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自助餐厅里那些守旧的人们说教室就是战场，老师就是给那些该死的孩子带来光明的勇士。这些孩子不想学习，只想坐着谈电影、汽车、性，还有星期六晚上要干些什么。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提供免费教育，可没有人想要，不像尊师重教的欧洲。学生家长也不在乎，他们从来没上过高中。他们太忙了，忙着抗击经济大萧条，忙着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鮮战争。还有那些从来就不喜欢教学的政府机构，那些他妈的校长、校长助理和主任们。过去他们迈着小步尽快地逃离教室，现在却将一生都用于骚扰教室里上课的老师。

鲍勃·伯格德在考勤钟前。啊，迈考特先生，你想去喝点汤吗？

汤？

他微微一笑。我知道他指的是别的东西。是的，迈考特先生，汤。

我们沿着街道走去，拐进了穆罗特酒吧。

汤，迈考特先生。你想来杯啤酒吗？

我们在酒吧的凳子上安顿下来，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今天是星期五，其他老师陆陆续续走了进来，谈孩子、孩子、孩子和学校。我明白了每个学校都有两个世界：教室里上课的老师的世界，以及行政人员和管理员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永远都是剑拔弩张，一有什么过失，老师就是替罪羊。

鲍勃·伯格德对我说，不要担心《你和你的世界》和期中考试，装装样子罢了。发下试卷，看着孩子们潦草地写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收回试卷，给孩子们及格分。这不是他们的错，马德小姐不理他们。家长们会心满意足，主任和校长也不会纠缠我了。

我应该离开穆罗特酒吧，乘渡船到曼哈顿，和艾伯塔共进晚餐。可不断有啤酒递过来，很难对这样慷慨的行为说不。当我离开酒吧的凳子给艾伯塔打电话的时候，她冲着我尖声喊叫，说我是一个粗鲁的爱尔兰酒鬼。这是她最后一次等我，因为她和我已经玩儿完了。有很多想和她约会的男人，再见。

世界上所有的啤酒都不能缓解我的痛苦。我和五个班的学生斗争了一天，住在艾伯塔称之为茅舍的公寓里，现在却因为在穆罗特酒吧待了几个小时而面临失去她的危险。我对鲍勃说我得走了，快半夜了，我们已经在酒吧凳子上坐了九个小时。我的脑海里乌云密布。他说：再来一杯，然后我们吃饭。你不能不吃饭就上渡船。吃这种可以防止早上不愉快的食物很重要。他在圣乔治小酒馆点了鱼和单煎一面的鸡蛋、土豆煎饼、吐司和咖啡，说工作一天、喝了一晚上啤酒以后，鱼和鸡蛋的组合能创造奇迹我又登上了渡船。那个来回寻找顾客的意大利擦鞋老人对我说，我的鞋子烂得更厉害了，跟他说付不起擦鞋钱没用。半价，如果我到德兰西大街他兄弟那儿买双新鞋。

不，我没有钱买鞋，没有钱擦鞋。

啊，教授，教授，我免费给你擦鞋。擦鞋让你感觉良好。到我兄弟那儿看看鞋吧。

他坐在箱子上，把我的脚拖到他的膝盖上，抬起头看了看我。我闻到了啤酒味，教授。老师回家很晚，嗯？可怕的鞋子，可怕的鞋子，但是我擦鞋。他轻轻拍了一下鞋油，用刷子在鞋子四周刷了几下，又用擦鞋布在鞋尖噼啪几下，敲敲我的膝盖说擦好了。他把东西放冋箱子里，然后站起来，等着我提问题。但是我没问，他知道那是什么问题：另一只鞋怎么办？

