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真是毫无头绪。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抑或第三人称复数？还是源源不断地臆造出毫无意义的叙述方式？假如可以这样讲：我也就是他们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或者这样讲：我也就是我们的眼睛痛；甚至于这样讲：你那金发的女人曾经是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面前飘忽不定的云彩。真见鬼了。

开始讲故事吧，假如能够走开，去喝瓶博克啤酒，同时机器还自动运作（因为我用打字机写作），那就太完美了。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确实会很完美，因为将要讲故事的这个漆黑的洞口也是一台机器（但是跟打字机种类不同，这是台康泰克斯1.1.2相机）。和我，你，她——那金发女人——或者云彩比起来，一台机器也许会更了解另一台机器。但是我可没那么幸运，我知道如果我走开了，桌上这台雷明顿打字机就会像石雕般纹丝不动，一直运动的物体一旦静止下来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所以我必须写下去。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中的一个都必须写下去。还是由我来写比较好，因为我已经死去，更加了无牵挂；我眼前只看得到云彩，所以能够专心思考、专心写作（那边又飘过一朵云，镶着灰边）、专心回忆，因为我已经死去（我也活着，这可不是要骗谁，到了恰当的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我还是从过去、从起点，从我还活着的时候讲起吧。到头来你会发现讲故事最好还是从头开始）。

刹那间我问自己为什么偏要讲这个故事，我们竟然会开始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即便只是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晚餐的邀请（这一刻飞过去一只鸽子，我觉得像是麻雀），或者为什么听别人讲了个好故事，立刻就会觉得百爪挠心、坐立不安，非得闯进隔壁办公室把故事复述一遍才痛快，才能回去安心工作。据我所知没人解释过这种现象，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开始讲故事。讲故事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因为毕竟没有人会为呼吸或者穿鞋这种事情觉得难为情；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除非出了什么岔子，比如鞋子里发现了蜘蛛或者呼吸的时候感觉有碎玻璃划过，那么就一定要说出来，告诉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们，或者告诉医生：“哎，医生啊，我只要一喘气就……”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解除百爪挠心的困扰。

既然我们要讲述这个故事，那顺序就不能乱。让我们沿着这栋房子的楼梯走下去，回到整一个月前，十一月七号那天。走下五层楼，就到了星期天，巴黎十一月的阳光明媚得撩人心绪，让人想要出去走走，看看风景，拍些相片（因为我们以前是摄影师，我以前是摄影师）。我终于明白了，最难的是以什么人称讲述这个故事，我也毫不避讳把这一点再说一遍。难就难在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是我呢，还是发生的事情本身，或者是我眼前的这些东西（云彩，偶尔飞过的一只鸽子）？如果我讲述的仅仅是我认为的真相，那么它就算不得真相，只不过我自己觉得百爪挠心，管它是不是真相，都需要跑出去把它说出来。

我们慢慢讲。随着我写下去，发生了什么事便会一目了然。如果我被替换了，如果我词穷了，如果云彩都飘走了，飘来了别的东西（因为我总不能够一直盯着眼前飘过的云彩和偶尔飞过的鸽子，把它们当故事来讲），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些……在这个“如果”之后，我又该写什么，该怎么正确地结束这个句子？但是如果我开始问这样的问题，就没法讲任何故事了。还是好好讲下去吧，也许讲故事可以作为一种答案，至少给读它的人一个交代。

