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作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得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épreuse）这个词。

流行病通常被用来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从“腺鼠疫”（pestilence，即腹股沟淋巴结鼠疫）这个名词派生出“致命的”（pestilent）这个形容词，根据《牛津英语辞典》，它的比喻意义是“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害的”（第一五一三页）；另一个派生词“伤风败俗的”（pestilential）的意思是“道德上有害的或恶劣的”（第一五三一页）。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在过去，这类夸张的幻象经常被附着于那些作为群体性灾难的流行病上。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那些最经常被当作邪恶之隐喻使用的疾病，是梅毒、结核病和癌症——这些疾病被想象成显然属于个体的疾病。

梅毒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羞耻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来描述平等时代的渎神行为。在为自己一直没有完成的一部评论比利时的书所作的笔记里，波德莱尔写道：

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

就梅毒是一种腐化道德和损害身体的传染病而言，它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反犹主义的辩论言论中，变成了一个常用的比喻。威尔海姆·赖希在一九三三年指出：“对梅毒的非理性恐惧，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及其反犹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尽管赖希意识到《我的奋斗》令人厌恶地一再提到梅毒，从而把性和政治的恐惧影射到这种疾病上，他却从未想到他自己反反复复把癌症作为现时代的各种灾祸的隐喻来使用，又把多少东西影射到了癌症上。实际上，作为隐喻，癌症可比梅毒延伸到更广的范围。

作为一个隐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遗传（易卜生的《群鬼》），性冒险带来的风险（查尔斯–路易·菲利普的《蒙巴那斯的布布》，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这些，都充满了对梅毒的恐惧。但没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认为是单一的。梅毒是一件最恐怖的礼物，由一个可能对自己的梅毒一无所知的传送者“传给”或“带给”一个对传送者毫无疑心的接受者。与此不同，结核病却被看作是一种神秘的折磨，病因也多种多样——这就像当今，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癌症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可另一方面又大多承认癌症的病因是多重的。众多的因素都被认为应对癌症负责，诸如环境中诱发癌症的物质（致癌物）、基因构成、免疫力和抵抗力的降低（因先前患过病，或遭受过情感折磨）、性格倾向等。许多研究者认为，癌症不是只有一种，从临床上说，有一百多种不同的癌症，每一种都得单独研究，而最终探索出来的治疗方法将是一系列不同的疗法，每一种疗法对应于一种癌症。

当今有关癌症多种成因的观点，与以前那种长期流行不过现已失信的有关结核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这就暗含着这么一种可能性，即癌症终究只有一种，而且正如结核病一样，它将被发现只存在一个主要病因，可由同样的一套治疗方案来控制。实际上，正如路易斯·托马斯所观察到的，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并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最终都被证明只有一个生理原因——如双球菌之于肺炎，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维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因此，极有可能，将来也会为癌症找到类似的单一的东西（即单一的病因和单一的治疗方法）。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结核病和癌症不仅一直被用来表达有关污染的恐怖幻象（如梅毒一样），而且被用来表达有关力量、虚弱以及有关活力的一些相当复杂的情感。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因此，波德莱尔于一八五二年在《异教徒学校》一文中指出：“对艺术的疯狂激情，是吞食其他一切的癌瘤……”）。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梅毒被看作是一种被动地感染上的疾病，是一种纯属偶然的灾难。结核病曾被看作是一种活力方面的疾病，意志方面的疾病，癌症现在也被这样看待。对精力和情感的焦虑，对它们造成的灾难的恐惧，全都被附着于这两种疾病。患结核病，被认为显示了活力的缺乏或活力的误耗。“太缺乏活力……体质上也太弱。”——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如是描绘小保罗。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结核病是一种低能量（以及被强化的敏感性的）疾病的观点，在赖希关于癌症是一种未发泄出来的能量（以及情感麻痹）的疾病的观点中得到确切的补充说明。在一个创造性似乎无所限制的时代，人们担心自己缺乏足够的能量。在我们这个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破坏性的过度生产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对个体的控制的时代，既存在着一种对太多能量的恐惧，又存在着一种对能量不允许被发泄出来的焦虑。

