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平洋探险队已经历险两个月，我的最后一站，是斐济群岛的塔弗尼岛。我的任务是要调查一些外界引进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了解它们对该地的生态平衡有何影响。这包括一些像老鼠、昆虫和蜥蜴这类偷渡客，以及多多少少由计划引进的物种，如小型袋鼠和猫鼬，那是为了控制其他动物，尤其是要控制可能影响新型农作物的害虫。第三种则包括野放的家畜，诸如猫、山羊和猪，也别忘了那些为了烹煮之用而引进的动物——或为了狩猎游戏之用——例如兔子和獐等等。至于引进的植物，无论是装饰用或为了实际用途，物种的名单在每一座岛上都不同，冗长不宜赘述。

　　太平洋南方的这个地带是这类研究的宝山。不久之前，这些单独存在的小岛有它们自己风土特有的原始生态平衡，动植物的种类繁多。今天，大洋洲的濒临绝种动物比例居于全世界之冠——无论以它的幅员大小，或是人口多寡计算。这并不只是因为新品种的引进；在许多地方，森林的滥砍滥伐，以及没有详加规划的农作物种植，都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终至破坏了传统生态。

　　我参观的小岛之中，有几座在不过一个世纪之前，和欧洲文化都没有任何接触。但是接下来就是欧洲最近的一波殖民行动。每一座小岛，每一个新的殖民地，每一片陆地，自然都有各自的故事。但是，生态的后果都是同一种令人沮丧的模式：在轮船夹层中躲藏着的老鼠和昆虫，基本上就是生态的污染源，它们随着第一艘船自动莅临。为了弥补这些生物所造成的破坏，新的物种被引进了。猫是为了减少老鼠数量，蟾蜍是要控制某些昆虫，尤其是甘蔗的害虫。不久，这些新的物种便成为更可怕的害虫，破坏力远超过那些老鼠和昆虫。因此必须引进其他的杀手。最后，这些动物本身又会成为生态的另一个大灾难，不只影响到一些鸟类，还危害到许多独特的原生爬虫类。因此又需要体型更大的杀手。诸如此类，薇拉，无休无止。今天，我们更相信毒药、病毒和各式各样的不孕剂，换句话说，就是化学战与生物战。但是，要形成一条新的食物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真的可能做到的话。相对地，要破坏地球花了千百万年才形成的生态平衡，却是易如反掌。但是这个世界率性而为的作风并没有国界。我在想着那骄傲自大的剽悍与愚昧行径——在白人前来兴学之前，毛利人和美拉尼西亚土著有着如此丰盈的资源未经开发。我在想着利益与贪婪的愚昧行径。现在我们用些好听的话来粉饰这一切，例如“全球化”和“贸易协定”。这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食物已经不再作为果腹之用，而是一种商品。人们过去都可以由土壤中取得所需的一切，但是到了今天，人们已经制造出成山成海、毫无用途的手工艺品，供最富裕的人挥霍享用。我们不再过着简朴而衣食无虞的日子。天堂的岁月已经过去。

　　你比谁都清楚我对爬虫类的兴趣。自从少年时期，我对远古时代地球上的生物便深深着迷，因此我才会成为生物学家，而那还是在恐龙突然蔚为风尚之前的事。我想知道这些特殊的爬虫为何会灭绝殆尽。还有一些从来没放过我的问题也时时吸引着我：如果恐龙没有绝迹，现在的世界是何等样貌？我们那个老祖宗，那小巧的地鼠一般的哺乳动物又该如何？更重要的是：恐龙可能会有哪些遭遇？

　　在大洋洲，我有许多机会研究几种远古时代的爬虫类。有一种重要的动物是古老的鳄蜥，它住在纽西兰附近的一些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冒着惹你不悦的危险告诉你，当我见到最古老的爬虫类在联合古陆块仅余的古老森林里活得神采飞扬时，内心充满了如梦似幻的感觉，我实在很难形容。这些原始爬虫类住在地底的洞穴里，通常都和海燕住在一起。长到七十厘米长时，体温大约只有摄氏九度，它们可以活上一百多年。你如果在夜里看见它们，会觉得好像回到了侏罗纪的时代，当时冈瓦那古陆块正要和劳亚古陆块分开，那些巨型恐龙才正要进化出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喙头目爬虫变得和其他的蜥蜴不同，成为一种小型而韧性极强的爬虫类。它唯一的现存代表就是鳄蜥，有大约两亿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变化。

　　这简直令我难以喘息，薇拉。鳄蜥的存在，其令人惊异的程度，不下于人们在这些孤绝的岛上发现一只史前时代的小鸟。是的，像这样的事件的确曾经发生过，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非东岸的外海，曾有一艘渔船捕获一条肉鳍鱼，即所谓的腔棘鱼类。这种叶状鳍的鱼类对进化十分重要，因为你我和每一个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都是这些动物的子孙，而这些动物在一九三八年的圣诞节之前，都只能在化石中发现，而且人们假设它们在大约一亿年前都已经绝迹。腔棘鱼和鳄蜥都可以称得上是“活化石”，或许我应该加个“截至目前为止”。自从鳄蜥在纽西兰广为繁殖至今，也还没有几年。