罗伯特·米歇尔，法国人，也是智利人，翻译家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于今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天离开王子大道十一号（现在飘过两小片云，都镶着银边）。三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把圣地亚哥大学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撰写的陪审员回避制度和上诉制度的专著译成法文。巴黎这座城市很少起风，更少起这种在街角追逐翻腾的旋风，它飞扬起来，敲打着斑驳的木制百叶窗，窗后面一惊一乍的女士们翻来覆去地谈论着这几年天气如何不稳定。但是太阳悬在空中，灿烂的阳光乘着风，洒在猫儿身上。阳光如此明媚，我便忍不住想去塞纳河码头上转转，拍一些古监狱和圣礼拜堂的相片。才十点钟，我估摸着到十一点光线就正好，会是秋天最好的光线。为了打发时间，我特意绕远路去到圣路易岛，在安茹码头闲荡。我驻足仰望了一会儿洛桑酒店，心里默诵了几段阿波利奈尔的诗，每次经过洛桑酒店，这几段诗就会闯入脑海（假如是我，我就会想到另一位诗人，但米歇尔就是这么顽固不化）。风猛地停了，阳光比原来至少强了一倍（我想说的是至少比原来弱了一倍，但其实是一回事）。我坐在栏杆上，觉得周日的上午真是令人心花怒放。

消磨时光的办法有很多，最好的便是摄影。应该从小就教会孩子们摄影，因为这项活动可以培养纪律性、审美观、观察力和准确有力的手指。摄影不是像新闻狗仔那样窥探秘密，埋伏着偷拍唐宁街十号走出的大人物的笨拙身影，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身上带着相机，那就必须专心致志，不应该忽略阳光在一块古朴的石头上反射出耀眼的美妙光芒，也不该忽略买回面包或牛奶的小姑娘一路飞奔、小辫儿在空中舞蹈的画面。米歇尔明白，每当摄影师拍照时，相机便居心叵测地代替了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现在又飘过一大片云，几乎是黑色的），但他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只要不带康泰克斯出门，他就能重拾悠闲的心情，看风景不用考虑取景框，感受阳光不用考虑光圈和1/250秒的快门。此刻（什么词啊，此刻，真是愚蠢的谎话）我可以坐在河边的栏杆上，看着黑色和红色的松木船来往穿梭，不用考虑怎么给眼前的景色拍照，顺其自然就好，在时间之河中一动不动地随波逐流。风已经停了。

后来，我沿着波旁码头一直走到小岛的尽头，那里有个私密的小广场，我很喜欢，喜欢得无以复加。（说私密是因为广场很小，并不是因为它隐蔽，毕竟它敞开怀抱朝向塞纳河和天空。）广场上只有一对情侣，当然还有鸽群，也许我现在看到的鸽子就是从那儿飞过来的。我跳起来坐到栏杆上，裸露着面庞、耳朵和双手（我把手套放在口袋里了），让自己沐浴、沉醉在阳光里。我没心思照相，百无聊赖便点了一支烟；我记得，在火苗凑近香烟的那一瞬间，我瞥到了那个少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一开始以为是情侣的这一对其实更像是母子，尽管我立即意识到他们也并不是母子。看到两人倚在栏杆上或者搂抱着坐在广场的长凳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是情侣。既然我百无聊赖，就有足够的时间揣摩少年为什么那么紧张，他紧张得像一匹小马，像一只小兔子。他把双手插在兜里，突然抽出一只手，再抽出另一只手，用手指梳过头发，不断变换着姿势。我尤其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害怕。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因羞耻而难以抑制的恐惧，显然他有股冲动想掉头离开，因为他的身体似乎已经准备好了要逃跑，现在僵在那里不过是最后那一点可怜的仪态。

在岛的尽头，栏杆边上只有我们三个人，五米开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起初我只注意到少年的恐惧，而忽略了那个金发女人。我想到这一点，便从下一秒开始就端详起她的面孔，现在我把她看得更清楚了（她猛地转过头，像是一片黄铜做的风向标似的，而那双眼睛，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我隐约猜到了这少年可能遇到的事情，便劝说自己应该留下来静观事态（他们在窃窃私语，声音随风而逝）。如果我还有什么长处的话，我认为自己懂得观看之道。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有欺骗性，因为目光所及之处已经远离我们自身，毫无保障可言；如果是闻气味，或者……（米歇尔一开口就离题万里，不能让他自由发挥，侃侃而谈。）总而言之，一旦预见到可能存在的欺骗性，就有可能好好观看；在见与所见之间斟酌选择，将事物华丽的外表层层剥去，也许就足够了。当然，要做到这些已经很难了。

