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走之前，索罗拉先生说我第二天应该回来，听听马德小姐那五个班的课。我会学到一些程序方面的东西。他说教学的一半就是程序，可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那透过烟雾的笑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他把打好的课程表从书桌那边推过来：三个班的经济公民权，两个班高二下学期的英语。课程表的顶端写着：正式班级，主要负责人。底端写着：责任区，学校自助餐厅，第五节课。我没有问索罗拉先生这些是什么意思，担心他会认为我很无知，然后改变雇用我的想法。

当我走下小山朝渡船走去的时十候，一个男孩的声音传来：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你是迈考特先生吗？

是的。

索罗拉先生想再见见你。

我跟着那学生上了山，不知道索罗拉先生为什么还要再见我。他改变主意了，找到了某个有经验的人，某个明白程序的人，某个知道什么是正式班级的人？如果得不到这份工作，我就得重新找了。

索罗拉先生在学校前门等我，嘴里叼着烟，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说：我有好消息给你。这工作比我们预想的要来得早。马德小姐一定是对你印象深刻，她决定今天就走。事实上，她已经走了，从后门走的，现在还不到中午。所以，你能不能明天就来接班？这样你就不用等到星期一了。

可是我……

是的，我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没关系。我们会给你些东西让孩子们有事做，直到你掌握其中的窍门。我会时不时地过来看看，不让他们捣乱。

他对我说，这是我直接参与并开始教师生涯的大好时机。我年轻，会喜欢孩子们的，他们也会喜欢我。麦基高中有很多愿意帮助和支持我的教职员工。

当然，我说是，明天会来的。这不是我梦想中的教学工作，但找不到其他工作，这工作也得干。我坐在斯塔滕岛的渡船上，想到了纽约大学里郊区高中的教师招聘人员。他们对我说，我似乎很聪明、热情，但口音真是个问题。哦，不得不承认那很迷人，让人想起了《与我同行》里那个好人巴里·菲茨杰拉德，但是但是但是，他学校对会话的标准很高，不可能对我例外，因为口音会传染。如果孩子们回到家，说话声音像巴里·菲茨杰拉德或者莫林·奥哈拉的话，家长们会怎么说？

我想在一所郊区高中工作：长岛，维斯切斯特。那里的男孩和女孩聪明活泼、开心快乐、注意力集中。在我讲解《贝奥武甫》、《坎特伯雷故事集》、保王党诗人、玄学派诗人的时候，他们的钢笔握得稳稳的。我会受到崇拜。男孩和女孩从我的班级出去后，家长们一定会邀请我到最好的饭馆吃晚餐。年轻的母亲们会来见我，谈谈她们的孩子。丈夫们，那些穿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男人们不在场，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呢？我会在郊区闲逛，寻找孤独的妻子们。

我不得不忘掉郊区，腿上放着这本将帮助我度过教学生涯第一天的书：《你和你的世界》。我翻了翻书，了解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美国简史，介绍美国政府、银行系统，讲解如何阅读股票市场记录、开设储蓄账户、做家庭账目、获得贷款和抵押。

每一章的末尾都有相关事例和供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一九二九年股票市场的崩盘？将来如何规避危机？如果想存钱获取利息，你会：a，把它放到玻璃罐里；b，投资日本股票市场；c，把它放在床垫下；d，存到银行储蓄账户。

书上有一些建议采取的活动，是以前一个学生用铅笔加进去的。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家庭经济状况。用这本书向他们展示如何改善账目记录。（学生插入的话：如果他们揍你，不要感到惊讶。）和班里同学一起参观纽约证券市场。（离开学校一天，他们会很高兴的。）设想一个你们社区可能需要的产品，开一家提供这个产品的公司。（试一下西班牙芫青。）给联邦储备委员写信，说明对他们的看法。（叫他们给我们留点东西。）采访一些记得一九二九年大萧条的人，写一篇一千字的报告。（问问他们为什么不自杀。）写一个向十岁孩子解释金本位的故事。（这有助于他的睡眠。）写一篇关于修建布鲁克林大桥过去花了多少钱和现在可能花多少钱的报告，要详细。（否则承担一切后果。）

