处，而古罗夫则处在直接领导的压力之下，处在检察院和在黑暗胡同里游来游去的舆论界的光芒的压力之下。

    正是在乌索夫无声的领导之下，聪明、但对作战计划一无所知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在刑事犯罪集团的势力和财政界的势力的交接处，具有了名声。像加依这样的人，乌索夫是非常需要的。

    乌索夫合符逻辑的判断，非常接近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得出的结论：乌索夫认定在新的集团的司令部中，除他本人之外，应该有三个互相不联系的人。此外，还必须有一个在财经界有一定威望的人士。应该暗中利用他并通过他获得任务并进行财务结算。对于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密探们并没有猜到，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失误。

    那个九月晴朗的傍晚，部长和他的家庭成员都不在公馆里。乌索夫巡视了所辖的各处，狼狗安然地在树丛中跑来跑去，同乌索夫上校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他负责作战行动的副手阿尔焦姆·杜罗夫，他以前也当过刑事侦查员。

    “古罗夫很早就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出现得太早了。而且你同克里亚奇科的会见也不怎么及时，”乌索夫一边用手电照路，一边议论。

    “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反正这是没法避免的。”杜罗夫回答说。“斯坦尼斯拉夫马上认出了我是工作人员，所以我就没有隐瞒，干嘛要装傻呢？我们像自己人一样，谈了谈。当我发现有人在‘引导’我们时，我从酒壶里喝了一口酒，应该支持那种说我经常醉酒的神话。”

    “你该多刮刮脸，你的样子太难看了。”

    “不行，我是在赌场里工作，应该适合那里的情况。”

    “克里亚奇科没提危险问题吗？”

    “他提出了正常的耽搁问题。他说一辆类似的侦查用车‘伏尔加’曾经被用来攻击运钞车。这是顺便提到的问题，更确切点说，不是问题，而是疑惑：这个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怎么和纳吉姆·尔扎耶夫这样的大傻瓜搞在一个团伙里呢？上校的表现，原则上是友好而坦率的。”

    “这是他的手法。这种坦率，圈子里的人经常想起。”

    “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子，”杜罗夫反唇相讥，他碰到一个树根，绊了一跤，骂了一句娘。“他问我们在哪里弄到代表团的车子的。我回答说今天的工资，谁也不够用。”

    “他没说你们在跟踪什么人吗？”

    “你侮辱人，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是刑侦人员，不是花花公子。”

    “你喜欢他吗？”乌索夫停在自己的小房子面前，冷漠地问道，然后用树枝打了公狗一下。“去，雷响①，散步去！”两只狗高高兴兴地叫着跑进了暗处。

    ①一条警犬的名字。

    “克里亚奇科？是个不错的民警，业务上很内行。”杜罗夫回答道。“他有一辆‘梅尔谢杰斯—200’，古罗夫的车是‘雷诺—405’。古罗夫经常把车子留在部里，由斯坦尼斯拉夫开车送他回家。”

    乌索夫赞同地点头，一边在想他自己的事，然后把一张莫斯科市中心图摊开在桌上。

    “让我们喝点酒吧，我发冷！”杜罗夫耸了耸肩膀，很不赞成地望着乌索夫玩地图花招。

    乌索夫从食品柜里拿出一瓶白兰地、两只酒杯、一盒糖果，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一饮而尽。

    “你是个不太热情的主人。”杜罗夫也倒上一杯，一饮而尽。

    “我不是主人，你，阿尔焦姆，也不是仆人，我们是搭档。”乌索夫仔细看着地图。

    “廖尼亚·戈鲁勃科夫和马弗罗蒂也是搭档。”

    “不明白。”乌索夫很生气地望了一眼。“你以为我在损害你的利益吗？”

    “我认为你在搞暗赌，把我当笨蛋玩。我愿意，就把牌公开，不愿意，你就拿着你不公开的牌坐着。我知道你与古罗夫有私人恩怨，我发现你在跟踪他的车子，盯他的梢。在我们的工作中，不应当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如果你打算要消灭古罗夫的话，我就不做你的搭档。”