说到那少年，我先记起的是他的留影，然后才记起他真人的模样（后面你就会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相比她的留影，我确定我更清楚地记得那女人真人的模样。她纤瘦高挑，用这两个词来描述她的样子其实还不够贴切。她穿着一件算是黑色、算是修长、算是漂亮的皮大衣。那天上午的风（现在不算微风轻拂，也不冷）吹起她的金发，勾勒出苍白阴郁——这两个词也不够贴切——的面庞，她漆黑的眼睛衬得周围的世界静止而孤独。她的目光犀利如两只迅疾的鹰，如两道冲向虚空的洪流，又像是两股由疾风裹挟的幽绿的淤泥，落在猎物身上。我形容不出来，只能试着去感受。像我刚才说的，由疾风裹挟的幽绿的淤泥。

公平地说，少年的穿着相当体面。他戴着一副黄手套，我敢说是他哥哥的，他哥哥读的一定是法律或社会学；看到手套的指尖从外套口袋里露出来真是滑稽。有好一会儿我没看到他的正脸，只看到侧面，他的侧影看上去并不笨，像受惊的鸟儿，像弗拉·菲利波画笔下的天使，像一块米布丁。从这个少年的背影看来，他想学柔道，还曾为了一个观念或者一个妹妹跟别人打过几架。刚满十四岁，也许有十五岁，看得出来他衣食无忧，但是从父母那里一定要不到一分零花钱，所以即便只是买一杯咖啡、一盅白兰地或者是几支烟，他都要和小伙伴们合计好一会儿才能决定。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心里想着女同学们，或者想着要是能去电影院看场最新上映的电影，买几本小说、几条领带、几瓶绿标或白标的威士忌该有多好。在家里（他家一定是体面的，中午十二点准时吃饭，墙上装饰着浪漫主义的风景画，门厅黑洞洞的，玄关立着一个桃花心木做的伞架），时间缓缓流淌，他要成为母亲的骄傲、父亲的翻版，要写信给住在阿维尼翁的姨妈，要好好学习。所以他更愿意待在街上，十五岁的他拥有整条河流（尽管他兜里没有一分钱）和这座神秘的城市，拥有门上的标牌、战战兢兢的猫群、三十法郎一袋的炸薯片、对折了两次的色情杂志、像衣兜一样空空荡荡的孤独、对美好邂逅的渴盼，以及对新鲜事物的热爱，它们像风和大街一样触手可及，即使他无法完全理解，也依然能够让他全情投入。

那个少年，或者任何一个少年的生活轨迹都大致如此，但现在尤其是他，落了单，被金发女人的喋喋不休困住了。（我并不想喋喋不休，但是刚刚飘过两片长长的、边缘参差不齐的云。我猜那天上午我一次都没抬头看天，因为当我预料到少年和那女人之间会出事，便一直看着他们，拭目以待……）长话短说，那少年焦虑不安，让人不难猜到几分钟前或者最多半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少年来到岸边，看到那个女人，被她的姿色吸引住了。这正如她所料，因为她等在那儿就是为了守株待兔。也有可能是少年先到，她从阳台上或者汽车里看见了他，便走过来，随便找个借口搭话。她早就料到自己会让他紧张，让他想逃，她也知道他一定会自以为是地留下来，生硬拘谨地装成寻欢作乐的老手。接下来的部分就容易猜测了，因为五米开外一切还在继续，任何人都能揣摩出这场游戏、这场滑稽可笑的剑术攻防战的进展。最有趣的部分不在于观察当下，而是猜测结局。少年会胡乱编一个借口，说自己有约在身，然后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逃走。他想要潇洒地离开，但是那女人嘲弄的目光紧追不休，让他无地自容；也有可能他会留下来，他被蛊惑住了，或者只是没有勇气主动离开。那女人便会抚摸他的脸蛋，揉乱他的头发，在他耳边轻言絮语，然后突然挽起他的手臂带他离开，除非，他自己因为欲火难耐或者心存恐惧而烦躁不安，主动去搂住她的腰、亲吻她。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还没有发生，米歇尔坐在栏杆上幸灾乐祸地等待着，几乎是下意识地端起相机，准备照下岸边这生动的一幕：一对不寻常的男女，正在交谈，互相打量着。

