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头一片阒黑。在广大的棕榈丛中，唯一的一些光点，就是刚点燃的几枝小小瓦斯火炬。但是在棕榈树丛的上头，却悬挂着满空熠熠耀眼的星星。假如你将城市抛在脑后，当夜幕低垂，你就会发觉自己置身于太空之中。但是人类的属性不断增长，终于将自己包围在一种视觉上的温室效应之中，忘了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对许多人来说，大自然已经成为电视的同义词，等同于植物盆栽与笼中鸟，在这种情形下，要看到天空，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天文台。

　　要找餐厅并不容易，但我一路颠仆踉跄地走向由总馆发出的一点遥远的微光，强迫自己穿越棕榈树间的矮树丛，终于来到游泳池，池上的所有灯光皆已点亮。在游泳池里，有三四只甘蔗蟾蜍在上上下下游动着。我怀疑它们是否都得取得游泳证才准许下水，因为有一只蟾蜍正端坐在游泳池的入口，监督着整场好戏。一切均已就绪，我想。整个白天，脊椎动物占据了游泳池，蟾蜍不许现身。到了晚上，是该轮到两栖类来利用这些设施。

　　我走上露天餐厅，所有的桌子都点了蜡烛。马拉福有十间茅屋，即布尔，餐厅里也有同样数目的餐桌。

　　安娜与荷西坐定位置。她还是身着红色连衣裙，我留意到她还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荷西仍是那一套黑色亚麻西装，唯一的不同是脖子上系了条红色手帕。那手帕和安娜的连衣裙配得恰到好处，或许是同一块布料做成。

　　我坐在隔壁桌，我们互相轻轻点了点头。作为一个单身旅者，我已经学会独处的艺术，不会去要求别人和我共用餐桌。到了夜里，午后的徒步之旅已经结束，我对安娜与荷西已不再有任何要求。此刻他们全然属于彼此。

　　罗拉坐在餐厅的另一端，我也向她点点头。另一张桌子坐了一个黑发男子，脸上胡须斑白，年纪应该比我大了十岁。当晚稍后我知道他是个意大利人，名叫马利欧。一对二十出头的夫妇坐在他的邻桌。他们的确是来度蜜月的，不仅隔个桌子双手紧握，偶尔两人还会靠在一起，来个深情的长吻。那天晚上我和这两个年轻人也曾有几句对话。他们来自西雅图，名唤马克与依芙琳。

　　再远一点坐着约翰，就是那位来机场接我们的英国人。他不断在作着笔记。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习性，等着吃午餐或晚餐的时刻，总爱在本子上涂鸦。我从没想过要写本小说。后来我知道他是个英国作家，来自伦敦城外克罗伊登的约翰?史普克。我一听说他是个作家，就自动假设他是属于畅销书作者的那一小群，他们在冬天里可以到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享受几个月的假期，为新的小说寻找灵感。不过事实上他只会在这里待几天，而且他是来参与一个电视节目的制播工作。是的，你说对了！还是跨越千禧年、日期变更线啦、全球挑战之类的。都是这一套，薇拉，都是这一套！

　　我没看到比尔。或许他在房里做瑜伽运动，好让他有可能再活个六十年。

　　晚餐的服务生是两个穿着传统斐济裙装、耳朵上别了红花的土著男子，其中一位把花别在左耳上，这表示他还没有任何女伴。另一位则是别在右耳上，因此他是已婚。假如我是塔弗尼岛上的居民，就得经历这种屈辱的社会经验——在几个月之前，将花朵从右耳换到左耳。

　　我点了半瓶波尔多白葡萄酒，还有一瓶矿泉水。马拉福总是有两种餐点可供选择，我们在登记住进旅馆时，已经选了第一种晚餐。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传统斐济人的饮食习惯，因此我决定选鱼比较安全。

　　安娜与荷西谈话的声音非常细微，因此我一开始只能捕捉到一点片段。然而，饶是如此都足以引起我的好奇心。听起来像是他们在讨论什么事，或是在为这个或是那个联合声明作出结尾。是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荷西说：“我们是完美无瑕的艺术作品，数十亿年的鬼斧神工。而我们的构造素材，竟是如此廉价。”此后有几句话听不清楚，然后又断断续续传来几句荷西所说的话：“童话故事的门敞开着。”安娜严肃地点点头：“我们是沙漏里的惊天美钻。”

　　对话情形大约如此，或是更正确地说，流进我的耳朵里，让我可以清楚听到的片段大约就是如此。

　　他们在往返对话的同时，比尔终于从棕榈树丛中逛了出来，身着黄色百慕大短裤，及一件花色斑斓的夏威夷衬衫。罗拉一定是在我之前便留意到他的到场，因为正当他进门的同时，她便紧紧抓住那本《寂寞的星球》，热切地读了起来，如此热切，以至我可以肯定她一个字都没读进去。这没什么用的。比尔在门口小站片刻，两眼贪婪地横扫晚餐厅内的全景，然后，没有一点迟疑，便投身到罗拉的餐桌。她在书本后面完全崩溃，因此我再也看不到她的颈子，她当然没抬头看他一眼。她让我想起一只乌龟悻悻然躲进它的壳里寻求安慰，我还记得为她很感到遗憾，但同时也觉得，如果她在机场不是用那么反感的态度对待这位野地动物学者，情况就会好得多。或许我确实有种报复的快感。

