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儿玛吉出生在布鲁克林区贝德福德-斯图弗逊社区的联合医院。她似乎是保育室里唯一的白人，所以将正确的要儿抱回家不成问题。

艾伯塔想要采取拉玛泽自然分娩法，但是联合医院的医生和护土对中产阶级妇女及其怪癖没有耐心。他们没那么多时间给这名妇女还有她的呼吸练习，而给她打了麻醉剂加快分娩，但反而减慢了宫缩的频率，于是急躁的医生用产钳夹住玛吉的头，把她从母亲的子宫里用力拉了出来。我真想给他一拳头，他把玛吉的脑袋夹扁了。

护士把孩子拿到一个角落里，把她洗干净，擦干净。弄好之后，她向我招招手。现在，我可以看我的女儿了。她有一张令人惊讶的红脸和一双黑脚。

她的脚后跟是黑色的。

上帝啊，你把什么样的胎记强加给了我的孩子！我不能对护土说什么，因为她是黑人，如果说我觉得女儿的黑脚不好看，可能冒犯她。我想到了孩子长大后懒洋洋地躺在海滩上，穿着泳衣的样子很可爱，却被迫穿着袜子掩盖她的缺陷。

护士问孩子是不是要母乳喂养。不，艾伯塔曾经说过，她重新工作后没有时间喂孩子。医生采取了回奶措施，想知道孩子的名字。虽然艾伯塔曾开玩笑说用米歇尔这个名字，但她还处在麻醉剂的作用之下，浑身无力。我告诉护士：玛格丽特·安。这是为了纪念我的祖母和外祖母，还有我那出生二十一天就天折在布鲁克林区的妹妹。

艾伯塔被推回病房。我给马拉奇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孩子已经生了，但是她有一双黑脚。他在我的耳边大笑起来，说我是个笨蛋，护士或许采了孩子的脚印，而不是手印。他说他会在狮头酒吧见我。在那儿，每个人都向我敬酒。我喝得烂醉，马拉奇只好用出租车把我拖回去。坐车让我觉得很恶心，沿着百老汇大街，一路吐了过去。司机叫我出二十五美元来清洗出租车。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决定不给他小费。司机威胁说要叫警察。你打算怎么对他们说？马拉奇说，你跟他们说，你是个走之字形的司机，从百老汇的一头开到另一头，让每个人都感到恶心。你就这么对他们说吗？司机气得要下车和马拉奇理论，但是当我那身材魁梧的红胡子弟弟扶着我站在人行道上，很有礼貌地问司机，在他见上帝之前还有没有别的话要说时，他改变了主意，说了些猥亵的话骂我们和爱尔兰人。他闯过红灯，冲着窗户挥了挥左臂，中指冲天。

马拉奇给我拿来了阿司匹林和维生素，对我说，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体就会恢复如初，好得就像雨一样。我搞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好得就像雨一样，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搁置一边了，我满脑子都是玛吉和她那被产钳夹扁了的脑袋。我真想从床上跳下来一路穷追，抓获那个该死的不让我女儿在自己的好时辰出生的医生，但是双腿不答应我的请求。我睡着了。

马拉奇说得没错。没有宿醉，只有高兴。布鲁克林区有个小孩姓我的姓。我将用一生的时间看着她长大。当我给艾伯塔打电话的时候，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笑了，引用了我母亲的话：你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

同一年，艾伯塔和我买下了那栋我们曾经租过起居室的赤褐色砂石房，因为朋友鲍比和玛丽·安·巴伦借给我们钱，而且维吉尔·弗兰克去世了，留给我们八千美元。

我们居住在布鲁克林高地克林顿大街三十号的时候，维吉尔住在比我们低两层的公寓里。他七十多岁，瘦骨嶙峋，满头银发向后梳拢，鼻子坚挺，牙齿完好。我经常去看他，因为和他一起待上一个小时比看电影、电视和绝大多数的书要好。

