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美术史上，通过女性和书的关系体现某种美感的名画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大师们，创作的目光一专注于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们的肉体的美所吸引。不仅画家们如此，连雕塑家们也如此。

罗丹和毕加索，都对女性肉体的美说过许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痴的话，却都没有为我们留下将女性和书统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绘画。

而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

喜欢欣赏绘画的我，不知怎么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几乎一切我所见过的女性的裸体画或雕塑，其面部的神态都是呆板的。即使秀色可餐，即使妩媚，即使风情万种，也似乎总缺少活人的气息。

这乃因为，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人们，目光一专注于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唯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

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花朵没有我们称为“心灵”的东西，故花朵没有所谓“内在美”。女性则不但有心灵，其心灵的敏感和丰富，要远比男人们的心灵还细致、还有层次。

托腮凝思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女性们在这些时刻或类似的时刻，心灵之窗一般是无戒备地敞开着的。即使仍处于关闭状态，也每每是很透亮的。仿佛她们自己擦了几遍，为吸引别人的目光向她们的心灵窥望。

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即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栩栩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

当然，成为艺术品的裸体女性们的脸，也不全是呆板的。有些也表情生动，也不难使人由她们的表情而目光直驱入她们的心灵。但这些画或雕塑往往是有情节的，以取材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神话传说、宗教传说为最多。

其实我想说的是，入画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见过；哺育着的成熟女性我见过；编织着的老妇人我也见过。

但是，入画的读着书的青年女性，我只见过两幅。

一幅画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华的房间内静静地仿佛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圣经》，如果《圣经》也算是书的一种的话。

另一幅是俄国画家画的一位少妇坐在小窗前一把旧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差不多与《圣经》等厚的书。她一只细长的手指正打算抚过一页。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或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国的中青年画家们、摄影家们、雕塑家们，都曾将中国青年女性与书的关系表现在自己不同的艺术领域内。

在同一个国家里，在短短的几年内，女性与书这一题材，被不同门类的艺术纷纷表现，这种情况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闲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夙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夙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

我记得有这样一幅画，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着白色连衣裙，手捧一册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后是街头报刊亭。

那一册刊物似乎是《知识》。

那一幅画的名字似乎是《知识就是力量》。

它一经问世，便被许多报刊转载。如果能够统计一下，我们将会更加确信不疑——它可能是当年转载量最高的一幅画，起码是之一。

当年，许多三十来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一看到这幅画竟泪光闪闪。尤其那些被时代蹉跎了岁月，再没有机会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跨入大学校门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无不百感交集。

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老母亲们，到了80年代初，除少数极高龄者，皆已辞世了。

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中年母亲，到了80年代初，除少数早逝者，皆在不经意间变成老母亲了。

她们的许多长子长女，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一页，早该是父母了。可80年代初，他们中的大多数刚刚返城，还居无定所。

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母亲们，到了80年代初，都由“大嫂”而“大婶”而“大妈”了。她们中，有的人的儿女也是知青，只不过“上山下乡”的时间短些，返城时的年龄也小些，可称之为“后知青”。

而20世纪60年代初降生的一代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高中生。

“老知青”、“后知青”，当年的高中生们，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余岁的一切城市里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无不参与到同一种竞争中——升学。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女大学生之间，当一名十八九岁的年龄最小的女大学生和她的二十八九岁的可能已经做了妻子的女同学坐在一起时，时代在尊重文化知识方面曾经一度发生的断裂就呈现出来了。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一方面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一点，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孜孜苦读考上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远比埋头苦干挣上一大笔钱通过整容术将自己的脸整得端正些还需要执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误了十年的大龄大学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读之执著精神特别令人钦佩。四五年后曾有报纸做过调查，她们的毕业成绩是令她们的许多老师深为满意，甚至深为叹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门的她们，转而毫不气馁地成了夜大、电大、职工大学里学习态度最具自觉性的“女生”。

从恢复高考到80年代的最初两三年，中国当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个字来概括——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城市里，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她们捧读的身影。有的是在读刊物上发表的最新小说，这倒并不怎么特别值得喝彩。因为支撑文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读者群，几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连女性也不看小说了，全世界众多的出版社就该倒闭了。好比如果某一天连男人都不看足球赛、不看拳击赛了，那么足球运动和拳击运动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当年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她们手捧另外一些纯知识性书籍全神贯注地读着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等。或在公共汽车站，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商店排队购买的人群中。她们的惜时如金令人怦然心动。她们大抵是些上夜大、电大或职工大学的女性。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公共汽车站或公共汽车上，那么往往是下班的时间。她们的小包儿里装着一个面包、一罐头水，往往直接赶去上课。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商店的排队购买人群中，那么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们往往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