　　邻桌的对话显得更加决断。安娜说：“创造一个人得花上几十亿年，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

　　我小心翼翼地从衬衫口袋里取出笔记本。我竟忘了带笔！荷西稍稍提高了声调，清晰吐出如下充满智慧的言语，我的苦恼急剧升高：

　　“看在不偏不倚的眼里，这个世界并非仅此一回的现象，且是针对理性的永续牵扯。假如理性确实存在，换句话说，假如中立的理性确实存在，那么来自内在的声音说话了。那么小丑说话了。”

　　安娜意有所指地点点头。然后她加上自己的叙述：

　　“小丑觉得自己在长大，他的手臂和两腿在成长，他觉得自己并非纯属虚构想象。他觉得自己那神人同性的动物口中冒出了珐琅和象牙。现在他感觉到脊椎动物轻盈的脊椎骨在长袍之下，他感觉到稳定的脉搏跳动着，将温暖的液体注入他的体内。”

　　我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那位英国人面前，他在等待上菜的时刻，不断振笔疾书。现在他已经用过前菜，但将纸笔都放在一边。我躬身说道：“对不起……我注意到你在写笔记。能否将笔借给我，只要一会儿。”

　　他抬头看着我，带点询问与示好的表情。

　　“乐意之至！”他说，“这支拿去吧！”

　　他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摸出一支黑色百乐画笔。他在将笔交给我之前，宣示性地把玩片刻。

　　“我一定会把它还给你。”我向他保证。

　　但他只是摇摇那颗聪明过人的头，说他最不匮乏的东西就是黑色画笔，尤其在这遥远的岛上。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我们再度自我介绍一番，比在机场上的会晤更加仔细。

　　我设法简短介绍自己的野地研究，他很留心地听着；确实非常用心。现在我已经有了一把年纪，对人们的留神注意有了全新的感觉，他伸出手自我介绍：

　　“约翰?史普克！”他说，“作家，英国来的。”

　　“你在这里写什么作品吗？”我问。

　　他摇摇头解释道，是英国广播公司派他到岛上来参与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谈跨越千禧年的主题。他带点讥讽地说道，他们认为这是未来起始的地点，比英国千禧年的起始时间整整提前十二个小时。他同时提到他写的几本小说，其中之一被翻译成挪威文。

　　我再度谢过他的笔，正打算回到我的餐桌，他快活地呼唤道：“写点漂亮的东西……”

　　我迅速转身，他附带说道：“……并代我致意。”

　　唉！我不知道，薇拉，或许我该转寄这位富裕英国人的心意给你，虽然我当时并不是真的要写信给你。

　　但我此刻正在写信给你，关于我在马拉福植物园第一个晚上的经验，那么你会比较了解几个月后在沙拉满加发生的事。

　　比尔想尽办法要罗拉离开她的《寂寞的星球》。她那实在有限的反应，似乎就只是要制止这位晚餐同伴要求谈话的入侵意图。

　　那对年轻的新婚夫妇隔着沙拉盘，狼吞虎咽地亲吻着，这再度让我想到食人族的习性。我自己国家的文化在社交上，是可以接受公开吸吮舔弄别人，即使隔着餐桌。但是比较不能改变的饮食活动就会有禁忌。我想象在传统的斐济文化里或许正好相反。在这里，当众公然亲吻是不行的，用餐时刻自然也不应该。另一方面，食用人类内脏则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那位意大利人寂寞地望着他那杯红酒，所有在场的人当中，他看起来是最苦闷的一个。他望着那对年轻美国夫妇时，满眼的心事，让我想到无主的野狗。

　　我再度入座，听见荷西谈到“单调的异国风味”。接下来的轻声低语无法捕捉，但是接下来荷西所说的话显然挑动了这位红衣女郎，因为下一刻她开怀笑了起来，身体坐正，言之凿凿地演说如下：

　　“整个世界充满了渴望。事物愈是强大有力，愈能感觉缺乏救援。有谁能听到沙粒的声音？谁会侧耳倾听蝼蚁卑微的渴想？假使一切皆不存在，一切便无所求。”

　　她的眼光曾在厅内游移数回，但她总是迅速转回头，因此几乎不可能注意到我正在写下她所说的每一个字。她不知道我会讲西班牙文，也无法肯定我能够清楚听到她的话语，她只知道我或许正忙着作笔记，描述我在大洋洲研究的各种蜥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得让自己满足于捕捉到那断断续续的对话，红黑之间压低音量的嗡嗡声响：“小精灵愈是接近永恒的灭绝，谈话愈是毫无意义。”安娜提出自己的主张，边质疑地望着她的配偶。他说：“没有伤心欲绝的小丑，没有这般的异常现象，小精灵世界将和秘密花园一般，隐密而无法看见。”

　　我隐隐约约地怀疑，我偷听到的那些片段必然可以组成一幅较大的拼图，而如果我听到的愈少，要拼凑起来自然更加困难。但是食物已经送了上来，我得将笔记本搁在一边。我拦截到的那一点只言片语横竖是太分散了。直到餐点结束，荷西才又开始发言，声音稍大了一些：