他的公寓是一居室，带一间小厨房和一间浴室。床就是一张靠墙摆放的行军床。床那边是桌子和装了个空调的窗户。床对面的书架上摆满了关于花鸟树木的书。他说等他买了老花镜后，总有一天会看完这些书。买老花镜可要小心，你走进一家商店问：你们怎么检测呀？商店里的售货员说：哦，没问题，它们很结实。但是你怎么能区分呢？他们不让你戴着眼镜去富尔顿大街四处看看，以防你戴着跑了。那想法真愚蠢，我都七十岁了，怎么能戴着老花镜就跑了呢？他还希望能在他家的窗外看到鸟。但是从这个公寓往外看，只能看到在他空调上私通、叫他滚蛋的鸽子。

他看着它们。哦，是的，他看着它们，用苍蝇拍重重地拍打窗户，对它们说：滚开，该死的鸽子，到别人家的空调上私通去。他对我说，它们就是长着翅膀的老鼠，只会吃东西和私通，私通完了，就一个接一个地在空调上下蛋，就像鸟拉屎似的。鸟，我是说鸟，妈的。我又在说布鲁克林区了。在你卖冷水机的时候，那可不是件好事。就像南美洲山上到处都是的那种鸟屎。那是什么来着？海鸟粪。是的。那东西对作物生长很有好处，但对空调没好处。

除了户外生活的书籍外，他还有一套三册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我翻开其中一册，他说：我不知道你喜欢那东西。你不是更喜欢鸟吗？我对他说，弄到关于鸟的书很容易，但是他的《神学大全》就很少见。他说我可以拿去，只是要等到他死后。但是，别担心，弗兰克，我会把它写在遗嘱里的。

他还承诺把他收集的领带留给我。每次他打开衣橱门的时候，那些领带都让我眼花缭乱。那是我见过的最鲜艳、颜色最丰富的领带。

你喜欢它们，嗯？有些领带要迫溯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男人们知道如何打领带。他们不像那些穿灰色法兰绒西服、害怕颜色的人那样踮着脚尖走路。我总是说，不要舍不得花钱买领带和帽子，因为在你卖冷水机的时侯，得穿得不错才行。我卖了四十五年的冷水机。我走进一间办公室，说：什么？什么？你还在用那些旧茶杯和玻璃杯喝自来水吗？你知道那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吗？

然后，维吉尔站在床和书架之间，像牧师一样摇晃着身子，发表了关于冷水机的推销演讲。

是的，先生。我卖冷水机。我想告诉你，你可以对水做五件事情。你可以清洁它；你可以污染它；你可以把它加热；你可以将它冷却；哈哈，你可以卖它。你知道的，而我也没必要告诉你，办公室经理先生，你可以喝它，可以在水里面游泳，尽管在普通的美国办公室里，没有太多人需要游泳的水。我想对你说，我们公司对喝我们水的办公室和不喝我们水的办公室作了一项研究。你说得没错，你说得没错，办公室经理先生，喝我们水的人要更健康，更多产。我们的水驱逐流感，促进消化。我们不是说，不，办公室经理先生，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水只为巨大的生产力和美国的繁荣负责，而是说我们的研究表明，没有喝我们的水的办公室几乎坚持不下去了。他们绝望了，但又搞不懂是为什么。签署年度合同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份我们的研究报告。不用额外收费。我们将调查你们的员工，估计下你们的水消耗量。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没有空调，那意味着你需要为你的好员工们提供更多的水。我们知道，办公室经理先生，我们的冷水机将人们集中在一起。一纸杯水就解决问题了。四目相触，浪漫故事开始。每个人都开心，每个人每天都急于工作，生产力提高。我们没有接到投诉，切顺利。一份给你，一份给我，我们在做买卖。