　　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同僚对动物物种的描绘令人感到激奋。我的兴趣总是集中于物种的进化，这总是要大幅依赖化石的遗迹。上个世纪最轰动的化石，无疑就是最新发现的羽翼恐龙。这项发现提供了绝对的证据，即小鸟是恐龙的后代。你或许也可以说，小鸟就是恐龙！

　　我并不是说，我对老骨头和化石不感兴趣。然而，自从我开始和存活的物种打交道以来，我就宁可自己进行野地调查，不要利用别人的专题论文，让自己浸淫在比较有系统的分析中。至于鳄蜥——和其他特有的古老物种一样——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居住地本身在一亿年来都保留住完整的原貌。啊，是的，我不否认，当我俯瞰那些绿色、青绿色和淡蓝色的珊瑚礁岩，从一座小岛飞到另一座小岛时，偶尔会觉得自己像是当今的达尔文。

　　在斐济群岛，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研究那些稀有的冠毛鬣蜥，它们唯一的居住地是一些在一九七九年之前还没有人提过的小岛（由约翰?吉本首度对外公布）。斐济群岛有两种鬣蜥，这点本身就够迷人，因为在亚洲，除了斐济和东加群岛之外，还没有人发现过这些物种。人们总是假设它们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从南美洲搭上漂浮的植物残骸，来到这里！这当然是一种可能，因为搭乘木筏漂洋过海之类的事，或许并非仅限于灵长类。然而，南太平洋大学的彼得?尼维尔教授曾经指出，斐济群岛鬣蜥的生物历史，或许比我们原先的估计来得长远。他写道：“最近发现的鳄鱼半化石——它有能力游上一千公里——意味着鬣蜥在当地存活的时间超过我们原先的想法。我们认为它们是从联合古陆块过来的遗物，当斐济——和其他像纽西兰、澳洲和印度——还属于尚未分裂的大陆板块之时。鬣蜥还出现在马达加斯加岛，它在一亿五千万年前，也是联合古陆块的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不应该再唠叨我的研究。你会有很多机会看到它们，这份报告应该会在跨越千禧年之际面世。还有，当然，你得先有兴趣才行，请给我这点保证。

　　我正从奥克兰港返家途中，纽西兰航空公司每星期会有几次给乘客方便，从纳地和夏威夷飞到洛杉矶，再转机到法兰克福。没有人在家等我——真的没有——因此我决定要在斐济群岛停留几天，有一部分原因是要消化我在热带群岛中的所有印象，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希望在继续长途旅行之前，能够稍微伸展一下躯体，恢复体力。我在十一月抵达大洋洲时，已经在斐济群岛待过一个星期，但我还没有机会去拜访这个岛国的精华部分。我指的是塔弗尼岛，人们往往称之为“斐济的花园岛”，因为它茂密的花木举世无双，有如世外桃源。

　　那天早晨由纳地到塔弗尼的班机已经客满——结果是我的行李随着那客满的飞机而去，我和另外四名乘客则被挤进他们所谓的“火柴盒飞机”。我告诉你，真的是名副其实。我们确实必须爬进那袖珍的六人机座。机长欢迎我们登机，他快活地宣布，这趟旅程很不幸将不提供点心，并要求我们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在中央通道上走动。他在旅客之间，成功地挑起一阵断头台式的幽默，而且他向我们行礼的手，有两只手指断了一半。“中央通道”有六呎宽，机上的人都不可能去想到食物的问题，因为打从飞机起飞，乱流便将飞机甩来甩去，引擎则是疯狂地拖着我们，飞过维地雷福岛上若隐若现的塔马尼维山。

　　据说机长是个退休飞行员，他决定搬到斐济群岛，只因为他拒绝挥别驾驶杆及高度计。但他算是个好得可以的家伙；我坐在那儿，两脚顶着他的椅背，他却不断转头对着我们开心地微笑，问问我们都是哪里来的。每逢有人问起我们目前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他就热切地指着下方的珊瑚礁、海豚与飞鱼，天南地北地闲聊。

　　你大概猜得出来，我在那儿如坐针毡，一颗心都快跳出来。我很习惯搭轻型飞机，在前一个星期里，我除了从一座小岛跳到另一小岛之外，其实是一事无成。但我必须承认，搭上只有一位飞行员的飞机实在让我坐立难安。你大可以说这种恐惧感完全没有理性可言，完全是一种怪癖；是的，我好像可以听得见你这么说，因为汽车也一样只有一位司机，而且，你说，死在路上的人，要比在空中阵亡的人多太多。这或许也对，只是突然间的微恙不振实在很难打折了事，尤其当你身处五十万呎的高度，而机长已届古稀之年。在这种热带气候的热浪之下稍感晕眩并非完全不可能，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就是很难避免。

