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马拉奇和两个合伙人在曼哈顿开了一家酒吧，名叫马拉奇酒吧。他和爱尔兰演员组合一起演出，还出现在收音机和电视节目里，名字上了报纸。这让我在麦基职高出了名。现在，学生们知道我的名字了。我不再是迈考伊先生了。

嗨，迈考特先生，我在电视里见到过你弟弟。他是个疯狂的家伙。

迈考特先生，我母亲在电视里见到过你弟弟。

迈考特先生，你怎么不上电视呢？你怎么只是个老师呢？

迈考特先生，你有爱尔兰口音，为什么就不能像你弟弟那样有趣呢？

迈考特先生，你可以上电视的，和马德小姐一起出现在一个爱情故事里，在船上拉着她的手，亲吻她皱巴巴的老脸。

冒险去过市区（曼哈顿）的老师对我说，他们看过马拉奇的演出。

哦，你弟弟，他很有趣。演出结束后，我们和他打招呼，告诉他我们和你一块儿教课。他很不错，但是，孩子，他喜欢喝酒吗？

我弟弟迈克尔离开了空军，和马拉奇一起在吧台工作。如果有人想请我的弟弟们喝酒，他们是谁啊，敢说不？就是干杯，杯底朝天。祝你健康，干杯。酒吧关门的时候，他们不用回家，还有深夜营业的下等酒吧。在那儿，他们可以喝酒，和警察、巡警，还有来自上东区高级妓院的殷勤的夫人们交换故事。清晨，在中央公园南面的鲁宾酒店吃早饭，那儿总有让你脖子不停转动的名流。

马拉奇因为他那句“进来，女孩们，让第三大道上那些老家伙见鬼去吧”而出名。酒吧的老主人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一个独身女人。她没什么用，酒吧里没有她的位置。把她搁到那边一个阴暗角落里，就给她两杯酒。如果有男人想靠近她，就让她到人行道上去。就那样了。

马拉奇的酒吧开业时，有消息说巴比桑妓院的姑娘们在那儿坐台。很快，男人们从PJ·克拉克酒吧、作乐海滨酒吧、艾尔·摩洛克酒吧蜂拥而至，后面还跟着一个爱打探消息、急于报道名流见闻和马拉奇最新疯狂举止的小道消息专栏作家。那里有花花公子和他们的女人，阔佬阶层的先锋，有财产（过于古老而神秘，和南非钻石矿井黑暗的深处有牵连的财产）继承人。马拉奇和迈克尔应邀参加曼哈顿公寓的聚会。公寓太大了，客人们几天之后才从被人遗忘的屋子里走出来。汉普顿酒店有裸泳聚会，康涅狄格州有聚会。在这些聚会上，有钱的男人们和骑着纯种马的有钱女人们交媾。

艾森豪威尔总统偶尔从高尔夫球场上抽出时间签署一项法案警告我们注意军工综合企业。理查德·尼克松边看边等，而马拉奇和迈克尔倒酒，让每个人都开怀大笑，索要更多、更多的酒：马拉奇，再讲些故事；迈克尔，你俩真是非常滑稽有趣的人。

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安琪拉·迈考特正在利默里克她那舒适的厨房里喝茶，听来访者讲述纽约伟大时期的故事，看《杰克·帕演出报》上关于马拉奇的剪报。除了喝茶，让屋子和她自己保持舒适温暖，照看已经离开学校并准备做任何一种工作的阿非以外，她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如果她和阿非能到纽约来一番小小的旅行，难道不是件好事吗？她很多年没有去那儿了，而她的儿子们，弗兰克、马拉奇和迈克尔，都在那儿，而且干得不错。

我在唐宁街的冷水公寓里很不舒服，但无能为力。老师的工资很微薄，我还要给母亲寄钱，直到弟弟阿非找到工作。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从布里克大街那个意大利小驼背那儿为我的铸铁炉买了煤油。他说：你只要往炉子里加一点煤油就行了，但我一定是加得太多了，那炉子变成了厨房里一个巨大的红色生命体。我不知道怎么把火关小或关灭，就从公寓里逃了出去，去了白马小酒馆。我紧张地过了整个下午，等着砰砰的爆炸声，以及消防车的呼啸声和喇叭声。然后，我得决定是回唐宁街四十六号那冒着烟、抬出烧焦遗体的废墟上，面对火灾勘察员和警察，还是打电话给布鲁克林区的艾伯塔，告诉她我的房子已经化成灰烬，财产都没了，她是否愿意收留我几天，直到我找到另一个冷水公寓为止？

