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答记者问(摘要) 三
问:阿尔贝·加缪和威廉·福克纳相会,能向我们提供第一部现代悲剧吗?
答:这个背景已经告诉我们,一种有力的侦探因素进入这出悲剧。况且,所有悲剧都包含这种因素。瞧瞧《厄勒克特拉》或者《哈姆雷特》吧。福克纳深知这一点,便从报上刊登的社会新闻中寻找他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乐此不疲。
因此,要有一个秘密,还有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使人物与他们的命运相对立,并且在他们接受这种命运的结局中得到解决。这就是古典悲剧的钥匙。福克纳运用这种钥匙,打开了现代悲剧的道路。他这部作品,虽然不是为舞台创作的,却完全具有戏剧的那种紧张气氛。在我看来,是最接近某种悲剧理想的一部作品。
问:现代悲剧这个问题,我认为一直令您感兴趣。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您才同意将这部《安魂曲》搬上舞台吗?
答:是这个原因。还有我对我认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显而易见的赞赏。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悲剧性的时期,而这个时期还没有戏剧。福克纳让人隐约看到,我们时代的悲剧性,终于到了能孕育出悲剧的时候了。
问:全部困难不是恰恰在于,让现代人讲一种悲剧语言吗?
答:当然了,不过,但愿我已经克服了这种困难。福克纳的急促喘息的语言风格,正是痛苦的特点……
问:痛苦,他的整个宗教的基础……
答:对呀!奇特的宗教,在他最后一部作品《寓言》中表达得更清楚,其象征让人隐约看到,通过痛苦和屈辱有望赎罪。在这里,他把传递他这信息的任务,交给了杀人凶手和娼妓南茜·曼尼戈,这并不是偶然的。
问:他这书名“修女安魂曲”的含义,他向您解释了吗?
答:他?怎么可能。我只见了他十分钟,他连三句话都没有对我讲,没有解释。一旦了解妓院和监狱在他的世界所起的作用,这书名的全部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南茜和坦普尔就是两位修女,进入卑鄙和赎罪的修道院。
问:福克纳的信仰无论怎样模糊,不是同您本人的不可知论相冲突吗?
答:不错,我不相信上帝。然而,这不等于我是无神论者。我甚至可以同意邦雅曼·贡斯当的观点,认为不信教是某种庸俗的……对,过时的东西。
问:可否把这视为您的思想某种变化的信号呢?而且对福克纳的这种兴趣,不是预示可能转而赞成教会的精神,即或不是赞成教会的信条吗?《堕落》的一些读者不禁抱有这种希望。
答:其实他们这样看没有任何依据。我那位法官——忏悔者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他是西西里人或爪哇人吗?连基督徒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同他一样,我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都非常友好。我赞赏他生活的方式、死的方式。我缺乏想象力,不能追随他多远。顺便提一句,这是我同那个让-巴普梯斯特·克拉芒斯的唯一共同点,而有人硬要把我和他等同起来。这本书,我真希望把它取名为“我们时代的英雄”。起初它仅仅是一部长中篇,收进明年一月要出版的名为“流放与王国”的集子里。不过,我谈起话来就收不住了:绘一幅肖像,一个小先知的肖像,如同今天到处碰到的那种人。他们什么也没有预言,仅仅在自责的同时指责别人。
摘自《世界报》(195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