    “全说完了吗？”乌索夫把牌抚平，用手指摸了摸。“古罗夫必须消灭，否则我们会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你也好，我也好，都不直接参与消灭他的行动，没有我们他们也会成功的。”

    “他们是什么人？”

    “那人你我都不认识，他是纳吉姆·尔扎耶夫手下的一个小伙子，但他不是阿塞拜疆人，而是乌兹别克人。他坐在针毡上，惶惶不安，但完全是独立自主的。”

    “黑手党，而且是个吸毒者！”杜罗夫嘿嘿一笑。“他有什么机会去搞古罗夫！上校根本不会让他靠近自己。”

    “同意。古罗夫会判断方向，开枪很快。你是个很好的侦查人员，阿尔焦姆。但你是战术家，可这里需要战略。”

    “什么战略？让它见鬼去吧！”杜罗夫走到食品柜前，又喝干了一杯。“就算你能把小伙子在需要的时间里放到需要的地方吧，虽然我对此不大相信。就算古罗夫犯错误，尽管我知道他曾经只有一次同时和一名杀手对射。但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王牌杀手，而不是吸毒的小孩。但你的计划里面没有战略，有的全是漏洞，真所谓漏洞百出。你起先说过，我是你作战方面的副手。如果你希望我同你一起工作，你就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不允许别人暗中利用我。”

    “我没有什么秘密，而且我没有你不行。”乌索夫斟上两杯酒，给杜罗夫递去一杯。“为你的健康干杯，阿尔焦姆，你也听着，看我打算很快解决一次什么样的战役吧。”

    阿尔焦姆把自己的“日古力”小车开上了明斯克公路，朝市中心方向开去。听完乌索夫的话后，杜罗夫承认战役考虑得很周到，不管它是否成功，都不用冒险。在任何情况下，领导人，也就是乌索夫和杜罗夫都留在民警局和检察院的视野之外。这位以前的刑侦人员的情绪很糟糕，他把车子停在闪闪发光的帐篷附近，买了一瓶伏特加。他平时很少喝酒，但今天他觉得非喝不可。用不正当的手段搞钱是一回事，这种事，凡是能干的人，今天人人都干；杀害自己过去的同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听过乌索夫说的话后，阿尔焦姆明白了：杀死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只是开个头而已，干掉他们之后，他们的位子又会有别的人去接替，于是又得去杀这些代替者。这些人并不是饱食终日的将军，也不是上级任命的干部，而是自己的小伙子——民警机关的侦查人员。他们的生活比他、阿尔焦姆·杜罗夫的好。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不论在哪个年头下，它都一贯地消灭优秀人物，而把忠实的儿女变成不可调和的敌人，从而为庸庸碌碌、吹牛拍马者之流清除向上爬的道路。杜罗夫开始在民警局工作时，那里肯定就有贪污受贿者。但是他们全都隐藏起来，保护得好好的，只有极少数例外，正如俗语所说，家中难免不出不肖之子。搞刑警工作，本来是很光荣的事。对于民警机关的侦查人员，如果他是人，即便是无可救药的刑事犯罪的惯犯，也是要尊重的。他们恨他，但尊敬他。我偷盗，是冒险，你抓我，也要冒险。当官僚工作者大量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时，贪污腐败就从上面来到了民警局。当时阿尔焦姆同领导的关系，已经不好。只有直接领导，过去干过刑事侦查工作，对他尊重，高度评价他的专业技能和对事业的忠诚。民警局的侦查小组是什么呢？是几个密探，他们相互往来，对对方的一言一行全都了如指掌，谁有一个卢布，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互跟踪。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相互是不跟踪的，但你试着买双新鞋看吧。三四十个卢布，是笔大钱，不会掉到路上的，那么到哪里去弄钱呢？