渡船从埃利斯岛和自由女神像旁经过。我太担心经济公民权了，甚至没有想到那上百万在这儿登陆的人和那些因为眼睛不好和胸部有问题而被遣送回去的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站在这些十来岁的美国孩子面前，对他们讲政府的分支机构，在自己四处欠钱的时候宣讲储蓄的优点。随着渡船滑进码头，明天在等着我。为什么不到豌豆罐酒吧喝几杯啤酒，犒劳一下自己呢？那几杯啤酒下肚之后，为什么不坐地铁到格林威治村的白马小酒馆，和帕迪和汤姆·克兰西聊聊，听他们在后面屋子里唱歌呢？我打电话给迈克，告诉她关于新工作的好消息，她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在人生最重要日子的前夜到外面喝啤酒的愚蠢行为，让她好好说了我一顿。如果我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好处，最好把屁股拿回家来。有时候，她说起话来就像她奶奶，总是告诉你该对屁股怎么样。把你的屁股拿到这儿来，把你的屁股从那床上挪开。

迈克说得没错，但她是高中毕业生，开始教课的时候，知道该对班里学生说些什么。尽管我有大学学位，但我不知道要对马德小姐班上的学生说些什么。我是应该成为《万世师表》中的罗伯特·多纳特呢，还是《黑板丛林》中的格伦·福德？我是应该像詹姆斯·贾克内那样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呢？还是像一名拿着拐杖、皮带之类的爱尔兰老师那样大笑着快步走进去呢？如果学生朝我扔纸飞机，我该不该把脸凑到他脸上，告诉他“孩子，再来一次的话，你就有麻烦”了？对那些看着窗外，呼喊操场对面的伙伴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像《黑板丛林》里的那些学生，就一定很粗鲁，对我置之不理，班上的人都会瞧不起我。

帕迪·克兰西从白马小酒馆后面的屋子出来，那里正在举行歌会。他对我说，无论为了什么事，他都不会让自己身处我那样的境地。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的高中什么样，不错，黑板丛林。我有大学学位，为什么不当律师或者商人之类的呢？那样，我可以挣些钱。他认识格林威治村的几个老师，一有机会，他们都不干这一行了。

他说得也没错。大家都没错。几杯啤酒下肚，我的头昏昏沉沉，不再担心什么了。我回到公寓，穿着衣服倒在床上。虽然一整天都在外，又喝了啤酒，已经很累了，但我还是睡不着。我起来看《你和你的世界》里的些章节，用一些和事实相关的问题来测试自己，想象自己关于股票市场会说些什么：股票和债券的区别，三个政府分支机构，今年的经济衰退，那年的经济萧条。我不妨起床，出门喝点咖啡，度过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天亮的时候，我和码头工人、卡车司机、仓库保管员、收款员一起坐在哈德逊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生活呢？每天工作八小时，看《每日新闻》，关注棒球，喝几杯啤酒，回到妻子身边，抚养孩子。他们的收入比老师高，不用担心《你和你的世界》，也不用想班上那些生性疯狂的十来岁孩子。二十年后可以退休，坐在佛罗里达州的阳光下，等着吃午饭和晚饭。我可以打电话给麦基职业技术高中，对他们说：别提它了，我想要更轻松的生活。我可以对索罗拉先生说，贝克尔和威廉斯仓库正在招收款员，凭着大学学位，我可以很轻松地得到这份工作。剩下的日子里，我只需要写夹板里夹着的提货单，站在平台上检查来往货物。

后来，我想到如果对迈克·斯莫尔说“不，今天我不去麦基高中，我接受了贝克尔和威廉斯仓库收款员的工作”，她会怎么说呢？她会发脾气说，在大学里辛辛苦苦学习是为了在码头上当他妈的收款员吗？她可能把我扔出屋子，回到橄榄球运动员鲍勃的身边。而我就会孤独一人，被迫参加爱尔兰舞会，把将身子留到新婚之夜的女孩带回家。

