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里上白班的员工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布莱迪·斯托克斯就拿着拖把和水桶进来打扫三个楼层。她后面拖了一个帆布袋子，把废纸篓里的垃圾倒进袋子里，再把袋子拖进货梯，送到地下室的某个地方倒掉。安迪·彼得斯对她说应该再拿个帆布袋子，这样就不用那么频繁地上下楼了。可她说即便帆布袋子很便宜，银行也不会再提供一个。她可以自己买一个，但她晚上干活是为了在福德汉姆大学读书的儿子帕特里克，而不是为了给制造商信托银行提供帆布袋子的。每天晚上，她都要在每个楼层装两次袋子。这就意味着她要去地下室六趟。安迪对她解释，如果她有六个袋子，就可以一次塞到电梯里，那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她就可以早点完工回家，回到帕特里克和丈夫的身边。

丈夫？他十年前就喝酒喝死了。

听到这消息，我很难受，安迪说。

我一点也不难受。他太会打拳了，到现在我身上还有痕迹，帕特里克身上也有。他想都不想就在屋子里打小帕特里克，打得小家伙都不会哭了。有一天晚上糟透了。我带着小帕特里克离开了家，恳求地铁售票房里的人放我们进去，问警察哪里有天主教慈善机构。他们照看我们，给了我这份工作。即使只有一个帆布袋子，我也很感激了。

安迪对她说，她没必要当一名奴隶。

我不是奴隶。离开那个疯子后，我很开心。上帝宽恕我，我甚至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

她叹了一口气，靠在拖把柄上她个头很小，拖把柄都到她的下巴了。她有棕色的大眼睛，嘴巴小得都没了，当她想笑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笑的器官了。她太瘦了。我和安迪到外面的咖啡店去时，给她带了一份带薯条的芝士汉堡和一瓶奶昔，想看看能不能让她长胖点。可我们发现她碰都没碰那食物，而是把它带回家，给了在福德汉姆学会计学的帕特里克。

有一天晚上，我和安迪发现她一边哭一边往货梯里塞六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子。货梯里的空间足够容纳我们和袋子，我们和她一起下去。我们很好奇，银行是不是突然变大方了，非常慷慨地给了她几个帆布袋子。

不是，是我的帕特里克。还有一年，他就从福德汉姆毕业了，可他留了张纸条，说他爱上了一个匹兹堡的女孩，他们已经到加州开始新生活了。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就是我要遭受的待遇，我不会再用一个帆布袋子把自己累死了。我沿着曼哈顿的街道四处寻找，在卡纳尔大街找到一家卖这东西的华人商店。你会认为在这个城市里，找帆布袋子一定不费劲，可如果没有那家华人商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哭得更厉害了，用毛衣袖子擦了擦眼睛。安迪说：好了，斯托克斯夫人。

布莱迪，她说，我现在叫布莱迪。

好了，布莱迪。我们要到街对面去，你可以吃点东西，长点力气。

哦，不，我没有胃口。

脱下围裙，布莱迪，我们到街对面去。

在咖啡店里，她对我们说，她甚至不想再叫布莱迪了，她叫布里吉德。布莱迪是下等女佣的名字，而布里吉德还有点尊严。不，她从来都吃不完一个芝士汉堡，但她吃掉了，还吃了抹了很多番茄酱的薯条。用吸管喝奶昔的时候，她对我们说她的心都碎了。安迪想让她解释一下为什么突然决定买帆布袋子。她不知道。帕特里克就这样离开了，她又想起丈夫曾经加诸她的拳脚，于是她头脑中一扇小门打开了。她只能说出这些。一个袋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安迪说这件事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她表示赞同，但她不在乎了。二十年前，她从“玛丽女王”号下船时是一个为美国兴奋异常的健康女孩。再看看现在的她，骨瘦如柴。好了，她那骨瘦如柴的日子也过去了。要是有的话，她想再要一个苹果派。安迪说他学习修辞学、逻辑学、哲学，但是这个他没法解决。她说他们做苹果派总是很慢。