奇怪的是，这场景（几乎没有场景可言：那儿只有两个人，虽然都很年轻，但年纪相差不少）里有种不安的气息。我觉得是我把这种氛围添加进去的，因为如果我真的拍下了照片，照片就会重现这其中真实的愚蠢。我会想知道那个戴灰色帽子的男人在想些什么，他坐在方向盘后面，好像在读报或者打盹儿。他的车子停在通往人行桥的码头边。我刚刚才发现他，因为汽车如果停着，就不容易发现车里有人，人在这笼子里像是要消失了一般，只有运动起来、置身于危险之中，这可怜的笼子才有美感。但是那辆车一直停在那儿，形成（或者破坏）了岛上的一部分风景。一辆车：就像一盏路灯，或者广场上的一条长凳。它不像拂过肌肤的风，或者照在面前的阳光，时时都是鲜活的，同样，那少年和女人是独一无二的，有他们在，小岛就换了模样，展示出了一副全新的景象。总之，看报的男人很有可能也在关注着他们俩，跟我一样心怀叵测地翘首以待。这时那女人已经缓缓转过身来，把少年困在她和栏杆中间，我只能看到他们的侧影，少年比女人要高，虽然高不了多少，而那女人气势逼人，仿佛张开双翼的鸟儿凌驾于少年之上（突然她笑了一下，羽毛变成了鞭子），她只不过站着，微笑着，用手在空中比画着，似乎就能将少年碾碎。还等什么？用F16的光圈，取景要避开那辆可恶的黑色汽车，但是必须把那棵树框进去，用它平衡一下画面中太多的灰色……

我抬起相机，装作正在为一个和他们不相干的取景调整焦距，其实是准备伺机而动。我满怀信心，认为最终能捕捉到那昭然若揭的动作和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表情。我并没有等太久，那女人温柔地禁锢住少年，一缕一缕揭去少年身上残存的自由，像是在不紧不慢地执行一种甜蜜的酷刑。我想象到了可能的结局（现在探出一小朵泡沫状的云，好像是空中唯一的一朵云），我预见到他们来到她家（很可能是地下公寓，到处摆着大靠枕，猫儿们满地乱跑），少年有些惊慌失措，徒劳地想掩饰自己毫无经验，他决定逢场作戏，装出很在行的样子。我闭上眼睛——如果我真的闭上了眼睛——整理了一下眼前的画面：床上铺着紫丁香色的被子，他们嬉戏着亲吻，少年学着小说中的描写，试图给女人宽衣解带，女人温柔地拒绝了，反而把他脱得一丝不挂。在昏黄浑浊的灯光下，他们看起来真像是一对母子。结局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也许，也许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局，那就是少年的启蒙没能完成，她阻止了它的发生。漫长的序曲之中，是笨拙的肢体，疯狂的爱抚，在全身游走的双手已经不知何去何从。她会因为他的孤立无援而洋洋自得，傲慢地拒绝他，嘲弄他的天真无邪，使他精疲力竭、茫然失措。这种结局是有可能的，完全有可能：那女人要找的不是情人，而是任由她摆布的玩物。这种占有的目的难以理解，只能将其看作一场残忍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欲望被激起却得不到满足，她全情投入，但完全不是因为这少年，而是因为另外一个人。