我将以这种状态开始第一天的教学：因在白马小酒馆宿醉未醒而难受，早上喝了七杯咖啡吓得灵魂出窍，双眼像是雪地里的两个尿坑，脸上留了两天的黑胡子，因为没有刷牙舌头长了舌苔，因为疲劳和担心几十个美国少年而心怦怦直跳。我很后悔自己离开了利默里克。我可以回到邮局干一份能领退休金的活儿——当受大家尊重的邮差；可以娶一个名叫莫拉的好女孩，抚养两个孩子，每个星期六坦白自己的罪孽，每个星期天获得天恩眷顾，成为社区的栋梁，为母亲增光，在母教的怀抱里离开人世，一大群朋友和亲戚前来哀悼。

小饭馆里一张桌子旁，有个码头工人正在对朋友们说，他儿子六月份就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了，他这些年累死累活地拼命工作就是为了送孩子上大学。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因为儿子感激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毕业典礼那天，他要为自己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并送了一个想当老师的儿子上大学而好好庆贺一番。儿子的母亲很是为儿子骄傲，她自己一直想当老师，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而这也差强人意。毕业典礼那天，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骄傲的父母。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对吧？

如果这个码头工人和港口仓库的霍勒斯知道我的想法，是不会容忍我的。他们会说我拥有一个大学学位并且有机会教书，是多么幸运啊。

学校秘书叫我去见西斯特德小姐，西斯特德小姐叫我去见索罗拉先生，可索罗拉先生叫我去见教务部主任，而教务部主任又让我到学校秘书那儿报到，拿考勤卡。为什么他们不一开始就让我去找他呢？

学校秘书说，“哦，已经回来了”，然后告诉我如何将考勤卡插到考勤钟里，如何将考勤卡放到“到岗”一栏我的卡口里，又如何将它移到“离开”栏里。她说不论什么原因，如果要离开教学楼，即使是午餐时间，也要签名登记外出，回来时到她那儿签到，因为无法预料什么时候会需要你，什么时候会出现紧急状况。不能让老师随意进进出出，来来回回的。她叫我去见西斯特德小姐，而西斯特德小姐看上去很惊讶。哦，你回来了，她说，然后递给我一本供我那些班级使用的红色德莱尼考勤记录本。她说：你当然知道怎么用这个。我假装自己会用，因为担心她认为我很笨。她把我送回到学校秘书那儿，拿学生集合室里的学生考勤记录本。我不得不也对学校秘书撒谎，说我知道怎么用。她说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问孩子们，他们比老师知道得多。

因宿醉未醒而难受，因为咖啡，因为担心自己将要面对的五个班、学生集合室里的学生、指定的负责区，我浑身颤抖。我想登上开往曼哈顿的渡船，在曼哈顿，我可以坐在银行的桌子旁，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学生们在楼道里推搡着我。他们推来推去，扭打成一团，还大笑着。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是老师吗？看不见我的胳膊下夹着两个考勤记录本还有《你和你的世界》吗？利默里克的老师们绝不会容忍这种轻率行为，他们会手拿拐杖，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如果你不好好走路，腿肚子就会挨上一拐杖，这样你就会了。

教学生涯的第一天，我该怎么对付这个班？上经济公民权课程的学生互相扔着粉笔、橡皮、大红肠三明治。我走进教室，把书本放到讲台上，他们一定会停止扔东西。但是，没有。他们不理我，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嘴里冒出几个词，作为老师的我说出了第一句话：不要扔三明治。他们看了看我，好像在说：这家伙是谁？

铃声表示开始上课了，学生们溜进自己的座位。他们互相低语，看了看我，大笑一声，再次低语。我很后悔自己踏足斯塔滕岛。他们转过去看教室一边的黑板，有人在上面画了几个大大的字：马德小姐走了，旧书包再次退休了。他们看到我也在看，再次小声说话，并大笑起来。我翻开自己那本《你和你的世界》，像是要开始上课。这时，一个女孩举起了手。

嗯？

老师，你不点名吗？

哦，是的，我要点名。

那是我的工作，老师。

她晃动着身子，沿着走道来到讲台边，男孩子们发出哦哦的声音：我的余生里，你会做什么呢，丹尼拉？她走到讲台后面，面向班级。当她弯下身子打开德莱尼考勤记录本时，很容易看出她的衬衫太小了，那引得哦哦声再次响起。