有书要看，有学期论文要写，但是我太迷恋迈克·斯莫尔了，我会坐在图书馆靠窗的地方，看她课间走在学校主楼和纽曼俱乐部之间的华盛顿广场上，课后她会去纽曼俱乐部，尽管不是天主教徒。当她和美式橄榄球运动员鲍勃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就沉了下去。那首歌在脑海里回荡，“我想知道现在谁在亲吻她”，尽管我很清楚现在谁在亲吻她。那个美式橄榄球运动员体重两百磅，弯下身子，把嘴唇放到她的嘴唇上。我知道如果世上没有迈克·斯莫尔，我会喜欢他，他那么正派，那么幽默。可我还是想找到一木漫画书。在那里面，查尔斯·阿特拉斯答应帮助我锻炼肌肉，这样我在沙滩上第一次遇到鲍勃时就可以把沙子扔到他脸上。

夏天到来的时候，鲍勃穿上了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制服，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接受培训。迈克·斯莫尔和我无忧无虑地见面，在格林威治村漫步，到麦克杜格尔大街的蒙蒂餐厅吃饭，到白马酒吧或桑雷默酒吧喝啤酒。我们坐斯塔滕岛渡船，手拉手站在甲板上，看着曼哈顿的轮廓在空中一隐一现，真是美妙极了。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想到那些因为眼睛不好、肺不好而被遣迭回去的人们，不知道一旦瞥了纽约一眼：水面上耸起的高楼、黄昏时分闪烁的灯火、纽约湾海峡里拖船和轮船鸣着汽笛，他们回到欧洲的村镇后会怎样呢？他们在埃利斯岛透过舷窗看到、听到这些了吗？回忆带给他们痛苦吗？他们有没有试着从一个没有穿制服的人翻看他们的眼睑、敲打他们的胸部的地方再次溜进这个国家呢？

迈克·斯莫尔问：你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担心她会认为我很特别，才忧虑那些被遣送回去的人。如果我的父亲或母亲被遣送回去，我就不会站在这曼哈顿灯火照耀的甲板上，眼前闪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梦想了。

另外，只有美国人会这么问：你在想什么呢？你做什么工作呢？在爱尔兰生活的日子里，没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疯狂地爱上迈克·斯莫尔，我就会告诉她别管我在想什么或者我靠什么谋生。

因为感到羞耻，我不想对迈克·斯莫尔讲太多我的人生经历。她在一个什么都不缺的美国小镇长大，是不会理解的。当她开始说起在罗得岛和祖母一起生活的日子时，我脑海里就乌云密布。她说起夏天游泳、冬天滑冰、乘坐装有干草的大车出游、到波士顿旅游、约会、高中班级舞会、编辑高中年鉴。她的人生听上去就像一部好莱坞电影，直到她回忆起父母分居、将她留给住在蒂佛顿的奶奶。她说起自己如何想念母亲，有好几个月都是在哭声中睡着的。说到这儿，她又哭了。我想知道，如果我被送到亲戚家生活，会想念家人吗？很难想象我会怀念天天喝的同样的茶、吃的同样的面包，还有那张爬满跳蚤的坍塌的床、小巷里公用的厕所。不，我不会怀念那些东西，但我会怀念和母亲、弟弟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餐桌旁的谈话，围着火炉的夜晚。那时，我们看着炉火映照下的世界：小山洞和火山，各种形状和图案。即使和有钱的奶奶一起生活，我也会怀念那样的日子。我为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火炉可守的迈克·斯莫尔难过。

她对我说，小学毕业那天，她是多么兴奋。她父亲要从纽约过来参加毕业聚会，却在最后一分钟打来电话说，他得参加为拖船工人举办的野餐会。一想到那事，她再一次泪水涟涟。那一天，她奶奶在电话里狠狠地批评了她父亲，说他是一个只会追女人的家伙，不许他再踏足蒂佛顿了。至少，她奶奶在她身边，总是帮她做所有的事。她对亲吻、拥抱、大口地吃喝不太感兴趣，但让屋子干净，衣服洗烫一新，每天为孙女装好午餐盒。

