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它所属于的那一个国家的立体说明书。

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书写的是它的文化。

一座城市也像一个人一样，乃是有气质的。而所谓城市的气质，归根到底是由它的文化成因决定的。正如一个人的气质，肯定与之接受的先天的文化遗传和后天的文化教养关系密切。城市文化作用于城市的各个方面，也必然作用于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怎样，是城市人居家有感，凭窗可望，出门面临，终日身在其中的事情。谁都承认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和生理影响，于是必须承认，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优劣，往往也从正面或负面决定着生活在一座城市里的普遍之人们的趋同心性，以及愉悦指数。而后一点，是在城市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既然由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谈到了文化，那么我愿在此坦言我的当代中国文化观。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展史源远流长的国家之一。而此点，每使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于中国近当代文化状况，持有特别自以为是的心态。

我们承认我们在经济实力方面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科技方面显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承认我们在全民文明素质方面亟待提高……我们常言要缩短这样的差距，要缩短那样的差距，需补上这样的一课，要补上那样的一课；但是，一论及文化，我们又似乎很感到安慰了。

仿佛我们唯独没有什么差距可言的便是文化，仿佛我们唯独没什么课应该补上的也是文化，仿佛我们在文化方面，决然有理由一如既往地优越着。

而我以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对西方文化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18世纪末起，贯穿整个19世纪，对20世纪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史称启蒙文化。启蒙文化所要弘扬的，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想，进而影响了人类方方面面的社会学思想。因而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文明的思想、有益于人类的思想。没有每一个公民特别觉悟和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和实际获得，“以人为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正是在此点上，中国近当代文化分明缺乏了宝贵的一课、基础性质的一课。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还处在晚清没落腐朽的朝代，人文思想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时期，我们刚刚开始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五四”启蒙。此后中国沦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五四”启蒙近乎夭折。1949年以后，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由当时的政治理念所决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包容性的文化，不可能不成为一种排他主义的、抵制性的文化。正如西方诸国，当时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亦取同样不屑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国，1949年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化，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文化。到了“文革”时期，连水杯和枕巾上也体现着阶级斗争文化的强烈特征了。“文革”结束，新中国的文化史已然与它的政治史重叠在一起整整27年了。中国当代文化，曾经本能地试图进行第二次人文主义的初级启蒙，然而同样是功亏一篑。当4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的时候，中国始终没能较成功地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的一课。而斯时的西方文化，早已进入了后人文主义时期。而斯时距离人文主义文化的初级时期过去了将近200年。当中国文化准备抓住机遇实行第二次人文主义文化启蒙时，先是文化的商业时代席卷而至，后是文化的娱乐时代轰然到来……

诸位，我并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盲目的崇拜者。在文化上我并没有过什么崇洋媚外的可鄙行径。我只不过以我的眼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巨大黑洞。我认为应该有人指出它的客观存在，应该有更多的人正视它，应该有更多的人齐心协力，来为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化补上那宝贵的一课。

前任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我们曾有非常友好的接触。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部部长。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先生，曾是我作为影视工作从业者的最高领导，也是我们极为尊敬的人。中国文化部在近20年内，为中国做了许许多多难能可贵的文化发展工作。但怎样尽快补上人文主义文化的重要一课，不仅是文化部的使命，也当是中国一切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我要进一步指出那宝贵的一课。

如若不以虔诚之心来热忱地补上，则我们必然总会在政治、经济、科技、商业、教育、文化、全民公德等方面看出先天素养不良的种种缺失。同样，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两方面，每见急功近利的种种现象，也实不足怪了。一座城市的最优良的气质，乃是人文主义的气质。它衬托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面，也必然体现在建筑和规划之中。

（二）

言说中国之一切事情，一切问题，往往无法摆脱一个大前提的困扰，即中国是一个13.7亿人口的国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众多的国家。19世纪初，全世界的总人口也不过才16亿多一点点。这么一对比，我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往往会使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往往被巨大的“分母”除得微乎其微了。

