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出生前，我梦想着成为一名“柯达爸爸”，摆弄着照相机，组装了一本记录重大事件的相册：玛吉出生后的瞬间；玛吉第一天上幼儿园；玛吉从幼儿园、小学、高中乃至大学毕业。

玛吉不会上一个懒散的都市大学，例如纽约大学、福德姆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不，我可爱的女儿会在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优美的大学度过四年。那学校是那么高雅，常春藤联盟与之相比都显得低俗。她一头金发，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和一名信仰新教圣公会教义的长柄曲棍球明星兼波士顿婆罗门家族后裔一起在草坪上散步。他叫道格，拥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宽大有力的肩膀和真诚直率的目光。他会叫我先生，用他那诚实而富有男子汉气概的方式用力握我的手。他和玛吉会在校园里的新教圣公会教堂举行婚礼，在飞扬的五彩碎纸中走过由长柄曲棍球球棒搭成的拱形门。长柄曲棍球是较高阶层的人们的运动项目。

我这个骄傲的柯达爸爸会到场，等待着我的第一个外孙或外孙女诞生。那孩子具有一半爱尔兰天主教徒血统，一半波土顿婆罗门新教圣公会教徒血统。将会举办一个洗礼仪式和一个花园招待会。我会举着柯达相机快速地拍照：白色的帐篷、戴帽子的妇女、神情柔和的来宾，还有怀抱孩子，拥有舒适生活、社会地位和安全感的玛吉。

当我拿着玛吉的奶瓶，给她换尿布，在厨房的水池里为她洗澡，录下她喀咯的笑声时，就是这么想的。她出生后的头三年，我把她固定在一个小篮子里，骑着自行车沿布鲁克林高地四处游玩。她开始蹒跚学步后，我带着她去操场。她发现沙子和其他孩子后，我就偷听周围母亲们的谈话。她们谈论孩子、丈夫，还有如何迫切地想重返真实世界的工作岗位。她们会压低声音，小声地说些事。我不知道该不该换个地方。不，她们已经怀疑我了。这个在真正的男人都上班的夏日早晨和母亲们坐在一起的家伙是谁？

她们不知道我出生在较低的阶层中，利用女儿和妻子让自己轻松进入她们的世界。她们担心幼儿园、学前班之前会发生的事。我学会了让孩子忙起来。在沙坑里疯玩几分钟是可以的，但应该安排和监督她的游戏。你不可能光有足够的安排。如果孩子具有攻击性，就要担心了。安静呢？同样担心。这些都是反社会的行为。孩子们必须学会适应，否则……

我想送玛吉上公立小学，要不就上街南面的天主教学校。但艾伯塔坚持送孩子去一座曾经是新教圣公会女子学校、爬满常青藤的楼。我没有心情争吵。在那儿只会更加受人尊重，我们还会见到些较高阶层的人。

哦，我们真的见到了。有股票经纪人、投资银行家、工程师、古老财产的继承人、教授和产科医生。在聚会上，他们说：你是做什么的？当我说我是个老师时，他们就转过脸去了。我们在科布尔山的赤褐色砂石楼房有按揭；我们展示我们的好心肠与笑容，还有我们自己，以跟上已经中产阶级化的人们的脚步。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我受不了了，不知道如何当一个丈夫、父亲、两个房客的房主和中产阶级的合格成员；不知道如何做事，如何穿着，如何在聚会上聊股市，如何打壁球和高尔夫球，如何给人一个让人产生性冲动的握手并看着对方的双眼说：很高兴见到您，先生。

艾伯塔说她想要一些不错的东西，可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我不在乎。她想沿着大西洋大道看古董，而我想到萨姆·科尔顿位于蒙塔古街的书店和他聊聊天，或者是到巧言玫瑰酒吧和扬克·克林喝杯啤酒。艾伯塔谈论安妮女王时期的桌子、摄政时期的餐具柜、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口水罐，可我一点也不在意。她的朋友们谈论着品位。当我说品位就是想象力消亡时突然冒出来的东西时，她们突然冲着我发起火来。空气里密布着品位，我感觉快要窒息了。

婚姻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争吵，玛吉陷在中间。每天放学后，她不得不遵循罗得岛北方佬外曾祖母传下来的生活惯例：换衣服、喝牛奶、吃饼干、做作业。做完这些后，才能出门，你就应该这么做。你母亲小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晚饭前，你可以和克莱尔玩；吃晚饭时，你得和父母坐在起。只是因为你，他们才有礼貌。

清晨解救了夜晚。玛吉从蹒跚学步到学会走路再到学会说话后，她会做梦似的来到厨房，像做梦似的说，她要和克莱尔一起飞过四邻，降落到外面的街道上。四月，她透过厨房的窗户看着远处盛开的木兰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永远拥有那种颜色。为什么绿色的树叶要赶走可爱的粉色？我告诉她所有的颜色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节日，那似乎让她满意了。

和玛吉一起度过的清晨就像我和父亲在利默里克度过的那样，是金色的、粉色的或者是绿色的。我独自拥有他，直到他离去。我拥有玛吉，直到一切都土崩瓦解。

平日里，我步行送玛吉上学，然后坐地铁去斯特伊弗桑特高中上课。我那些十来岁的学生与荷尔蒙作斗争，或者与家庭问题、离婚、监护权大战、金钱、毒品、信仰的毁灭作斗争。我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感到难过。我有一个完美的小女儿，永远不会有他们的问题。

但是我有同样的问题，玛吉也有。婚姻破裂了。贫民窟里长大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好女孩没有共同之处她们在卧室窗户上挂小窗帘，戴齐肘的白手套，和好男孩们去参加舞会，跟法国嬤嬤们学习礼节。她们被告知：女孩们，你们的节操就像是一个跌落的花瓶，你可以修复裂痕，但是裂痕会永远存在。贫民窟里长大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可能会回想起他父亲说过的话：填饱肚子后，一切才会有诗意。

那个爱尔兰老人曾经对我说过，我母亲也曾经警告过我：和自己人待在一起。和自己人结婚。熟悉的魔鬼比不熟悉的魔鬼好。

玛吉五岁的时候，我搬了出去，和朋友住在一起。但那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想要和女儿一起度过清晨，想坐在火炉前的地板上，给她讲故事，听“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当然，经历了这么多年，我可以维持这个婚姻，可以打领带，陪玛吉到布鲁克林高地四处参加生日聚会，取悦女人们，打壁球，假装对古董感兴趣。

我步行送玛吉上学，拎着她的书包。她背着她的芭比午餐盒。快八岁时，她宣布：爸爸，我想和朋友们一起上学。当然，她正在离我而去，开始有主见，开始自救。她一定知道自己的家庭已经分裂，她的父亲很快就会永远离开，就像他的父亲很久以前那样。在她八岁生日到来的前一个星期，我永远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