　　在这许多旅程之后，我担心的不是技术过失；相反地，我怕的是根本上的不足。我静静坐着，一种不过是凡人的感觉油然而生，且滋长着，一只血肉充填的脊椎动物被绑在飞机座椅上。英勇地坐在我的前座、操纵摇杆的男子也是一样的，而他的年纪比我大了三十岁。这项认知带来一种难以平复的症状，像是抵达马拉松赛跑终点之前的脉搏速度，而如果我的心脏每分钟跳动两百次，那么，我想，都是拜这位飞行员之赐；遑论他的胆固醇有多高，他的心血管状况如何。我对这位殷勤和蔼的家伙一无所知，也没帮他做过医学测试，更不知道他那天早餐吃了些什么。然而，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垂老驾驶的内在自我毫无所悉，这点更是令我有如芒刺在背。或许他相信永恒的生命——这是具有危险性的思维，从事他这种工作的人不能有这种信仰——我的意思是，没有副驾驶，机上只有付钱的乘客；毕竟这种情形不多。他可能最近为一名女子所骗。或者他可能坐在那儿，带着骇人的消息，就在那天早上稍晚，他必须供出自己盗用巨额公款。无论塔马尼维山、海豚或是珊瑚礁都不能带给我丝毫愉悦。它在我的下方无限遥远之处，我却被关在这里，我出不去，我逃不了。我想念我的琴酒，如果我带着它，绝对会将它凑到唇上，丝毫不感到羞耻。我只是很幸运地将行李送到预定行程中的飞机上，我那一瓶镇定剂就在皮箱里。

　　这和我的“害怕飞行”完全没有关系，薇拉，同时我希望你会明白，截至目前为止，我的一切描述都不是旅行见闻演说。我想表达的，只是我自己对生命的觉知。就某方面来说，它和我如影随形，不过在正常时刻，它只会在两种情境之下浮现：当我在早晨醒来，以及偶尔喝醉的时候。是他们说的，微醺状态，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比起混乱的日常意识，醉酒的时刻会引发一种比较赤裸、未经修饰、而更为诚挚的心理状态——至少是在谈到大问题的时候，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我将自己持续存在——或是不存在——的任务，交给一位退休的飞行员，在一架火柴盒飞机里，机舱的窗户有裂缝，各种仪器都像拼装组合而成，因而我突然冷静清明得可以直达性灵层面。唯一的不同点是，我的机能比前述二种更加警醒，因为我既非呈半睡眠状态，我的神经元突触也没有遭到酒精麻醉。

　　好，这是我第一次搭上一架只有一位超级耆老驾驶员的飞机，这个人只能用三个完整的指头握着操纵杆，另两个指头只有一半。至于我，只要是新的一天开始，我都会醒来，不过我也经常会喝个几杯，让自己进入一种更真实高贵，而且其实更清醒的心理状态。因此实在有必要更进一步谈谈我当时的感觉与想法，当我从纳地飞往塔弗尼岛，在那云端的七十五分钟。也正是时候，因为我不久就要开始描述我和安娜与荷西相见的情景，当然还有高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提到他，虽然我和他的谈话让我在岛上的时光生色不少。

　　有些事情，我总担心对你说并不恰当，虽然我觉得自己一定曾经提过几次。我指的是一个早期的童年经验，发生在靠近奥斯陆的老家。当时我一定是在成长中的七八岁时候，不过反正那是在我的八岁生日之前，因为就在那个时期，我们家搬到马德里住了四年。我还记得我在树林里的小路上跑着，口袋里装满了四处找来的榛果，我想立刻拿给我的母亲看。突然间，我看到一只小鹿躺在潮湿的森林地上，满地铺着秋天厚厚的落叶。那些叶子令我永远难忘，因为有一些，我记得，也落在小鹿的身上。我以为小鹿在睡觉，虽然不是很肯定，我还是悄悄爬近小鹿身边，想碰碰它或帮它把身上的黄色红色叶子拨下来。但是小鹿并不是睡着了。它已经死亡。

　　这只小鹿竟然死了，我竟然是那个发现小鹿死去的人，这实在太丢脸，我绝对不敢告诉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祖父母。假如那只小小的鹿可以躺在森林的土地上一无生息，那么要轮到我躺下死掉也是一样容易的事，而这个洞见——虽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大多数儿童却总是受到保护而无从得知——此后便跟随着我，成为一种肉体的知觉。我自作聪明地将它隐瞒下来，却自然将此事件化为伤痛——让我直觉地想去找牧师或去做心理治疗。假如我当时是去找妈妈哭诉，几乎就可以确定我会得到力量，来克服这场不愉快的经验。但是我不能说，对任何人都得保持缄默，因为这实在太可耻，太不名誉。一阵光芒耀眼刺目，让我看到，我也是个血肉之躯，此刻存在于地球上，但是这个人，终有一天将不复存在。

