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极其客观地认为，妈妈是个冷静且聪明的女性。向妈妈询问有关出生隐情时，她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不安的样子。她和爸爸两人纹丝不乱、条理清晰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语气既不迷茫也不困惑，始终充满自信，弹觉得也许就是因为妈妈的表现，自己才会坦然面对这些事实吧。

因此弹才无法忘记，妈妈唯有在谈及参加聚会的母亲们时，才会说出的那些激动的话语。

弹的妈妈碧是这么说的：参加聚会的并不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夫妇，也就是说，他们并不都像我们一样想了又想、反复沟通、互相理解后才生下孩子。他们有的只是基于想要个孩子这种简单的想法，有的夫妇间并没有很好地商量过。聚会时的母亲们大多三十多岁，现在想起来，当时都还很年轻呢。还有的母亲因为没有丈夫，就向参加聚会的其他人的丈夫，倾诉自己时不时冒出来的对日常和将来生活的不安。

“那完全是一种错觉啊，”弹妈妈说道，“一年当中虽然见面的日子只有可数的几天，可是有的愚蠢母亲就产生了错觉：既然知道彼此间的隐私，那么这些人就比自己每天都见面的其他人要亲近。真是蠢透了！”

妈妈没有说出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弹能够想象得到。参加聚会的某位妈妈和另一家的爸爸好上了，还发生了肉体关系。弹心想自己的爸爸大概在那场纠纷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夏日聚会中止后，弹只去过山庄两次。和树里、贤人说是上高中后就没和家里人去过，事实上上了初中就基本没去过了。

弹能轻易地想象出妈妈原本打算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她是想在一个广阔天空下有绿树环绕的地方，建立一个相同境遇的人互相支持的组织。妈妈是一个真心相信能办成此事的人，而这一切都失败了。那座山庄对于妈妈来说也许是一个美梦的残骸，成了一个令人厌弃的所在。可是她并没有反对弹重新买回那座没人搭理的山庄。当妈妈笑着说你好好努力、靠自己还贷时，弹又看到了那个熟悉、冷静且聪明的妈妈。回购山庄后，爸爸妈妈一次都没有去过。

弹听树里提过波留想要寻找亲生父亲，于是颇为冷静地认为虽说自己没想过这事，可其他人会想也是很自然的。关于诊所方面自己可能比其他人了解得都详细，因八卦杂志的报道去诊所进行调查的大概也就自己父母吧。刚进入九十年代诊所就关门了，医生也隐瞒了去向，弹父母还寻找过一段时间。但最终找到这个人的是弹，不过是关于此人的死亡公告。弹是在早报的一个角落里看到的，公告里写有“半田宪尚”的姓名，还说此人曾经营过“光彩诊所”，弹还拿去给妈妈确认过，这是一年前的春天发生的事。弹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几乎没找到什么信息，只了解到半田宪尚关闭了光彩诊所后移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又从事过一段时间医疗相关的工作。

当弹提出想了解半田宪尚这个人时，父母给了他一本剪报册。翻开那本鼓鼓囊囊的剪报册，弹发现里面整整齐齐地贴满了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褪了色的报道，都是关于光彩诊所的，按年份顺序排列。弹大致看了一遍，里面有正面的报道，也有负面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过后，也就是那次诉讼事件之后，大多是包含无聊嘲讽的批判性报道。

半田宪尚开办诊所前在东京都内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任职，七十年代中期在轻井泽开办了“光彩诊所”。他在某杂志的采访中曾放言：“我从不认为人生是平等的，但唯有出生和死亡是平等的。我从这两者的平等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出生和生育的权利。在相信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从事了现在的治疗工作。”

在弹的印象中，诊所开业之初的半田宪尚是位充满了希望和正义感的医师，话语简洁直白，但不让人感觉伪善和欺瞒。后来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的原因，当社会开始挺进“泡沫经济”繁荣期后，半田宪尚开始积极接受媒体采访，弹觉得他的话语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当有人抨击治疗费用高昂时，他回应说：“费用高那是理所当然的，费用高才能聚集起相应高素质的捐精人。”当有人指责他在进行生命交易时，半田立即回击：“事实上就是有人不进行买卖就得不到，才会产生需求。”当然，弹也知道撰稿人通过不同的写法，可以自由操纵一个人的形象，但他仍觉得这名医师和刚开业时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某篇报道中说半田成了拜金主义者，弹赞同这个观点。这个半田医师事实上可能真的成了一名“金钱至上”主义者，又或许他是从“买卖生命”中获取了“神一般的万能感”。

在那场诉讼中，半田宪尚胜诉了。但是在一篇标题为“从事谎言和杜撰生意的诊所”的报道中，刊载了一张自称是捐精人和诊所原工作人员的照片，眼睛部分打上一道黑线，隐去了真实面目。他们声称捐精人的信息基本都是假的，还揭露说根据捐精人的学历和能力，患者要支付不同的费用。弹心想也许这就是那篇引起了父母怀疑的报道。那名原工作人员还说：“捐精人学历越高，或是在某个领域获得的成就越大，患者就要支付越高的治疗费用，她们当然是很乐于支付的，因为谁都想要个优秀孩子……可想到这些信息是由以挣钱至上的捐精人本人提供的……”

正如父母说过的那样，这篇报道出来后半田宪尚以“损毁名誉”为由起诉了出版方，并且打赢了官司。出版方出具了道歉书，还支付了一百二十万日元的赔偿费。有一张小小的剪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弹知道这件事绝对没有让父母放下心来。

弹专门找出有署名的采访记事，把署名记录了下来，并且没有告诉父母。然后在工作间隙通过上网查询和电话询问出版社，开始寻找这些报道的撰写者。大部分人都联系不上了，只找到了两个人。让弹惊讶的是其中一人还是自己熟悉的作家，这名作家大学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工作，用的都是真名，三十岁过后成为作家并开始使用笔名。还有一名是现在还给报纸杂志撰写采访记事的自由撰稿人。弹给出版社发了一封信以联系作家，而自由撰稿人有自己的主页，弹往那儿发了一封邮件。他暗自寻思，两人可能都不会回复，万一要有大概也是自由撰稿人吧。可想不到是作家按照弹附在信中名片上的邮箱地址发送来了邮件，邮件中说可以见面聊聊。

弹是去年十二月和作家见面的。

这件事，弹既没有和父母说过，也没有告诉久未谋面的树里和贤人。但总有一天会说的，弹觉得就算不是所有人，其中也一定有几个人是特别想知道真相的。有像波留这样特别想知道亲生父亲信息的，也有想了解诊所信息的，还有自己这样并不明确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只是被某种奇异的力量驱使着去调查的。

弹脑海里滑过一个念头：当年聚会时的小伙伴哪天能在山庄再聚一聚就好了。他没有想过其中可能会有性格不投的人，也可能会有不想聚会的人，只是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怀念往日情谊赶来聚会的，就像最近见到的树里和贤人那样。他们之间有一种有别于小学同学的亲密感，肯定聚得起来。弹是这样想的，就像妈妈曾经那样。

面对这些笑逐颜开前来欢聚的小伙伴，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又该怎么说呢？弹陷入了沉思。事情的真相就像他的父母曾经担心和犹疑过的那样，对于这一切自己到底应该怎样解释为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