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要等他们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日期和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完全不着急。我们慢慢地抽着烟，黑人洛佩斯时不时端来咖啡，然后我们停下工作，讨论起新闻来，题材几乎一成不变，领导到访，上层变动，圣伊西德罗的演出。当然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等他们，但我们确实在等，这些事情不能出差错，你们安心办手续，领导如此说，为了避免误解，这些话他经常重复，你们安心干活，总之，这活挺容易的，万一出了差池，他们也不会怪罪我们，上头的人会负责的，领导是个信守承诺的人，放心吧，小伙子们，要是这里出了什么麻烦，有我顶着，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别把来的对象给搞错了，先调查清楚，免得出错，然后你们只管办手续就行了。

坦率地说，上班并不费劲。领导挑选了可以使用的办公室，免得大家挤在一起，我们以适当的方式，用了一切必要的时间，逐一接待他们。领导反复地说，而且说得没错，伙计们，对于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协调好了，尽情嘲笑电脑吧。在这里，工作的节奏像抹了凡士林一样平滑，人们一点都不着急，连“快点”都不会说。我们有时间喝咖啡，预测周日的竞猜结果，领导是第一个来验证的，瘦子比安凯蒂在这方面完全是个预言家。于是，每天我们都做同样的事，我们带着报纸来，黑人洛佩斯端上第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办理手续的人就陆续到来。通知上说了他们各自相应的手续，我们只用在那里等着就行了。话虽这么说，通知尽管印在黄色的纸上，但还是有一种严肃的意味，于是玛丽亚·艾莲娜在家把通知读了好几遍，一枚绿色印章圈住了日期、地点和一个无法辨认的签名。在公共汽车上，她又从钱包里取出了通知，为防万一，还给手表上了发条。他们在马萨大街的办事处约见她，在那个地方有政府单位真是件怪事，但她妹妹说，现在办事处到处都是，因为政府部门驻地太小了。她刚下公共汽车就发现这应该是真的，这个街区平庸无奇，有几栋三四层的房子，许多零售商店，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棵树，这个地区的树木已经越来越少了。

“至少会有一面国旗吧。”玛丽亚·艾莲娜想，此时她正在接近700号所在的街区。那栋楼或许就像大使馆，虽然隐藏在居民区，但在远处就能通过阳台上的彩色旗帜辨认出来。尽管通知上清楚地标注了门牌号，但她发现这一带没有国旗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她在街角待了一会（时间还很早，她可以等一会儿），不知何故，她向报刊亭的小贩询问起办事处是否就在这个街区。

“没错，”那个男人说，“就在街区的中段。但您去那儿之前，为什么不再多待一会儿陪陪我，您看我多孤单啊。”

“等我回来的时候吧。”玛丽亚·艾莲娜冲他一笑，不紧不慢地走开了，她又看了一遍那张黄纸上的内容。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一座仓库前有一只猫，一个胖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儿从玄关里走了出来。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停在办事处附近，几乎每个驾驶室里都坐着人，在看报纸或者在抽烟。入口就像街区其他房子的入口那样狭窄，玄关装饰着彩陶，楼梯在玄关尽头；门牌很像医生或牙医诊所门口的标识牌，牌子很脏，下半部分还粘着一张纸，挡住了一些文字。那张通知是如此严肃，盖着绿色印章还附有签名，而此地却没有升降梯，必须走着上三楼，很奇怪。

三楼的门关着，她没看见门铃，也没看见门牌。玛丽亚·艾莲娜推了推门把，大门无声地打开了。她先看到了香烟的烟雾，然后才看见走廊里绿色的彩陶和坐在两侧的长凳上的人们。人并不多，但是在烟雾缭绕的狭窄走廊里，他们的膝盖似乎贴在了一起，有两名老妇人、秃头先生和戴绿色领带的小伙子。他们一定是在聊天打发时间，玛丽亚·艾莲娜开门的时候，恰好听见其中一位女士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像通常一样，他们看着新来的人，突然沉默了下来；同样像通常一样，玛丽亚·艾莲娜觉得自己蠢得不行，她面红耳赤，勉强地说了句早上好，然后站在门旁，直到那个小伙子冲她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旁边有个空座。她刚坐下，跟他道了谢，走廊另一边的门就开了一道缝，一个红头发的男人走了出来，一路穿梭在其他人的膝盖之间，也没费心思说“不好意思让一让”。那名职员用一只脚抵着门，好让门一直开着，他等待着，直到其中一名女士艰难地直起身子，一边道歉一边穿过玛丽亚·艾莲娜和秃头先生之间的空隙。出口的门和办公室的门几乎同时被关上了，剩下的人又开始聊天，在咯吱作响的长椅上微微伸个懒腰。