当年我曾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那一天下着漾漾细雨，在前门22路公共汽车起点站，有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没带伞而捧着一册几何书看。她怕雨淋湿了书，将书捧在前边一个人的伞底下，任凭自己被细雨淋着而又似乎浑然不觉。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经快湿透了，发上聚着一层非常细微的雨珠儿。我排在她身后，也没带伞。但我穿着风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后是一位老者，他撑着伞。他尽量将伞举过我头顶，撑向前边。那么一来，不但他自己被淋着，伞上淌下来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头正欲开口提出抗议，瞬间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伞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闪身将他让到了我前边。那样，他自己不会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伞下了。他对我说谢谢时，我内心里却被他的善意感动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儿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当年的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你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于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鲜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单纯追求知识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批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

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

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

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无论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还是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其实现目的之途径，几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两条可通行之路——一条是政治表现的路，另一条是工作能力的路。后一条路，对于工人是技术经验，对于学生是勤奋精神。到了“文革”时期，连后一条路也被否定了，凭技术经验成为先进典型的工人，几乎一概被斥为“黑劳模”；靠天资和勤奋成绩优秀的学生，几乎一概被斥为“白专生”。

特殊社会允许人表现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政治。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终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灭了，许多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标志自己高于别人的东西的人，到头来只不过抓了两手心的湿。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另一种标志，当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适婚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

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的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适婚女性最高择偶标准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乃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对方。

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1985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妻子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的“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而为尊贵之身的娇妻美妾，那些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当年的中国男人的知识和学历，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芒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其他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啊（按当年的汇率换算）！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破灭了。

从20世纪80年代后几年至90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不断。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么？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成想才几年，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骗子，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憎！

当年我也是对此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无论男人女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从来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大门迎面敞开之际，对于物质生活的虚荣追求，自古强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们在数量上绝对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这既是人性的特点，也是许多兽、禽乃至虫的本能特点。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这一特点，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特点。

从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女性这一特点的四种有意思的态度。

第一种是怂恿的态度，是历代达官显贵及富贾豪绅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内容往往伴随着声色犬马。皇帝本人及其皇族在他们中地位至高无上，生活也往往最奢靡荒淫。他们用他们的文化怂恿女性心安理得地“傍”富“傍”权，是为着他们天经地义地占有女性。倘美丽的女性们居然接受另外某种文化的影响，居然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居然认为被选入宫去伴一位往往足可以做自己父亲甚至祖父的老头子是不幸，那他们将多么地不开心呢？

最典型的是那出叫《游龙戏凤》的清代戏。这戏至今仍经常在舞台上演着，仍经常在电视里播着。内容无非是微服散心的正德皇帝偶住一小店，见店妹子俊俏可爱，于是“戏”之。这《游龙戏凤》中的一个“戏”字，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永。

少男“戏”少女，倘那少男非是恶少，其行径也不过就是纨绔。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

《西厢记》中的张生戏莺莺，为什么成为名戏而不令人反感呢？因为张生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不但与莺莺品貌般配，年龄也相当，故看戏的人们巴望他们做夫妻。

《游龙戏凤》中的皇爷，胡子一大把了，年龄足可做那店妹子的父亲了。他之“戏凤”，实在经不起细想。细想就很丑。他凭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戏凤”呢？非凭别的，只不过凭他是“龙”。仿佛“龙”是没年龄概念的，仿佛再老的“龙”在女性眼里也必是美少年无疑。

那被“戏”的店妹子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呢？起初当然是反感的，继而羞恼。及至一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是龙，于是受宠若惊起来，于是极其情愿地投怀送抱。于是一夜的主动殷勤，侍奉枕席而唯恐不周，献处女之身而备感荣耀。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有很粗实的一脉，就是靠《游龙戏凤》之类怂恿女性傍权贵有理，攀荣华得意。

这里要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德国的某世皇帝，有一次也是微服散心，也是经过一个村子，也是遇着一个非是俊俏的店妹子而是相貌平平的村女。当她知道那坐在华丽马车里的男子是皇帝，不禁地惊讶于皇帝的病恹恹和丑陋，而且满村里嚷嚷着“比我丈夫可差多啦！”——她丈夫那时正在草库里为皇车的马铡草。皇帝当时周围没有仆从，以至于不得不亲自下了皇车，请求村妇别再乱嚷嚷了。如果那德国的某世皇帝也要“戏”她，分明地，她不太会极其情愿地投怀送抱。

