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了八年的斯塔滕岛渡船。从布鲁克林区坐地铁到曼哈顿的白厅大街，步行到渡船码头，往旋转门的投币口里投入一个五美分银币，买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和一个甜甜圈，拿份刊登着昨日灾难的报纸坐在板凳上等待。

琼斯先生在麦基高中教音乐，可你在渡船上见到他的时候，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或律师事务所的主管。虽然他曾经是黑奴，后来变成黑人，几年后又变成非洲裔美国人，但你还是会这么认为。他每天穿不同的三件套西服，戴与之相配的帽子，穿有领子的衬衫，或者用金制的装饰别针固定住衬衫。他的手表和戒指也是金制的，很精美。意大利老擦鞋匠们很喜欢他，因为他每天都坐渡船，给小费也很大方。他们把他的鞋擦得锃亮。每天早上，他都看《时代周刊》，用戴着手套的手拿着。小巧的皮手套盖住手腕以下直到指节。当对我说起头天晚上欣赏的音乐会和歌剧，或者夏天到欧洲特别是米兰和萨尔斯堡旅行的时候，他笑了，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说，我必须在去世前到斯卡拉歌剧院听场歌剧。一天早上，另一个老师开玩笑说，麦基职高的孩子一定会对他的衣着打扮印象深刻，那么精致优雅。你知道的，琼斯先生说，我是为自己的职业穿衣打扮。那位老师摇了摇头，可琼斯先生又回过头去看《时代周刊》了。那一天在回家的渡船上，其他老师告诉我，琼斯先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黑人，会叫黑人孩子不要在大厅里打架。而黑人孩子不知道该拿那么优雅的琼斯先生怎么办，不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琼斯先生总是谈起莫扎特。他在留声机上播放莫扎特的音乐，要不就在钢琴边解释音乐段落。圣诞集会的时候，他总会叫男生和女生登台像天使一般地唱圣诞颂歌。

每天早上，我坐渡船经过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岛，都会想起来到这个国家的我的父亲和母亲。当他们坐船进入纽约港的时候，是不是很激动，就像我在十月第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到达纽约港时那样激动？前往麦基高中和其他学校的老师坐在渡船上，看着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岛，他们一定也想到了来到这个地方的父亲和母亲，还有祖父母，可能还会想到上百个被遣送回去的人。看到埃利斯岛被人忽视、岌岌可危的样子，他们一定也像我那样伤心难过载着移民从埃利斯岛到曼哈顿岛的渡船停靠在码头的浅水区，如果他们使劲看，就会看到那些渴望上岸的灵魂。

妈妈和阿非一起搬到西区的一个公寓。后来，阿非搬到布朗克斯区和自己人住在一起，妈妈则搬到布鲁克林区靠近军队广场的弗莱布殊大道。她住的那栋楼很破旧，但是她觉得很舒服，因为有了自己的住所，不受任何人的恩惠。她可以步行去玩宾果游戏。她心满意足。谢谢你。

在麦基职高任教的前几年，我报名学习布鲁克林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的课程。从暑期课程开始，接着又上下午和晚上的课程，一直持续了一个学年。我从斯塔滕岛坐渡船到曼哈顿，步行到博林格林地铁站，地铁弗莱布殊线的终点就在布鲁克林大学附近。在渡船上和地铁里，我不是看自己正在学的教材，就是批改麦基职高我的学生的作业。

我要求学生们作业干净整洁，笔记清楚，但他们交上来的却是在公交车和地铁里、购物课上趁老师不注意时，或者在自助餐厅里匆忙胡乱写出来的东西。作业上沾满了咖啡、可乐、冰激凌、番茄酱、鼻涕，还有女孩们抹口红时留下的香味。这么一堆作业让我很是恼火，结果我把它们扔出了渡船外。我心满意足地看着它们沉到水里，成为一片只字全无的马尾藻。

当他们向我要作业时，我对他们说，他们的作业糟糕透了，如果发回给他们，每份作业都会是零分。他们更愿意要零分，不愿意要什么也没有吗？

他们不能确定要哪个。我想到这事的时候，自己也不能确定。零分或什么也没有？我们为此讨论了整整一节课，最后决定成绩单上什么也没有要比零分好，因为你不能用任何数来除以什么也没有。如果用数学方法来计算，可以使用零，因为零是某个数，而什么也没有就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另外，如果你的父母看见成绩单上有零分，他们会很难过。他们关心这个。但是如果他们看见什么也没有，就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了。不知道该想些什么的父母总比看到零分、冲你的脑袋一顿猛揍的父母要好。

在布鲁克林大学上完课后，我有时候在伯根大街下车，去看母亲。如果她知道我要来，就会做苏打面包。那面包既新鲜又好吃，就像她抹在上面的黄油那样入口即化。她用茶壶泡茶，情不自禁对袋泡荼嗤之以鼻。我对她说，对于生活忙碌的人来说，袋泡茶就是方便。她说，没有人会忙得没有时间来泡一杯像样的茶。如果你那么忙，为了那么忙的生活，就不应该喝一杯像样的茶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忙碌，还是为了喝杯好茶聊聊天呢？

我的弟弟迈克尔在马拉奇位于第九十三西大街的公寓里娶了来自加州的戴安娜。妈妈为此买了一件新衣服，但是你能看出她不赞成这个结婚仪式。她可爱的儿子迈克尔要结婚了，可现场没有神甫的踪影。起居室里只有一个让人以为是杂货店老板或穿戴整齐、不当班警察的新教牧师。迈克尔租了两打折叠椅。我们各就各位的时候，我注意到妈妈不在了。她正在厨房里抽烟。我对她说婚礼就要开始了。她却说她得抽完烟。妈妈，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儿子要结婚了。她说那是他的事，她得抽完她的烟。我对她说，她让大家都在那儿等的时候，她的脸绷了起来，鼻子上了天。她在烟灰缸里把烟掐灭，不紧不慢地向起居室走去。路上，她小声地说，她得去上厕所。我嘘了她一下，对她说，等会儿再去。她坐到椅子上，眼睛盯着那个新教牧师的头。不论他说了些什么，不论这儿充满什么样的温柔或甜蜜，她都没有参与，都没有退让。当新郎新娘亲吻拥抱的时候，妈妈径直看着前方，膝盖上放着钱包。全世界都能明白她其实什么也没看见，特别是她可爱的儿子迈克尔投入新教徒及其牧师的怀抱。

我到佛莱布殊大道看望妈妈，一起喝茶，她说这么多年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她生育了五个孩子的地方，尽管其中的三个死掉了：小女儿死在布鲁克林区，两个双胞胎儿子死在爱尔兰。难道这不是很特别吗？小女儿出生二十一天后就死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这对她来说太痛苦了，甚至都不能去想那个孩子。她知道如果沿着弗莱布殊大道往南，到与大西洋大道交汇的地方，依旧会看到我父亲曾经尽情享乐过的酒吧。他把工资花在那儿，忘了自己的孩子。不，她也不会谈那些事。当我问她在布鲁克林区的生活时，她只说了一点就闭口不谈了。有什么用呢？过去就过去了，回去是很危险的。

她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公寓里，一定做过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