她笑了笑，知道纽约大学心理学课本都对我们讲了些什么：十五岁的女孩比同年龄的男孩要成熟。即使他们用哦哦声来嘘她，也没有用的。她小声对我说她已经在和一个四年级学生、柯蒂斯高中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约会。柯蒂斯高中的孩子们都很聪明，不像这个班上的人这样像一帮修汽车的浑身油渍的猴子。班里的男孩们也知道这个，所以她根据德莱尼考勤记录卡叫他们名字的时候，他们假装抓着心口晕倒。她不慌不忙地念着考勤本上的名字。我就是一个站在一旁等待的傻瓜。我知道她是在戏弄这些男孩们，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戏弄我，用紧身衬衫表示对全班的控制权，不让我做关于经济公民权的任何事。念到一个昨天旷课的学生的名字时，她要求那人交父母写的假条。如果没有，她就训斥他，并在卡片上写上“无”。她提醒班上同学，五个“无”就会让你的成绩单出现“不及格”，然后她面向我：没错吧，老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点了点头。我脸红了。

另一个女孩大声喊道：嗨，老师，你很可爱。我的脸红得比以往都厉害。男孩们大喊大叫，张开双手拍打桌子。女孩们互相笑笑。他们对着那个说我可爱的女孩说：你疯了，伊冯娜。但她对他们说：但是，他的确是，真的很可爱。我不知道自己脸上的红晕是否已经消失，不知道能否站在这儿讲经济公民权，不知道是否要永远受丹尼拉和伊冯娜的摆布。

丹尼拉说她已经检查完考勤了，现在需要一张上厕所的通行证。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木头，在又一阵哦哦的合唱声中扭着身子出了教室门。一个男孩冲另一个喊道：乔伊，站起来，乔伊，让我们看看你有多爱她，站起来，乔伊。乔伊的脸是那么红，教室里一片哈哈和咯咯的笑声。

这节课已经过了一半，但我还没有说一句关于经济公民权的话。我要成为一名老师，一名男老师。我拿起《你和你的世界》，对他们说：好了，把书翻到第……嗯，你们上到第几章了？

我们没有上到第几章。

你们是说你们一章都没上？任何一章。

没有。我们是说我们没有上到第几章。马德小姐不教我们没有事情。

马德小姐任何事情都不教你们。任何事情。

嗨，老师，为什么你重复我们说的话？没有事情，任何事情。马德小姐从来不那样烦我们。马德小姐不错。

他们点点头，小声咕哝：是的，马德小姐不错。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和她竞争，尽管他们已经逼得她退休了。

一只手举了起来。

嗯？

老师，你，苏格兰人还是什么人？

不。爱尔兰人。

哦，是吗？爱尔兰人喜欢喝酒，嗯？都是那威士忌，嗯？爱尔兰节日那天你会在这儿吗？

圣帕特里克节那天我会在这儿。

你会像所有爱尔兰人那样喝醉酒，在游行队伍里呕吐吗？

我说过我会在这儿。好了，翻开你们的书。

一只手举了起来。

什么书，老师？

这本书，《你和你的世界》。

我们得不到那本书，老师。

我们没有那本书。

你又来了，重复我们说的话。

我们得说正确的英语。

老师，这不是英语课，这是经济公民权课。我们应该了解有关钱的事，而你不教我们有关钱的事。

丹尼拉回来的时候，正好另一只手举起来问：老师，你叫什么名字？丹尼拉将通行证归还到讲台上，然后告诉全班：他的名字叫迈考伊。我刚才在卫生间里发现的。他没有结婚。

我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迈考特先生。

坐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女孩喊道：先生，你有女朋友吗？

他们又笑了。我又脸红了。他们互相推搡。女孩们说：他不可爱吗？我求助于《你和你的世界》。

翻开你们的书。第一章。我们从头开始。“美利坚合众国的简史”。

迈考伊先生。

迈考特，迈考特。

好了，是的，我们都知道关于哥伦布之类的事，在博加德先生的历史课上知道的。如果你教历史，他会发疯的学校付给他钱就是让他教历史，这不是你的工作。

我得教这本书里的东西。

马德小姐不教这本书里的东西。她什么都不管，对不起，迈考伊先生。

迈考特。

是的。

铃声响起，他们冲出教室，丹尼拉来到讲台边，对我说：不要担心，不要听这些孩子的话。他们都很笨。她正在上商学课，想当一名司法官。有朝一日她也许会成为一名律师，谁知道呢。她会负责考勤和所有的事。她告诉我：不要听任何人的屁话，迈考伊先生。对不起，说脏话了。

