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说，如果他想把他了解的西班牙的局势及政府的所作所为压缩成6行字，编辑部绝对不敢铅印出来。“你们没这个胆量。”这里是他的充满火药味的结束语：

　　另外，告诉你们的娘儿们朋友斯彭德，我在保留他关于战争的豪言壮语的样品，有朝一日当他因为自己曾经写这些东西而羞耻，就像现在那些曾在一战中搞战争宣传的人如今感到无地自容一样，那时候我会愉快而猛烈地将其擦掉。

　　奥威尔为何偏偏与倒霉的斯蒂芬·斯彭德过不去，把他当作自己发泄怒气的出气筒，其中原因不是十分清楚：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文坛有关西班牙的诗词、叙述和宣传作品举不胜举，比起这位28岁《维也纳》（1934）和《破坏元素》（1935）的作者，冒犯奥威尔的蹩脚者大有人在。其实，那时他只是从报纸文章中得知斯彭德的。似乎他把斯彭德作为一个怀有良好意愿的，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左翼分子的化身。这类人单纯热情，对危急事件缺乏了解，且理解不深。几年后，同样奥登也遭到粗暴的对待。

　　1937年的下半年，奥威尔除了偶尔去伦敦及别处，一直都待在沃林顿。他一面喂养着动物，摆弄着花园，一面埋头写着未来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回过头看看这段时期他的生活吧，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谁能不惊叹他的变化呢？在18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就职于汉普斯德的一家书店。如今，他却是有家室的人了，带着永恒的政治信仰，带着喉咙处遗留的弹孔，劳作于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小农场里。不仅仅他的生活改变着，窗外的世界也在变化着。战争迫在眉睫：奥威尔这一阶段的信件及日记充满了对即将到来动乱的不祥之兆。同时，过去的恐惧不能置于一边。1937年夏天奥威尔几次的沃林顿之外的远行都与西班牙有关。比如，7月底，他前行布里斯托尔参加声援斯特拉福德·考特曼的大会。考特曼卷入了统一工党的是非之争，被当地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开除在外，住所也遭到了愤怒的纠察队员的监视，而这些纠察队员是他过去的战友。8月初，他参加了独立工党开办的暑期班，地点在莱奇沃思附近。约翰·麦克奈尔作了九个月的战争的报告。大家为死难者——亚瑟·钱伯斯和鲍勃·西米雷——默哀2分钟。然后，马约里、布兰思韦特等几个人谈了他们的经历见闻。奥威尔也叙述了一下，但很勉强。

　　许多年后，雷纳·赫彭斯托尔回忆起大概在这段时间与奥威尔的一次奇特的接触。那时，赫彭斯托尔新婚不久，住在汉普斯德的客居两用房。赫彭斯托尔夫妇在一家当地的意大利餐馆招待了奥威尔。这家餐馆饭菜价廉。饭后，他们盛情邀请他留宿一夜。赫彭斯托尔家里没有多余的床，但他们有一把“多功能的椅子”可供这位客人使用。然后，3个人在同一房间睡下了。夜里，玛格丽特·赫彭斯托尔醒来，发现奥威尔在来回走动，一丝不挂。他立即向女主人道歉解释说，自己在找厕所。话语彬彬有礼，毫无一丝尴尬。玛格丽特·赫彭斯托尔确信自己一直面朝墙壁，直到奥威尔完成此项大业回来。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出奥威尔性格的一面：超然脱俗。在这些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奥威尔表现出轻松自在，换了别人的话，难免会局促不安的。安东尼·鲍威尔还记得几年后发生的又一件事情。在一次举办的较小的舞会上，大多数到场的客人身着晚礼服，奥威尔则穿着蹩脚的灯芯绒衣服。他停下含混地问主人鲍威尔：他这样穿着可以吗？鲍威尔想，如果他回答不行，奥威尔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也许，把奥威尔说成脱离现实生活有夸张之嫌，但他有时的确表现得过于自我专注，对周围事物过于冷漠。