没有爆炸，没有火灾。我觉得浑身一阵轻松，想洗个澡，在浴缸里待会儿，享受些许平静，轻松而舒适，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懒洋洋地靠在冷水公寓的浴缸里是可以的，但有个关于脑袋的向题。公寓里太冷了，如果在浴缸里待的时间过长，脑袋就会冻僵，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如果你整个人（包括脑袋）都滑入水中，出来时就会更受罪。脑袋上的热水会冻住，让你浑身打战，直打喷嚏。

而且，在冷水公寓里，无法在浴缸里舒服地看书。浸在热水中的身子会泡得通红，因热气而发皱，但拿着书的两只手会冻得发紫。如果是一本小书，你可以来回换手，一只手拿书，另一只手放到热水里。只不过放在水里的手已经湿了，有把书弄湿的危险，而又不能毎隔五分钟就伸手够毛巾，因为你想让毛巾在洗完澡之前保持干爽温暖。

我可以戴顶针织滑雪帽来解决脑袋的问题，戴副廉价手套来解决手的问题。但我担心如果我死于心脏病发作，救护员会搞不懂我戴着帽子和手套在浴缸里干什么。当然，他们会把这个发现透露给《每日新闻》，而我会成为麦基职高和酒吧主顾的笑柄。

无论如何，我还是买了帽子和手套。没有爆炸的那一天，我把浴缸放满热水。我决定对自己好一点，不去考虑看书的事，由着自己高兴，频繁地滑到水下，不让脑袋冻上。我打开收音机，调出适合一个因危险炉子而饱受精神折磨者的音乐。我插上电热毯，挂在浴缸旁的椅子上，这样我就可以迈出浴缸，快速地用艾伯塔送给我的粉色毛巾擦干身子，把自己裹在电热毯里，戴上帽子和手套，温暖而舒适地躺倒在床。我看着雪花拍打窗户。感谢上帝，那炉子已经自行凉了。我看《安娜·卡列尼娜》，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楼下的租户名叫布拉德福德·拉什。我在制造商信托银行上夜班时向他介绍了这个公寓，他就搬了进来。如果银行里有人叫他布拉德，他就会反唇相讥。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我的名字叫布拉徳福德。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了。我们外出吃早饭、午饭或者任何早上三点要来的东西时，他都不请自到。后来，一名因为结婚而要离开的妇女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喝酒。三杯酒下肚后，他告诉我们他来自科罗拉多州，毕业于耶鲁大学，住在纽约是为了从母亲自杀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母亲因患骨癌而尖声喊叫了六个月。听了这个故事以后，那名因结婚而要离开的妇女哭起来。我们不明白布拉德福德为什么要在我们的小型聚会上投下这样的阴影。那天晚上，我在回唐宁街的地铁里问他这个问题，得到的却只是一个浅浅的微笑。我搞不懂他的头脑是不是正常，不明白他有常春藤联合会的学位、可以在华尔街和自己人待在一起，为什么会在银行做文书工作。

后来，我搞不懂在我遇到紧急状况时（那个寒冷的二月天，我没交费被断了电），他为什么没有对我说不。我回到家，想在浴缸里洗一个平静、轻松而舒服的热水澡。我把电热毯挂在椅子上，打开收音机，但是没有声音。毯子没有热度，灯也不亮。

水正不停地流入浴缸，我一丝不挂。现在，我得戴上帽子、手套，穿上袜子，用没有热度的电热毯裹住自己，咒骂断我电的那家公司。现在还是大白天，我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待着。

布拉德福德。他一定不介意帮我个小忙。

我敲了敲他的门。他带着惯常的严厉开了门。嗯？

布拉德福德，我楼上出了点紧急状况。

你为什么裹着那电热毯？

这就是我要和你说的。他们断了我的电，除了这毯子外，我没有可取暖的了。我能不能从我的窗户放一根长的电线下来。你把它插到插座上，这样在我能交电费之前，就有电用了。我向你保证，我会很快交电费的。

我能看出他不想这么做，但是他微微点了点头，我放下电线时，他拿进了屋。我敲了三下地板，希望他能明白我是在说“谢谢你”，但是没有回应。不论什么时候我在楼梯上遇到他，他几乎都不搭理我。我知道他是在担心那电线。麦基职高电气班的老师告诉我，这样每天只消耗微不足道的几分钱。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心生怨恨，说如果将一根电线插入插座带来了巨大的不便，我可以给那个小气的家伙几块钱。但那样的人真是太可悲了。无论如何，那不是钱的问题。那是因为他们不能说不，那个“不”就变成了头脑里的迷幻药，毁了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电气班老师的话很夸张，直到我注意到布拉德福德变得越来越有敌意。过去他总是浅浅地微笑，要不就是点点头或者咕哝些什么。现在，他一句话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走过。我很担心，因为我还是没有钱付电费，也不知道我们的安排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这让我很紧张，以至于经常打开收音机，确保能洗澡，电热毯能暖和起来。