正如弗洛伊德有关“本能”的匮乏经济学的理论一样，十九世纪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世纪）的那些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反映出早期资本主义对于积累的态度。人们那时只拥有有限的能量，得“用在刀刃上”（在十九世纪的英语俚语中，性高潮体验被说成是“丢了”，而不是当今所说的“来了”）。能量，正如储蓄，会因胡乱支出而耗尽、耗空或用完。身体将因此而开始“销蚀”自身，患者将“耗尽”。

用来描述癌症的语言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同的经济灾难：不受节制的、畸形的、混乱的增长导致的经济灾难。肿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了。根据教科书的说法，癌细胞是一类排除了那种“限制”生长的机制的细胞（由于一种所谓“接触限制”的机制，正常细胞的生长是“自我限制的”）。癌细胞的生长是没有限制的，它们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正常细胞、构造和功能。

早期资本主义认可按计划花销、储蓄、结算以及节制的必要性——是一种依赖于对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像精神错乱一样，结核病被理解成一种偏执：是意志的失败，或是情感过于强烈。不过，不管结核病如何令人望而生畏，它总能唤起同情。就像当今的心理疾病患者一样，结核病患者被认为是十分脆弱、充满自暴自弃的冲动的人。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医生们致力于使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他们开出的处方与当今开给心理疾病患者的开明处方异曲同工：宜人的环境、远离压力和家人、健康的饮食、锻炼以及休息。

但对癌症的那种理解，却支撑着那些与此迥然不同、明显充满野蛮色彩的治疗观念（经常从医生和患者嘴里听到的一句流行于肿瘤医院的俏皮话是：“比起癌症本身来，治疗要糟糕得多。”）。根本就不可能有娇惯癌症患者这回事。既然患者的身体被认为受到了攻击（“入侵”），那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反击。

在对癌症的描述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隐喻事实上并不是取自经济学，而是取自战争语言：每一位医生，每一位留意的患者，全都熟悉这种军事术语，即便他们或许不习惯这种军事术语。于是，癌细胞不徒“增生”而已；而且，它们具有“侵犯性”（正如某本教科书所表述的那样：“恶性肿瘤即使生长非常缓慢，也在入侵［其他身体组织］。”）。癌细胞在推行“殖民化”，从其最初所在的肿瘤，一直推进到与肿瘤相距甚遥的身体其他部分，它们先是建立一些小小的前哨（“微小转移”），尽管这些前哨的确切位置不能被侦察到，却肯定存在。身体的“防卫阵地”的力量不足以消灭那种已建立自己的血液供给线、由数十亿破坏性细胞大军组成的肿瘤。不管外科手术的介入如何“猛烈”，不管对身体地形进行多少次“扫描”，缓解大多是暂时的；预计“肿瘤入侵”将卷土重来，或者，那些捣蛋的细胞将最终集结起来，对肌体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对癌症的治疗也具有一种军事风格。放射疗法使用了空战的隐喻；患者被放射线所“轰击”。化学疗法是化学战，使用了有毒物。治疗的目的是“杀死”癌细胞（同时希望不危及患者本人的性命）。患者被告知，甚至三番五次地被告知，治疗具有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化疗的痛苦”是一种屡闻不鲜的说法）。健康细胞的被损害或毁坏在所难免（确实，用来治疗癌症的某些方法本身就能引发癌症），不过，只要能拯救患者的生命，对身体的几乎任何损害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当然，这种疗法经常不见效（正如以下这句话里包含的那种意思：“为拯救本苏克，我们不得不摧毁它。”）。除了身体，一切都考虑到了。