　　“小丑有如童话故事里的间谍，在小精灵之间不安地游移。他的结语已经完成，却无人得以诉说。他只看见了小丑。也唯有小丑认得他是谁。”

　　安娜踌躇片刻之后回道：

　　“小精灵试想着，是否有些难以臆想而自己想不到的想法。但他们百思不得。银幕上的形象不会跳将出来，跑进戏院里，攻击放映机。唯有小丑能够找到通往座位的路。”

　　我不敢保证这是一字无误的记录。但是，真的，他们确实是在谈论这类的话。

　　餐桌已经收拾干净，此时那位意大利人走了过来。当他朝着我的桌子走来时，一脸无礼地向安娜与荷西点头，然后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是的，这就是马利欧，过去十五年来，他从苏伐出发，不用租船契约，乘着自己做的游艇四处游历。这不在他原始计划之内，只是在二十年前，他曾经通过苏伊士运河到了印度、印尼和大洋洲，但他始终没存够钱回到那不勒斯。

　　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会打桥牌吗？”他问道。

　　我耸了耸肩，因为我虽然桥牌打得很好，却不能肯定那天晚上纸牌会是我最想做的事；热带之夜显得太过神奇。但是当他说我们的对手将是那对西班牙夫妇时，我便欣然同意。他解释道，之前几个晚上他们的牌友是一位荷兰人，但是那天他已经开船前往凡纳雷福岛去了。

　　因此我们加入两位西班牙人的阵营，玩了几局。每一次都是安娜与荷西叫牌，或是设下陷阱让我和意大利人去跳。他们的玩法不仅精准得令人佩服，并且有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在牌局之中，还能纵情于他们那疯狂的休闲活动，说着西班牙文的警句，我记下一些文字与词语，像是“太古时期定音鼓”，“这无耻的卵囊竟四面八方地恣意生长”，“潇洒的灵长类”，“尼安德塔人同父异母的兄弟成了观光景点”，“日常生活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幻觉已消化了一半”，“灵魂的血浆”，“蛋白质飨宴的安全气囊”，“有机硬碟”，以及“知觉的果冻”。

　　有两次我是庄家，有机会脱手不玩，便写下我偷听到的几个字。这些是我唯一记下来的言辞，古老而百试不爽的配方与格言。我已经诊断安娜与荷西是一对诗人，带有托雷氏症候群，而且我不否认，如果我不是随时得注意那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的诗句，我的牌技会显得好很多。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的重点，就是要让东西方的玩家分心。

　　最后马利欧终于受不了了。要说他把牌摔到桌上是有点夸张，但是他如此明明白白地将牌搁在旁边，吓得我几乎跳了起来。他摇摇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他们有透视眼！”

　　安娜看着他，带着一点几乎是恶作剧的满足感，马利欧开始寻求我的协助。

　　“梅花5！”他几乎是尖叫着说，“但是在我喊过之后，法兰克还是可能有A。就像他们永远都知道我们拿到什么牌。”

　　我思忖着，他也许还不知道自己说得很对，因为这对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佳偶，显然不是来度他们的第一次蜜月，但他们或许真有能力读懂对方的心思。而且为何不是呢，我冒失地想着。我们坐在这里，一个蛊惑人心的热带夜晚，四个观察力敏锐的灵长类，置身属于自己的银河系涡状星云里，头顶上是密如毛毯的星辰。我们从地球上，在银河系的群岛中，从这毫不起眼的潟湖里，费尽千辛万苦从原始脊椎动物进化而来，和我们一样的生物同伴们正努力送出太空探测器和无线电波，想和其他同样进步的生物取得某种认知上的接触，他们或许和我们的围栏相隔在许多光年之外，在另一个太阳系的另一个岸边；而这些其他的高度进化之后的生物，或许很可能长得比较像海星，而非哺乳动物，这一切努力却无法将这点计算在内。因此，假如有两个灵魂伴侣，他们不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还属于同一物种与国家，甚至有点珍贵的默契，让他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反影，那么他们为何必然没有能力在牌桌上，针对那五十二张牌的颜色与数字，交换某种基本的电磁波讯号？啊，是的，这热带的夜晚欣悦快活，我一定已经遭到感染，而且我那不精确的估算可害苦了我，这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我的景况并未迅速改善，因为现在有几个相关的问题冒出头来。马利欧想知道，如果牌桌上的每一个人牌技都不相上下，那么其中一组连赢八局的几率有多高呢？我说这全在于拿到好牌的运气，但是同一组人连拿八次好牌的机会太过渺茫，因此在考虑过所有因素之后，接受以下这个说法较为容易：安娜与荷西的牌技比较好。

　　安娜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她甚至不愿试着隐藏自己的满足感，而且这显然不是她第一次赢牌。她甚至将手搭在马利欧的肩膀上表示安慰，他悻悻然地表示敬谢不敏。

　　现在荷西将机会与几率的问题转移到触及我的专业部分。我想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认为这个星球上生物的进化，是单纯地受到一系列不可预期的机会突变所驱动，或者有某种自然科学所忽略的机制存在？例如，假使有人想要了解进化的目的地或意图，我是否认为这样的想法缺乏理性？