他耸了耸肩。你去见我的兄弟，我就给你擦另一只鞋。

如果从你兄弟那儿买双新鞋，我就不需要擦这鞋了。

他又耸了耸肩。你是教授。你头脑，嗯，聪明？你教书，考虑擦鞋和不擦鞋的事。

然后，他扭着身子走了，一边还哼着歌，冲着睡梦中的乘客喊：擦鞋，擦鞋。

我是一个拥有大学学位的老师，而这个英语说不了几句的意大利老人却戏弄了我，让我穿着一只擦干净的鞋，另一只鞋留着雨雪和泥巴的痕迹就上了岸。如果我抓住他，要求他擦那只脏鞋，他可能会大叫起来，让工作人员来帮他的忙。我怎么解释他提议免费擦鞋，却擦了一只鞋是一个诡计呢？现在，我很清醒，清醒到知道不能强迫一个意大利老人去擦一只脏鞋。我真笨，一开始就让他抓住了脚。如果我向工作人员抗议，他可能会对他们说，他闻到了啤酒味，他们会笑着走开。

他扭着身子在过道里来回走动，不停地冲其他乘客说擦鞋。我很想抓住他和他的箱子，推到一边去。下渡船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到德兰西大街你兄弟那儿买鞋子。

他耸了耸肩。我在德兰西大街没有什么兄弟。擦鞋，擦鞋。

对擦鞋人说我没有钱的时候，我没有撒谎。我甚至连坐地铁的十五美分都没有。我的钱都用来喝啤酒了。在圣乔治小酒馆的时候，我让鲍勃伯格德替我付鱼和鸡蛋的钱，下个星期还他。一路走回家对我没有任何害处：沿着百老汇大街向北，经过三一教堂和葬着罗伯特·埃默的弟弟托马斯的圣保罗教堂，经过市政厅，向北到哈德逊大街，穿过哈德逊大街到我位于唐宁街的冷水公寓。

这是凌晨两点钟，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辆车经过。在银行工作时待过的布罗德大街就在右前方，不知道安迪·彼得斯和曾经是布里德的布里吉德怎么样了。我边走边回忆自己到纽约后的这八年半：在巴尔的摩酒店、部队、纽约大学的日子；在仓库、码头、银行干过的工作。我想到了埃默和汤姆·克利福德，不知道拉帕波特和在军队认识的人都怎么样了。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能拿到大学学位，并成为老师。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在一所职业高中里幸存下来。经过的办公大楼都黑漆漆的，但我知道在白天，人们坐在桌子旁研究股票市场，赚上百万的钱。他们西装革履，拿着公文包，上教堂，谈论钱、钱、钱。他们和信仰新教圣公会教义的长腿妻子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懒洋洋地靠在巴尔的摩酒店的沙发上时，我可能正在为他们打扫卫生。他们饭前喝马提尼酒，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他们私通，但是没有人在乎。

我原本可以那么做，花时间和斯坦利·加伯待在一起，去掉我的口音。但他对我说过我是个傻瓜，想没有口音。他说爱尔兰口音很迷人，是敲门砖，让人们想起巴里·菲茨杰拉德。我对他说，我不想让人们想起巴里菲茨杰拉德。可他说：你愿意有犹太口音，让人们想起莫利·戈德堡吗？我问他莫利·戈德堡是谁。他说你连莫利·戈德堡是谁都不知道，和你说了也白搭。

为什么我就不能像我弟弟马拉奇和迈克尔那样，在城外的酒吧里给漂亮女人倒酒，和常春藤联合会的毕业生们说笑，过着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呢？我赚的钱会比正式代课老师一年这四千五百美元多，还会有很多小费。我可以尽情吃美味佳肴，晚上在信奉新教圣公会教义的女继承人的床上作乐，用少许诗歌和点滴妙语让她们倾倒。我会睡到很晚才起来，在一家浪漫的餐厅吃午饭，沿着曼哈顿的街道散步。没有表格要填，没有作业要改，看书全为自己高兴，永远不用担心那些郁郁寡欢的十来岁高中生。