在全部的德国文化中，不乏宫闱秘史，但据我所知，似乎没有《游龙戏凤》之类。西方的皇帝们，从十六七世纪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合法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类了。所以“洋龙”好色，也只有偷情。

中国数千年文化中那很粗实的一脉，对于中国女性的性尊严影响深远至今。

所以，现今权者“戏凤”、富者“戏凤”的现象比比皆是。每见某些女性们一旦傍紧攀牢，青春得意，却较少听说她们多么的不情愿。

第二种是批判的态度。

北齐时的《颜氏家训》中说：“婚姻勿贪势家。”

隋朝的《文中子》篇内有言：“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嫁女莫望高，女心愿所宜”（“高”指门第，“宜”意适宜）、“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男人对女性的道德教化，或是男人们对有女儿的另一些男人们的告诫。

这一脉文化也很粗实。在它的批判视野里，一个女子一旦被斥为嫌贫爱富，她似乎就比为富不仁的男人可憎百倍了。

这一脉文化，大抵是那些无权无势并且没指望荣华富贵起来的男人们继承和发展的。至今批判的锋芒仍然时时毕露，而且仍大抵是同一类男人的文化声音。他们的文化心理不析自明，说透了包含着这么一种意思——“窈窕淑女”，王者好逑，权者好逑，富者好逑，“君子”亦好逑也！淑女淑女，眸子明兮。既为淑女，美目不应只望向王者、权者、富者，时不时地，也该青睐君子们些个！

这一脉文化，难免地，总会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穷酸“君子”们的醋劲儿。而从古至今的中国美人儿们，时机到来，又大抵总是要义无反顾地背叛这一种文化，投向王者、权者、富者们的怀抱中去的。“君子”们醋劲儿十足的牢骚与讽刺，在她们，只不过当成诽谤，并不怎样在乎的。

第三种是聊以自慰的态度。

典型的文化代表作是《浮生六记》，作者叫沈复，大约一个半世纪前的清代文人。说他是文人有点儿不确切，因为他并不以文为生。除写了诗，大约也只写过《浮生六记》这么一本7万字左右的书。它非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之类，而是一本分六个篇章叙述夫妻日常生活琐事的书，具有自传性、自白性、纪实性，或可归于生活笔记文学。笔调平和儒雅，从容委婉，有行云流水、月清竹秀之风格。不能不承认作者文学的修养甚高，是谓文人，亦正可也。

这《浮生六记》虽入册文史，然作者生前并不曾因此书而声誉鹊起、名噪一时、获利多多。此书也不曾怎样地在世上盛传过。

应该说是林语堂使此书珠泽重现，令后代文人们刮目相看的。林氏将它译成了英文，介绍给了西方读者。于是此书的名气，就很有点儿“墙内开花墙外红”、“出口转内销”的意味了。

当年，上海某电影公司将它拍成了电影，接着又被搬上了舞台，使万千观众一洒其同情之泪。

俞平伯教授当年还编撰了《沈三白年谱》，以7万余字之书，而获名人所梳记之年谱者，大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除沈复无第二人。

《浮生六记》的六个篇章依次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

林语堂喜欢此书，推崇此书，盖因书中所记一个叫“芸”的女子。她是沈复的妻，年长沈复十个月，故沈复每与她夫妻私语时昵称其“姊”。

这位芸，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因为确有其人，林氏又说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为什么林氏给予她如此之高的赞赏呢？

第一，因为她虽然“并非最美丽”，但却是“有风韵的丽人”。这极符合全世界古今中外男人喜欢女人的共识——她起码该称得上是丽人，她须有别样的风韵。用现代点儿的词，或可叫“气质”，或可叫“成熟的魅力”。全世界古今中外的男人，对于女性，传统心理上有两种“恋结”，或稍长伊人几岁，视她为“妹妹加情人加妻子”的一个情感综合寄托的尤物。或自己的年龄略小于她，视她为“姊姊加情人加妻子”的一个情感综合依赖的“实体”。贾宝玉在林妹妹和宝姐姐之间的两难割舍，便是男人这一种心理的标本。

