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幸福的看法是无止境的悠闲，如果你期望退休躺在摇椅上，那么你是活在一个愚人的天堂中。因为懒散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它只会制造出悲哀、早衰和死亡。

马克·H·赫林德和史坦利·A·弗兰克医生在《健康世界》上介绍过一位住在堪萨斯市的81岁的女人，说她将一把摇椅退还给她女儿，并附言：“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坐摇椅。”

这个母亲懂得了要成熟不要变老的方法。她知道工作才是对生活和健康最有用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幸福就是获得无止境的悠闲，如果你希望退休后可以一直躺在摇椅上，那么你只是进入了愚人的天堂。要知道懒惰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它只会制造悲哀、早衰和死亡。

适量的工作，只要不是过度紧张的工作，就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但过分的安逸却会。

许多医生都在批驳辛苦的工作有害健康这个理论。我知道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医学教授W·梅尔维尔·安诺特博士就曾站出来说明，过多地休息会导致身体发生有害的变化。“但是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工作会对健康的身体组织造成伤害。”他说，“即使是你的工作很辛苦，但如果不是很危险，不妨碍睡眠和营养供给……又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恢复体力，那么这样的工作，就是无害的。相信我，工作是有益的。”

可见工作是对延迟年老造成影响的一个因素。德国脑科研究机构的欧·弗格特博士，在不久前的一次国际老年问题研讨会上提出：脑细胞的剧烈运动可延迟老化的进程。过度工作，不仅不会伤害神经细胞，反而可以延迟其向年老转化。弗格特博士公布了他对正常人脑神经细胞所作的显微研究结果，重点观察其随年龄增长而产生变化的情况。分别在90岁和100岁时去世的两个女人的非常活跃的脑中，发现她们的脑神经细胞老化的情况都相应地延迟。

“并且，”弗格特博士说，“我们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找不到因过度工作而加速神经细胞老化的证据。”

是的，辛苦的工作是不会致命的，但是忧虑和高血压却会。跟传统看法相反，那些猝然倒地而亡、罹患各种溃疡症、行色匆匆、肩负重任的工商业主管，并不是因过度工作所致。他们每天的工作对精力的消耗算不了什么。但是伴随着工作一起到来的紧张的气氛和压力、痛苦的失眠、畏惧竞争的失败、无休止的焦虑，却形成恶性循环，疯狂地吞噬着他的生命力。这样，他只好借助酒精、安眠药、苯丙胺和去高尔夫球场或手球场上疯狂地运动来逃避，但是身体和神经系统最后只能以死亡或精神崩溃来结束这种折磨。

现在，美国所有医院的病床有一半以上都被精神方面的病人所占据——远高于小儿麻痹症、癌症、心脏病和其他所有疾病病人相加的总和——这个可怕的事实表明，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而出问题的原因绝不在于工作的辛苦与否。

美国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科学上的进步使我们摆脱了我们的祖辈们视为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的辛苦工作，即使技术含量很低的职业，其工作环境也有了改善，工薪阶层的工作时间缩短，机器取代了过去由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我们的休闲时间比以前更多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是工作的辛苦导致我们身处痛苦的境地。

因为工作在人生中必不可少，它不只是对人起着维持生计的作用。人不活动，肉体会萎缩以至死亡，心灵也是这样。工作，并非古老的信念所言，不是对原罪恶的惩戒——而是酬劳，是人类征服地球的手段，是统治者身份的象征。我们今天的文明，是人类建设、创造、辛勤劳动的见证——人类劳动的最重要的表现，甚至国家也会因失去它而灭亡。

精力充沛的农民、商人、思想家和实践家创造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一经落入腐败、堕落的不劳而获者的手中时，便崩塌垮掉了——商业、农业、教育及所有形式的活动瞬间没落了。罗马帝国被忙碌的野蛮人取而代之。

在它的废墟上一种新的文明开始兴起并逐渐散布到西方世界，这是由小股的、卑微的、自称基督教的团体的单个集团开发出来的。基督教徒首先都是工作者——匠人、小商人，包括奴隶——真正脚踏实地工作的人。

要我说，一个木匠能成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并不是一个偶然，他在工人中挑选的最初的几个门徒——一些渔夫和一个税吏——也不是出于偶然。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传福音者塔瑟斯的撒罗，是一个帐篷制作专家。

把我们的工作视做是一种忍受：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被迫忙碌至死，就是在剥夺自己享受人类的最大满足的权利。工作本身的益处、它的良好效果和治疗作用、它与性格发展的关系——使得工作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所有的工作，一经分析，最终都是服务，我们烹制食品、清扫地板、装配零件或纠正某个舞步，它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把生活建设得更美好、更方便、更快乐，可见这目的是富有创造性的。如果我们欲享受工作的乐趣或从工作中谋利，就应该让这一创造性的目的清晰地呈现在我们心里。