迈克擦了擦眼泪，说道，你不可能拥有一切。即使我什么也不说，也想知道为什么你不能拥有一切或者给予一切。为什么你不能打扫房间、洗衣服、装午餐盒，同时亲吻、拥抱、大口地吃喝呢？我不能跟迈克说这些，因为她很崇拜她那严厉的奶奶。可我更情愿听到她说奶奶拥抱、亲吻、大口地吃喝。

鲍勃参加后备军官训练营之后，迈克邀请我去见她的家人。她和父亲艾伦、继母斯特拉一起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河滨大道。她父亲是纽约港达尔泽尔驳船公司的拖船船长。她继母怀孕了。奶奶佐伊从罗得岛过来，暂时住在这儿，直到迈克安顿下来，适应了纽约的生活。

迈克告诉我，她父亲喜欢人们称他为船长。当我说“你好，船长”时，他嘟哝着，痰在喉咙里呼噜作响。他紧握着我的手，直到关节咔咔作响，这样我就知道他是多么强壮。斯特拉说，嘿，甜心，然后亲了亲我的脸颊，告诉我她也是爱尔兰人。很高兴见到艾伯塔和爱尔兰男孩约会。她甚至也说男孩，可她是爱尔兰人。奶奶双手交叉在脑后，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当迈克介绍我的时候，佐伊的发际线向前抽动了一下，说：你最近怎么样？

你在沙发上的日子真是轻松又舒服。这句话溜出了我的嘴。

她瞪着我看。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当迈克和斯特拉到另一个屋子去看套裙的时候，气氛很尴尬。我站在起居室中央，船长边抽烟边看《每日新闻》，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不明白迈克·斯莫尔怎么能走开，让我站在这儿跟她那不理我的父亲和奶奶在一起呢。我从来都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该说些什么。我应该说，拖船的生意怎么样，还是应该对奶奶说她抚养了迈克，很了不起？

我在利默里克的母亲永远不会让人这样站在屋子中央。她会说：坐那儿吧，我们好好喝杯茶。在利默里克的街巷，不理人是件糟糕的事，忘了给人茶喝就更糟了。

很奇怪，有船长那样一份好工作的人和他那躺在沙发上的母亲竟然不屑于问我脸上是否有嘴或是不是想坐下。我不知道迈克怎么让我这样站着，但知道如果这事发生在她身上，她就会坐下来，让每个人都开心起来，就像我弟弟马拉奇。

如果我坐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说：哦，主人没叫坐，你就坐下了，还真随便呀？或者他们什么也不说，等我走后再背着我说？

不论如何，他们都会背着我说，说鲍勃是个更好的男孩，穿着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制服，看上去很帅。他们如果看见我穿着带下士军阶的卡其布夏季制服，可能也会这么说。但我还是怀疑。他们也许更喜欢他，他有高中文凭、清澈健康的眼睛、光明的前程、快乐的天性。军官制服增强了所有的优势。

从历史书中，我知道爱尔兰人在新英格兰地区从来都不受欢迎，那里到处都挂着“爱尔兰人不允许申请”的牌子。

好了，我不向任何人祈求任何事。我正准备转身离开，这时，迈克从楼道那边蹦跳着过来。她金发碧眼，微笑着，作好了到格林威治村散步和吃晚饭的准备。我想告诉她，我不想和让人独自站在地板中央、悬挂拒绝爱尔兰人牌子的人有任何联系，但她是那么欢快开心，眼睛是那么蓝，那么的干净，那么美国化，我甚至想，如果她叫我永远站在那儿，我也会像条狗一样，摇摇尾巴。

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她对我说，我对奶奶说错了话。奶奶六十五岁了，做饭，打扫房间，工作很努力。她不喜欢人们说在沙发上休息几分钟这些自作聪明的话。