米歇尔痴迷于文学创作和编造不切实际的故事。他热衷于想象奇闻逸事、与众不同的人、并不怎么可恶的怪兽。但那女人诱使他浮想联翩，她的举动也许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让人能够猜中真相。我肯定会一连几天都想到那个女人，因为我有冥思苦想的习惯。在她离开之前，我决定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我把眼前的一切（树、栏杆、十一点钟的太阳）放入取景器，然后按下了快门。我立刻发现他们察觉到了。两人都向我看来，少年吓了一跳，面露疑色，女人则恼羞成怒，身体和面孔决然地呈现出敌意，它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偷去，禁锢在一张小小的化学影像里，必将声名狼藉。

我还能说出很多细节，但是没有必要了。那女人说什么未经允许不能拍照，要求我交出胶卷。她的嗓音清晰干脆，带着纯正的巴黎口音，言语间措辞越来越夸张，语气越来越强烈。对我来说，给不给她胶卷都无所谓，但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如果有求于我，就得跟我和颜悦色。最后我只是摆明了我的态度：在公共场合摄影非但不受禁止，反而得到了官方和个人的支持。我一边说一边暗喜地看着那个少年，乍一看他好像并没有动，但其实他一直在后退。然后他猛地转过身去（快得简直不可思议），接着就跑了起来。可怜的孩子还以为自己是在走开，实则逃得飞快。他从那辆汽车旁边跑过，像一条圣母线一般消失在上午的空气中。

但圣母线也叫魔鬼涎。米歇尔不得不忍受铺天盖地的诅咒，听那个女人说他多管闲事、愚蠢透顶。他故意做出谦卑的姿态，露出微笑，脑袋稍微动了动，都是些廉价的信号。当我开始觉得厌烦时，听到了一声关车门的响声。戴灰帽子的男人站在那儿盯着我们。我那时才恍然大悟，他也是这出喜剧里的一个角色。

他朝我们走过来，手里握着刚才装模作样在看的报纸。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扭曲的怪相，嘴巴歪斜，脸上布满皱纹，那些皱纹不停地错位变形，因为他的嘴巴在不停地颤抖。那怪相从嘴唇的一边滑动到另一边，像是摆脱了主人的意志，成了鲜活独立的生命。但其他的部位都是固定不动的，他像是个脸上扑满粉的小丑，毫无血色，皮肤干枯，眼窝深陷，漆黑的鼻孔向外翻着，那黑洞洞的鼻孔比他的眉毛、头发，甚至是领带的颜色都更黑。他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似乎马路会伤到他的脚；我看到他脚上的漆皮鞋，鞋底薄得简直要他谴责路面上的每一处坑洼。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栏杆上跳了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给他们胶卷，没有遵从他们似乎出于恐惧和懦弱的命令。小丑和女人用目光交流着，我们刚好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形，这场面令人无法忍受，要用一记噼啪声来打破难堪。我做了个微笑的表情，然后撒腿就跑，我猜我逃跑的速度也就比那少年稍微慢些。跑到铁桥旁边那几座房子前面时，我回望了一下。他们还待在原地没动，但男人手里的报纸掉在了地上，那女人背朝着栏杆，双手在石头上来回抚摩，像一只摸不着头脑的困兽在寻找出口。