随着细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为疾病的载体，军事隐喻在医学中第一次获得了广泛使用。细菌据说能“入侵”或“渗透”。然而，这种以包围、战争等词汇来描述疾病的言谈方式，因癌症而在今天获得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明确性和权威性。不仅该疾病的临床过程及其医学治疗被如此描述，而且该疾病本身也被视为敌人，整个社会将对其发起进攻。近来，针对癌症的战争听起来像是一场殖民战争——政府为此投入同样巨额的资金——在殖民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的那十年间，这种军事化的修辞也似乎放起了回火枪。对治疗效果的悲观主义看法在医生们中间逐渐抬头，尽管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化学疗法和免疫疗法已取得巨大进展。那些负责报道“对癌症的战争”的记者们，时不时地提醒公众要区分官方的夸夸其谈与实际存在的严酷事实；数年前，一位科普作家发现，美国癌症学会宣称癌症可被治愈，治疗方法业已取得进展，令人“联想到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以前的那种越南战争乐观主义”。然而，对环绕癌症的那些浮词巧语持怀疑态度是一回事，而对众多孤陋寡闻而又执意认为癌症治疗方法并无显著进展、癌症并非真能治愈的医生表示支持，又是另一回事。美国癌症机构的庸人们不知疲倦地欢呼即将到来的对癌症的胜利，而众多癌症专家却持一种职业悲观主义态度，他们说起话来，倒像是那些陷入漫长的殖民战争泥潭中的充满厌战情绪的军官们——在有关癌症的这种军事修辞中，此乃两种孪生的变体。

随着癌症意象延伸进了越来越宏大的战争图式，随之产生了其他变体。正如结核病被表现为意识的精神化，癌症被理解为是对意识的沉压或消弭（被一个无知的“它”所沉压或消弭）。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智性的（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

值得注意的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卖力地推广这套癌症心理学理论的赖希，居然也在生物圈里发现了某种与癌症对等的东西：

存在着一种致命的放射能。它存在于大气中。你可以在诸如盖革计数器等仪器上发现它的踪迹。它具有沼泽似的性质……淤滞的、有害的水既不流动，也不新陈代谢。癌症也是如此，起因于肌体生命能之流的淤滞。

赖希的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自身连贯性。随着癌症的隐喻用法获得了可信度，癌症越来越被看作是赖希当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宇宙病，是肌体所接纳的所有那些破坏性的、异己的力量的象征。

结核病是源自病态的自我的病，而癌症却是源自他者的病。癌症依据科幻小说的故事情节而逐步展开：是“异己的”或“突变的”细胞的入侵，其力量比正常细胞要强大（如《盗尸者的入侵》、《难以置信的萎缩人》、《疙瘩》、《物》中的情形）。一个常见的科幻小说情节是：发生了突变，要么是外太空的异形物来到了地球，要么是人类自身中偶然发生了异变。癌瘤可以被描绘成已经大获全胜的一种突变，而突变现在成了有关癌症的一个主要意象。作为癌症的一种心理起源说，赖希所提供的这幅意象——能量受阻，不被允许向外释放，因而只得返回自身，迫使细胞处于疯狂状态——已经成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素材。而赖希提供的另一幅意象，即大气中存在着死亡——所谓死亡，乃指一种致命性的能量，它在盖革计数器上可观测到——则显示出科幻小说中有关癌症的意象（癌症是这么一种疾病，它由致命性射线所导致，又以致命性射线来疗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癌症的集体梦魇。起初是这么一种恐惧，即担心自己暴露在原子射线中，会导致下一代的基因突变；但是，随着统计资料开始显示广岛和长崎两地的幸存者及其后代中癌症患病率大大偏高，这种恐惧就被另一种恐惧所取代了。