像通常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题，秃头先生谈论起了手续办理的效率之低，要是第一次就这样了，接下去还能有什么指望，您跟我说说，半小时里都办了些什么事啊，可能提四个问题就完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您别想当然，”戴绿色领带的小伙子说，“我是第二次来了，我跟您保证，没有那么快，他们先把所有的东西复印完，然后某个工作人员又记不清日期了，诸如此类的，最后拖了很长时间。”

秃头先生和老妇人饶有兴致地听他说话，他们显然是第一次来，玛丽亚·艾莲娜也是第一次来，但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加入对话。秃头先生想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通知相隔的时间，小伙子回答说他等了三天。但为什么要通知两次呢？玛丽亚·艾莲娜想问，但她感觉到自己的脸又红了，她期待有人和她说话，给她信心，让她参与其中，让她不再是那个新来的人。老妇人取出了一个似乎装有盐粒的玻璃瓶，一边嗅一边叹息。或许烟雾太浓，让她觉得不舒服了，小伙子说，主动掐灭了香烟，秃头先生说没问题，这条走廊简直是种耻辱，如果老妇人觉得不舒服的话，他们最好还是掐灭香烟，但老妇人说不用了，她只是有些疲倦，马上就会没事的，在家里她的丈夫和儿子们成天都在抽烟，我已经几乎察觉不到了。玛丽亚·艾莲娜也想抽烟，但她看见男人们已经把烟掐灭了，那个小伙子还用脚踩了踩，每当他必须等待的时候，他总会抽很多烟，上回更糟糕，因为他前面有七、八个人，到最后走廊上烟雾弥漫，什么都看不见了。

“生活就是间等候室。”秃头先生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踩灭香烟，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不知道该用它们做些什么，老妇人的叹息道尽了多年的妥协，她把玻璃瓶收起来的时候，走廊尽头的门恰好打开了，另一位老妇人带着那种让所有人羡慕的神情走了出来，走到出口的时候，她那句“早安”几乎带有同情的意味。看来没有耽误多久，玛丽亚·艾莲娜想，她前面有三个人，估计要等四十五分钟，当然某些人的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其他人更长，那个小伙子已经来过一次了，他就是这么说的。等秃头先生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玛丽亚·艾莲娜鼓起勇气向小伙子提问，好让自己放下心来，小伙子想了想，然后说，第一次的时候，有些人很久才办完，其他人稍微快一点，根本说不准。老妇人强调说，之前那位女士几乎是马上就出来了，但红头发先生在里面待了好久。

“幸亏剩下的人不多，”玛丽亚·艾莲娜说，“这种地方让人压抑。”

“得用哲学的观点看待这件事，”小伙子说，“您别忘了，您还得回来，所以您还是安下心来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没人可以说话，人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合不来，不像今天，从我来到这里开始，时间过得挺快的，因为大家有交流。”

玛丽亚·艾莲娜乐意继续与小伙子和老妇人交谈，她几乎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直到秃头先生从里面出来，老妇人飞快地站了起来，他们没想到以她的年龄，动作竟能如此敏捷，这个可怜人一定是想快点把手续办完。

“好吧，现在就剩我们俩了，”小伙子说，“您介意我抽一口烟吗？我忍不下去了，但是那位女士看起来那么难受……”

“我也想抽烟。”

她接过他递来的香烟，互相说了自己的姓名，工作地点，他们交流彼此的感受，把走廊抛在脑后，觉得这样很好，忘却了寂静，有时这寂静那么突出，仿佛街道和人们远在千里。玛丽亚·艾莲娜年幼时也在弗洛雷斯塔区生活过，现在住在康斯蒂图西翁区。卡洛斯不喜欢那个街区，他更喜欢西边，空气更清新，还有树。他理想中的居住区是公园村区，等他结婚的时候，他或许会在那边租一间公寓，他未来的岳父已经答应帮助他，那是一位拥有诸多社会关系的先生，他能想办法在某一条关系中得到一些好处。

“我也说不上来原因，但是我预感我会在康斯蒂图西翁区生活一辈子，”玛丽亚·艾莲娜说，“毕竟也没那么糟糕。如果有一天……”