我想说：哦，去你奶奶的，还有她的做饭扫地。她有很多的食物、饮料、衣服、家具和冷热水，还不缺钱，到底有什么可抱怨的！世界上有许多供养大家庭却不抱怨的妇女。你的奶奶却躺着抱怨她得照料公寓和那么几个人。去你奶奶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只是得忍住不说，以免冒犯迈克·斯莫尔。那样，她就不会再见我了。到嘴的话不能说，这样过日子真的很难。很难和像她那样的漂亮女孩相处，因为她跟别人交往从来不会有麻烦。我也许得找一个不是那么好看，不介意我的坏眼睛和我没有高中文凭的女孩。不那么好看的女孩可能会给我搬椅子递茶，我也用不着总忍住想说的话。安迪·彼得斯总是告诉我，和相貌平平，特别是乳房小或没乳房的女孩过日子要容易得多，因为她们对少得可怜的关注也会心怀感激。其中一个可能甚至会爱上我，就像他们在电影里说的那样。我甚至不能想有乳房的迈克·斯莫尔，她将整个身子都留到了新婚之夜和蜜月。想到美式橄榄球运动员鲍勃将和她在新婚之夜达到高潮，我心里就一阵疼痛。

贝克尔和威廉斯仓库的平台领班在地铁里见到我，说我可以在假期工人休假时到那儿工作。他让我从早上八点干到中午十二点。第二天干完活后，我走到港口仓库，看看能不能和霍勒斯一起吃个三明治。我经常认为他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父亲，尽管他是黑人，我是白人。如果我对仓库里的人说这些，就会被他们嘲笑，不得不逃离平台。他一定知道他们是如何谈论黑人的，也一定听到了漂浮在空气中的“老黑”这个词。和他一起在平台干活的时候，我很好奇他怎么能控制住自己不动手。他没有回答我。相反，他低下头，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我以为他有点耳背或头脑简单，因为我知道他不聋，而他讲起在加拿大接受教育的儿子时，那种神态表明，如果有机会，他自己也会去上大学。

他正从莱特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出来。看到我时，他笑了：哦，伙计，我一定知道你要来。我买了个一英里长的大号三明治，还有啤酒。我们到码头上吃，好吗？

我正准备沿着莱特大街走回码头上去，他却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地方。他不想让仓库里的人看到我们。他们会数落他一整天，笑着问霍勒斯什么时候认识了我的母亲。那会让我去还击他们，更频繁地到菜特大街去。不，伙计，他说，留着你的感情做大事。

这就是大事，霍勒斯。

这什么也不是，伙计。这是无知。

我们应该还击。

不，儿子。

天哪，他叫我儿子。

不，儿子。我没有时间还击，不会步他们的后尘。我有自己的战斗。我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有一个生病却在晚上到布罗德大街打扫办公室的妻子。吃你的三明治吧，伙计。

这是抹了芥末的火腿芝士三明治，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就着一夸脱莱茵金啤酒把它吞下去。我突然感觉，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和霍勒斯一起在码头上度过的这一个小时。海鸥在空中盘旋，期待着会发生些什么。泊船沿着哈德逊河排成一行，等着拖船把它们拖进船坞或者拖出纽约湾海峡。我们头顶上的西区高速路上，交通一片繁忙。一间码头办公室的收音机里，沃恩·门罗唱着“纽扣和蝴蝶结”。我手里的三明治快要掉了。这时，霍勒斯又给了我一块，说我可以用点劲，让他惊喜一下。我的心发软，眼泪滴到了三明治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无法对霍勒斯解释这一切，或者我为何这么伤感。我知道，在码头上和霍勒斯一起吃三明治、喝啤酒，这样的情形不会再有了。这让我感到如此幸福，只能在心里因伤感而哭泣。我觉得自己是如此愚蠢，想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了解我的心情，因为他靠得更近了，用胳膊搂着我，好像我就是他的儿子。我们两个人，黑人或白人，或什么也不是。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除了放下三明治，我们什么也干不了。一只海鸥猛地扑了过来，大口大口地吃着三明治。我们笑了，霍勒斯和我。他在我手里放了一块我见过的最白的手帕。我要还给他，他摇了摇头，留着它吧。我告诉自己，我会留着这块手帕，直到最后一口气。

我对他讲了我母亲在我们哭泣时说过的话：哦，你的眼睛快赶上尿泡了。他笑了，似乎不在意我是否沿着莱特大街走回去。平台上的人没有说他和我母亲的事，因为你很难伤害一个开怀大笑而又无法理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