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感到有义务去看记录重大暴行和罪行的照片。我们应当感到有义务去思考看这些照片意味着什么，思考实际消化照片内容的那种能力。对这些照片的反应，并非都受到理性和良知的支配。大多数有关被折磨、被肢解的身体的描绘，是会引起淫欲兴趣的。（《战争的灾难》是一个瞩目的例外：戈雅的图像是不可能以淫欲心态去看的。両中的图像不是建立于人体之美；人体都沉重且裹着厚衣服。）所有展示一个有魅力的身体遭侵犯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色情的。但是，令人反感的图像也能诱惑人。大家都知道，公路上发生骇人车祸时，经过的车辆放慢速度，并非仅仅出于好奇。对很多人來说，放慢速度也是希望见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称这种“希望”是“变态”，意味着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心理，但是被这种场面吸引并非罕见，而这是内心斗争的永恒来源。

事实上，第一次承认（就我所知）残缺尸体有吸引力，见于对精神冲突的最早描写中。那是柏拉图《理想国》第四章的一个段落，在那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描述我们的理性是怎样有可能被卑劣的欲望淹没，这欲望驱使自我去对其天性的一部分发怒。柏拉图一直在发展一种关于精神功能的三重理论，包括理性、愤怒或义愤和食欲或欲望——预示了后来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和本我模式（不同之处是柏拉图把理性置于首位，义愤所代表的良心置于中间）。在表述这个论点的过程中，为了说明一个人可能（即使不情愿地）屈从于令人反感的吸引力，苏格拉底讲述了他听说过的关于阿格拉伊翁之子莱昂提乌斯的故事：

他出了比雷埃夫斯的北墙，途中见到一些罪犯的尸体躺在地面，刽子手们站在尸体旁。他既想走上去看尸体，又感到厌恶，想转身离去。他挣扎了一会儿，遮住眼睛，但是那欲望还是太强烈。他睁大眼睛，奔向尸体，叫道：“原来你们在这儿，该死的，把这可爱的风景看个饱吧。”

柏拉图在说明理性与欲望之间的斗争时，不选择不恰当或不合法的性欲激情这种较普通的例子，而是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对坠落、痛苦和残缺尸体的场面也怀有浓烈兴趣。

不用说，当我们讨论暴行照片的效果时，也必须把这种下流冲动的潜在倾向考虑进去。

在现代性初期，承认人有观看可怖场面的固有倾向，也许更容易。埃蒙德·伯克指出，人们喜欢观看苦难的图像。他在《对崇高和美的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一七五七）一书中写道“我深信我们对他人的真正不幸和痛苦怀有一定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喜悦。我们如此热情追求的，绝非奇观，而是某种不寻常而悲惨的灾劫。”威廉·哈兹利特在论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埃古和戏剧中的坏人坏事时问道：“为什么我们总爱读报纸上关于严重火灾和骇人听闻的谋杀的报道？”因为，他回答说，就像同情一样，“爱祸害”、爱残忍也是人类的天性。

最伟大的爱欲理论家之一乔治·巴塔耶保存着一张一九一〇年摄于中国的照片，那是一名正被处以凌迟之刑的犯人的照片。他把照片摆在桌上，以便每天都可以看它。（由于此举已成传奇，他遂于一九六一年把它收入生前最后一本著作《爱欲泪》。)“这张照片，”巴塔耶写道，“在我生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从来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按巴塔耶的看法，思考这形象既是羞辱感情，也是解放被禁止的性欲知识——·这种复杂反应，很多人一定难以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形象根本就是难以承受的：受害者原已被快刀割过几回，断了双臂，像献祭品似的，现正处于被剥皮的最后阶段——这是照片，不是油画；是真实的马西亚斯，不是神话中的马西亚斯——在照片中仍然活着，仰起面孔，表情迷醉如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塞巴斯蒂安画像。作为沉思的对象，暴行图像可满足几种不同需求。使人克服懦弱，坚强起来。使人更麻木不仁。使人知道存在着视死如归的人。

巴塔耶并不是说他从观看这种凌迟的剧痛中获得快感，而是说他可以想象极端的痛苦并非只是痛苦，而是某种升华。对痛苦，对他人的痛苦的看法，是根植于宗教思想中的，这种宗教思想把痛苦与牺牲联系起来，又把牺牲与极度兴奋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与现代感情大相径庭，现代感情认为痛苦是某种错误、意外或罪恶的东西。某种必须铲除的东西。某种必须拒绝的东西。某种使人感到软弱的东西。

该怎么对待像照片带来的这种对远方的痛苦的认识呢？人们往往无法接受亲人的苦痛。（弗雷德里克·魏斯曼的电影《医院》对这个主题作了极令人信服的阐述。）尽管远方的痛苦有着窥视癖式的诱惑力——可能还有知情的满足感，但千万别发生在我身上。我没病，我也不是快要死了，我不为战乱所困——人们回避思考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他人，这似乎再正常不过，哪怕他人是容易获认同的人。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首次抵达萨拉热窝时，认识了一位妇女，她是萨拉热窝市民，坚定不移地拥护南斯拉夫的理想。她对我说一九九一年十月，塞尔维亚人入侵克罗地亚，那时我住在平静的萨拉热窝，有一套舒适的公寓。我还记得，晚间新闻播出两百里外的武科瓦尔被摧毁的画面，我当时就暗想：‘啊，多可怕。’然后转台。你说，如果法国、意大利或德国有人日复一日在晚间新闻里看到发生在我们这里的屠杀，说一句‘啊，多可怕’，然后转台，我怎能愤慨呢？这是人之常情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这是她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重要原因——就会冷漠。但是，一个萨拉热窝人回避当时毕竟是发生在自己国家里另一个地区的可怕事件的影像，其动机显然有别于外围那些转身背对萨拉热窝的人。她对背弃萨拉热窝的外国人毫无怨言，外国人也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不愿正视附近战争的不祥图像，是一种无助和恐惧的表现。

人们不想看，不仅因为源源不绝的暴力图像令他们冷漠，还因为他们害怕。就像人家都觉察到的，大众文化——电影、电视、漫画、电脑游戏——对暴力和施虐的接受，已达到可悲的程度。四十年前令观众厌恶得心寒胆颤的影像，在多路传输的电子时代的青少年眼中，只是小菜一碟。事实上，对大部分现代文明中的很多人来说，毁伤他人肢体是娱乐而不是震撼。但并非所有暴力都受到同样的超然对待。有些灾难比另一些灾难更容易成为反讽的对象。

是因为譬如波斯尼亚战争不停止，因为领袖们宣称它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局势，外国人才不看那些可怕的影像。是因为一场战争——任何战争——看上去像无法阻止，人们才对恐怖反应迟钝。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又是谁？——那么你就会开始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

被感动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众所周知，感伤完全可以跟嗜好残暴甚至更糟的东西兼容。（令人想起那个经典例子：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晚上回到家，拥抱妻子和孩子，接着坐在钢琴前弹一首舒伯特，然后吃晚餐。）人们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如果这是描绘所发生事件的恰当方式的话——不是因为涌向他们的影像的数量，而是因为被动性使感觉迟钝起来。被称为冷漠、道德麻木或感觉麻木的状态，是充满感情的，这些感情就是愤懑和沮丧。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么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已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