她看见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她几乎有些惊讶地看着那个起身时冲自己微笑的小伙子，您看，聊天的时候，时间过得多快啊，老妇人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似乎很高兴自己可以走了，离开时，大家的姿态都显得更年轻、更灵活，似乎卸下了身上的重量，手续完成了，少了件要办的事，外面是街道，咖啡厅，也许会进去喝一小杯酒，或者喝杯茶，好让自己觉得真正地远离了等候室和表格。现在，玛丽亚·艾莲娜独自一人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卡洛斯很快就会出来，尽管如此，时间还是显得比之前更加漫长，但他也可能比其他人待得更久，因为他是第二次来了，天晓得他会办哪些手续。

她看见门打开了，起初她几乎没有明白过来，职员看了她一眼，朝她点了点头，让她进去。她想，看来是这么回事，卡洛斯肯定还得多留一会儿填资料，与此同时，他们会办理她的手续。她和那名职员打了招呼，走进办公室，刚进门，另一名职员就示意她坐到一张黑色写字台前面的椅子上，办公室里有好几名职员，全都是男性，但她没有看见卡洛斯。在写字台的另一头，一名满脸病容的职员正在看一张表格，他伸出手，但没有抬头，玛丽亚·艾莲娜过了很久都没有明白他在问她要通知单。突然，她明白了过来，然后开始有些迷惘地翻找起来，她低声说着抱歉，从钱包里取出了两三件东西才找到那张黄色的纸条。

“把它填好，”职员说着把表格递给她，“用大写字母填，填清楚。”

都是些寻常的内容，姓名、年龄、性别、地址。职员说话的时候，玛丽亚·艾莲娜觉得似乎有某种东西让她心烦意乱，那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它并没有在表格里，因为表格里的空隙是很容易就能填满的；那是某种外界的事物，某种不在场或者不在它应有的位置上的东西。她停下笔，看了看四周，职员们在其他的桌子前工作或互相交谈，肮脏的墙壁上挂着海报和照片，两扇窗，她进屋时穿过的门，那是办公室里唯一的门。职业，旁边有一条虚线；她机械地将空格填满。办公室只有一扇门，但卡洛斯并不在这里。工作年限。用大写字母填，填清楚。

她在底下签名的时候，那名职员正在看着她，仿佛她填了很长时间。他检查了一会儿，没有发现错误，然后把表格放进了文件夹里。剩下的就是提问，有些问题没什么意义，因为她已经在表格里回答过了，但他还询问了家庭情况、近几年家庭住址的变动、保险、旅行是否频繁、去了哪些地方、有没有护照或者是否准备办理护照。似乎没有人在意答案，无论如何，那位职员并没有把答案记录下来。突然，他告诉玛丽亚·艾莲娜她可以离开了，三天后的十一点钟再来。不需要有书面通知，但是别忘记过来。

“好的，先生，”玛丽亚·艾莲娜边说边起身，“星期四，十一点。”

“祝您顺利。”职员说，但他没有看着她。

走廊里空无一人，她像其他人那样迫不及待地穿过它，松了一口气，盼望走到大街上，将其余的一切抛到脑后。玛丽亚·艾莲娜打开了出口的门，开始下楼的时候，她再次想起了卡洛斯，很奇怪，卡洛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出来。这很奇怪，因为办公室只有一扇门，当然，也有可能她没看清楚，因为要发生这种事这根本不可能，那个职员打开门让她进来，卡洛斯没有和她相遇，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先出来，红发男人，两位女士，所有人都出来了，除了卡洛斯。

照射在小路上的阳光，街道上的声响和气息；玛丽亚·艾莲娜走了几步，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那里没有停泊的汽车。她向那栋房子的大门看去，她想再等一会儿，想看着卡洛斯出来。卡洛斯不可能不出来的，所有人在办完手续之后都出来了。她想，可能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第二次来的人，所以耽搁了很久，谁知道呢，可能就是这样。没在办公室里看见他真是件怪事，也可能是有一扇被海报挡住的门，她一定遗漏了什么，但还是很奇怪，因为所有人都和她一样穿过走廊离开了，所有第一次来的人都穿过走廊离开了。

离开前（她等了一会，但不能继续这样等下去），她想星期四还得回来。或许到时候也会不一样，他们会让她从另一边出去，尽管她不知道会从哪里出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会慢慢地抽着烟，聊着天，等候她和其他人到来，黑人洛佩斯又会冲一杯早晨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