　　我想我叹了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显得天真幼稚，而是，他再度将对话导向我那天觉得特别敏感的问题。但我还是给了他一个教科书上的答案，以为可以就此结束相关的话题。

　　他说：“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可以坐在牌桌上打桥牌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可以驾驶太空船到月球上。不过这一切都是纯属巧合吗？”

　　“这要看你所谓的‘巧合’是什么意思，”我指出，“突变是巧合没错。只不过总是要靠环境来决定哪些突变的结果有权生存下来。”

　　他继续说道：“因此你相信这些侥幸的结果，多少也让这个宇宙了解了自己本身的历史与时空？”

　　荷西挥挥手有如指向漆黑的夜空，那也正是他的问题所指的方向。

　　我正打算说些突变与物竞天择的话，他却截断我的话头说：“如果目的只是为了找到一些客观的理由，那么我不懂为什么，大家的外观看起来都大同小异”

　　安娜狡猾地微笑着。她将手放上他的颈子，迅速在他脸颊上轻啄一下，有如要制止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解嘲地说：“他只是很气有人说其他星球的智慧生物一定和我们长得有点像。”

　　“那么我想他是错了。”我说。

　　但他并没那么容易屈服。

　　“他们一定会有神经系统，当然还有可以用来思考的器官。如果他们没有两只多余的前肢，就很难发展出这些来。”

　　“为什么是两只？”我还击。

　　我想他应该输了，但他又打了回来。

　　“那就够了啊！”他说。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该撤退的一方。他当时确实击中要害，让我有点迷惑。两只手两只脚就够了，虽然这并不是实验科学的推论方式。自从哲学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目的因”教条至今，岂非只是五百年时间而已？

　　“而且就长期来说，”他说，“没有什么道理要保留多余的手脚，至少不该保留个千百万年。”

　　正好有只蟾蜍跳到我们所在的地板上，或许刚游完泳上来。我向下指着它，声音里带着一点洋洋得意：“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那是遗传自像那样的四肢。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神经系统的基本设计归因于此。这个物种是一种蟾蜍，更正确的说法是它的学名Bufomarinus。”

　　我抓起蟾蜍，指指它的眼睛、鼻头、嘴巴、舌头、喉咙和鼓膜。我简短说明了该动物的心脏、肺脏、血管、胃、胆囊、胰脏、肝脏、肾脏、睾丸与尿道。最后我谈到它的骨骼结构、脊髓、肋骨与四肢。我把它放走之时，另外谈了一点演化的理论，从两栖类到爬虫类，然后从爬虫类到鸟类与哺乳类。

　　但我并未低估了他。

　　“因此两栖类的手长得很好，”他说，“它们应该要赢得牌局，而且这不只是运气而已。比起其他的动物来说，它们算是先驱。它们具有足以创造人类的一切。”

　　“事后孔明是比较容易的。”我说。

　　“迟了总比没有好。”他坚持道，“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其一，我们是像这种四肢动物的后代。其二是这很实用。”

　　“那么如果两栖类有六只脚呢？”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进行这场理性辩论，或者其中有两肢必须退化掉。我们曾经有个尾巴，动物在进行某些活动时会派上用场，但我们如果坐在电脑前面，或是坐在太空船里，它就会显得碍手碍脚。”

　　我想我稍稍陷入了椅子中央。荷西把最近这几天我在自问的问题全说了出来。在我们的诸多灾难之后，薇拉，我想了很多。我们为何失去了桑妮亚？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为何保不住她？如果我的学生在考试卷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一定会给他们不及格。但我们是人类，而人类有种寻求意义的倾向，即使在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之下。

　　“最终征服太空的，并不是节肢动物，也不是软体动物，这么说当然没错。”

　　“而且，”他说，“有一天从远方的另一个太阳系里，穿过大气层送来神秘问候卡的生物，也不太可能会有像乌贼或千足虫之类的构造。”

　　安娜开始笑了起来。

　　“看我怎么告诉你的？”她大叫着。

　　安娜与荷西开始提出很多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不久马利欧也加入。或许是在热带里的反应让我觉得这种受人瞩目的感觉颇为受用，因此我滔滔不绝地提出一些现代古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的问题领域。但我开始留意起我的对手。荷西有几度以一种颇为幽默的方式，提出一些让我在专业上有点下不了台的问题。我不会说我在这些对话当中学到了什么，但我对自然科学里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是我从未注意到的。

　　荷西相信，地球生命的进化，绝对不是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一连串有意义的过程。他指出，像人类的意识这么重要的特色，就不能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之后、任意产生的特性，而它根本就是进化的目标。一个星球可以发展出更为专门的感觉系统，这几乎是自然的律法，他也提出几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在没有任何内在遗传联结的状况下，地球上的生命之所以进化出眼睛与视觉，以及它不只一次向上发展，或是发展出直立行走的能力；因此在自然之中，也有一种潜在的渴望，要拥有远眺智慧的能力。

　　比较伤感的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那是受到皮尔?泰赫?加登的影响。但接着我开始研究生物学，自然将这种进化目的论全抛在脑后。为了科学之故，我觉得我得提出一点反驳。我代表的是一个庄严的殿堂，或许有点庄严过度了。