我的电线在他的插座上待了两个月。后来，在四月末的一个严寒之夜，背叛行为出现了。我打开收音机，将电热毯搁在椅子上加热，还把毛巾、帽子和手套放在毯子上，这样它们也会变暖和。我迈进浴缸，往身上打了肥皂，听着赫克特·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向后躺下。到了第二乐章中部，我正要兴致勃勃浮出浴缸的时候，一切都停止了。收音机停了，灯灭了。我知道椅背上的毯子也会变冷。

我知道他做了什么，这个布拉德福德，他拔了冷水公寓里一个正在热水浴缸里的人的电线。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对他或任何人这么做。我可能会对某个享受集中供暖的人这么做但决不会对一个同阶级的冷水公寓租户这么做，决不。

我从浴缸的一边探出身子，敲了敲地板，希望是他弄错了，希望他能大方地将我的电线插回插座上去，但是，没有，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没有收音机，没有灯。水还是热的，因此我还可以躺会儿，想想人类的罪恶行为。一个有着耶鲁大学学位的人怎么能故意拿起一根电线，从电源插座上拽下来，让我在楼上冻死呢。那样的背叛行为足以让你绝望并想到报复。

不，我想要的不是报复，是电。我得另想办法让布拉德福德恢复理智。屋子里有一个勺子，还有一根长绳。如果把绳子系到勺子上，我就可以打开窗户，晃动勺子，让它敲打布拉德福德的窗户。他可能会明白我在楼上绳子的另一端，敲，为求一点电而敲。他可能很恼火，不理我的勺子，但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一个漏水的龙头足以让他睡不着觉。必要的话，我会用勺子敲打他的窗户，直到他再也受不了。他本可以上楼砸我的门，叫我住手，但我知道他绝不会那么直接。我已经让他走投无路了。我为他，还有他母亲因患骨癌而尖声喊叫了六个月而难过。有朝一日，我会努力弥补这一切，但状况紧急，我需要收音机、灯和电热毯。要不然，我就得打电话给艾伯塔，请求住一夜。如果她问我为什么，我决不能告诉她布拉德福德这几个星期一直在给我送电。她会义愤填膺，新英格兰地区的那种义愤填膺。她会对我说，我应该交费，不应该在严寒之夜用勺子敲打别人的窗户，特别是那些母亲因骨癌而尖声喊叫着去世了的人们的窗户。然后，我就要告诉她，我的勺子和布拉德福德死去的母亲之间没有关系，而那就会引起更多的分歧和争吵。我就得怒气冲冲地离开，回到自己那又黑又冷的公寓里。

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不用到银行上班，他不可能逃去上班。我想象着他在楼下，手里拿着电线，决定该怎么对付窗户外的勺子。他可以到外面去，但能上哪儿去呢？谁愿意和他一起到酒吧喝啤酒，听他讲母亲如何尖声喊叫着死去的故事呢？最重要的是，他可能会对全世界说，楼上有个人正在用勺子折磨他，而任何一个喝酒的人都会离他远远的。

我断断续续地敲了一个小时。突然，灯亮了，收音机里传来音乐声，《幻想交响曲》早就结束了。我很窝火，但我把电热毯的温度调高，戴上帽子和手套，手里拿着《安娜·卡列尼娜》回到床上。我无法看书，因为布拉德福德和他那在科罗拉多州的可怜母亲让我脑子一片昏暗。如果我母亲在利默里克因为患骨癌而生命垂危，而楼上的某个人却在窗户外用勺子折磨我，我就上去杀了他。现在，我十分内疚，甚至想去敲布拉德福德的门，对他说：我为勺子和你母亲而难过，你可以拔插头。但是在床上，我是那么温暖而舒服，我睡着了。

下一个星期，我见到他正在往厢式货车里装他的东西。我问他，是否可以帮忙。他只说了句：讨厌鬼。他搬出去了，让我接电。于是，我有了几个星期的电，直到用电热毯烧坏了电线。我不得不到受益金融公司申请贷款来交电费，这样才不会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