1949年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20年里，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根本不曾有什么城市建筑、城市规划的总体性业绩可言，而只不过仅仅有过一些个别的、具有时代标志意味的城市建筑物罢了。它们矗立在极少数的大城市里。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筑。以我的家乡哈尔滨市为例，上个60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厦”，高8层或12层，当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区最高的建筑物。同时还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谊宫”，它是市里官员接待中央首长和会晤尊贵外宾的场所。以现今的星级标准来评定，当年它们大约勉强够得上“三级”。一个国家的普遍的城市30年间没有更换过城市建筑，这在欧洲某些国家司空见惯。因为他们的城市里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筑物几乎一律是坚固的砖石结构的；而且，他们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几十年内保持在一个不飙升的平衡上。但中国不同，从南到北，居民社区基本上是土木结构的。有些是“大跃进”时代的“突击成果”。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触目皆是的危旧房，解放后，大部分根本不曾获得任何改造和维修。每一座城市里，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十之七八要么是解放前大官僚、大军阀的豪宅，要么是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细分析起来，我们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实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们土木结构的、经得起百年以上风雨的建筑其实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义和列强侵略的佐证性建筑物，却在我们的城市里坚如磐石；想想吧，毛泽东同志解放后仅到过哈尔滨市一次，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处，却是沙俄时期驻哈铁路官员的俱乐部改成的“中央首长招待所”。哈尔滨市后来建起了“北方大厦”和“友谊宫”，我想与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开的。然而新中国的人口，却已由1949年的4.5亿激增到了60年后的13亿。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现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们睡觉的地方，往往是厨房里锅台后，比公共浴池里的床塌还狭窄的几条木板拼搭的所谓“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被炉盖子烫伤了，煤气中毒身亡了……诸如此类的事我小时候真是听了一起又一起。在许许多多的城市里，到处是比欧洲贫民窟更贫民窟的城市居民区，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实都是一个极为随意的概念，它往往只意味着市中心的一小片区域和周边几条主要的马路。我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儿子，我少年时期经常做的一个梦是终于在哪儿偷到了一盆水泥。因为我多么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锅台抹上薄薄一层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30岁了，已经离开我下乡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了，已经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两年了——我首次从北京回哈尔滨市探家时，那个梦想都没有实现。那时已经是1981年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关于水泥》，以祭我那少年梦。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曾是建筑业的群英会代表，他的一项发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种黏土再掺上煤灰、骨胶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学时，一位老师曾将一块砖带进教室，放在课桌上，兴奋地指着它告诉我们：“看，我们新中国也造出了耐火砖！”而我和我的同学望着那一块砖，像望着一块金砖。1985年我又回到哈尔滨一次，那时我少年时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26年来的所谓的家，前接一点儿，后接一点儿，住着三个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个生精神病的哥哥，总计12口人。因为我回家了，弟弟只能在单位借宿。我们全院一共九户，都是居住情况相差无几的城市人家。整条街都那样，前街后街也那样。全哈尔滨市有八九处少则数万人口多则近十万人口的、居住状况令人潸然泪下的如此这般的居民区！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城市，当年又有几座呢？

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建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无论是国家建筑行为，还是民营企业的建筑行为，除了被列为重点工程重点要求的建筑物，仅就居民而言，标准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说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样，住进80年代的楼房里的城市人家，却又都是多么的备觉幸运啊！以北京为例，前门西大街邻马路的几排楼房，都是80年代中期的建筑。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文艺界、文化界先辈，当年都曾在那里住过。所分到的也只不过两室一厅、三室一厅而已。现在看来，它们又是那么的寻常，寻常得没有任何建筑风格或建筑美学可言。

由最初的建材业兴起，牵拉了最初的建材业的热势，因此造成过最初的行业污染，以及今天看来显然形成城市规划后遗症的不争事实。

然而作为我个人，却宁肯多一些宽厚的态度，不忍过于苛责。当年那情形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毫不夸张。对于在寒冷中渴求温暖的人，只要是炭，不管用什么东西盛装着，那都是他们所感激的东西。

（三）

据我所知，民间房地产业之兴起，在长江以北，当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事情。它们中一半左右的前身是民间施工队伍；另一半，大抵是有这样或那样权力背景的人士在操盘。国营单位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后，也从国营建筑行业分化出一些人士，形成以民间股份资本运营的房地产公司。

最初，它们只不过活动在大城市的边缘，悄然进行，并不太引起社会关注。动作也都不是很大，对城市规划不构成直接的影响——无论可喜的还是可忧的。

到了90年代中期，它们开始深入城市腹地；而对城市规划形成凶猛影响，则是近几年的事。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城市建筑，较之八九十年代，质量有了多方面的提高。城市的容貌，由于民间房地产业加盟建筑而迅速改观，受益匪浅。中国第一批有经济能力购置私人房产的人士，对民间房地产公司的涌现亦多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至2000年前后，民间房地产业便如雨后春笋，遂成为利润回报最为丰厚的民间行业。