    领导开始把有权有势的人家的孩子的材料藏起来。那里是流氓犯罪，那里是强xx，可怀疑对象却是与书记很友好的厂长的儿子。于是一切就开始了。这个案子要放下，那个案子要搁一搁，于是昨天还是团结一致的刑侦队便四分五裂瓦解了。谁怕“深入”或者希望巴结逢迎，谁就得到奖赏，于是他就站到这一边去了，其余的人则站到了另一边。阿尔焦姆·杜罗夫就是站在这个“另一边”的。不能说他是个毫不贪财的廉洁之士，一辈子一次也没贪污。但他拿得不多，主要是出于同情。如果杜罗夫看到一个人因为饥饿和绝望而偷窃的话，他可以把案子“刹车”，停下来，“失去”了必要的证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什么油水可捞的。有些有钱的人，特别是近几年不明不白地发了大财的人，相互扭打，打破了脑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阿尔焦姆有时不把材料交给法院的侦查员，而由他自己凭良心判处。如果他发现挨打的是个狗东西，而该判罪的又是个有价值的好小伙子，那他就可能把案子颠倒过来，于是在他的汽车的行李舱中，便可以“找出”一箱白兰地来。总的说来，怎么也不能把阿尔焦姆·杜罗夫说成是一位水晶般的人物，原则性很强的人物。

    但在一件事上，他又很固执。工作不怎么样的领导，他硬是不服，直至完全不服从。任何一位负责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态度，都是无法予以容忍的。杜罗夫没有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照例该提的军衔，也延期授与。他被贴上了一个标签——酒鬼。因为在侦查中只有病人和非常狡猾的人才不使用酒，所以要当场抓住刑侦人员喝酒并不困难。他的前程是被一桩大丑闻结束的。杜马代表的一个儿子强xx了一位未成年的少女，并把那女孩灌醉，打成重伤。使他倒霉的是，根据邻居们的告发，阿尔焦姆循着小姑娘的喊叫，把车子开了过去。问题已经一清二楚，杜罗夫没有回避，把材料如实地整理好交了上去，检察院的侦查员急得脱下裤子跳了出来，但已无法帮助强xx犯了，因为阿尔焦姆已经给报社打了电话，而且不是给一般的报纸，而是给赫赫有名的《莫斯科新闻》报，于是杜马代表的儿子得到了严厉的惩罚。俄罗斯内务局局长被降了级，而阿尔焦姆·杜罗夫则被开除出民警局，理由是“在工作时间内经常酗酒”。

    他以前总是不喜欢领导，现在则更是恨透了他们。他很清楚在民警部门工作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优秀的沉下去了，聪明的人不需要，要的是便于使用的人。杜罗夫申请去了一家私人侦探所，但人际关系又没弄好，应该承认阿尔焦姆的性格不是甜甜的白糖，而是一种又酸又苦的性格。加上他对什么都发火，无缘无故地向人发起进攻。就在这一时刻，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给他打来电话，邀请他去“庄园”，他们推心置腹，谈了一次又一次，此后乌索夫把阿尔焦姆安排进了赌场，叫这位小伙子好好表现自己，安静一点。

    问题是他们从前一起干同一种工作多年。乌索夫当处长，很快就熟悉了这位强有力的刑警的性格，给他的行动，提供自由。乌索夫本人同黑手党在那些年还没有联系上，他支持阿尔焦姆的动机是纯正而高尚的，因为他很重视专业人员，并且打算将来把他要到他领导的处里来，但生活动荡起来了，乌索夫上校把动作灵活的阿尔焦姆大尉给忘记了，直到乌索夫进了部长的公馆，开始组建队伍才想起他来。正如俗话所说：没有幸福，则由不幸来帮助。自然，这句俗话在具体情况下，只与乌索夫有关。他的运气来了，官僚主义和那些吹牛拍马者把杜罗夫扔到了外面，而巴维尔·乌索夫恰恰就出现在他身边。

    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生活，谈刑事侦查工作。乌索夫告诉他，说他自已被开除，是因为有人造谣，说他收受贿赂，似乎他已承认有罪，说他没有力量去看别人，可现在他可开荤了，领导把他扶起来了。这位过去的上校非常缓慢，但很细致地让阿尔焦姆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作一次决定性的谈话，看他对民警局的工作人员中的一些贪污腐败行为，作何反应。