　　面对小鹿的那场遭遇也让我对大自然产生兴趣。至少，在那遍地落叶的森林里，一次天启的经验影响到我未来的专业研究方向。因此，当我还是个喜欢追根究底的十二岁少年，就已经知道宇宙大爆炸和宇宙广远的距离。我总是觉得我所居住的世界已经有五十亿年的历史，宇宙的年纪比它老了三四倍。

　　这种我可能会完全停止存在的想法，这种我只能来这里走一遭、再也不能回头的想法，让我觉得惊悚不已。因此我得设法稍稍安慰自己，我将自己和我那短暂的生命放在一个比较广大的背景中，认识到个体不过是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中，极微渺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碎片，附着在比我强壮伟大太多的事物身上。同样地，我试着去增加对自我的认同感，我自己的自我，但总是得牺牲那小小的自我，那个在任何时刻都可能遭遇和那小鹿一般命运的我——那已遭分解，仍深埋在我潜意识内的残骸，不再起身，不再动弹。我练习着，随时都在练习——虽然我的进展实在有限，无法真正将自我解放。每天早晨它冲击着我。我是唯一的我，我就在这里，只有在这个时刻，你我都背负着宇宙本身存在的意识。

　　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一个人的生命，你可以说它平凡而值得敬重，或者是一个有智慧的杰作，但是这么说不见得可以让你觉得心平气和。我——这个可怕而有意识的灵长类——有能力在记忆里拥抱我们宇宙的全部过去，从大爆炸到比尔?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这两个我们当代最负盛名的人，到能够叫出除了这两人之外的人名，但是明白这点还是无法让我安顿下来。拥抱更远大的时空并不能让你心情宁定，我想还正好相反：它只会雪上加霜，或许比较有效的是找个心理治疗师，将我潜意识里那浮肿的动物尸体挖掘出来——虽然我相信为时已晚。

　　说完这个，我们可以再回到那狭窄的飞机座舱，那里不是只有那早晨昙花一现般透亮的光——它总是在刺激我的神经，说我是个过度理性的脊椎动物，总不时地要面对一个只剩几个月生命的事实。这些见解在那七十五分钟内承受密集的检验。现在情况更加危急，因为很可能在几秒钟之后，我的生命就要在地球画下一个休止符。控制飞机的那只灵长类不经意地摊开一张大地图，将它塞到坐在我右手边的一位女性灵长类膝上，而她自称为罗拉。我实在不喜欢飞机的航空术堕落到这样的水准，椅子向后靠到接近好色边缘。我说了这些话，并不表示我觉得这些同机的乘客不是好伙伴，相反地，每一个我都很喜欢，如果要寻求安慰保护的话，我还可以把头靠在他们每个人腿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可怜的蜥蜴，一只全身痉挛而其实应该留在地面上的生物，这使我更加相信，这位已经玩腻人生、稍嫌太过自大的人，正在驾驶飞机的老先生，是一只蜥蜴的后代。因为你正在读这封信，同时由于你几个月后在沙拉满加遇见过我，你知道那架飞机着陆的时候还是完整的一架。重点是，这趟飞行挑起了一种难以脱离的感觉，我只是个处于生命正午时刻的脆弱脊椎动物，事后证实，这种感觉在剩下来的半天之内都没有消除。

　　塔弗尼岛的机场名为马提，它似乎是专为火柴盒小飞机设计的。飞机跑道是一条狭长的草地，两边种满四方飘摇的椰子树，就连机场建筑物本身看起来都比较像是个路边的巴士站，里面几张蓝色长椅和一个迷你电话亭。我的行李按时抵达之前，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马拉福植物园派来接机的车子和载运行李的飞机同时抵达，我得忍受这辆车子三天时间。

　　我并不想岔开话题，我得按照适当顺序叙述每一件事情。因此，如果我想绘画，粗略地画上几笔“花园岛”，并不是要显示我粗心散漫，而只是要让安娜和荷西有个所在的环境，根据我的记忆，他们永远都是互有关联的。

　　至于“花园岛”这个名字其实应该改为“最后的天堂”。因为“最后”（last）在几十年后，可以很容易便改为“失落”（lost）。我可以向你保证，大多数观光客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改变。

　　我们这个物种向来觉得“最后”与“失落”都有种奇特的魅力。想到未来的世代可以享受某些事物，你会觉得欣慰，但是比起看到某些即将灭绝的事物，这种快乐感就差多了。最后一眼总是最珍贵。就像悲伤的亲属在争论着，究竟谁和亡故的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逐渐地，当世界越变越小，观光事业的区隔越来越精细，我预见死亡观光业光明的未来：“看没有生命的贝加尔湖！”“只剩几年马尔代夫就要沉入水中”，或是“你或许是最后一个看到老虎的人”！找到的例子将是不可胜数，因为天堂越来越少，它们在逐渐萎缩，遭到掠夺，但是这并不会阻止观光业的发展，正好相反。