　　我同意他的说法，在生命的历史上，看、飞、游泳或直立行走的能力，都曾经一再进化。例如，眼睛就被发明过四五十次，而昆虫演化出翅膀供飞行之用，时间比爬虫类早了一亿年。最先飞行的脊椎动物是翼手龙。它们大概在两亿年前演化完成，然后和恐龙一同灭绝。翼手龙的飞行方式很像大型蝙蝠，我解释道，它们没有羽毛，因此不可能是现代鸟类的始祖。始祖鸟是最古老的鸟类，一亿五千万年前便已存在，它其实是一只小型的恐龙。鸟类翅膀和羽毛的演化情形与翼手龙截然不同……

　　“翅膀和羽毛，”他插嘴道，“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一夕之间吗？或是大自然‘知道’它要怎么走？”

　　我笑了。他又一次碰触到那异议的小小核心，虽然这一回我觉得他的问题有点夸张。

　　“不太可能。”我说，“问题是，那是几千万代一系列的突变所造成。唯一的法则是不变的：为生存而奋斗的同时，一个占有些微优势的个体，就会有较大的机会将基因流传下去。”

　　“如果在翅膀还派不上用场之前的好多世代里，便发展出这些笨拙翅膀的基本要素，这对个体有什么好处？”他问，“这些尚未发育完全的翅膀岂非只是缚手绊脚，让动物个体比较无法攻击与防御自己？”

　　我试着画出一幅爬虫类爬到树上捕捉昆虫的画面。只要有一点点羽毛的样子，都会有利于动物的跳跃或是逃下树干。刚开始是变形的薄皮，这些薄皮愈是畸形，愈是有利于它的跳跃、操作或拍打，而它的后代也有更大的成长机会。即使是最原始的蹼，对于（部分或全部水生）动物在水中的生活也会带来莫大助益。我回到羽毛的演化过程，并指出，鸟类为了维持恒定的体温，羽毛也相对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虽然这并不是羽毛演化的“目的”。要有羽毛的最主要益处，大多和动物的行动有关。但是这种情况也可以倒过来解释。羽毛在帮助鸟类的祖先行动方便之前，刚开始是要让它们享受隔离的好处。最近发现的羽翼恐龙显然有利于这个方向的理论。

　　“然后蝙蝠来了，”他说，“终于连一些哺乳动物也开始会飞。”

　　我想我说了些关于空中的地盘已经彻底为鸟类所占，蝙蝠狭小的生存空间成为昼伏夜出的猎食模式。蝙蝠不只是发展出翅膀而已，它们还演化出所谓的回声定位技能。

　　“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荷西认为，“因为，究竟是哪一个先来，回声定位或是真正的飞行能力？”

　　我没有时间回答，因为就在那个时候，罗拉来到桌边，加入我们的行列。当时我又成为庄家，她还是无法摆脱比尔，但她带着哀怨的眼色望着我，为她在机场对我的冷淡而请求原谅。她站在吧台边，喝着一杯红色的饮料，当她终于穿过餐厅，我抬头看了一眼，给了她一个位置，这是我最拿手的把戏。马利欧从邻桌取来一张椅子。

　　“给我一个活着的星球……”荷西又开始了。

　　“就这一个！”罗拉打断他的话头。

　　她热切地指指外面的棕榈树丛，虽然外头黑得无从辨识。我还记得她的帆布背袋上，挂着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徽章。

　　荷西笑了。

　　“给我另一个活着的星球。我觉得很有自信，它迟早会发展出我们所谓的意识。”

　　罗拉耸耸肩，荷西继续说下去。

　　“要反驳这个想法，我们就得找到一个星球，上面繁殖了形形色色的生命，但没有一个拥有这么复杂的神经系统，让一个人在早晨醒来时想着：‘存在或不存在’，或是‘我思故我在’。”

　　“这不是太过以人类为宇宙中心了吗？”罗拉问道，“大自然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而存在。”

　　但现在荷西开始了他的滔滔雄辩。

　　“给我一个活着的星球，我会非常乐意指出一大群活的水晶体。而且请稍等，我们很可能并不知道，我们是在瞧着一个有意识的灵魂，有发展潜力证实自己的存在。”

　　安娜又一次来为他助阵：“他的意思是，每一个有能力的星球，迟早都会达成某种形式的意识能力。从第一个活着的细胞到像我们这样复杂的有机体，有可能会分出许多歧路来，但目标是一样的。宇宙努力地想要看清自己，而那只俯瞰着整个宇宙的眼睛，就是宇宙自己的眼。”

　　“这是真的。”罗拉说，同时她重复了安娜所说的话，“那只俯瞰着整个宇宙的眼睛，就是宇宙自己的眼。”

　　整个晚上我绞尽脑汁，试图忆起究竟在哪里见过安娜，但是始终聪明不起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更多地了解她。

　　“你个人的意见呢？”我问，“你应该也有自己的信仰。”

　　她努力设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一字不漏记得她说的话：

　　“我们无法了解自己是什么。我们是没人要猜的谜语。”

　　“没人要猜的谜语？”

　　她冥想着。

　　“我只能为自己解答。”

　　霎时，她望进我的眼里。然后她说：“我是神祇的存在。”