    乌索夫终于下定了决心，向阿尔焦姆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

    “我曾经帮过一个人，帮他收回了一大笔钱。那个人却认为是机会帮了他的忙，应该让他把眼睛睁开，从他那里把我自己的那一份拿回来。”

    “多少？”阿尔焦姆平静得出奇地问道。

    “他收回了二十万。”乌索夫回答道。“我认为他应该交出七万。我给他造出了一个果断的男子汉的名声。前不久我又把一个求助者推到了他那里，那又是几十万，说不定会上百万呢。”

    “这人我认识。”

    “你认识。”乌索夫微微一笑。

    “他是我的头，我的老板，叫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他是个聪明人，同他打交道很容易。”杜罗夫很快就识破了乌索夫的阴谋。“商界的人都知道加依，他是自己人，一旦需要，不妨找他求助，不会有错的。任何一个银行家也不会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头头打交道，而是与比他级别低的同事打交道的。收回一部份债款，总比全部失去要好。”

    所有这些谈话都是在春天进行的，当时阿里亚辛的哥哥还没被杀，古罗夫的影子还没朝他们走来。

    在同乌索夫第二次见面以后，阿尔焦姆·杜罗夫明白了：这位以前的上校对他这位以前的大尉态度很严肃，而且毫不怀疑他的建议将带有刑事犯罪的性质。阿尔焦姆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否则为什么还需要他这个倒霉的刑警呢？五月里，即乌索夫最终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部分牌摆到桌面上时，杜罗夫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不怀疑，乌索夫并不是没有收受贿赂，他在贪污腐化中受到了牵连，乌索夫上校并没把所有的牌都拿出来，而是将有的牌留在衣袖里，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阿尔焦姆激动。他确定了自己的任务，果断地决定：除杀人之外，什么都可以干。他也会开枪，不过会像过去一样，只是为了自卫。

    上午十一点，他走进了加依的办公室。那个时候老板通常是在检查账目，谁也不接见的，赌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一点。加依警觉地望了一眼阿尔焦姆，什么话也没说，朝一把围椅点了一下头。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您吃苦药是一口吞下，还是先尝一尝呢？”阿尔焦姆一边往下坐去一边说。

    “我尽量做到根本不用药，不论它是苦的还是甜的。”加依回答完后，把摆在他面前的公文包盖上。

    “您是商人出身，过去是做生意的，您收受了二十万违约金，虽然根据您在公司里的地位，您是连一美元也休想得到的。您巧妙地突然杀死了您的谈判对手。您认为这种情势正常吗？”

    “我不问这一切您是从哪里知道的。这是您经历的一件事。”

    “不是经历，而是职业。”杜罗夫纠正他的说法。“您没有回答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

    “也不打算回答。”加依心平气和地回答说，甚至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知道或早或迟、诸如此类的谈话是避免不了的。“我手里从没拿过武器，也没有雇用过杀手。莫斯科经常有人杀人。这是很可悲的，但是是事实。谁从这些或那些凶杀案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就不知道了。”

    “您帮助您过去的老板，作出了有利于你们的结论。”

    “您是法律学家，阿尔焦姆·格里戈利耶维奇，您经验丰富，非常了解，什么事可以证明，什么事不行。”

    杜罗夫望了望老板的脸庞，犯起愁来了。根据多年侦查工作的经验，他知道最说不动的人，是傻瓜。看来，阿尔焦姆在加依的脸上，看到傻瓜的某些坏征兆，因为他没有任何必要地把打火机打燃又熄掉了。他喜欢装亲近。

    “您给人的印象是个很明智的人。”阿尔焦姆认为形势已经极其清楚，所以他很不愿意去了解细节，把一切都摊开来。“您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这次谈话。您不该说愚蠢的话，而只提一个问题：多少？”

    加依打算反驳。但杜罗夫在工作期间见过无数次的审问，听过无数次劝人为善的谈话，他已经明白：老板是劝不动的。

    “前些天有个电视修理工程师来找过您。有人欠他的钱不还。数目不少，两百一十万美元。像任何一个公民一样，电视机修理工程师有权借钱给人家，别人欠他的债不还时，他也有权感到愤怒。老板，您是继续装糊涂呢，还是让我们来解决具体问题呢？”