　　比起许多我参观过的小岛，塔弗尼岛到目前为止和西方世界的接触还算幸运。是这个火山岛起伏的地型限制了观光客与种植业的发展。黑色熔岩的海滩也让观光客却步，小岛东北角的海岸确实培养出几个未遭破坏的白色珊瑚沙岸，不过这里的问题就是雨量太多。这种肥沃的火山土加上丰沛的雨量，使得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殖民者在这里发展了一些农业。一开始，高经济价值的棉花是主要产品，但是当棉花价格急剧下滑，南端的甘蔗园就开始显现其重要性了。今天，椰子树和观光业是这个小岛的最主要经济事业。这里的观光业指的是所谓的生态观光业，因为在这里除了享受繁茂的树林之外，基本上是无事可做的；没有购物中心，没有夜生活或现代化的四层楼饭店区，这个岛上没有电视连线，电力也不足。

　　最后两项使得街谈巷议的传统依然留存。岛上在下午六点钟天色便暗了，然后就轮到各种流言上场。或许某人去钓鱼了，某人到了森林深处探险，第三个人在某一条河流遇到一个迷路的美国人，每一个人都有话要说。古老的神话与传奇也生意盎然，因为在塔弗尼岛，除了自娱之外，没有其他娱乐。来自全世界的潜水夫和潜艇换气装置，都是为了要在这令人惊喜振奋的彩色万花筒里，观赏珊瑚和海底生物。此外，小岛还拥有全世界最奇异的鸟类，稀有的蝙蝠，而且你还可以到森林和丛林中漫步，当然，还可以在沙滩上和迷人的瀑布下方游泳。

　　这里有一百多种鸟类，其中有些是当地的特产——像是带着橙色胸部的著名鸽种——没有人在这里引进印度猫鼬。然而，为了控制昆虫在植物上的数量，人们带进鹊鸟与蟾蜍。鹊鸟占去天然住民的空间，蟾蜍则将原住民青蛙赶到更深的森林里去，但是塔弗尼岛独特的鸟类族群还是完整得令人讶异。蝙蝠也是一样的，其中包括巨型的狐蝠，它的翅膀宽达五尺，它也被称为飞狐或“贝加”。水煮贝加在较年长的居民眼中是一道美食。

　　塔弗尼岛有一千多种已经确认身份的植物种类，其中有不小的比例是本地特有的物种。沿岸有大片红树林和椰子树，小岛内部则是繁芜蓊郁的羊齿雨林和本地特有的树木。今天还有大量的热带花木，如兰花和芙蓉等等。斐济的国花塔吉毛西亚花就是只能在这里和临近的凡纳雷福岛上看到。

　　在这里，水中动物的种类是最多的。你甚至不需要换气装置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鱼、软体动物、海绵、海星和珊瑚。谈到南太平洋和塔弗尼岛四周的海域，很难不用这样的形容词：“名副其实的万花筒”、“七彩缤纷的彩虹”。我有种感觉，许多物种都比外界的一般物种更为精致迷人。

　　谈到岛上原来的地面脊椎动物，除却它那多种多样的鸟类不提，每一类都有代表性的动物，虽然种类并不多。在一九三六年从夏威夷进口蟾蜍之前，两栖类的最佳代表是青蛙。除了鬣蜥之外，唯一的爬虫类就是几种壁虎和蛇。然而，今日最引人注目的爬虫类就是具有娱乐效果的家居蝎虎，虽然在一九七○年代之前还没有它的踪迹。蝙蝠是唯一值得夸耀的原住民哺乳类，它有属于自己的绝妙生态环境，因为它的适应能力极度与众不同。三百五十年前，最先来到岛上的人类居民必然是将它们和玻里尼西亚鼠一起带来，以作为一种食物来源。

　　因此，塔弗尼岛的脊椎动物原住民是以鱼、青蛙、蜥蜴、鸟、蝙蝠和斐济人为代表——目前有一万两千人。这座小岛于是展现了一种风格独特、而且近乎是透明的脊椎动物发展史。

　　事后看来，我们不难理解，这个星球上的脊椎动物如何依照我们定义的阶段演化至今，从鱼类到两栖类，从两栖类到爬虫类，最后从爬虫类进化到鸟类、蝙蝠和斐济人。

　　你是否想过，人类自治史的“主流”纯粹是依照进化的条件而来，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我们这些脊椎动物在许多方面还是非常古色古香的？或许你曾想过，人类的骨骼和蜥蜴及蝾螈是多么的类似。果真如此，相对地，你还会注意到，假如我们以树干来比喻史前的骨骼、锁骨及拥有四肢与五只手指及脚趾的模型，大象和骆驼就像从树干上掉下来的、相当怪异的水果。从泥盆纪被压挤的生物，到今日人类征服月球，道路上走的其实是像蝾螈一样的两栖类、像哺乳类一样的爬虫类，以及最后的灵长类。道路上当然还有许多出口，还有一些溜滑的路段，这一切便构成迷人的公路网。