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就在此时，在五楼的一个房间里。米歇尔好几天以后才冲洗了星期天拍的照片。古监狱和圣礼拜堂的照片正是它们应有的模样。他还冲洗出了两三张已经被他遗忘的试拍：他想抓拍一只出人意料地爬上了街边公厕屋顶的猫，却以失败告终。此外，还有那金发女人和少年的照片，底片很棒，所以他把照片放大了，放大的照片也很棒，他便又冲洗出了一张更大的，几乎是一张海报大小。他没有意识到（现在他感到疑惑）其实只有古监狱的照片才值得他费这么大的劲。这一系列的照片中，在岛的尽头抓拍的那张是唯一令他着迷的。他把放大版挂在墙上，第一天，他盯着照片看了好久，对比着回忆和已然消逝的现实，为此神伤。已经定格的回忆，同任何照片一样，那里什么都不缺，甚至，尤其不缺“空缺”本身，它才是真正定格这个场景的东西。那女人，那少年，那棵笔直地立在他们身后的树，树冠笼罩在他们头上，天空像石头栏杆一般纹丝不动，云朵和石头融成了一片（现在经过一片云，边缘很锋利，像风暴的前锋一样疾驰而过）。最先那两天我接受了现实，承认自己拍了照片又把它放大挂到墙上。我完全没有怀疑过，为什么翻译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的著作时，我会时不时停下来去看那女人的脸和栏杆上黑乎乎的污垢。第一个令我惊讶的发现其实很愚蠢：之前我从未想过，当我们凝望面前的照片时，眼睛的位置和视角总是跟镜头的一模一样。人们总以为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人会去深究。我坐在椅子上，坐在打字机后面，看着三米开外的照片，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待的地方正好就是镜头的位置。这样刚刚好，无疑是欣赏一张照片最好的方式，然而斜着看过去应该也自有乐趣，甚至还会有新发现。每隔几分钟，比如当我找不到合适的法语词句来翻译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如此优美的西班牙语时，我就会抬眼看看那幅照片。吸引我目光的有时候是那女人，有时候是那少年，有时候是路上的一片枯叶，它躺在一边，那位置恰到好处，平衡了整个画面。这时我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心满意足地回想起照片中的那个上午。我略带讽意地想起女人恼羞成怒、向我索要照片的样子；少年逃跑得那么慌张可笑；还有那白面男人突然闯进画面的情景。虽然我离开得不怎么光彩：如果法国人的敏捷反应是与生俱来的，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在离开之前先展示一番公民的权利、特权或者优先权；但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很满意。重要的是，真正重要的是，我帮助少年及时逃跑了（前提是我的推测准确无误。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少年的逃跑间接证明了我的推测）。幸亏我多管闲事，才让他的恐惧最后有了用武之地，现在他可能已经后悔了，觉得自己尊严受损，不像个男人。无论如何，总比和一个在岛上那样看着他的女人在一起要好些。米歇尔有时是清教徒，认为不应该屈从于力量。总而言之，拍下那张照片算是一件好事。