    “什么问题？”加依费了好大的劲才说了出来。

    “您是自封为王的人，您承担的是您不能完成的工作。您的工作是让有钱人开心，满足他们寻欢作乐的欲望，而您则每天上午清理收入的多少，然后照章纳税。您把追债的工作也要揽过来，这不是您的工作，而是绰号利亚列克的雅科夫·谢苗诺维奇·亚姆希科夫的。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去问问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哈里托诺夫。”

    “我不打算抢任何人的面包！”

    “我已经说过，别胡说八道了。要是利亚列克知道我们的谈话的话……”

    “他不会知道的！”加依大声惊叫。

    “简单点，老板，今天就摊牌到这里，”杜罗夫停顿了一下，让加依有可能把话说完，但加依却沉默不语。“为了消灭您的对手，您应该给我们七万美元，至于电视工程师的要求，”他嘿嘿一笑，“让我们考虑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您完全是一个花花公子。同意吗？”

    “七万美元，是一笔很可观的钱，而把它拿来作为您流畅的交谈材料，我可不愿意。利亚列克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但他在原则上就是一个危险人物。您的这种讹诈是行不通的。”加依集中思想，获得了一定的信心。“如果谈到建立一个固定的团体，责任与利润都有明确的分配的话，那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您想得到您所拥有的情报费的话，那您就错了。我把那个电视工程师交给利亚列克更简单，而且可以把您当做一场恶梦一样忘掉。”

    “我们正在完成您考虑不周而接到的订货任务，您收到所有的钱后，要交出三分之二去还债。今后我们保证您得到新的订货任务。任务会有的，因为催收债款，是我们今天生活中极其迫切的问题。贷方与借方相互关系怎么也没正式形成，谁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东西。说妥了吗？”

    “我得想想。”加依回答说。

    “很明智，我想，您五分钟就够了吧。”杜罗夫望了望手表，把两条腿伸出去，在围椅里面坐得更舒服些了。

    对阿里亚辛的跟踪工作停下来了。现在在外面跟踪的对象是阿塞拜疆人尔扎耶夫和他年轻的同胞，现已查明他们两人已经坐上飞机，飞往巴库去了。阿尔焦姆·杜罗夫在赌场工作，空余时间就在他的单人套间里睡大觉，没作任何不体面的事情。当时停下来修检的一辆“伏尔加”开出去了一天，接送各种不同的代表，后来显然固定给一个代表、委员会主席科托夫·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使用。他是一位热情的共产党人，是久加诺夫身边的红人。

    户外观察不得不予以撤销。密探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闲起来了。他们在奥尔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空谈了一个多小时。古罗夫两次想起巴维尔·乌索夫，断言这个案子没有他们过去的这位同事参加是不可能的。

    “你使我疲倦死了，列夫·伊凡诺维奇，”奥尔洛夫终于开口说道。“你老是盯住巴维尔。我们已经查过三次，他在部长的别墅里工作，根本没走出过那里。我们要对别墅进行监视，谁也不会批准。这个区已经有相当熟练的人在守卫。这事就不用再说了，如果您有什么具体意见，我倒是愿意洗耳恭听。”

    两位密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克里亚奇科说道：

    “我们的处境很糟糕，糟得不能再糟了，比干等还坏，你在想什么呢，列夫·伊凡诺维奇，说出来吧。”

    “你，也像彼得，喜欢引用事实，可我没有事实。”古罗夫回答道：“我只能就抽象题目进行议论。让我们从阿里亚辛开始吧。对他的监视，看起来很奇怪，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在阿里亚辛和枪杀他哥哥的组织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那就几乎一切都变得极其清楚了。”

    “我可以插话吗？还是只能沉默不语呢？”克里亚奇科问道。

    “说吧。”

    “既然已经达成了协议，那为什么还要进行监视呢？”