下一个班有三十五个女孩，都穿着白色的裙子，从领口到裙摆，身前一排纽扣。绝大多数都梳着同样的蜂窝式发型。她们不理我，在桌子上放个小盒子，眯着眼照镜子。她们拔眉毛，用粉扑轻拍脸颊，抹口红，嘴唇向后咧开，锉指甲，吹指甲末。我翻开德莱尼考勤记录本叫她们的名字。她们看上去很惊讶。哦，你，代课老师？马德小姐哪儿去了？

她退休了。

哦，你要成为我们的正式老师吗？

是的。

我问她们是哪个班的，正在学什么？

美容学。

那是什么？

美容文化。你叫什么名字，老师？

我指了指黑板上自己的名字。迈考特先生。

哦，是的。伊冯娜说你很可爱。

我不理睬这个。如果试图在这些班里纠正每一个语法错误，我就永远不能开讲经济公民权了。更糟糕的是，如果他们要我解释语法规则，我一定会暴露自己的无知。如果学生不捣乱我就容忍。我开始《你和你的世界》的第一章“美利坚合众国的简史”，从哥伦布讲到凊教徒移民，再讲到独立战争、一八一二年战争、内战。教室后面举起了一只手，一个声音传来。

嗯？

迈考特先生，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因为你们不能理解经济公民权，除非了解了你们国家的历史。

迈考特先生，这是英语课。我是说，你是老师，却不知道自己教的是什么课。

她们拔眉毛，锉指甲，摇摇蜂窝式头发。她们同情我，对我说，我的头发一团糟，一下就能看出我这辈子从来没修过指甲。

为什么你不去美容文化教室呢？我们可以给你修指甲。

她们笑了笑，互相推搡。我的脸又红了。她们说那也很可爱。哇，天哪，看看他，他害羞哪。

我得控制局面。我得是老师。毕竟，我曾经是美国陆军下土。我告诉男人们该做些什么，如果不做，我就会打他们的屁股，因为他们违反了军规，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我要简单地告诉这些女孩该做什么。

把东西都放到一边，翻开你们的书。

什么书？

任何你们有的英语书。

我们有的就是这本《地球上的巨人》，世界上最无聊的书。全班同学反复说着：嗯，嗯，无聊，无聊，无聊。

她们告诉我，这本书讲的是一些来自欧洲、生活在遥远大草原的家庭。每个人都很沮丧，谈论自杀。班上没有一个人能看完这本书，它让你自己也想自杀。为什么不能看一本不错的浪漫故事书呢？那里面不会有这些在大草原上沮丧的欧洲人。为什么不能看电影呢？可以看詹姆斯·迪恩，哦，天哪，詹姆斯·迪恩。难以相信他已经死了。可以看他的电影，谈论他。哦，可以永远看詹姆斯·迪恩的电影。

美容文化班的女孩们离开的时候，八分钟的年级集合时间到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得为印刷班的三十三名学生做一些文书工作。他们蜂拥而入，都是些男孩，肯帮忙，告诉我哪些是必须要做的，叫我不要担心。我要记考勤，向西斯特德小姐提交一份缺课学生名单，收集据称是父母和医生写的请假条，分发巴士、地铁、渡船的交通通行证。一个男孩从办公室拿来马德小姐信箱里的信件，那是校内外各类官员写来的纸条和信函：要求性格倔犟的学生参加心理咨询的纸条、交名单和表格的要求、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催单。马德小姐似乎已经几个星期没有理会信箱里的东西了。一想到她留给我的这些活儿，我的脑袋就大了。

男孩们告诉我没有必要每天点名，但是一旦开始点名，我就不能停。大多数男孩是意大利人，点名就是一部轻歌剧：阿迪诺尔斐、巴斯卡格利亚、卡西阿玛尼、迪法兹奥、艾斯珀西托、尕格里亚多、迈西里。