　　奥威尔其实对人们如何看待他非常在意，特别是当他从巴塞罗那回来后的几个月，有人对他充满敌意时，他更是如此。8月底，他曾写给维克托·戈兰茨一封长信，催促他能够从中斡旋，以解决自己同《工人日报》之间的纷争。戈兰茨与该报社关系甚密。《工人日报》对奥威尔的兴趣始于3月。那时哈里·波利特·把奥威尔的作品《通向威根堤之路》作为打趣取乐的对象（“我相信，如果奥威尔先生听听左派书界是如何议论他的书，那他就会下定决心不会再写他弄不懂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工人阶级身上有臭味”的看法就一直被认为是出自奥威尔之口（事实上，奥威尔声称中产阶级是被教导这样认为的。——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奥威尔请戈兰茨转告报社编辑，如果他们在重复这个“谎言”，他就要发表他的回赠的言辞了。同时，奥威尔还关注着另一场重大的战斗，那就是针对刚从西班牙归来的统一工党的退伍军人的“有组织的诽谤”。比如考特曼，住房遭到监视，本人被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开除——这还算不上严重的境地呢——除此之外，他还被人在信中诬陷“拿着佛朗哥的贿赂”。如果奥威尔受到这样的诬告的话，他必定会上诉的。关于工人阶级“有臭味”的议论已渐渐平息下来，但一个月内，奥威尔仍在《工人日报》笔伐统一工党的战斗中出头露面，尽管是匿名的。事端的挑起者是弗兰克·弗兰克福特。他是独立工党阿拉贡分遣队的队员，长期在外流浪，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在奥威尔逃离巴塞罗那的时候，他还逍遥在那里，但那时他已脱离了政党。他曾被短期关在监狱里，不过倒并不是因为政治异端，而是因为他从教堂窃画的偷盗行为。回到伦敦，他曾在九月初去过独立工党的办公室。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还领取了发给从西班牙归来的退伍军人的补贴。一个星期后，《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来自巴塞罗那的谴责统一工党作为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声明，作者姓名为“F.A.弗兰克福特”，日期为三星期前。具体指控如下：统一工党与民主主义者之间表现出“公开的友善行为”；在阿勒库比雷一次一辆轻型机动车夜晚越过法西斯战线时，考普分遣队的哨兵却置若罔闻。弗兰克福特到处散布弥天大谎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无人知晓。恶意中伤肯定有之。后来他对奥威尔的言语的狂轰滥炸完全出于个人的情绪。当然，他的政治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奥威尔发表在9月24日的《新领导者》反驳中的潜台词却只集中弗兰克福特的个人的道德品质上。这份驳辞得到了所有能联系到的有关人员的签名。弗兰克福特曾表明“统一工党似乎很愿意将我剔除出去”。其实，不辞而别就离开阵线，没有被枪毙，他应该算是幸运的。奥威尔推断，这份声明是由巴塞罗那的一位记者草拟，弗兰克福特为了“保全自己小命”在上面签了字。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显然，弗兰克福特是一个为非作歹的无赖，如同苍蝇一般，哪里有腐肉，就飞到哪里。他对奥威尔的一切评价不值得认真看待。多年后，在与安东尼·鲍威尔通信中，他曾声称他遭到枪击时，一直在同奥威尔谈话。但这似乎不可能的。那时，与奥威尔在一起的是来自美国的民兵托洛茨·米尔顿。

　　沃林顿的秋天在消逝，《向卡德罗尼亚致敬》也初稿渐成。随着佛朗哥的军队缓慢却残酷地挺进共和国的领土，奥威尔逐渐地意识到了共和国最终的命运，他过去原有的热情消退了。他曾于10月份在索思伍德镇向康诺利谈起他一直过着“很有趣的生活”，但目睹着战争以后的情景，他感到悲伤得“心都快碎了”（在西班牙时，康诺利曾一直想看望奥威尔，但一直未能成行，他所到的最远处不过是弗雷加）。奥威尔手头拮据，但近18个月的经历至少为他提供了一块可供他耕耘的文学田地。他继续写着关于西班牙的书评，并开始不时地写一些越来越平常的反映英国经济萧条时期的报道。例如，《时代与潮流》的秋季摘要中，包括詹姆斯·汉利的《灰色孩童》，沃尔·汉宁顿的全国失业劳工运动的《贫困地区问题》，还有关于宪章运动的历史。12月初他曾向穆尔讲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草稿已完成。他还提到一部小说，内容是“一个男人度假，力图暂时逃避来自社会来自个人的责任”。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小说《游上来吸口气》的内容。