　　现在我几乎可以听见你抗议的声音，你喊道，我怎能如此以人类为中心呢？进化无论如何并不是一种线性的过程，它也不是刻意安排而来；进化所暗示的大多是树丛和花椰菜，而不是直线或树干。我有什么权利在芸芸众生之间，找出一两样物种，说它们比较具有代表性？不过这就是我现在要说明的；我只是觉得自己和蜥蜴的亲属关系，重于和狐蝠或蓝鲸之类的哺乳动物。我不是蝙蝠或蓝鲸的后代，也不是长颈鹿的子孙，更不是猩猩演化而来，我是肉鳍鱼，然后是两栖类，然后是比较像哺乳类的蜥蜴的直属后裔。

　　岛上脊椎动物的零星分布让我觉得，它是地球上生命演化的一个活生生的伟大图形。我发觉自己置身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展示厅里，我想的并不只是青蛙、蜥蜴、蝙蝠，以及斐济人的四肢和它们共有的五趾结构，只不过斐济人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脚掌和脚趾，在每一点上都和蜥蜴的四肢一般华美。

　　谈到斐济人，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老鼠和蝙蝠之外，他们食物中唯一的肉类就是彼此。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食人风是很普遍的，而在二次大战末期，还有一位落单的日本士兵威廉被斐济人当生菜沙拉吃掉。小岛有能力将雨林和环境保护得如此完整，这点实在功不可没。我并不是想利用我们或许称之为互相耗损的方式来进行人口控制，而是这种食人的行径，算得上是自然生态用来预防白人侵略行动的措施。亚伯?塔斯曼（一###三年）和詹姆斯?库克（一七七四年）都曾经航过斐济群岛，但是因为传闻这些“食人岛”十分危险，而使得他们不愿冒险登陆。在丰富号皇家战舰的叛变之后，布莱船长和他的军官驾着一艘小船经过几座小岛，而即使像他们这样的饥饿与疲累交迫，也还是不敢去偷个椰子果腹。在十九世纪初期，第一批欧洲人抵达这片小岛王国。有些故事说道，传教士受到热情的欢迎，还设宴款待他们吃些真正的土产菜色；气氛很是融洽，因为餐后他们照例宣布，饭前菜是女人的胸部，主菜是男人的大腿，甜点则是人脑。土著甚至用人手设计了一种方便执用的四尖叉。有一位传教士——很讽刺地，他叫做贝克牧师（有“面包师”之意）——自己就在一八六七年被变成了食物。因此接下来就是大炮、枪和火药，剩下来的就是殖民的历史了。欧洲人在斐济群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除价值不菲的檀香木，稍后，他们进口六千名印度种植工人，因此群岛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印度人。流入的这批人力带来一系列传染病与疾病；首先是霍乱，它造成几座小岛杳无人烟，一###○年的一场麻疹，更使得三分之一的斐济人民死于非命。

　　我看出这一切事件之中，隐藏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斐济群岛的某些岛上，生态平衡保持得相当完整，那是归功于白人畏惧岛民的食人恶习而不敢上岸。这种理论相当诡谲，我对这样的文明多少有点同情，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它的人民会自相残杀，但我宁可它是如此，也不要因为竞争而必须灭绝其他的每一个物种。食人主义必须被看成是对我们所谓“天赋人权”的侵害，这点我接受，但是西方国家对生态的唐突莽撞也一样违反了人类应尽的责任。现在，“天赋人权”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我想问的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负起“自然责任”？

　　既然已经触及公元两千年的话题，最后就让我来谈谈另一个与“斐济花园岛”相关，显然似非而是的理论。命运注定它就坐落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因为它正好在东经一百八十度，和格林威治的皇家天文台在同一条线上。严格说起来，这小岛有一半是今天，而另一半则是昨天。或者当然还可以说：有一部分是今天，另一部分是明天。我称此为命运的原因是，在人烟聚集之处，塔弗尼岛将会是领先见到第三个千禧年的地方。不会没有人注意到它的。

　　我不是唯一被陆虎越野车接走的人。另有两位客人也要前往同一个目的地。我们在机场等待行李时，曾交谈数语。其中之一是罗拉，她和我们那位老飞行员调情之时，曾显示她对飞机的热爱，当时我正在翻阅地球的家族照片，一场走过一场，从寒武纪早期的第一个细胞分裂，到我自己被分配在这世上的时刻。

　　罗拉来自阿德雷德，年近三十，颇具姿色。棕色发亮的皮肤，长长的黑色发辫，看上去有几分印第安女子的风貌。在她的诸多特色之中，有一项是，她的一只眼睛是绿色，而另一只则是褐色。有些人在绿色的眼睛里，会有一小片褐色，或是在棕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的绿色，但她有完整的一只绿眼和一只褐色眼睛，这是一种稀有基因，我不记得曾经见过。我还注意到在她那不容小觑的帆布背包上，有一枚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徽章。罗拉够迷人，算得上独树一帜，让我忍不住要对她多看一眼，但她对机场上肤浅的萍水相逢显然不屑一顾，一心埋首于她的《寂寞的星球》（一本知名的旅游指南），忙着要读懂这个小岛。

