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我翻译《关于他人的痛苦》时，我已获悉我的朋友、旅居纽约的香港导演和评论家陈耀成翻译了此书，即将在台湾出版。我遂向出版社推荐耀成兄的译本。据我所知，耀成兄是华人世界最早介绍桑塔格的人，远在一九八八年就在台湾《文星》杂志译介她，而早在译介她之前，他平时在文章（包括影评）中就经常提到桑塔格。

耀成兄最初译了《痛苦》一书的一部分，称为“战争与摄影”，是根据桑塔格最初发表的文章译出的，并收录于他编辑、我参与翻译的台湾版《苏珊·桑塔格文选》。他还做了一个桑塔格的英文采访，这篇颇长的访谈录是由我翻译成中文的，也收录于桑塔格文选。

但可能是考虑到版权手续太繁琐，出版社还是希望我来译。由于这本书篇幅不大，我尽管非常忙，还是答应下来，条件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结果是拖了差不多两年。

我着手翻译时，耀成兄的译本《旁观他人之痛苦》早已出版，我当然要买一本来参考。不过，新译本要参考前译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译者主要是跟着原文的节奏走，不愿被前译本打扰。这是我的经验，但大概我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最近看卡尔维诺的英译随笔集，译者是牛津大学教授，他提到他的译本中，已有十余篇由另一位译者译过。这位教授显然也没有怎样去参考前译，因为我对照前译，发现他一篇译文有两处漏译，如果他逐段逐行参考前译，肯定不会发生这失误。

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参考陈译本呢？就是遇到特别困难的句子，好奇心突起，想看他如何理解；遇到复杂的长句，又好奇心突起，想看他怎样处理。就前者而言，我发现耀成兄理解力高超，从无失手；就后者而言，我发现他处理复杂的长句非常灵活——这也让我看到我们翻译取向的不同。耀成兄倾向于意译，而我倾向于直译。这样，加上我们文字风格各异，有时候当我对照若干段落时，我惊讶于译文可以如此不同。不是好坏的比较——耀成兄的译文是极好的——而是语言不同，就像我们写文章有不同风格。尽管我有时意译起来，比任何意译派都还要意译，而耀成兄有时直译起来，也比任何直译派更直译，但总体而言，这两个版本真是意译与直译的有趣例子。而这种有趣，若考虑到我们的背景，会更有趣。我们都是香港人，但他的文学和文字修养似乎较受台湾文学和文字的影响，而我似较偏向大陆的——就是说，较西化、欧化：我曾经长期阅读欧美文学的中译本（就外国文学而言，我相信耀成兄较多读英文和英译，我现在也是这样）。

因此，我除了感谢耀成兄的译本给我的教益外，还想特别向比较喜欢读倾向于意译、倾向于“汉化”的译本的读者郑重推荐陈译本，尤其是如果读者不喜欢我的译本的话。

碰巧，一位朋友得知我在译桑塔格，觉得奇怪。他说他已读过别人译的部分译文了，包括《关于对他人的酷刑》一文。他说我不应去译已有译本的，应去译些没人译过的。这实际上是对翻译的最大误会之一。这位朋友实际上是把文本纯粹理解为一种信息，只要有人提供信息，就够了。而且在我看来，这位朋友仅仅把信息理解为譬如盐这种基本元素。盐几乎都是一样的，买哪个牌子或粗盐细盐都是一样的。但是，翻译不是盐，翻译甚至不是因产地不同而营养和味道各异的粮食和蔬果，而是厨师做出的菜。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厨师做出不同的菜，而不同的顾客各有所好。

因此，不要说多一个译本，就是多十个译本也不嫌多，如果版权允许的话（例如外国古典文学的各种译本）。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一种乍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存在的情况：你喜欢某个译本，不一定因为它是最好的，说不定它是最差的。就像你喜欢的女人不一定是美女，说不定还是丑妇呢。这怎么解释呢？用中国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来形容，你可能会因为听得太多而没有感觉了，哪怕这句话本身实际上像一个美女那样漂亮。因此不妨让我们来听一点外国的，譬如司汤达这段话：

阿尔贝里克在剧院包厢里遇见一个比他的情妇更漂亮的女人：如果你允许我用一种数学的评估方法，不妨说她是一个其样貌可带来三个幸福单位的女人，而不是两个单位（再让我们假设绝色美女可带来四个幸福单位）。他更喜欢他的情人的样貌，这样貌可给他带来一百个幸福单位——你大概不会觉得奇怪了吧？

一个文本的信息，大概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和司汤达这段话所包含的基本意思，而一个文本的翻译，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古诗一样的表达方式和司汤达这段论文的表达方式。这是翻译的表达方式，而欣赏方式恰恰也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和司汤达笔下情人眼里一百个幸福单位。

碰巧，桑塔格是一位“西施”，一位绝色美女。且不说言传，意会起来也十分困难，故我的译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笨情妇。如果你接受它，我相信那不是因为它美，更不是因为它绝色，而是因为你眼下留情，多估计了几个幸福单位。

黄灿然

二〇〇六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