　　也许奥威尔想过，以后的生活这样度过：一年写一本书，守护着沃林顿的小农场，守护着艾琳。但几个月的生活已经让他吃到了苦头。他本来身体健康状况就不太好，还未从战壕的艰苦生活中恢复过来，现在条件如此恶劣，自然如同雪上加霜。呈现在部分因病而退役的奥威尔面前的是沃林顿的刺骨萧瑟的冬天。1938年初雷纳·赫彭斯托尔造访了他的住处。那里与世隔绝，一派衰败的景象。在雷纳·赫彭斯托尔的眼中，这“算不上一个好的庄园”，相邻的村子也是“荒芜凄凉”。臭气熏天的棚子里养的两只山羊似乎是奥威尔畜牧业全部的经营范围。马路对过是狭长的一片菜地，是他和奥威尔共同开挖出来的。赫彭斯托尔注意到，尽管天气严寒，也没有暖气，但奥威尔夫妇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尽管奥威尔的书已完成，预计春天出版，但去年的事情仍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他曾为亚瑟·柯斯特勒的《西班牙自白》写过评论。柯斯特勒在西班牙是《新闻编年史》的记者，在马拉加陷落后曾没经任何审判被投入监狱之中。此外，奥威尔还曾为《时代与潮流》做读者咨询。一位读者询问为何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对西班牙的冲突著书提出看法观点，奥威尔如数家珍倒出自己在《新政治家》手下的遭遇。不过，倒是没有泄露什么机密——《新政治家》被他以“一家有名的周刊”一笔带过——卷入是非争端的人都不知晓奥威尔到底把矛头指向了谁。这封信使得雷蒙德·莫蒂默感到很恼火，但他表面上却彬彬有礼（他的回复是“你所说的并不是十分真实的”。），他根本没让编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后来，雷蒙德被告知奥威尔这样做是经过政策的审查的，他这才出于礼貌向奥威尔表示了歉意。尽管奥威尔并没有因此而与其一刀两断，而且以后又为该报写过两三次的评论，但递给他的这束橄榄枝他却婉言谢绝了。他对雷蒙德说：“我认为《新政治家》应该为它片面的观点而受到应有的责备，我想你不能责备我。”他和雷蒙德关系一直很好。后来，他同金斯利·马丁见面时，也许又谈论此事，而马丁一直称这是“一场误会”。但奥威尔绝无原谅之意。

　　1938年初，战前那种若有若无的飘落流离之感——旧通道已关闭，新途径尚未开启——又充斥着奥威尔的生活。他离开了戈兰茨——他的主要资助商——转而投奔另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虽对他热情有加，但却未与他达成商业联盟。他的书已存放在印刷所，但这类书的市场已经饱和。眼前前景黯淡，他只得勉强地但却是真诚地准备应聘《勒克瑙先驱报》的一份工作。他的态度严肃认真，2月中旬他前往伦敦，接受了印度办事处A霍顿·乔伊斯顾问的审查。乔伊斯顾问认为奥威尔是一个不安定分子，若是纸上合同到期，奥威尔还会继续留在印度，从事“极端分子的活动”。其实，暗地里已有人向《勒克瑙先驱报》的编辑德斯蒙德·杨提醒要提防奥威尔，但奥威尔似乎把这件事看作是十拿九稳的。在同乔伊斯会面的前两天，他还告诉杰克·康芒，他不太想做事情，不过这倒是一次良机去见识一下“有意思”（奥威尔所用的形容词）的事情。实际上，他想做的无外乎过上几个月的“行僧的日子”，好好构思他的小说。