癌症成了那些拥有极其可怕的能量的东西的一个隐喻；这些能量最终将损害自然秩序。在托马索·兰多菲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故事里，那艘太空船被称作“癌症女王”（在结核病隐喻的范围内，难得找到这么一位作家，他居然会为一艘无畏级战列舰想象出“痨病女王”这个名称）。当癌症还没来得及被当作潜伏于自我深处的某种心理之物而好歹对付过去时，就被大加夸张，并被投射进了一个隐喻，来喻指最强大的敌人以及最远大的目标。因而，尼克松为了与肯尼迪当初所许下的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那个许诺一决高低而夸下的那个海口，恰好是“战胜”癌症的许诺。两者都是充满科幻小说色彩的冒险。与设立太空计划的立法相对应的，是一九七一年通过的《联邦癌症法案》，该法案并不去正视那些能使造成污染的工业经济得到控制的切实可行的决议——它只有一个大目标：治疗。

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如今，癌症所效劳的，却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世界观，一种有可能转变成狂想症的世界观。癌症经常被认为是妖魔附体的一种形式——肿瘤是“恶性的”，或者是“良性的”，像是各种势力——众多的癌症患者被吓破了胆，忙不迭地去寻找信仰疗法师，好祛除身上的妖魔。以团体的形式支持诸如苦杏仁苷之类有危害性的秘方的主要社会组织，是一些极右团体，对这些团体的充满偏执狂色彩的政治来说，一种有关癌症奇迹治疗法的幻象，以及一种对不明飞行物之存在的信念，是不无用处的补充（约翰·伯奇学会发行了一部长达四十五分钟的影片，片名叫《无癌的世界》）。对那些思想更复杂一些的人来说，癌症标志着受到伤害的生态圈的反叛：是大自然对一个邪恶的技术统治的世界的报复。那些拿给普通公众看的粗略的统计数字，诸如百分之九十的癌症是“因环境造成的”，或者因饮食不当和吸烟而患癌症去世的人占癌症患者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既唤起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又引发了毫无理智的恐慌。伴随着这种数字游戏的（任何此类有关“所有癌症”或“所有患癌症而死亡的人”的统计数字都难以站住脚），是一长串我们原先用之不疑、现在却被发现有致癌性的产品的清单，如烟卷、染发剂、熏肉、糖精、用激素喂养的家禽、杀虫剂、低硫煤等等。X光是致癌的（原本用来救治人的东西反倒成了致人于死地的东西）；同样，来自电视机、微波炉和荧光钟面的射线也是致癌的。正如梅毒一样，当下的一次无知或随意的行为——或暴露［在有害射线中］——都可能造成未来的悲惨后果。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众多产业工种的产业工人的患癌率很高。尽管隐藏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的导致癌症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然而，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许多癌症可以预防。但是，癌症并不仅仅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种疾病（例如阿卡狄亚地区也存在癌症），也肯定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罪孽（俄罗斯人的工业生产能力有限，但其污染却甚于我们）。当今广为流传的把癌症视为工业文明的一种疾病的观点，与那些极右团体的“无癌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破坏分子的世界）的幻觉一样，在科学上都站不住脚。两者都建立在一种错误感觉上，即癌症分明是一种“现代”疾病。

中世纪对瘟疫的体验，摆脱不了道德污染这类顽固的观念，人们总是在瘟疫肆虐地区之外寻找一个替罪羊（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发生在一三四七年和一三四八年，而一旦瘟疫结束，大屠杀就立刻停止了）。而就现代疾病而言，就不那么容易把替罪羊从患者本人身上分离出去。但随着这些疾病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它们同样也吸纳了传染疾的一些隐喻（那些仅仅被看作是流行病的疾病，作为隐喻，越来越派不上用场，譬如人们几乎全然遗忘了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间的那场流行性感冒，就是一个明证，在那场流行性感冒中，死去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间死去的人还要多）。如今，说癌症是因“环境”所致，就如同过去——现在仍是如此——说癌症是因情绪失调所致一样，都已成为老生常谈。过去，结核病被认为与污浊有关（弗罗伦丝·南汀格尔认为结核病是“因居所龌龊空气所致”），而现在，癌症被认为是整个世界的污染导致的一种疾病。结核病曾被看作是“白瘟疫”。现在，由于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敏感，他们开始认为，存在着一种癌症“流行病”，或者是癌症“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