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必然的事轻快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栋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耍。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当时带着一枚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枚戒指钩住了一颗铁钉，结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断了。

我吓坏了，立即尖叫了起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现在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碰到了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中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个左手都没有了。我问他缺了那只手是否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穿针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它，然后完全忘了它。

我经常想到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老教堂废墟上的一行字：“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不可避免的情况而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摧毁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个道理的。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说，“我接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有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将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眼里，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后却来了这封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被无情地粉碎了，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把自己淹没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写给我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给我写了这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勇于承受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继续活下去。’

“于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道理，即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无法回避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也常常会提醒他们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宫殿墙上挂有下面这几句话：“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时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受。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这样说：“人生加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样——失明，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降临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色彩整个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证实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以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哪怕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清楚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有了这种技巧，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经历12次以上的手术和长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质了。可是塔金顿却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灾难，使他了解到生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失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这句话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们因此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亲身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结果我失眠了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开始让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这样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

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12年放牛的工作，从来没有看到哪一头母牛因为草地缺水而干枯，或者天气太冷，或者是哪头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恼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这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俯首帖耳呢？不，绝对不是这样，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我们就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了。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霍基斯院长曾告诉我，他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都数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些难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会全力以赴争取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

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他说，“我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凡是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决的，我就干脆把它撇开。我从来不替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既然这样，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个很好的商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相似。“快乐之道无他，”依匹托塔士告诫罗马人，“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去忧虑。”

莎拉·班哈特可以说是最懂得如何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可是后来，她在71岁那一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掉。

事情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疼痛，使医生觉得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因为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这样不可的话，也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面带微笑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过的一场戏中的一句台词。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当手术完成，恢复健康之后，莎拉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

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屈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们而被摧毁。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里就看过这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一阵冰雹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却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直挺”。

你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最初，有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颠簸成了碎块。后来他们做出一种轮胎，可以吸收以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并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顺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忧虑、紧张，并且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不宁了。

战时，成千上万心怀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么在压力之下精神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说的是威廉·卡赛流斯的事。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卫队之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最可怕的一个单位。他们让我管炸药。想想看，我不过是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现在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这千万吨的TNT顶上，就会让我吓得连骨髓都冻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那些知识更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奉命执行任务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弥漫着浓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露码头。我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和五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2000～4000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一吨TNT，足够把那条旧船炸得粉碎。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打滑了，或者是断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极了。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条腿发软，心跳得几乎从胸中蹦出来。可是我不能跑开，那样做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跟着丢脸，而且我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里总是想着船随时都会被炸掉。

“在我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我跟自己好好谈了谈，我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地活着，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则就要被枪毙，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做得开心些。’

“我这样对自己说了好长时间，然后觉得轻松了些。最后，我克服了忧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现在，每当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忧虑的时候，我就会耸耸肩膀说：‘忘了吧。’”

好极了，让我们大声欢呼，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欢呼。

“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然而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必不可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

因此。要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变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的第四条：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