我应该领着全班背诵效忠誓词，唱《星条旗之歌》。我几乎不知道这些，但没有关系，男孩们站起来，把手放在胸前，背诵自己那个版本的誓词：我宣誓向斯塔滕岛区区旗效忠，向一夜情的立场效忠。我身下一个女孩，所有人都看不见，带着对我的爱和吻，只有我。

当他们唱《星条旗之歌》的时候，有些人和着《你只是条猎狗》这首曲子哼哼着。

教务部主任送来了一张纸条，叫我在下节课，也就是第三节课，我应该备课的课前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他对我说，我应该为每一个班准备一份教学计划，这儿有教学计划的标准表格。还有，我应该坚持让所有学生都保持笔记本的干净和整洁，确保他们的笔记本都包了皮，不包就扣分。我还应该检查窗户，保证窗户从上面打开六英寸；在每节课结束的时候派一名学生收集教室里的纸屑，站在门口迎接前来上课的学生，欢送下课的学生；在黑板上用印刷体清楚地写上每一节课的题目和教学目的绝不应该问一个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不允许教室里出现不必要的噪音；要求所有学生待在座位上，除非他们举手要上厕所；应该坚持让男生们脱帽，明确学生不先举手就不允许说话的规定；确保每个学生都在教室里一直待到下课；警钟响起的时候，不允许离开教室。据我所知，警钟在下课前五分钟响起。如果我的学生下课前在楼道里被抓到，我就得向校长解释。有问题吗？

主任说两星期后就是期中考试了，教学内容应该集中在那些要考的地方。英语班的学生应该掌握拼写和词汇表，每个词汇表中的一百个单词，都应该记在笔记本上，没有就扣分。每个人还要写一篇关于两本小说的文章。经济公民权的学生应该上完《你和你的世界》的一大半。

第五节课的铃声响了，该去完成责任区的工作了，指定我负责的区域是学校自助餐厅。主任对我说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我要和孩子们最害怕的老师杰克·霍默一起去。

我走楼梯去自助餐厅，头一阵阵地抽痛，口干舌燥。我很想和马德小姐一起坐船离开，但在楼梯间里我被学生们又推又挤。一个老师叫住了我，要我出示通行证。他个头不高，身材宽大，肩膀上坐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没有脖子。他从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瞪着我看，下巴挑衅似的向前突出。我对他说我是个老师，但他不信，要看我的课程卡。哦，他说，对不起，你是迈考特。我是杰克·霍默，我们要一起到自助餐厅去。我跟着他上楼，经过楼道来到学生的自助餐厅。有两支队伍正在等厨房端出饭菜。一队男孩，一队女孩。杰克告诉我，让男孩和女孩分开，这是大问题之一。他说在这个年龄，他们是野兽，特别是男孩。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自然的问题。如果让他主事，他就给女孩们一间单独的自助餐厅。男孩们总是神气活现，炫耀自己。如果两个男孩喜欢同一个女孩，那注定会打架。他对我说，如果学生打架，不要马上干预。让小家伙们按照自己的制度干仗并解决问题。五月、六月天气暖和，女孩们脱掉毛衣，男孩们为乳房而疯狂，那时情况更糟。女孩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男孩们像叭儿狗似的气喘吁吁。我们的工作就是将他们分开。如果一个男孩想到女孩的区域去，他得到这儿请求批准。否则的话，就会有两百个孩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架。我们还得在自助餐厅巡视，确保孩子们都将盘子和垃圾送回厨房，将桌子周围打扫干净。

杰克问我是否在军队待过。我说是，他说：我打赌你决定当老师的时候，一定不知道自己会干这种屁活儿，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自助餐厅保安、垃圾监督员、心理学家、保姆，嗯？告诉你在这个国家他们是怎么看待老师的，你不得不将一生中无数个小时花在看着这些孩子像狗一样吃东西，并告诉他们吃完后要打扫干净上。医生和律师不用走来走去，叫人们打扫干净。你也不会见到欧洲的老师困在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上，他们有教授般的待遇。

