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任由谈话不了了之，很快我们就要离开中西部的中心，遍地玉米的乡下，被卷入这座最伟大城市那多风的钢筋乱麻里。接近的第一个标志是加里市附近的大型工厂。我透过乘客座旁的侧窗指点，传达了美国风情的趣闻：“美国工业史上有个重要的地方，就是那里的那座城市。它由美国钢铁公司创立，以董事长的名字命名。”

“啊。很好的地方。”仁波切说。

很快我们就能看到一片湖，像蓝海一样往北延伸，然后是芝加哥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在I-90公路缴完费之后，我们被嵌进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一次交通拥堵，甚至比宾州的那次更糟。电台说，白袜队当天下午有比赛，当我向仁波切提起时，他说听说过棒球，能去看球吗？

最后我们蠕动着进了城区，在哈里森街和克拉布克街上离卢普区外面不远的一个停车场停好车。

从停车场往北走，我们面前是美国大都会的多姿多彩：一个男人坐在门前，手里握着一把刮刮乐，一张又一张地查看，好像他的幸福未来就藏在一张张薄薄的银纸下面；壮观的公立图书馆；轻轨驶在生锈的钢架上；行人乱穿马路；五个肌肉发达的男孩用反扣的塑料桶打鼓，接受路人的钱；穿西服的商务男士和穿黑皮鞋的商务女士；拉着手的情侣。这里有各种人生——看起来有钱的人和贫穷的人，看起来快乐的人和悲惨的人；安心带着孩子走路的父母；看似有毒瘾的男女，或者遭受精神问题折磨的人，生病的人，或者那些如行尸走肉的人。

我们沿着州街的西侧前行，潮湿的暖风搅动了右边几个街区以外的湖面，我看到囊性纤维化病基金会的广告牌，上面有这一区两个最慷慨的个人募捐者照片。吉妮我们俩一个朋友的两个孩子有那个病，认识他们以来，我们一直看着孩子们在奋力与它对抗，他们为这个病焦虑着，为此，我们送出了几千美金的捐款。“从我还是个孩子起，”我告诉仁波切，“就一直为生命可以如此不同而着迷。我是说，如果你拿我们在过去十分钟里见过的人作为这个地球上所有幸运与厄运的极小抽样，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么不同。一些人这么悲惨，一些人这么幸福。有些人似乎一出生就承受了巨大的负担，而其他人似乎痛苦极少地轻松度日。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会那样设置。”

“是的，是的。”他说，一双金棕色的眼睛定在我身上，就好像他不是在看我的脸和五官，而是藏在下面的什么，人格下面的东西。一开始这会让我紧张不安，现在我几乎习惯了。

“‘是的，是的’算不上对这个深刻问题的回答。”我说。

他笑了：“是个问题啊？”

“好吧。在你的信仰体系里，对那个有没有解释？”

他一直保持微笑，说：“有。”

“好吧。别卖关子了。是什么？奥图克非佛教徒，或者苏菲基督徒，不管你怎么称呼自己，那个理论是什么？”

他大笑。这时我们已经到了马歇尔·菲尔德，这间美妙的老百货公司是吉妮和我第一次真正的公路冒险时吃午餐的地方，是我们恋爱的开端。仁波切和我暂时搁置谈话，走进旋转门，穿过香水部和彩妆部，进入一个电梯，上了七楼的胡桃厅。它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茫茫一片白色台布，眺望城市的大窗户，优雅的胡桃木镶板，有棕色和黑色的涡形。女招待领我们到窗边的一张桌旁，马上有一位托着水罐、腋下夹着菜单的侍者前来招呼。

侍者离开后，仁波切说：“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这一世会是这样，你应该知道那是因为你的上一世。如果想知道来世是什么样子，就应该看看你这一世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惩罚喽。如果你沾了毒瘾在州街上拖着脚步走，有艾滋病，穷得像土一样，蹲在门口刮你用别人放在你帽子里的几块钱买的彩票，那就意味着你上一世是个坏人。”

“绝对不是，”他说，就这一次没有笑，“意味着那就是你这一世的修行。”

“为了什么修行？”

“为了你的下一世。”他说。

“你又在跟我玩禅的游戏了。你知道我讨厌它。”

侍者回来了。鉴于这是我当天的第二顿午餐，我决定吃点清淡的——扇贝沙拉，脱因咖啡。仁波切要了薄荷茶。

“他们家的香蕉圣代全世界最小。”我告诉他，同时试图找到一种缓和的语调，换个话题。但仁波切不吃这一套。

“我的好朋友，”他说，“你想让事情简单得就像字母ABC，想让二加二等于四。但你问的东西超出普通人类的思维太多了。我怎么能把那两样东西放进一个答案里呢？”