　　但是，由于他的身体日趋恶化，去印度、写小说以及诸多事情都被搁置到了一边。3月初，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具体的情形并不是很清楚，但据艾琳讲，他在3月8号开始“病倒”，在随后的一周里，他的病一直没起色。在他写给康诺利的3月14号的信中，他提到，他吐血并准备去肯特郡的一家疗养院进行透视。疗养院名为普雷斯顿·霍尔，在爱来斯福特附近。劳伦斯·奥桑尼斯是那里的会诊医生。就在这封信写过之后，奥威尔的病情甚至达到病危。在艾琳写给杰克·康芒的3月15号的信中，谈到了“危险的昨天”，谈到了血似乎无休止地流着。——康芒显然曾从邻村被喊来帮忙。奥威尔在3月15号就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考虑到路程的遥远，就在前一天晚些时候，派来了一辆救护车。奥威尔自始至终对自己的病都是悲观失望的。无疑，医生总是告诉他没什么大病。在他大出血前几个小时，他还这样对西里尔·康诺利这样说，让他放心。不管怎样，他总归可以找借口不去印度了，其实，本来他就不想去。他病得很重，医生让他彻底卧床休息几周。直到9月1号，他才出院——从入院那天算起，已经是5个半月了。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最有可能，最顺理成章的病因是肺结核。就在7月底，奥威尔35岁生日的前3天，艾琳给德尼斯·金法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头两个月里，他的两片肺叶都有结核病状。这在当时是“毫无救治希望”了。然而，为奥威尔治病的医生却判定他的主要疾病是支气管扩张，他先天支气管就有缺陷。这个诊断结果即使对于一个门外汉，也是莫名其妙的。奥威尔的病历表明，他曾3次咳出血来。看来，这样的诊断更是荒谬无比。但是，想想当时的一切还处于开发治疗肺病的早期阶段。X光线透视技术还处在襁褓之中：证实与结核状况类似的肉状瘤的存在，耗费了10年的时光，更不用提新药了。不管对他的肺病如何裁定的（医生发现肺部有非传染性机能障碍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治疗方法都是一成不变的：休息，加强锻炼，不要过度劳累。与他身边亲近的人相比，他更加镇定自若。在奥威尔入院后的一、两周后，他曾写信给杰克·康芒，大部分在谈论康芒的即将出版的书《七变》。他无所畏惧地郑重表明：“我认为我没生什么大病。”

　　另一位文学巨匠也染有肺病，他就是D.H.劳伦斯。直到临终，劳伦斯也一样固执地称自己的病状是“支气管问题”。奥威尔的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许他工作，不许他下地，大部分时间在病床上，他只有玩玩字谜游戏，与同室的病友不咸不淡地聊上几句。隔壁的小病房的病人回忆到，奥威尔是一个“不吭声的人”，他的衣服外表很特别：一双特大号的鞋，一件红色翻领套头毛衣，一件外套。这件外套挂在形销骨立的他的身上，轻飘飘的。他唯一解闷的时候是当一群人接连不断地看望他的时候。除了他的亲密朋友康芒，赫彭斯托尔等之外，《阿黛菲》杂志前任编辑马克思·普洛曼和他的妻子多萝西也来了，并且还带来了小说家L.H.迈尔斯。迈尔斯在奥威尔的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陪同普洛曼夫妇一起来的还有约翰·斯克茨，他是一位保险经纪人。他们通过《争论》杂志打上交道的。奥威尔的《目睹巴塞罗那》就刊登在此份杂志上。谈话转向国际形势，奥威尔表示应该反对战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奥威尔在给南希·库纳德调查表的回复中曾草率地评价过斯蒂芬·斯彭德，康诺利竟带着他来了。康诺利与斯彭德两人同是一个名叫国际反法西斯联合的新政治核心小组的发起者。如同以往一样，面对面的交往使奥威尔良心开始感到不安，尽管对方仅仅在6个月之前还被他批驳得体无完肤。四月初，奥威尔写信给斯彭德，就“言辞激烈的回复”表示歉意。对斯彭德的毁谤是由于“当时我同你私下里不认识”。斯彭德被这个明显的180度的转弯弄得莫名其妙。他想知道，为什么奥威尔要收回自己的攻击之辞？难道仅仅因为两人见了面？人与人之间的共鸣要比印刷出版的虚假的字词重要，他断然地对斯彭德说。“我见到你，即使我不太喜欢你，我也应该改变我的态度，因为你若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会立即想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赋予思想的漫画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