英国著名的电影制作人J·亚瑟·兰克说：“人们经常忘记自己从事的行业，存在着最基本的‘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一家制椅工厂不只是要制造椅子从中获取利润——还要制造人家喜欢坐在上面的椅子。如果椅子制造商忘记了这一点，那么当他有一天醒来就会发现他的椅子——以及椅子能创造的利润——全都不见了。”

有的人声称现代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已扼杀了工作本身的创造性，无非就是机械化的动作，不断地重复一个动作而不必了解整个过程的工作有什么好得意的呢？他们说，当一个人痛苦不堪地在生产装配线上忙碌时，他足以自傲的成就感又从何而来？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谈一谈我个人的经验。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为一家大公司工作，做统计打字员——那里有许多打字员。我的工作就是打字，在一台有特制长台架的打字机上打无穷无尽的财务报表，每一小时、每一天我都在打，不停地打。精确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速度。我谈不上喜欢，因为这确实是一份辛苦、单调、乏味的工作。

但是凭良心说，我对我能尽力做到完美感到自豪。这虽然也是所谓的机械式的，但却需要高度的技巧，我很满意自己在工作上达到的高水准，尽管我的工作不过是一项大工程中的一个小环节。它让我体会到精确以及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件事的重要性，因而它对我的成长和个性来说还是颇有益处的。

而且这也验证了G·K·契斯特顿所言不虚，他说：“摆脱当秘书的命运的最佳方法就是当一个成功的秘书。”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内心对于工作所抱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是令人沮丧的辛苦劳作还是愉悦我们灵魂的乐事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有的主妇将每天洗碗这样的例行家务看做讨厌而卑贱的奴仆的工作。但是，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却认为这是难得的享受，她叫波姬儿·达尔，是一位职业作家，写过一本自传并为很多书及杂志撰文。达尔小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经过一系列的手术之后，她的部分视力得以恢复。她说打那儿以后，她每天洗碗为的是感谢上帝创造的奇迹。“我站在厨房的小窗口前可以望见一小片蓝天，”她说，“那些肥皂泛起的七彩泡沫令我百看不厌。失明多年以后，能在做家务时看到这么多美的东西，令我内心感激不已。”不幸的是，我们许多视力正常的人却视而不见。我们不具备达尔小姐所拥有的成熟的想象力，我们不懂得珍惜工作能带给我们的价值。

没有什么药品能比工作更有效。得州的丽达·琼斯太太说：正是工作把她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1941年，琼斯夫妇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搬到新墨西哥一处30英亩的农场里。结果发现那是一个可怕的蛇窟，到处都有响尾蛇的踪迹，一定是全州各地的蛇都聚集到那里去了。

“虽然在我们那里，没有水、电和煤气，给生活带来了不便，但这却并未让我担心。最令我感到恐慌的是每时每刻都要担心家里有人被蛇咬了时该怎么办。我梦见我抱着我的孩子从家里跑到镇上去求救，丈夫下田工作时，几分钟不见他，我就会陷入恐惧之中。

“这种不断袭来的忧虑和恐惧迫使我不得不无休止地工作，否则，就会精神崩溃。由于我们的艰苦生活，辛勤工作显然是必要的，而且正是它救了我。我在这30英亩地上全部种上玉米黍种子，累得双手起了老茧；我自己动手为孩子做所有的衣服；装制足够吃上5年的罐头食品……我每天工作到累得只盼上床睡觉，什么事都顾不过来——包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考虑蛇。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谁被蛇咬过，我们搬走了。后来我再没机会那么辛苦地工作过，但是我一直感激那一年的辛苦工作——它救了我，使我逃出了精神崩溃的危机。”

我们应该像琼斯太太那样，懂得利用辛苦的工作创造力量，度过危机。单就养成工作的习惯而言，有时候就能使我们脱离一时的消沉、挫折或失望。辛苦的工作经常在灾难、个人的悲惨遭遇中或失去所爱的人时成为支撑人们的力量。

爱德蒙·伯克说过：“永远不要陷入绝望。但是如果你产生绝望情绪时，就去工作。”爱德蒙·伯克的话可不是空谈——他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他曾经痛失爱子，他经过悉心研究之后，开始痛苦地深信文明快要堕落了。工作对他而言，就像对其他很多人一样，成为这个疯狂的世界上唯一清醒的标志。因此他不断地工作，即使在他绝望之时。