    “斯坦尼斯拉夫，你已经习惯于把自己装扮成有点傻里傻气的样子，所以现在也同我玩起这一套来了。”古罗夫很生气地回答。“他们把阿里亚辛吓住了，所以他同意还清他哥哥所欠的债款。但恐惧是一种可以过去的感情。当你身后经常跟着一辆车子，带着四个打手的时候，恐惧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加重。你我伤透了脑筋，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足够而要用四个人。行动的组织者故意暴露他们的监视，给监视对象发信号。你们拦住那辆‘伏尔加’时，尔扎耶夫同司机坐在一起吧？附带说一句，后面座位上还坐着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小伙子。”

    “那人是沃洛金·斯捷潘·伊凡诺维奇，二十四岁，离开部队后，在民警队伍里干了一年，”克里亚奇科说道：“现在是小截听站‘六人面包车’的保卫员。”

    “在户外监视车里，让一个大胡子阿塞拜疆人同司机坐在一起明智吗？”古罗夫轻声问完，叹息了一声。“我们的观察人员没有工作。他们在第一天就该通知我们，他们是故意暴露的。尔扎耶夫对你的态度是挑衅性的。我以为过去当过刑事侦查员的杜罗夫会把沃洛金那小子拿去作乘务组的成员。他仔细观察这孩子，总在打他的主意。这就是监视的全部奥妙所在。”

    “但是还有别的车子，别的人呀。”

    “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引导’阿里亚辛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不过比我们一般的顾客要精细、聪明些。他也像你、我一样，是个经验丰富的密探。”

    “又是巴维尔·乌索夫？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不是在解题，而是把解题作为你所需要的答案。”

    “你认为是这样吗？”古罗夫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朋友，那眼睛似乎有点暗淡无光。这已经不是身材端正、充满自信、经常流露出讥讽神情的密探了，现在的古罗夫就像一位疲惫不堪、对自己毫无信心的人。“很可能，很可能，不过恐怕也未必是，斯坦尼斯拉夫。你等一等，我马上控制好自己，然后来好好地训你一顿。你一点这个也没有吗？”他用手指弹了一下喉咙。

    “我是一名守法的官员，那东西我没有藏着。”

    “你是个说谎大王，而且极其残忍！”古罗夫从桌旁站起来，伸了伸腰，耸了耸肩膀。“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有哪些主要的品质呢？好虚荣，追求权力。”

    “这是一般男人的弱点。”

    “那得看是什么程度。这些东西把巴维尔撕成了几部分。人家就是利用这一点将他收买的。所以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这人就失去了一切。他并不软弱，因此他没受到破坏，不酗酒。如果不这样，他在部长的别墅里肯定呆不住。我深信他会保持‘贞洁’，保持很好的体形。根据他联系广泛、阅历丰富这一点来看，没人向他提过诱人的建议吗？再说像他那样的人现在是贵如黄金的。但他却僻居“不毛之地”，去掉了自己的骄傲，鬼知道他在为什么人效劳。我不是指部长，我不了解他，很可能他是个完全值得尊敬的人。”

    “那倒未必，”克里亚奇科插进一个他朋友爱用的成语。“今天任何一位部长首先得是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可以控制的人。否则，他的位子是坐不稳的。”

    “不管怎样，部长总是忙人，他不会经常住在别墅里，来休息几天吧，进行一些必要的谈判，完了就走的。在庄园里散步的，是他的家人和一些趋炎附势、奉迎巴结的食客而已。可巴维尔·乌索夫却侍候他们，而且能够忍受下来。尽管我对他在这里找到两个可以用酒和女人把他们捉住和收买的奴才，并不感到惊讶，但问题不在这里，这样的巢穴对于一个准备猛然出击的人来说，则是非常合适的。人少。保卫工作好，有电话，离莫斯科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他正在挑选人员，周密思考计划，很可能，已经开始行动。”

    “他简直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克里亚奇科说完就大笑起来了。

    “斯坦尼斯拉夫，你不必太高兴。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的全部生活是由一些最难以令人置信的巧合组成的吗？”