　　我的另一位同伴是比尔；我想他应该也提过他的姓，但我一转头就忘了。他已经五十好几，来自加州的蒙特雷市，他显然是个由年轻人负责供养的退休老人，手头宽裕，追求冒险。我很快为他勾勒出一幅图形，他是个典型的北美个性代言人，也就是毫无限制地、尽其全力体验世上的所有欢娱，而没有配偶、子女或密友之类的社会关系让他分心。比尔有点像个孩子。我记得，当时我想到有些人从来都不会长大，只是变得非常有钱——往往也非常年迈。

　　来接我们的是个英国人，自称约翰。他身形壮硕，大约六十开外的年纪，不穿鞋至少也有六呎三吋高，一头灰色的头发，以及已经接近纯白的两旁鬓毛。后来我才晓得他并不是马拉福的员工，而只是和我们一样的观光客。因为园主正忙，所以他主动来接我们。他似乎很想赶紧认识新的客人。

　　汽车不久便行过乡间小路，朝马拉福植物园驶去，我对当地的美景惊诧不已。该植物园内有十座茅屋，还有一栋总馆，散布在一座老旧的椰子农庄里。这些茅屋，在他们岛上被称为“布尔”，都建在山脊上，在茂密的丛林和摇摆的椰子树之间，俯瞰着大海。因此几乎无法从一座茅屋远眺另外的一座，或至少遥望别人的门。总馆的建造方式比较像是岛上传统的社区活动中心，墙壁四面开放，挑高的山形屋顶上盖着棕榈叶。它壮观的木头地板上有一个可以作为接待区的空间，有酒吧和餐厅，名称是响亮的“瓦纳纳福”，还有一片宽广的舞池。

　　在登记进入旅馆的手续完成之后，我们在酒吧里一一接受欢迎，被献上椰子，外加一个绚丽的芙蓉花圈和一根草。我们坐在那里闲聊，而马拉福那天早上必须上班的人一一来向我们问好。“布拉！”他们说，“布拉！”在斐济群岛，人们经常将这句土著问候语挂在嘴上，以至它几乎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但比起大多数其他语言的相对文字来说，它的意义更为广泛。“布拉”可以代表的意义从“嗨”、“哈罗”和“日安”，到“你好吗”、“好好玩”和“再见”等等。

　　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叫“法兰克”，比尔是“比尔”，罗拉是“罗拉”。仿佛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整个地方的人都没有事做，只是全心全意准备迎接我们的到来，让我们觉得像是精英一样特别。我们来到马拉福是打算涤净自我，重生成为一个全新的个人。比尔发现斐济文的“马拉福”意指“宁静详和”，罗拉则是想找个最合适的地方，去看看该岛名闻遐迩的鹦鹉。

　　有人陪我经过一座游泳池，穿越棕榈丛，到布尔三号，片刻之后，我在阳台上坐了下来，望着大海，满心虔敬地品尝那今日世界已然寥落的自然珍宝。我指的是宁静——人类这个种族基本上已经将它完全根除。

　　我终于又站在陆地上，虽然我实在无法感觉到自己已经确实降落，真正把那班飞机抛诸脑后——即使我已经确知，飞回纳地的班机上一定会有我的位置。我还处于一种坐立难安的恐慌之中，我相信自己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精神状态。感觉起来像是我在享用一杯冒着泡沫、令人兴奋的透明酒精，但是心里明白，这回它绝不会离开我的身体。

　　我听过医生变成忧郁症患者，登山的人患了惧高症，牧师失去他们的信仰。我也一样惨。我是个古生物学家，结果却怕起了骨头。我是个动物学者，却无法接受自己也是动物的事实。我是进化生物学家，却发觉很难忍受自己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有半生的时间在检视哺乳动物残留的骨骸；带着穷根究底的热情，我将自己完全投入分析死去的动物残骸，而今我竟已经滋生出一种几近恐慌的恐惧感，因为总有一天，我也会把我自己的一小堆骨骼，存到我所耽溺的同一群素材之中。我觉得自己已经破产，但是谈不上像是着魔一般，只是出现了绝对直觉的觉醒。释迦牟尼佛见到一个病人、一个老人及一具尸体。我在孩提时代便误打误撞地遇到一只森林里的小鹿尸体，而今——在纳地到马提一段惊险万状的飞行之后——旧伤再度见光。