一个将盘子送到厨房去的男孩没注意到冰激凌包装纸从盘子上掉了下来。他正走回桌前，杰克叫他过来。

孩子，捡起那张冰激凌包装纸。

那男孩不服。那不是我扔的。

孩子，我没有问你那个，我说把它捡起来。

我没有必要把它捡起来，我知道自己的权利。

到这儿来，孩子。我来告诉你你的权利。

自助餐厅里突然安静下来。在大家的注视下，杰克抓住那个男孩左肩胛骨上的肉，按顺时针方向拧了一下。孩子，他说，你有五个权利。第一，闭嘴。第二，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另外三个不重要。

杰克拧那个男孩时，他试图不做鬼脸，摆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杰克拧得太用劲了，男孩膝盖一屈，站不稳了。他喊道：好吧，好吧，霍默先生，好吧。我把那张纸捡起来。

杰克放开他。好了，孩子，我能看出你是个讲道理的孩子。

男孩耷拉着脑袋回到座位旁，感到很丟脸。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必要这样。利默里克利米国民学校的老师也像这样虐待男孩的时候，我们总是反对那老师。从学生们——不论男孩还是女孩—瞪着杰克和我看的样子，我感觉到这儿的情形也是如此。我拿不准自己是否要像爱尔兰老师和杰克·霍默那样严厉和强硬。纽约大学的心理学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做什么，因为大学教授从不需要在高中的自助餐厅里监督学生。如果杰克不在场，我一个人在这儿监督两百个学生，会发生什么？如果叫一个女孩捡起一张纸而她拒绝，我当然不能拧她肩胛骨上的肉，直到她膝盖发抖。不，我得等，一直等到我老了，并且像杰克那样强硬。当然，他不会去拧一个女孩子肩上的肉。对女孩子他较为有礼貌，称她们为亲爱的。亲爱的，是否介意帮忙保持这个地方的卫生呢？她们说，是的，霍默先生，而他就摇摇摆摆地笑着离开了。

他在厨房边挨着我站，对我说：你得使劲惩罚这些小家伙。然后，他对站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男孩说：什么事，孩子？

霍默先生，我把欠你的一块钱还给你。

那是怎么回事，孩子？

上个月有一天，我没有吃午饭的钱。你借给我一块钱。

不必在意，孩子，去给自己买个冰激凌吧。

但是，霍默先生……

去吧，孩子，犒劳一下自己。

谢谢，霍默先生。

没关系，孩子。

他对我说：这是个好孩子。你难以相信他的生活有多难，但还是来上学。他父亲在意大利受墨索里尼那帮人的折磨，几乎没了命。上帝，你不会相信这些孩子的家人经历过的艰难日子。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算算你的福气吧，迈考特。介意我叫你弗兰克吗？

一点也不，霍默先生。

叫我杰克。

好吧，杰克。

到了我们吃午饭的时间。他领我到顶层的教师自助餐厅。索罗拉先生看到我，就将我介绍给各个桌子旁的老师：印刷班的罗恩特里先生、教健康教育的格里格斯曼先生、机床班的戈登先生、教艺术的吉尔菲非妮小姐、教会话的加伯先生、教社会科学课程的伯格德先生和马拉蒂先生。

我拿着放了三明治和咖啡的托盘，坐到一张空桌旁，但是伯格德先生走了过来，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鲍勃，并邀请我和他还有其他老师坐到一起。我想自己一个人待着，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说话。我一开口，他们就会说“哦，你是爱尔兰人”，我就得解释那是怎么一回事。做黑人就更糟了，可以经常改变你的口音，但却永远无法改变肤色。做黑人一定是件恼人的事，人们不得不谈论关于黑色的事，仅仅因为你有那样的肤色。你可以改变口音，人们就不会再对你说他们的父母来自爱尔兰的哪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是黑人，就无处可逃了。

但是，伯格德先生克服重重困难走到我的桌子旁，我不能对他说不。我把三明治和咖啡安顿好，老师们又开始介绍自己的名字。杰克·格里格斯曼说：你的第一天，嗯？你确定想干这行？