    电话铃响起来了，于是克里亚奇科拿起了话筒。

    “这里是古罗夫上校的接待室。您好！我是他的助手。姑娘，我们的组织是不搞抽彩的，意大利来的？好，我给您接过来。”他把话筒交给了古罗夫。

    “您好！我是古罗夫。谢谢，谁的？太感谢了，我一定来。您说吧，我来记。普罗托奇胡同，八号，七点钟。”古罗夫重复了一遍。“我知道普罗托奇胡同在哪里。再见。”他放下话筒，望了克里亚奇科一眼，“一个什么女演员从意大利给我带来了玛丽亚的礼物和一封信。”

    两位密探沉默了一会儿，他们两人都知道普罗托奇胡同，是从花园街往下朝滨河街去的那一带。

    两位密探们开车去了，七点左右，开到了斯莫稜斯克广场。他们停下车子，朝普罗托奇胡同走去。胡同很脏，地面挖得稀烂。他们走在不同的两边。克里亚奇科走在前面一点点。

    “玛丽亚不会搭什么东西来的，”古罗夫想道。“更不会写信。这一切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圈套。但是他们从哪里知道玛丽亚和意大利的呢？”他走进几乎是在八号楼对面的门洞里，开始抽起烟来了，尽管他也明白，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他觉得自己讨厌，似乎有点两面派的味道，而且很矛盾。一方面，电话铃声是最普通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密探这么过分留心，实在感到不好意思。但另一方面，会面的地点，确实让人警觉。老莫斯科，房子是被人骗去了的，里面住的都是度余年的老人，他们不同意搬到郊区去，但市中心的住房又不分给他们。

    天色慢慢黑起来了，胡同里一片昏暗，而且人少。如果这里有埋伏的话，那只能埋伏一个人，最多两个，应该把他们收拾掉。但他们可能在等汽车，也呆在门洞里或者院子里。如果这真是女演员朋友的车子，她就会从门洞里跳出来，开始四下里张望。也许，她正站在窗前等汽车，而他却像个大傻瓜，藏了起来，害怕自己的影子。

    斯坦尼斯拉夫沿着胡同往下走，古罗夫没看到他，但突然听到了他大声、愉快的声音：

    “好大妈，您好啊！您千万别害怕，我没醉，而且绝对是安全的。”

    “你要干什么？”女人的声音是粗暴的，是醉醺醺的嘶哑声。

    “我应该七点以前到，但车子坏了。有个姑娘在这里等我，可我把房子的号码给忘了！”克里亚奇科说的声音很高，好像他是在同聋子对话。

    “你干嘛嚎叫？区里最讨人喜欢的姑娘就是我！”那女人哑着嗓子大笑。“你风衣里面没无意之中掉了什么东西吧？莫非只在裤子里面吗？”

    “你真顽皮老大娘！”克里亚奇科哈哈一笑。

    这在这时，古罗夫看见从院子里走出一个男人。他灰色的身子与灰色房屋的背景融为一体。古罗夫没有看见克里亚奇科。根据传来的声音判断，斯坦尼斯拉夫站在古罗夫所在的那个门洞的那一边，离那个陌生人有五十来米的距离。他没有自动枪，而对手枪来说，距离又嫌远了点。再说还不知道那女人是怎么站的，也许她妨碍射击呢？

    古罗夫掏出子弹，打开保险。那男子站在房子旁边，没有动弹。

    “我没时间了，”传出的是女人的声音，接着她在旁边敲了一下门。

    “喂，朋友，”男子的声音很年轻，破嗓子。“有火没有。”

    “我不抽烟！”克里亚奇科答了一声，拔腿就跑。

    “聪明人，”古罗夫想道，“他明白我在某个门洞里，他想要那小伙子自我暴露出来并自动送上去。”

    那个不认识的人拔出手枪，啪地开了一枪，但他没去追赶斯坦尼斯拉夫，而是横过胡同，出现在离古罗夫两步远的地方，对着马路放了一枪，密探古罗夫明白，这小子的手枪装的是空壳弹。他从门洞里跳到人行道上，照着那小子细长的颈脖子就是一拳，夺下他的手枪，然后大叫一声：

    “斯坦尼斯拉夫，结束战斗！”

