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各位朋友：

在中国，一个作家的剧本，能被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为此，我要感谢张和平院长，感谢任鸣导演，感谢剧组的全体演职员。

尽管我是写小说出身，但对话剧，一直有着深深的迷恋。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处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那是1978年，我在山东黄县当兵时的作品。那时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名叫《于无声处》的话剧，又读了曹禺、郭沫若的剧本，便写了那样一部带着明显模仿痕迹的剧本。此剧本被我投寄到很多刊物，均遭退稿，一怒之下，便将其投掷到火炉一焚了之。

1999年，与朋友王树增合作了一部 名叫《霸王别姬》的话剧，曾由空政话剧团搬上舞台，在人艺小剧场演出过。也曾到慕尼黑参加过欧洲戏剧节，到埃及参加过非洲戏剧节。2004年，我跟随这个剧组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演出，感受到了海外观众的热情，也感受到了话剧艺术的独特的魅力。

《我们的荆轲》是我的第二部话剧。

我曾经扬言要写三部历史题材的话剧，但第三部迟迟没能动笔，但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小说家写话剧，应该是本色行当。因为话剧与小说关系密切，每一部优秀的小说里，其实都包藏着一部话剧。

《我们的荆轲》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着，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我想这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是当代剧。如果一部历史题材的戏剧，不能引发观众和读者对当下生活乃至自身命运的联想与思考，这样的历史剧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任何题材的戏剧最终要实现的目的，与小说家的终极目的一样，还是要塑造出典型人物。这样的人物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这样的人物是所有人，也是我们自己。

沈从文先生曾教导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要贴着人物写”，其实，不仅小说家要贴着人物写，剧作家也应贴着人物写，演员也应贴着人物演。我希望剧组的每个人都应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依据剧本但不拘泥于剧本，争取能将《我们的荆轲》变成所有观众的荆轲。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