　　除了荷西之外，我或许是唯一注意到，这个回答伴随着一抹莫测高深的微笑。马利欧显然并未观察到，因为他睁大那双棕色的眼睛，说：“所以你就是上帝？”

　　她坚定地点点头。

　　“是的，”她说，“那就是我。”

　　她那种理所当然的回答方式，就像有人问到她是否生于西班牙一样。而且她又何必迟疑呢？安娜是个骄傲的女人，根本没想要解释她为何与神有所牵连。

　　“好极了，”马利欧勉强同意，“恭喜你了！”

　　他这么说着边走向吧台。我想他还对那纸牌游戏念念不忘，至少他明白自己为何没赢过一局。

　　此刻安娜笑了开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但她的笑声感染力极强，我们爆出了一场哄堂大笑。

　　现在约翰来了，手上拿着一杯啤酒。他和那对美国来的少年佳偶闲聊了一会儿，但是始终在我们桌边徘徊，因此必然听到许多我们的谈话内容。

　　我们在桌边多摆了一些椅子，不久我们就成了六人小组，因为马利欧很快带着一杯白兰地回来，嘴里哼着一首普契尼歌剧里的调子，我想是《蝴蝶夫人》。马利欧向罗拉自我介绍，而罗拉也向安娜与荷西介绍了自己。

　　这位英国人说：“我不巧听到你们在谈什么‘意义’或‘目的’等等。好，很好。但是，我相信像这样的问题应该要由一个规则来判断，而且要回溯既往。”

　　没有人听懂他话里的意思，然而这并未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某一特定事件在发生的当时，意义往往不很明显，一直要到很久以后人们才会了解。因此事物的成因都是事后才会变得明朗起来。这是因为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时间轴。”

　　还是没有一个人点头，甚至没人要求他说得更明白一些。

　　“想象一下，”他说，“如果我们在地球上的这个地方见证到某些事件，假设现在是三亿年前。我觉得我们的生物学家应该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期有些认识。”

　　我立刻接受了这个挑战。我们正处于石炭纪末期，我说。然后我简略说明当时的植物生态，第一只会飞的昆虫，以及最重要的，第一只爬虫类，它刚逐渐演化成形，因为地球上的环境已经比泥盆纪和下石炭纪时期干燥。不过两栖类在陆栖脊椎动物来说，还是占绝大多数。

　　约翰切入道：“在羊齿类植物与线轴一般的爬藤植物之间爬来爬去的，是一些大型的，像蝾螈之类的两栖类，还有一些爬虫类，包括那些即将孕育我们这个物种的爬虫类。如果我们处于当时的那个环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觉得眼前所见的一切荒谬绝伦。一直到现在，回头看看，才能看出一点道理。”

　　“因为没有那个，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马利欧问。

　　英国人迅速点了下头，而我则补充一句：“不过你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是三亿年前的那一切发生的原因吧？”

　　荷西对约翰的加入感激莫名，要求他继续。

　　“我只是认为，三亿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地球上的生命毫无意义，或是没有目的，那就未免太早下定论了。它的目标只是还来不及开花结果。”

　　“那么目标又是什么呢？”我问。

　　“泥盆纪是孕育理性的胚胎阶段。我相信，我们可以合理地说，胚胎的形成有其目的，但是我无法主动认同一个生命在孕育的前几个星期，它自己便能够有任何目标，一个胚胎绝对做不到这点。因此，如果今天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针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提出妥当的答案，同样也稍嫌过早了一些。”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在寻找答案的路上？”罗拉问。

　　他再度点了点头。

　　“今天我们是跑在前头，但还没有抵达终点。只有在一百年或一千年或十亿年之后，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因此，在遥远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便将是此时此地发生的一切的原因。”

　　他继续说了一点，解释他所谓的“理性的胚胎阶段”指的是什么，但我认为桌旁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他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作家海阔天空的想象罢了。

　　“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将时光倒转，”他说，“假设我们见证到太阳系的形成。我们得看着大自然那怪兽一般的力量，想想是不是会觉得有点不安？大多数人当然都会信誓旦旦地说，眼前所见只有毫无意义可以形容。我想这样的说法也是言之过早。”

　　安娜与荷西都在点头，这位英国人继续道：“或者我们可以再回溯到更早。想象我们看到了宇宙大爆炸，宇宙时空形成的基础。如果我见证到当时发生的事，我相信我会厌恶地吐口口水。这么夸张的爆竹是要秀给谁看？但现在我会说，大爆炸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回想它。”

　　“我们！”罗拉大叫，“为什么始终都是我们？为什么不是青蛙或是大熊猫？”

　　约翰定定地瞧着她，一边作了总结。

　　“那些认为宇宙没有任何意义的人或许错了。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强烈觉得大爆炸有其目的，虽然它背后的目标还看不见，至少我们是看不见。”

　　“我觉得你把每一件事情本末倒置了，”我反对道，“当我们谈到原因时，总是指发生在前面的事。原因绝不能属于未来。”

　　他乜斜着眼睛望着我。

　　“这可能就是我们错误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整个观点倒转过来。假如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不是从第一只两栖类演化而来，我们才能够说，地球上的生命荒诞无稽，毫无意义。但是谁能够取代我们，说青蛙有能力回答萨特的问题？”