　　再一次，我将长长的影片转回到四十亿年前地球生命开始的时刻。我看的是自己的历史，我自己的祖先，而不只是我和那活在几亿年前的，小小有如哺乳动物一般的爬虫类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再往前，回到原始的爬虫类，两栖类，肉鳍鱼，无脊椎动物，并回到全世界第一个活着的细胞。我不仅是一个活在几亿年前，像哺乳动物一样的爬虫类的后代，同时我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有着那么古老的基因。无论以细胞分裂，或是以生物化学转换流程，甚至以分子生物学来说，我都是未曾中断的长链中最后的一环。我逐渐明白，我的构造原理和那简单的单细胞有机体并无二致，它终究是我的祖先。严格说来，我只不过是一枚细胞的殖民地——一个重要的分别是，我的细胞比培养皿内的细菌更容易进行合纵连横的工作，它们的分化也比较大，因此比较能够进行较为激烈的责任分担。但是我，一样是个别细胞所形成，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根据一个较低层次的共同起源，即遗传密码——那个杰出的计划，它埋藏在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里。单是遗传密码本身就代表着好几亿年来各种细微改变的累积，是轻率的核酸不经意的戏耍玩弄。然而就基因来说，我不过是完全相同的两个细胞所完成的巨型结构。至于这些超无性细胞繁殖系统是如何彼此联系？甚至是如何为了整体的最大利益而开启与关闭自己的基因？这是地球上的一个重大谜团。

　　进化的真正策略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事实，即每一个世代都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成长存活；没有选择就没有进化。后代永远必须有所耗损，生存的永续战役，这都是进化的支柱。但是我坐在这里。我坐在大洋洲的一座小岛上，像一个少得不能再少的少数例外，像是连续得到一千次乐透彩券的第一特奖。我——我指的是我的系谱，我的族谱，我自己的未曾中断的接合子系列和细胞分裂——都经历千百万个世代而幸存。在每一个世代里，我都能够首先分裂我的细胞，然后繁殖，受孕或是产卵，然后在最后一个阶段，抚育下一代。假如在我那许多百万个祖先之间，只要有一个，例如在泥盆纪过着湿冷生活的两栖类，或是二叠纪的一只爬虫类爬在羊齿类植物之间，只要有一只在性成熟之前便倒毙——就像在挪威家中，那只可怜的小鹿——我就不会坐在这里的阳台上。别告诉我说我看得太久远，我还可以更往前去：在两三亿年前，只要有一次细菌细胞产生致命的突变，我就看不到白天的阳光。我是来自一个特定的细菌，完全来自那个细胞——且让我们称之为细胞ZYG31?郾514?郾718?郾120?郾211?郾212?郾091?郾514，在细胞殖民地KAR251?郾512?郾118?郾512?郾391?郾415?郾518之中，在一百八十度的子午线上，在热带魔羯座往北几度的地方。我绝不会有另一次机会，我绝对无法得到另一次机会。因此我历经好几十亿次的危险而侥幸存活，但是如此，就是这样，我的祖先们总是能够——哦，是的，哦是的——他们总是能够将基因的接力棒传过来，而且是毫发无损地，薇拉，总是能够安安稳稳地传将下来，虽然总是会定期微调，产生对后代最有利的变异。因此总是会有一个新的接力赛选手，还有下一棒，还有好几百万棒，面对最不可思议的几率，终于轮到我，但是还有新的一棒要来，还有另一棒，或许下一代会成长，虽然这不能算是我们的功劳，但终究要算上一笔，因此一再一再地，因为没有人会跌倒，每一个人都在护卫着自己，基因的棒子已经交过几亿棒。因为我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正在想着的事，就某个层面来说，要归功于航空公司，因为他们把我那活过几亿年的基因行李送上更可怕的险境。我冥想着，当我那肉鳍鱼曾曾曾祖母和曾曾曾祖父，它们在泥盆纪里正好是邻居，还在泥堆里爬来爬去，以免因为缺氧而窒息时，我今天早晨的这段幻想曲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就是痛苦的部分——这段冗长而几乎清澈透明得可悲的接力赛就要结束。这个已经进行三十亿年没有一刻暂停、这永无止境的骨牌游戏如今遇到了缓冲器。我已经开始在捡起碎片。

　　我觉得自己的背景很丰富。从第一只两栖类算起，已经过了多少代？从第一个接合子开始，我可以算到第几次的细胞分裂？我拥有如此丰足得令人窒息的过往，却没有未来。此后的我是一片空无。

　　这是我的大脑转动的方式，或许我该加上，我在想着我们两人。我也在静思，当然，我已不再有任何子女。这是对我的另一次责罚，截至目前为止，在我身前几亿个世代冗长丰富的储蓄之后，我是第一个没有孩子的一代。因为，人尽皆知，没有子嗣就无法交棒；这是生物演化的法则之一，没有孩子是一个不利的特性，立刻就要去除。只有那些有自己孩子的人可以梦想着孙子，而没有孙子，你就不可能成为祖父或祖母。

　　我想，这是正当一切都进行顺利的时刻，当我正在赞赏无价的家族光辉。在某一方面我是超级富裕的，我有千百万古老的先人珍宝摆在我的柜子下方。但我在唱着最后一首歌。我已年近不惑，却无法瞥见任何后代的蛛丝马迹。我在世上如此孤独，如此返祖地回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