如果再遇到霍勒斯，我该说些什么呢？我能告诉他“我上大学了。几星期前成了一名老师。但生活太难了，所以我要当酒保，这样就可以在上东区遇到更高阶层的人”吗？我知道他会摇摇头，也许还会感谢上帝我不是他的儿子。

我想到咖啡馆里那个为了让儿子上圣约翰大学、当老师而工作多年的码头工人。我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告诉艾伯塔自己打算离开教学岗位，投身激动人心的酒吧世界，她一定会跑掉，嫁给一个律师或美式橄榄球运动员。

所以，我不会放弃教学，不是因为霍勒斯或那个码头工人或艾伯塔，而是因为在结束一天倒酒、取悦顾客的工作之后，我可能会指责自己选择了轻松的生活方式，而这都是因为我被那些抵制《你和你的世界》和《地球上的巨人》的男孩女孩们打败了。

他们不想看书，也不想写。啊，迈考特先生，所有英语老师都想让我们写暑假计划或人生故事这样愚蠢的主题。无聊。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年都在写人生故事，而老师只是给我们打个勾，说，很好。

在英语班上，他们受到期中考试的威胁：拼写、词汇、语法和阅读理解的多重选择题。当我发放经济公民权试卷的时候，教室里传来窃窃私语声，还有对马德小姐的激愤之词：她的船该撞到岩石上，她应该成为鱼食。我对他们说：尽你们所能答题，我会在成绩单上合理地给出成绩。但是教室里只有冷漠和憎恨，好像我把这考试强加给他们，就是背叛了他们。

马德小姐救了我。班上的学生进行期中考试的时候，我检查了教室后面的柜子，发现里面都是旧的语法书、报纸、雷金氏考试单和上百页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二年的没有改过的学生作文我刚要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垃圾桶，这时，我看到了老作文。那时候的男孩们渴望打仗，渴望为死去的兄弟、朋友和邻居报仇。其中一个写道：日本人每杀一个我的邻居，我就要杀五个日本人。另一个写道：如果他们叫我去杀意大利人，我就不想去当兵了，因为我是个意大利人，我是在杀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不会去打仗，除非他们叫我去杀德国人或者日本人。我更愿意杀德国人，因为我不想到太平洋去，那里的丛林到处都是臭虫、蛇和屎之类的东西。

女孩们会等。乔伊回家的时候，我会和他结婚，搬到泽西去，离开他那个疯子母亲。

我把这些快要碎了的纸张堆到讲台上，开始读给班上的学生听。他们坐直了身子，因为有熟悉的名字。嘿，那是我父亲，他在非洲受了伤。嘿，那是我死在关岛的萨尔叔叔。

我大声朗读这些作文，孩子们哭了。男孩们冲出教室，跑向厕所，眼睛红红地回来。女孩们坦然地流泪，互相安慰。

几十个斯塔滕岛区和布鲁克林区家庭的姓氏出现在这些脆得让我们担心都要碎了的纸上。我们想拯救它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亲手把仍然堆在柜子里的上百份作文誊抄下来。

没有人反对，我们是在拯救直系亲属的历史近貌。每个人都有一支钢笔。四月到六月末，这学期剩下的日子里，他们辨认字迹并抄写。眼泪继续流，伴着号啕大哭。这是我十五岁时的父亲。这是我姑姑，她死的时候还怀着孕。

他们突然对写以“我的人生”为题的作文发生了兴趣。我想说：看看你们能不能从父亲、叔叔和姑姑那儿学到点什么？难道你们不想为下一代写点关于自己人生的故事吗？

但是我没有说，不想打扰一个安静得让索罗拉先生不得不来调查的教室。他在教室里走了走，看了看学生们正在做的事，什么也没说。我认为他对这安静的气氛心怀感激。

六月里，我让每个人都及格了，感谢自己熬过了在一所职业高中第一个月的教学，尽管我不知道，没有了那些快要碎了的作文纸，该怎么办。

我可能还得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