我个人认为，倘论及建筑风格、建筑艺术、建筑美学，仅就商品住宅楼盘而言，既不可要求甚高，亦不可评估太低。要求甚高，其价格将更加使一般城市居民望而生畏；评估太低，将有矫情之嫌。中式风格也罢，欧式风格也罢，二者结合的风格也罢，归根结底，一分钱一分货，风格和艺术是要作价买卖的，当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依我的眼看来，某些极其高档的商品住宅，不是还不够怎样，而是里里外外已经太过奢华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贫困人口极多的国家，在一个贫富差距极大并且越来越大的国家，豪宅的不断推出而且当然都是隆重推出，显然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其品质无论多么人性化，也只不过是极少数人才配享受的人性化，与绝大多数的、一般的人没什么关系。北京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大社区，那里的楼房是没什么建筑风格、艺术和美学的特别处可谈的，离市区远，交通不便，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很不完善，但是巴望入住那里的楼房的北京人家，目前仍成千上万，而且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资格审批。不是对富有程度的认定，而是对贫困程度的认定。

种种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不良现象、堪忧现象，我的眼当然也看到了那些，我当然也承认那些现象对于城市自身容貌的气质的破坏。

但是我认为，在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以上现象的责任，当主要归于后者，即主要归于负责城市规划的官员。没有权力的批准，任何房地产商决然不可能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动土开工。只有权力的批准，没有权力的要求，获得批准的房地产商在设计方面必然乐得自行其是。希望房地产商在考虑商品设计的同时，也将商品设计与整体城市规划的和谐与否一起考虑，我以为这样的一种寄托是过于天真的。房地产商在设计方面，通常只为定位的买方市场考虑。有时他们很为自己的设计得意。事实上，孤立地看待他们的某些设计，也许还确有值得自鸣得意的地方，但摆放在城市规划的全局来看，则可能是不和谐的，甚至可能是破坏和谐的。或者，暂时看来与城市整体规划没有冲突，但在以后却会阻碍城市总体规划朝更美好的方面去拓展。是的，正是这种责任，我认为主要当由有权的官员来承担。

比如一位对家园极有责任感的成员，当他拥有出售家园土地的权利的时候，他一定会对买方有要求，甚至限制买方只允许盖成什么样式的房舍，不允许盖成什么样式的房舍。他一定不会表示这样的意思——“现在，我家园中的这片土地面积归你了，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吧，我一概不管了！”而且，究竟出售家园的哪一片土地，他一定是三思而后行的。他一定特别珍惜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他一定会每每这么想——这一块土地还要留一留，爷爷每天要在那儿锻练身体；那一块也要留一留，可供小儿女在那儿荡秋千；还有另外一块，更要留一留，家园须有一块绿地啊！……

我们的城市太缺少有如此责任感的、总体的、具有长期考虑的规划者了。即使有，他们的责任感，他们的长期考虑，也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事情往往也是这样——批售土地的是一些官员，负责城市规划的是另一些官员。前者是有实权的大官，后者是有虚权的小官。对于一座城市，建设规划局局长又究竟能有多大权力？通常只不过是检查违章建筑和按照指示绘制蓝图而已。

一座城市，它的总体的、将来的、长远的规划究竟构思在什么人心里呢？它20年后会是怎样的？50年后会是怎样的？半个世纪后会是怎样的？——我们的城市，其实缺少如此为它鞠躬尽瘁的人，更缺少这样的固定的实权机构。

某些城市的大规划、大城市建设举措，即使造福一方，也往往是现任一、二把手们极具个人拍板色彩的公仆行为。于是往往又引出了负面现象——城市建筑方面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每一座城市，有必要产生某种固定的，规划水平很高的，由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众代表组成的规划权力机构。它所拥有的应是至高权力，超越于任何个人权力之上。正如司法部门应超越于任何个人权力之上。它将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大众珍惜城市里的每一块土地。它将替人民大众构思城市总体的、长远的蓝图。那种个人以特权批售城市土地的现象，早就应该被视为非法了。它将更有效地鼓励房地产商加盟城市建设的能动性，同时也更有效地限制他们资本的无孔不入以及见缝插针的牟利行为。

而我们的城市公民，应提升起这样的一种正当意识——归根结底，城市乃是人民的城市。城市的土地面积是极为有限的。作为特殊资源，是尤其宝贵的。每一个城市公民都有权睁大双眼，监督每一处城市土地的出售情况，要求过程的透明度。并且，每一个城市公民，都有权对自己认为不当的城市土地的出售和使用提出质疑和批评。

中国有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言用以形容中国房地产业和城市的关系，对双方都包含了警醒的意义。

不具备人文思想的头脑，作为公民难以产生自觉的公权要求，作为公仆难以产生自觉的公权意识，作为城市难以有理性的现在和更人性化的将来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