“我不知道。”

“我没法让那些东西在语言里、在逻辑思维方式里合理，所以我玩禅的游戏。但它不是游戏。它是唯一开始——开始——理解的方法。我在试图教你，但你不受教。你非常骄傲。你有美好的生活，为了那种生活努力工作，你是非常聪明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你的那种聪明能找到好工作，住上好房子，给你和家人带来好生活。”

“那没有错。但你现在应该停止过多使用那种聪明，停止思考惩罚、罪孽、善与恶。我是在告诉你，你那种聪明让你有好工作，但没法让你答得上来这些问题。要答得出来，你需要另一副头脑。我现在告诉你，有人——或许就像门口那个人，就像在你妹妹居住的城市里扫大街的人，或者不久前坐在加油站外的那个人，又或者我们很快会遇见的一个女人——他们能比你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尽管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语言。我在试图告诉你这个，但你对你的聪明很骄傲，还有你的好工作，你不愿意让我教你，所以我就玩游戏。”他往后靠去。“这个答案对你更好吗，我的朋友？”

食物来了。有一小会儿，我专注于食物的愉悦，不回答好人仁波切。事实上，在主菜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头脑一直在这样那样地狂乱运转，试图找到一个合逻辑的反驳。我吃完沙拉，叫了一份世界上最小的香蕉圣代，为仁波切多要了一个勺子，他尝了两口，礼貌地微笑。

“那个回答更合你的意吗，我的朋友？”这顿饭结束后，他问。

“是的，”我说，“稍微更合意一点，而且超级晕头转向。”

他伸出手来，和蔼地触碰我的小臂。在那个房间里深棕色镶板的映衬下，男女侍者忙得团团转，平衡肩膀上的托盘，俯下身子为老妇人们点单，她们的眼睛游离到落地窗外，俯视着整条州街，街上的交通堵塞又畅通，像动脉里的血液，商务的世界，无休无止繁忙的世界，突飞勐进。她们的眼睛似乎在说，那种繁忙有如此大的感染力，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芝加哥城的光有某种特质——很可能因为邻湖——我在琢磨那种特质，琢磨忙碌的世界，思考我的家人，我刚吃下的午餐在酸性的浴池里安稳休息，我感觉下方某处有一种扯裂。这种感觉让我发自肺腑地回忆起，吉妮和我第一次准备做爱那一刻时的感觉，事件的发生地离好人仁波切和我当时坐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在那间旅馆的房间里有性冲动，那是当然（很自然，如今在核桃厅里没有），但有别的东西环绕着它，一种恐惧和狂喜的平衡，就好像我正从十楼的窗台踏出，背上只绑了最小的降落伞，一个年轻人要与他过去熟悉的舒适做严峻的决裂。

恰好就在那时，当我迷失在牵强的对比中，仁波切说：“现在随你提问。”

我抬起头来，有一瞬间他的形象似乎闪烁不定。有一两秒钟，他似乎蜕变成别人或别的什么了。只是紧张而已，我决定这么解释，只是视神经的抽搐。在路上太久了。我更接近地看他，他稳定下来了（如果能用那个词的话），我犹豫了片刻，然后又犹豫了更久，说：“好吧，我的问题是这个。假设我想发现最大的愉悦，按照你的说法……假设我愿意接受它……下一步是什么？”

密歇根湖一样大的微笑。不再摇曳的仁波切说：“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天，你和我一起在车里？”

我想象了一下我为他规划的路线，向北然后往西，这样我们能看到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湖泊，而非南达科他州东部干燥、乏味、毫无特色的牧场。“或许还有三天。”

“不够。”他说。

“那或许就四天，满打满算。我答应过吉妮和孩子们，会赶回家——”

“四天。”他说。

“对。”

“四天的时间可能给我展示美国，让我了解美国吗，奥托？”我大笑，摇摇头：“50年吧，也许。”

“也要50年来教你。”

“但你一直口口声声说我有多进阶，是多好的一个灵魂。”

“我也进阶啊，”他拍了一把自己胸口的正中，“仁波切也不傻，”他补充说，然后发出特别喧嚣的一声大笑，周围桌边的所有人都中断了用餐，盯着我们，“仁波切可以在四天内了解美国。”

“一点儿也不傻，”我默默地赞同，“好吧。我会尝试在四天内为你展示美国。你尝试给我展示开悟。”

“或许是一点点的开悟。或许就一片。”

“公平的交易。一片开悟换一段美国经历。”

“我的好朋友。”他说，看得出来，我让他高兴了，而且这不是一种讨厌的感觉，尽管我肠子里的扭结，肺底的紧箍，那种要违背多年以前对自己许下的一个很老很老的承诺的意识——所有那些仅仅减轻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