敲门声打断了他。

谁呀？

一个虚弱而苍老的声音：维吉尔，我是哈里。

现在不能和你说话，哈里。我这儿来了个医生。我没穿衣服，正检查身体呢。

好吧，维吉尔。我待会儿再来。

明天，哈里，明天。

好吧，维吉尔。

他对我说，那是哈里·鲍尔，八十五岁了，年纪大得隔着晒衣绳都听不到他的声音。维吉尔的停车问题把他逼疯了。他有一辆大车，一辆已经不再生产的赫德森牌汽车。我没说错吧，不再还是再？你是英语老师。我不懂，七年级之后就没再上过学。从圣约瑟夫孤儿院的嬷嬷那儿逃走，我在遗嘱里给她们留钱了。无论如何，哈里有了这辆车。但是有了车，他还是哪儿也去不了，因为那辆车太旧了，没法通过布鲁克林大桥。那辆该死的赫德森牌汽车就是他的命根子。他把它从街的一边搬到另一边，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有时候，他拿来一把铝制的小沙滩椅，坐在车子旁边，寻找第二天空出来的停车位。要不然，他就在周围走来走去，寻找停车位。如果他找到了，就会很兴奋，以心脏病突发般的速度冲向自己的汽车，开到新的停车位。可是等他开到的时候，车位已经被人占了。他的下场就是这样：没有车位，开着车四处转，嘴里骂着政府。我有一次和他一起坐车，他几乎撞倒一个拉比和两个老妇人。我说：上帝啊，哈里，让我下去。可是他不让，我在第一个红灯时从车里跳了出去。他在我身后大喊，说我就是那个打开手电筒让日本佬找到珍珠港的家伙。我说他是个愚蠢的杂种，竟然不知道珍珠港是在大白天被轰炸的。他坐在车里反驳我。这时红灯变成了绿灯，人们按着汽车喇叭喊：谁在乎什么珍珠港啊，伙计，把你那该死的赫德森挪走。他可以每月付八十五美元将车停到车库里，但那比他租车的钱还要多，而那样的话，哈里·鲍尔就要浪费一分钱了。我很节约，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能让吝啬鬼看上去像挥金如土的人。那个词没错吧，挥金如土？我在七年级时就从孤儿院里逃了出来。

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考特大街的一家五金商店，给刚安装的电话机买一个煮蛋计时器。

煮蛋计时器？

是的，那是一种沙漏，里面的沙子在三分钟内漏完。我喜欢煮鸡蛋时用这个计时。打电话的时候，我也会知道三分钟有多长，电话公司那帮杂种就是这样收你钱的。我要在桌子上放个煮蛋计时器，坚持到最后一粒沙子漏下。

在考特大街上，我问他愿不愿意到巧言玫瑰酒吧喝杯啤酒，吃块三明治。他从来没去过酒吧，看到啤酒和威士忌的价钱后吓了一跳。一小杯威士忌就九十美分，不会这么贵吧？

我跟他一起来到一家卖酒的商店，他要了几箱爱尔兰威士忌，还对售货员说他的朋友弗兰克喜欢威士忌。他还要了几箱葡萄酒、伏特加和波旁威士忌，因为他自己喜欢。他对售货员说他不会付那讨厌的消费税。我给你一个大订单，你却让我支持那该死的政府？不，先生，你自己付吧。

售货员同意了，说他会把这二十五箱酒送过去的。

第二天，维吉尔给我打电话，虽然声音很虚弱，可还是告诉我：我有煮蛋计时器了，所以说话得快点。你能下来吗？我需要点帮助。门没关。他穿着浴衣坐在扶手椅上：昨天晚上，我一晚没睡，上不了床。

维吉尔上不了床，因为送酒的那个人将二十五箱酒堆在床边，堆得太高了，他爬不过去，不得不尝了点爱尔兰威土忌和葡萄酒，但也没有多大帮助。他说需要喝点汤，肚子里得有点东西，才不会生病。我打开一罐汤，倒进锅里，加入等量的水。这时，他问我是不是看过罐头上的使用说明。

没有。

嗯，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常识，维吉尔。

常识，狗屁。

他因宿醉而脾气暴躁。听我说，弗兰克，你知道为什么你永远都不能成功吗？

为什么？

你从来不遵照包装上的使用说明。这就是我有钱存在银行里，而你却连一个撒尿的罐子都没有的原因。我总是遵照包装上的使用说明。

又有人敲门。什么？什么？维吉尔说。

佛吉尔，是我，彼得。

哪个彼得？哪个彼得？我从门里看不见。

彼得·布格里奥索。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佛吉尔。

不要跟我讲布鲁克林区的事，彼得。我叫维吉尔，不是佛吉尔。他是个诗人，彼得，你应该知道的，你是个意大利人。

我对那个什么也不知道，佛吉尔。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佛吉尔。

我不想要什么东西，彼得。明年再来。

但是，佛吉尔。你会喜欢我给你的东西的，只花你几个钱。

那是什么？

不能隔着门和你说，佛吉尔。

维吉尔费力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桌上的煮蛋计时器旁。好吧，彼得，好吧，你可以进来三分钟，我正在用煮蛋计时器计时。