我一边工作一边时不时看她，并非因为这是做了好事。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她，为什么把放大的照片挂到墙上；也许这就是宿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树叶出其不意地抖动了一下，我并没有警觉，继续翻译着一句话，直到把它圆满翻完。习惯就像一个巨大的标本集子，说到底，一张八十厘米宽六十厘米高的照片就像一块电影屏幕，播放着这个场景：小岛的尽头，一个女人正跟少年说着话，树上几片枯叶在他们头顶上抖动着。

但是那女人的手也开始动起来，这就有点过分了。我刚刚翻译了一行字：Donc，la seconde clé réside dans la nature intrinsèque des difficultés que les sociétés，就看到那女人的手指开始慢慢收拢，握成了拳头。我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行永远也无法结尾的法语句子，一台摔落在地的打字机，一把嘎吱作响的尚在颤动的椅子，一片迷雾。少年已经低下了头，像是精疲力竭的拳击手等待着耻辱的最后一击；他拉起了大衣领子，越发像个囚徒，是这场灾难里不可或缺的受害者。那女人开始在他耳边低语，又一次张开手掌去抚摸他的面颊，慢慢地摸了一遍又一遍，摸得少年满脸通红。他不很惊慌，却显得疑虑重重，有一两次，他的目光越过女人的肩头向前窥探，而她继续喋喋不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引着少年频频往一边看，米歇尔很清楚那边停着一辆车，车里坐着戴灰帽子的男人，拍照的时候，镜头特意避开了他，但是少年的目光、女人的劝诱（现在不用怀疑了）、她的双手和她替代性的身份里仍然映出了他的存在。我看到那个男人走过来，停在他们身边打量着他们，双手插在兜里，有些不耐烦，又有些颐指气使，像是主人即将吹哨召回刚刚在广场上撒欢儿的小狗。这时我才顿悟了——如果这就叫作顿悟的话——在这帮人身上即将发生的事，也是曾经要发生的事，也就是此时就要发生、但是因为我的到来扰乱了次序而最终没有发生的事，先前因为我不知情的干涉而没能发生的事，现在即将发生、即将完成。过去我设想的结局远没有事实那么可怕，那女人待在那里并不是出于自愿，她的抚摸、她的建议、她的煽动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是为了带走乱发的天使，玩弄他的恐惧和欲望。真正的主人胸有成竹地等待着，因为计划得逞而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不是第一个以女人为幌子，捕捉猎物胜利归来的人。其余的事就太简单了，那辆汽车，随便哪一所房子，一杯接一杯的酒，几幅令人脸红心跳的画，已经太迟的泪水，噩梦初醒发现自己已经坠入地狱。而我却无能为力，这一次我完全束手无策了。我的武器曾经是一张照片，就是挂在墙上的那张，而现在他们为了报复我，耀武扬威地向我展示即将发生的事情。照片已然成像，时间亦已流逝，我们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罪恶肯定已经发生，泪水也已经洒落，剩下的只有悲伤和猜测。突然之间时空调转，他们有了生命，行动起来，决心坚定，朝着他们的未来走去。而我在这一边，困在另一个时空的五层楼上，不知道那女人、那男人和那少年是谁，我不过是个相机镜头，无法动弹，无法介入。我将面临最无情的嘲笑，因为他们将当着我的面胡作非为而我却无能为力，因为少年又看了白面小丑一眼，我明白了他即将接受他们的提议，这肯定是一场金钱交易的骗局，我却无法向他喊话提醒他快跑，或者像上次那样再拍一张照片来替他解围，那张微不足道的照片瓦解了那女人涂脂抹粉、费尽口舌搭建起来的圈套。就在那儿，就在那一瞬间，一切即将发生。周围一片死寂，和自然界的寂静不同，它延伸开去，又汇聚起来。我觉得我喊了出来，喊得撕心裂肺，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开始走上前去，十厘米，一步，又一步，近景里的那棵树有节奏地摇晃着树枝，栏杆上的一块污垢跳出了镜头，那女人的脸带着吃惊的表情转向我，显得越来越近，然后我偏了偏头，我想说的是镜头偏了一偏，一边盯住那女人，一边向那男人靠近。他眼睛位置的两个黑洞盯着我，惊诧又暴怒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钉死在空气里。刹那间我看到焦点外有一只大鸟倏地飞过画面。我靠在房间的墙上，松了口气，因为少年刚刚得以逃脱，他再次回到镜头里，我看着他跑开，头发在风中飞舞，他终于学会了飞一般逃离小岛，逃到步行桥那儿，逃回城市。他又一次逃脱了他们的魔爪，我又一次帮他解了围，把他送回那并不安定的天堂。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他们面前，没有必要再走上前去，因为游戏已经结束了。我只看到那女人的半边肩膀和几缕头发，因为其他的部分被镜头的边框猛地截断了，但是那男人在正中央，嘴巴半张着，露出颤抖的黑舌头，他慢慢抬起手，向近景伸过来，有一瞬间的对焦堪称完美，然后他的身影遮蔽了整座小岛，还有那棵树，我闭上眼睛不想再看，捂住脸像个白痴一样放声大哭。

现在飘过一大片白云，这些日子以来，这段无法计算的时间以来，一向如此。我能说得出来的只有云，一朵云，两朵云，或者漫长的时间里万里无云的澄空，用大头针钉在我房间墙上的一块空白的四边形。我睁开眼，用手擦干眼泪之后，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澄澈的天空，从左边飘进一朵云，优雅地缓缓飘到右边消失了，然后又飘过一朵。有时眼前一片灰暗，天空被巨大的云层覆盖了，突然间，雨点铺天盖地地砸下来，雨对着镜头下了好久，好似泪水倒流。慢慢地，画面清澈起来，也许是太阳出来了，然后云彩又会飘过来，两朵，三朵，还有鸽群，或者一两只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