是的，工作是生活的一个法则。不管我们出于什么原因离开工作，都会受苦。工作治疗法已经在一些机构被应用开来，诸如精神病院、监狱、疗养院以及任何必须有人被隔离起来的地方。“退休的人早死”——听起来真实得令人感到悲哀。从活跃、忙碌、有益的活动状态中转入整天虚度光阴或漫无目的地排遣时日的世界中，破坏了我们的生命力，降低了承受力，以致造成早死。在退休后仍然保持快乐的人是那些把退休当做只是换个工作的人。

65岁退休制度是旧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所有进步的国家的羞耻。对65岁这个退休年龄标准是借鉴了1870年铁路员工退休制度，在1937年的社会生活保障制度中首先采用。自从20世纪以来，人类的预期寿命平均增加了20年左右，所以，如今并不是一个人到了65岁，就应该躺到摇椅上或被送进殡仪馆了。但是，我们仍在沿袭65岁退休的制度，不顾有很多人在此时正值巅峰时期的事实。

托马斯·柯林斯是一位研究退休问题的权威人士，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专栏主笔、《黄金岁月》一书的作者，有90家左右的报纸联合刊载他的《黄金岁月》专栏。柯林斯先生将强迫一个人在65岁退休视为“残酷的行为”。他说：

“经过七年来对65岁左右的人进行采访，我发现：在美国，即使把强迫人退休的制度施用于马或狗的身上，也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残酷行为。至少，马在临死时会被领到有草吃的地方，而每一只狗也几乎都能自然死亡。

“然而这种残酷不只是在于它会对生存造成威胁……它也是对一个活到65岁的人的能力的怀疑，以至于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不可治愈的伤害。

“因为，一个人一旦被人家认定他已经老得不能做任何事，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当我们想到一个人被剥夺了工作、收入和自尊，就更加可怕。除非我们现在就彻底废除65岁退休制度。”

政府为什么从来不向这些极力主张废除这种退休制度的人——一群65岁的工作者——征询意见呢？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正在工作着的人都不愿到65岁时就被强迫退休！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希望在65岁以后能继续工作。

鉴于工商业界对于雇用老年人所持的态度，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有很多人都到外面为自己找份工作。茱丽艾达·K·亚瑟是一位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威人士，根据她的调查显示：“1950年的普查报告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就业事实，那就是有几十万超过75岁的老人仍在继续工作，他们之中很多都属于没有雇主的自由职业者。”

1954年，首都人寿保险公司公布了一项报告：65～69岁之间的男人有3/5就业；70～74岁之间的男人也有2/5就业；75岁以上的男人仍有1/5在工作。他们大多从事的是自由职业。

这些数字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作的能力和意愿并不在65岁生日时突然丧失。

只要有能力，大多数的人仍然想继续工作，而不愿因为某个养老金计划制订者说他们应该退休就退休。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对不公平的强迫退休制度的抗议，已经收到一些良好的效果，一些公司延长了退休年龄年限或使它较具弹性。可惜的是，这样的公司还是很少。还要多久，人的工作权利才能不再因为年龄的增高，不再不顾他的需要、能力和意愿而被无情地剥夺掉？

在不久前于纽约州举行的一次老年问题研究会中，当场宣读了一份由杰出的老政治家伯纳德·M·巴鲁克拍给大会的电报。在电文中，巴鲁克先生强烈呼吁废除强迫退休的制度，他说这种制度“对那些虽然年龄很大，但仍然愿意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人来说不是恩惠，是否应该退休不应从年龄而应从能力的角度来考虑”。巴鲁克先生说：“年纪越大的人越是已经获得了无法取代的丰富经验资产的人。”

已经83岁还在担任密执安州老年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的亨利·S·柯特斯博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威人士之一，他的话直指对老年人就业的歧视：

“强迫退休是存在于工商业界的一项严重的失误，因为它使许多最佳的人才闲置浪费，而且也使受雇者晚年时期想要做好工作的热情受挫。无论对有能力而且愿意继续工作的人还是对纳税的大众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工作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权，65岁退休制度的存在是一项基本的人类错误。”

说得精彩，柯特斯博士！愿策划者和官僚们能来听听反对“强迫退休法案”的睿智和强烈的呼声。“65岁退休的制度规定，”柯特斯博士又说，“是独断的、专横的，不管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学上来讲，都没有什么理论能证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会在65岁时突然失去。任何年龄都可能变得软弱，这因人而异。如果我们停止动手工作，双手很快就会失去它的灵敏；如果我们停止用脑思考，大脑就会很快衰老。每一个工作者都应该自己选择放弃工作的时间，在他自认不能胜任他的工作的时候。”

工作是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成熟的快乐之一。不管是体力工作还是脑力工作，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可以不断成长而不变老的最神奇的一种力量。

想要避免随一个人变老而变得危险的人，最好能像本章开始那个81岁的女人那样：退掉摇椅，忙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