一些老师笑着摇摇头，好像在说很抱歉，他们对这个感兴趣。鲍勃·伯格德没有笑，从桌子那边靠过来说：如果有比老师更重要的职业，我想知道那是什么。之后，似乎没有人知道该说些什么，直到斯坦利·加伯问我教哪门课。

英语。嗯，不完全是。他们让我教三个班的经济公民权。吉尔菲妮小姐说：哦，你是爱尔兰人。在这儿听到这口音，真是太好了。

她对我讲了她的祖先，想知道我从哪儿来，什么时候来的美国，还会回去吗，为什么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老是打架。杰克·格里格斯曼说他们比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还要坏，但斯坦利·加伯不同意。斯坦利说两派爱尔兰人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截然不同了。杰克说：胡扯。斯坦利反讽道：那是至理名言。

铃声响起的时候，鲍勃·伯格德、斯坦利·加伯和我一起走下楼。鲍勃对我说他知道马德小姐那些班的情况。几个星期不上课，孩子们都疯了。如果我需要帮助，就告诉他。我说我确实需要帮助，想知道到底该拿经济公民权那几个班怎么办。两个星期后就要期中考试了，可他们甚至连书都没看。什么依据也没有，我该怎么在成绩单上打分呢？

斯坦利说：别担心，在这个学校，很多成绩单上的分数都没有什么依据。有些孩子的阅读水平还保持在三年级，这不是你的错。他应该上小学，可那儿不能留，因为他们已经六英尺高了，对于课桌来说，他们太大了。他们给老师惹麻烦。你会明白的。

他和鲍勃·伯格德看了看我的课表，摇了摇头。三节下午课。这是你能拿到的最糟糕的课表。对一个新老师来说，也是张不可能完成的课表。孩子们吃过午饭，蛋白质和糖给他们充了电，想到外面胡作非为。性。就是那个，斯坦利说。性，性，性。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到来，替马德小姐接管了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回事。

祝你好运，斯坦利说。

如果能帮上忙，告诉我，鲍勃说。

上第六、七、八节课时，我跟蛋白质、糖和性性性搏斗，但是一阵提问和反对声让我安静下来。马德小姐哪儿去了？她死了？她溜了？哈哈哈。你，我们的新老师？你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吗？你有女朋友吗，老师？不，我们没有什么《你和你的世界》。愚蠢的书。为什么我们不能谈谈电影？我上五年级时有个老师总是谈电影，他们把她解雇了，她是个伟大的老师。老师，不要忘了点名。马德小姐总点名。

马德小姐不用点名，因为每个班都有班长做这事。班长通常是一个笔记本干净、字写得很好、腼腆害羞的女孩。点名让她拿到了服务分，而那会让她在到曼哈顿找工作的时候给雇主留下深刻印象。

听说马德小姐不再回来了，二年级英语班的学生一阵欢呼。她很讨厌，让他们看那本无聊的书：《地球上的巨人》。看完那本书，他们就得看《赛拉斯·马纳》。坐在窗户旁、看过很多书的路易斯告诉大家，那是一本关于一个英格兰下流老男人和一个小女孩的书，是我们不应该在美国看的那类书。

马德小姐说他们得看《赛拉斯·马纳》，因为期中考试就要到了，他们得写一篇文章，比较《地球上的巨人》和这本书。第八节课，二年级上英语课的学生想知道，她是打哪儿来的，竟然认为可以比较一本关于大草原上忧郁的人们和一本关于英格兰下流老男人的书。

他们再次欢呼，告诉我：我们不想看没有愚蠢的书了。

你们是说，你们不想看任何愚蠢的书？

什么？

哦，没什么。

警钟响了，他们收拾外套和书包，排队走出教室。我不得不喊道：坐下。那是警钟。

他们看上去很吃惊。怎么了，老师？

你们不应该在警钟响时离开。

马德小姐让我们离开。

我不是马德小姐。

马德小姐不错。她让我们离开。你为什么那么讨厌？

他们出了门，而我无法阻止。索罗拉先生在楼道里对我说，我的学生不应该在警钟响起时离开。

我知道，索罗拉先生。我没办法阻止他们。

好吧，迈考特先生，明天加强点纪律，嗯？

是，索罗拉先生。

这个人是说真的呢，还是在和我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