他叫我去开门，并告诉得烈蛋计时器开始计时了。虽然沙子已经漏下，但是彼得仍然有三分钟。开始说话呀，彼得，开始讲吧，快点。

好吧，佛吉尔，好吧，但是你在说话，我怎么能说话呢？你说的话比谁说的都要多。

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彼得，你是在自缢。看看这煮蛋计时器，看看这沙子，计时的沙子，彼得，计时的沙子。

你弄这么些箱子干什么，佛吉尔？抢卡车了吗？

煮蛋计时器，彼得，煮蛋计时器。

好吧，佛吉尔。我手里拿的是……你能不看那该死的煮蛋计时器吗，佛吉尔？听我说。我千里拿的是克林顿大街一家诊所开的医用棉垫。

医用棉垫。你又从医生那儿抢这东西了，彼得？

我没有抢。我认识一名接待员，她喜欢我。

她一定又聋又哑又瞎。我不需要医用棉垫。

好了，佛吉尔。世事难料。你可能会生病或者宿醉，会需要这些东西。

放屁，彼得。你的时间到了。我很忙。

但是，佛吉尔……

出去，彼得，出去。那煮蛋计时器一旦开始计时，我就没法控制它了。

我不想要医用棉垫。

维吉尔把彼得推出门外，冲着他喊道：你会把我送到监狱去，你会因为卖偷来的医用棉垫落到蹲监狱的下场。

他跌回扶手椅上，说虽然我没有遵照罐头包装上的说明做汤，他还是想尝一点。他需要点汤来解决胃的问题。如果他不喜欢这汤，就来点葡萄酒，让他舒服点。他尝了尝汤，说：嗯，还不错。他要喝汤，也要喝葡萄酒。我砰的一声打开瓶塞的时候，他叫骂着，说我不能现在就倒酒，得让它歇口气。我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这样的话，怎么能教书呢？他抿了口葡萄酒，想起还得打电话给空调公司，讲讲鸽子的问题。我叫他坐在椅子上别动，递给他电话机和空调公司的电话号码。可是，他还要煮蛋计时器，这样就可以对他们说，他们只有三分钟说出他需要的信息。

你好，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我的煮蛋计时器已经开始计时了，你只有三分钟告诉我怎么阻止这些该死的鸽子。对不起，小姐，我说脏话了。我怎么不让这些鸽子在我空调的室外机上做爱。它们整天咕咕咕的，在窗户上随地大小便，都要把我逼疯了。你现在没法告诉我？你得查一查？你有什么好查的？鸽子在我的空调上私通，你却说要查一查。对不起，煮蛋计时器到时间了，三分钟到了。再见。

他把电话机交还给我说，我和你说点别的事。那个该死的哈里·鲍尔应该为这些在我空调上拉屎的鸽子负责。寻找停车位的时候，他坐在该死的铝沙滩椅上，喂区政厅前的鸽子。有一次，我叫他别喂了，它们只是长着翅膀的老鼠。他很生气，一个星期都不和我说话。可那正合我意。这些老家伙喂鸽子，因为他们不再有妻子了。不再，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从孤儿院里跑出来，但是我不喂鸽子。

一天晚上，他敲了敲我们家的门。我开了门，发现他穿着破破烂烂的浴衣，手里拿着一札文件，喝得醉醺醺的。那是他的遗嘱。他想给我读其中的一部分。不，不喝咖啡，那会要他的命，但是可以喝杯啤酒。

你帮了我，艾伯塔请我上来吃饭。没有人请老家伙上来吃过饭，所以我留给你四千美元，留给艾伯塔四千美元。我把我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和领带留给你。遗嘱上就是这么说的。我把我的领带留给弗兰克·迈考特。他喜欢这些颜色一点也不暗淡的领带。

搬到沃伦大街后，我们暂时和维吉尔失去了联系，虽然我希望他能在玛吉的洗礼仪式上成为她的教父。我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却接到了律师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维吉尔·弗兰克去世的消息和他遗嘱里的条款，因为那和我们有关。但是，律师说，关于《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和领带，维吉尔改变了主意。因此，你们只能得到钱。你们接受吗？