　　罗拉完全无法容忍这样的观点。她狠狠地瞪了约翰一眼，说：“好吧，青蛙就是青蛙。比起人类就是人类来说，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它就比较没有意义。”

　　英国人同情地点点头。

　　“没错，青蛙就是青蛙。因此它们做的就是青蛙的事。但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做人类该做的事。我们会问每一件事情有什么意义或目的。泥盆纪的生命充满了意义，这是对我们说的，对青蛙而言却并不然。”

　　罗拉一点都不服气。

　　“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所有地球上的生命都一样有价值。”

　　我还无法确定约翰打算说到哪里，但他似乎还没打算结束。

　　“这个星球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生命。那么很明显地，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除了单纯的存在之外，没有什么伟大的目标。但谁会来提出这点呢？”

　　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下了结论：

　　“如果没有大爆炸，一切都将完全虚无而没有意义。当然，对虚无本身来讲，它或许比青蛙和蝾螈还不清楚何谓没有意义。”

　　我注意到安娜和荷西不断地交换眼色，私下将约翰的言论，和他们在岛上游荡时所说的那些神秘的西班牙格言牵连在一起。它们之间有所关联吗？这是事先安排的游戏吗？那个英国人会是这些奇特诗文的作者吗？几乎所有马拉福的观光客都在谈论同样的主题，岂非太不寻常？

　　安娜延续自我介绍的过程，询及罗拉的来处。她说她是旧金山人，读的是艺术史，不过近来她在阿德雷德担任记者。最近她得到美国一个环保基金会的某种工作奖金，而她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要找出所有破坏环境的力量。更明确地说，罗拉的工作就是要作出年度记录，写下有哪些个人和机构为了利润而公开威胁到地球的生存环境。

　　马利欧想知道为什么这趟旅行有其必要，罗拉于是借机说明了目前地球的状况，都是很普遍的观点。她相信生命已经受到威胁，长时间下来，地球可使用的资源将逐渐减少，雨林会被烧光，丰富的生态正在慢慢稀释。她强调，这个过程是完全无法扭转的。

　　“很好！”马利欧同意，“但是把一堆罪犯的名字列在一个刊物上有什么意义？”

　　“他们必须受到制裁。”她说，“截至目前为止，证明的担子全落在环保行动身上。这是我们试着要改变的。我们要把话说明白。”

　　“然后呢？”

　　罗拉开始比手画脚。

　　“或许有一天会有个法律程序。有人得替青蛙出面。”

　　“但你真的相信你这个报告有能力阻止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吗？”

　　她点点头。“这些大嗓门在听到我为什么采访他们时，都会闭上嘴巴，然后当他们了解我访问他们的目的时，态度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他们要给孙子看的：看看那时候你的祖父站在路障前面，大声嘲笑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问题。”

　　马利欧终于听到重点。

　　“你要让他们自食恶果。”他说。

　　我想我一定坐在那儿偷笑。对罗拉的大胆，我其实相当欣赏。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我说。

　　她转头狐疑地瞧着我。我凝视着她的一只绿眼和一只褐眼。她和大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时时提高警觉。

　　“或许我们需要来个公开的斩首示众。”我说。

　　约翰点头表示同意，显得那么同声一气，而再度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在整个宇宙中，”他表示，“人类或许是唯一有宇宙意识的生物。所以，保护这个星球的生存环境并不只是一个全球性的责任，它是全宇宙的责任。有一天黑暗或许再度降临。上帝的精神将不再移动于水平面上。”

　　这个结论没有人表示反对，它似乎将这场聚会集合在静寂的冥想之中。

　　比尔来到桌边，带来三瓶红酒和一杯威士忌。后面跟着六个玻璃杯，由身后一个左耳别了红花的男子端了过来。这个美国人把瓶子放在桌上，从隔壁桌为自己搬来一张椅子。他坐在罗拉旁边。

　　比尔给了每个人一个杯子，指着那三个瓶子。

　　“庄家请的！”他说。

　　我再度有机会研究罗拉对他如何冷若冰霜，我瞥见她对环保工作的投入有点厌世的成分在内。她长得很美，或许看起来有点古怪，但她在那遥远的机场上，并不太轻易移动她的眼睛，或是对一声友善的问候抬眼，离开她的《寂寞的星球》。

　　正当桌上的讨论继续绕着环境打转，我简短地说明安娜与荷西指派给我的任务，我想应该说是提示我的任务。这回罗拉不再隐藏她对我很服气，因此我终于觉得受到一点尊重。我觉得，她多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全世界——在这个岛上亦然——唯一和地球环境问题有所关联的人。

　　如我的想象，比尔隶属于美国那一大群健康情况良好、老当益壮的退休人士。过去他在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工作，属于那种高度专业的专家，对抗没来由的油田爆炸。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曾共事过的人包括传奇人物雷德?阿戴尔。他也曾接受美国太空总署的任务，因此可以很谦逊地说，如今阿波罗十三号已经不再绕行月球，他也有一份功劳。我提到这点是因为如下事件：