    古罗夫没有抓住小伙子的手，而是拉住他的衣袖，就像老师拉住犯了错误的学生一样。

    “放开我！”小伙子有气无力地挣扎着说道。

    古罗夫望着他疲惫不堪的清瘦面孔，望着这个吸毒者的一对眼睛，觉得很不自在，好像做了件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一样。

    克里亚奇科走了过去，抓住小伙子的下巴，抬起他的脸庞，望着他的两只眼睛，吐了一口吐沫，说：

    “我们算是活到头了，人家不会把我们当人看了。我们现在把他带到哪里去呢？”

    “哪里去！带我家里去呗！”古罗夫大骂一通。“我那不是住房，而是卫生防疫站。”

    “真滑稽……”克里亚奇科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警报声马上就把他的话打断了。

    胡同里飞快地开来两部汽车，第一部的车顶上亮着特殊的信号灯。古罗夫把抓住的小男孩往他刚刚从那里走出的门洞里一甩，自己也跳了进去。克里亚奇科就在近旁。在这种情势下，连他也忍不住，问道：

    “也许！莫斯科改名为恐怖城了吗？”

    他们登上二楼，从窗户里观察正在发生的情况。汽车开进来了，第一辆是民警用的“梅尔谢杰斯”，从里面跳下三个高大的身影，他们穿着斑斑点点的迷彩服，手持自动手枪，头戴黑色钢盔。第二辆是“拉菲克”牌的小车，停在靠边一点点，但没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自动枪手们站在那里，宽宽地分开两腿，端着自动枪，显然不知道，自动枪该往哪个方向摆。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站在二楼楼梯口上，观察着正在发生的事情，如同坐在包厢里的观众正在观看舞台上的演出。只有彻头彻尾的白痴才能把车子这么摆放：车灯照不着房子的墙壁而只能相互照着。

    在为时不久的停顿之后，从“梅尔谢杰斯”里面爬出一名带着扩音喇叭的民警少校。

    “你明白什么了吗？”克里亚奇科问古罗夫。

    “注意！”少校对着扩音喇叭喊道。“你们被包围了！你们举起手一个一个地快走出来吧！”

    古罗夫把“瓦尔特”牌手枪摆到窗台上，用手掌贴着嘴巴，大声回答：

    “少校！我是民警上校。快停止这场把戏，别吓唬人了！快把这些怪模怪样的人全塞进汽车里，否则我把他们一个个地打死，就像打死一群鸡一样。”

    一个自动枪手突然对着窗户打来一梭子。古罗夫站在墙的后面，溅起了砖头碎片，子弹打进了天花板。古罗夫从窗台上拿起手枪，对着自动枪手的脚下，打了一枪。

    “少校！我说了，您把武装人员撤走，上楼到我这里来。快执行吧！”

    就在这一时刻，“拉菲克”车里爬出一个人来，手里提着一台电影摄影机。古罗夫明白，来的不是土匪，而是一场普通的民警误会。

    “别丢脸啦，少校！”古罗夫大声叫道。

    “你们自己走出来！”少校一边说，一边朝汽车后面退。

    “你的武装人员可能吓得乱放枪。少校，摄影机已经把你摄上了，全胡同的人都会听见的，快回到汽车里去吧，我就出来。”

    看来，少校已经完全明白这场闹剧的荒庸，于是他下了命令，身穿斑斑点点的迷彩服的小伙子们，开始坐进“梅尔谢杰斯”里面。古罗夫走到人行道上，克里亚奇科跟着把抓获的“俘虏”带了出来。古罗夫向少校出示证件以后，走到摄影师跟前，握住他的手问好，然后问道：

    “电视台的吗？您认识亚历山大·土林吗？”

    “当然认识。”

    “我和克里亚奇科有事求您，请您把这份材料暂时保存好。”

    “是秘密吗？”一个年轻人带着扩音器，从“拉菲克”车里跳出来。

    “那你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呢？”古罗夫嘲笑问道。“您带摄影机的同志已经出去了，可您却藏了起来，很不好嘛！”他转身对着摄影师，说：“您摄下了民警的狼狈相，而我们的威信就是没有您的这些镜头，也已经不高了。少校，快把您的队伍打发走，您同我一起坐车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