当然，我们接受，但是他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呢？

他听说你去了趟爱尔兰。他很难过，因为你对黄金流量作出了贡献。

这是什么意思？

根据弗兰克先生的遗嘱，约翰逊总统几年前说过，出国旅游的美国人耗尽了这个国家的黄金，削弱了经济。这就是你不能得到那些颜色一点也不暗淡的领带和三册《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原因。明白吗？

哦，当然明白。

既然有了首付款，我们就在附近找房子。女房东霍腾西亚·奥唐纳斯听说了。有一天，她爬到房子后面的防火梯上，我在厨房窗户旁看见她那戴着大波浪假鬈发的脑袋时，大吃一惊。

弗兰基，弗兰基，开开窗，外面很冷，让我进来。

我伸出手拉她进来，可她喊道：小心我的头发，小心我的头发。她牢牢抓着假发，我不得不用力拽着趴在厨房窗户上的她。

唔，她说，唔，弗兰基，你有朗姆酒吗？

没有，霍腾西亚，只有葡萄酒和爱尔兰威士忌。

给我杯威士忌，弗兰基。我的屁股都冻僵了。

给你，霍腾西亚。你为什么不从楼梯上来？

因为那儿很黑，我没有钱让灯整天整夜地亮着。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都能看见消防梯。

哦。

我听到什么啦？你和艾伯塔在找房子？为什么你们不买这房子呢？

多少钱？

一万五。

一万五？

没错。太多了？

哦，不是。好吧。

签订协议那天，她和我们一起喝朗姆酒，说她要离开这房子了，感到很伤心。她和男朋友路易斯·韦伯，而不是和丈夫奥唐纳斯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路易斯在附近地区因为玩数字游戏而出名。虽然是波多黎各人，但是他谁也不怕，甚至不怕那些想接管这个地区的哥斯达黎加人。路易斯走进卡罗尔花园南面的唐氏酒馆，说：这是什么狗屎？对不起，说脏话了。唐很欣赏他的勇气，叫同伙们别过来，不要去麻烦路易斯。你知道的，弗兰基，在卡罗尔花园，没有人和意大利人混在一起，在那儿见不到什么有色人种或波多黎各人。没有，先生。如果你看见，他们都是过路的。

或许黑手党从路易斯身边走开了，但是霍腾西亚说你不能相信他们。她和路易斯无论什么时候出去兜风，都在两人中间放两把枪，她的和他的。他告诉她，如果有人捣乱，让他没法开车，就由她来打方向盘，猛地冲向人行道，他们就会撞上行人，而不是汽车。保险公司会料理后事。如果保险公司不处理，而找霍腾西亚的麻烦，他就给她一些波多黎各人的电话号码。该死的黑手党不是城里唯一的组织。这些家伙会对付保险公司那些贪得无厌的杂种。对不起，艾伯塔，我说脏话了。还有朗姆酒吗，弗兰基？

可怜的路易斯，她说。基福弗委员会找他的麻烦，但是他死在了自己的床上。我再也没有乘车外出过，但是他在楼下给我留了把枪。你想看我的枪吗，弗兰基？不？好吧，我留下它了。任何未经邀请进入我公寓的人都会明白，弗兰基。就在两眼之间，砰，轰隆，他就完了。

邻居们微笑着点点头，说我们买了个金矿。大家都知道路易斯在我们新房子（霍腾西亚还住在这儿）的地下室或者头顶上起居室的天花板吊顶夹层里藏了很多钱。我们只需要把那天花板拆下来，一百美元一张的钱就会一直堆到胳肢窝下。

霍腾西亚搬走后，我们挖开地下室，安装了新的管线。没有被埋的钱。我们拆下假天花板吊顶，砖和梁露了出来。我们敲了敲墙壁。有人建议我们去看心理医生。

我们找到一个只有几缕头发，没有眼睛、胳膊和腿的旧玩偶，把它留给了两岁的女儿玛吉。玛吉叫它“野兽”。在所有的玩具中，她最喜欢它。

霍腾西亚搬到考特大街一个位于地下室的小公寓里，要不就在那儿住到死，要不就回到波多黎各去。我经常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她一起喝瓶朗姆酒，或者把她介绍给维吉尔·弗兰克。这样，我们就可以喝着朗姆酒和爱尔兰威士忌，谈论路易斯·韦伯、黄金流量，还有如何用煮蛋计时器来减少电话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