　　我们继续讨论了一会儿环保问题，然后这些对话逐渐消失，转进比较快活的话题。比尔受到其他人的怂恿，开始形容他的一些丰功伟绩。听他谈话感觉很愉快，而且他还带来我们正在喝的酒。但是当他开始描绘一次戏剧性的油田爆炸时，罗拉却突然暴跳如雷，扑到比尔身上，开始猛力捶打。

　　“对这个控制不了的爆发感觉如何，你这肮脏的油猪！”她大叫着。

　　我想这个评论实际上颇不妥当，因为这个人刚刚提到，他如何冒着牺牲生命与肢体的危险，而避免了一场大型的油田灾难。

　　这位年轻女子脾气暴躁是意料中事，而且她显然很难分辨积极投入与疯狂之间有何区别。但她对比尔的连续重击使得比尔必须数度曲起肩膀，以逃避她的毒打。在这场暴动之中，有一瓶酒遭到波及，还在里面的半品脱红酒泼到白色的斜纹桌布上。

　　现在比尔做了一件很怪异的事。他把手放到罗拉颈上，好声好气地说：“嘿，好啦！轻松点。”

　　这促成了当晚最惊人的转变，因为罗拉在盛怒当中，突然冷静了下来，速度和她暴跳起来时，同样地令人骇异。我记得当时想到老虎和它的驯兽师，以及他们相互依存的方式：驯兽师需要老虎臣服于鞭下；而没有驯兽师，老虎就没有什么值得生气的。这场混战至少显示，面对控制不了的爆发状况时，比尔奋力对抗的能力真是一流。我最无法了解的，则是它背后的力量是什么。

　　此一事件为那天晚上的聚会画上句号。罗拉先站了起来，谢过比尔的酒，并道过歉，然后出门回她的茅屋。我似乎还记得她一度回头，设法和我的目光接触，仿如我可能拥有什么救赎的力量，可以让她的灵魂脱离苦海。

　　“女人真麻烦。”马利欧喃喃自语——他喝了最多的酒——然后他站起身子也回房去了。

　　那位高大的英国人环顾四周，满意地点点头。

　　“好的开始。”他说，“但是你们打算待多久呢？”

　　我说我会在岛上待三天，比尔也是，接着他就要启程前往东加和大溪地。那对西班牙人在我走后的第二天会离开。

　　打西雅图来的那对新婚夫妇，很早就回他们的蜜月套房去了，园内的服务生都在忙着关灯，清理桌子。约翰喝光他的啤酒，然后从容不迫地动身离去。比尔也为愉快的一夜表示感谢，于是剩下我和西班牙人，在起身穿越棕榈树丛回房之前，还在原处小坐片时。接着我们站了起来，看着蟾蜍在游泳池里跳上跳下，我提到它们也和我们一样会俯泳。

　　“或者正好相反，”荷西说，“我们是向它们学的。”

　　头顶上星光闪烁，像是来自遥远过去的摩斯密码。荷西指向宇宙的夜晚说：“这个银河曾经和它们站在同一线上。”

　　我没有马上听懂他的意思，或许是因为我满脑子都还是罗拉和比尔。

　　“什么？”我问。

　　他再度指向游泳池。

　　“蟾蜍。但我很怀疑它们自己会晓得。我假设它们对这世界还抱持着以地球为中心的观念。”

　　我们站在那儿，惊叹天上的红白与蓝色星光。

　　“由虚无创造万物的几率有多少？”荷西问，“或者正好相反，当然，事物永远存在的机会有多高？或者可不可能这么算，有一天早晨，某个宇宙物质在睡了数不清楚多少年之后醒来，揉揉惺忪的眼睛，发觉自己的意识突然苏醒？”

　　很难分辨这些问题是针对我还是对安娜而发，是对这宇宙的黑夜或是对他自己。我听见自己残破的答案：“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但它们没有答案。”

　　“你不应该这么说，”他回道，“找不到答案并不表示没有答案。”

　　这会儿轮到安娜发言了。她突然用西班牙文对我说话，我一时惊呆了。她直直望进我眼里说道：

　　“一开始是大爆炸，那是在好久以前。只是要提醒你，今晚有场额外演出。你还来得及抓张入场券。简言之，创造观众的时刻，叫好的喊声四起。而且，无论如何，没有观众的捧场，便很难形容这是一场表演。欢迎入座。”

　　我忍不住鼓掌叫好，同时发觉自己已经失态。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我说：“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给我一个微笑代替回答，一抹我只能从游泳池的灯光中捕捉到的微笑。

　　荷西将手环在她的肩上，仿佛要保护她，免于受到这开阔空间的伤害。我们互相道过晚安，分道扬镳而去。在夜晚将他们吞噬之前，我听见荷西说：

　　“假如真有上帝，他必然善于留下身后的线索。不仅如此，他还是个隐藏秘密的艺术大师。这个世界绝对无法一眼看穿。太空藏住自己的秘密一如往常。星儿们在窃窃私语……”

　　安娜加入，他们一同朗诵着荷西接下来的讯息，有如一首古老的诗歌：

　　“但无人忘记宇宙大爆炸。从此以后，神静寂了，一切创造远离本身。你依然得以邂逅一颗卫星，或是一枚彗星。只是别期望着友朋的呼唤。在外太空里，不会有人带着印好的名片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