芸这位丽人的风韵究竟如何呢？——“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

削肩乃中国传统美人儿的标准之一。

瘦不露骨是世界现代美人儿的苗条新概念。

而长项又几乎是模特的要求。

足见芸真的称得上是一位丽人。当之无愧。

她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第二，芸这位丽人，按当时年代来看，属“知识女性”无疑。“生而颖慧”，“娴女红”。我们都知道的，女红乃使女性心思自静之技。她又善做诗，有“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不禁地令人联想到李清照。进而由李清照其词其人，反观芸气质上的接近。

第三，芸“四龄失怙”，家道随之清贫，因而芸是俭朴的。“但见满室鲜衣（着在别的女子身上），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不但俭朴，不但“娴女红”，而且做的鞋也美观。这样的优点，很合中国文人的情怀。因他们大抵清贫，即使富裕一时，也富不到哪儿去。物质上慕奢华的女人，他们纵然暗爱之，也是财力上养不大起的。故有自知之明，偷香窃玉前者无妨，娶妻还是觉得后者可靠。

第四，中国的传统文人们，一旦与芸这样一位“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的女性幸结姻缘，幸福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可与她“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望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宽广，或者同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陪她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落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

第五，我想，这一点肯定也极重要——那就是这位芸，使她的丈夫享受到“最温柔细腻的闺房之乐”，即所谓男女天伦之乐。“自此耳鬓厮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这样的一对夫妇，按林氏的说法，是“两位平常的雅人”。从他们简朴的生活中，从他们热爱游山玩水、喜阅山林泉石等大自然美的性情中，从他们“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的恬淡自适的生活中，“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他们的生平中表现出来。

而那“精华”又是什么呢？

林氏将其归结为一种“玩世”的哲学。他承认这种哲学有消极的一面。但是他强调，“在另一方面，现代人需要这一种玩世的清鲜的风，因为这对他是有益的”。而他认为“在中国的消极的哲学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因此他进一步认为，那是一种“放浪的伟大的消极”。认为与之相反的，驱使人“向前瞻望的哲学”，亦即不断追求什么目标的哲学，实在地“比古今哲学中的玩世思想遗害更大”。因而他以相当肃然的目光看待陶渊明。

我也喜欢陶渊明的诗。我也一向以肃然的目光看待陶渊明自甘清寂无为的人生态度（因为实难做到，也只有肃然地保持大的敬意）。我也由于林语堂和沈三白两位男人脉脉含情的笔触，而坦白我所爱的女性，正是一生中可望而不可求的“芸”们。

这位芸，又据我想来，淡泊虚名维护自身真性情，如林黛玉；而胸怀大度，通情达理，又如薛宝钗。钗黛二女子的优点，在她身上双璧合一了。

用林氏的话说，这样的品貌皆佳的女子，“谁不愿意娶她为妻”呢？

她诸美德中最令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叹服的是，她见了一位美俏的歌伎，根本无须丈夫开口，便揣摩透了丈夫的心思，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篷室——二房妇也。

这么伟大的女性，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在情爱观念开放得不能再开放的今天的西方，也简直“先锋”得无人可比啊！

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他们寻求恬淡自适的生活，靠什么为经济基础呢？

靠夫家。

因为沈复的父亲在幕府“专役相迓”，是相当于现今“礼宾司长”的官吏。

因而他们非但不必自食其力，日常起居饮食且有下人服侍着。

而她的公公看不惯她的种种“自由行径”，便翻脸将儿子、媳妇一并逐出家门，她便“从此半生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闲情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

于是引得其后的中国文人们对他们同情得不得了，也替他们愤慨得不得了。按现今的说法，分明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是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

我也是有同情心的人。故我读《浮生六记》至芸的死、三白的相思，心情也是为之凄然的。

那沈复后来再未续娶。

但有当官的朋友赠了他一妾。

他以嫖妓为常事。这“嫖”字，用于文人身上，似大不敬，那么便说“狎妓”吧。

并且他善狎。每与妓“或小酌于平台，或清谈于寮内，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故“每上其艇，（妓们）呼余声不绝。余亦左顾右盼应接不暇，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至者”。

“余四月在彼处，共费百余金，得尝荔枝鲜果，亦生平快事。后鸨儿欲索五百金，强余纳喜（妓名）。余患其扰，遂图归计。”而“喜儿因余不往，几寻短见”。于是大发“半年一觉扬州梦，赢得花船薄幸名”之文人佯叹……

妻子死了，父子亲和了，于是他结束了穷困，又有钱游山玩水狎妓地恬淡自适乐而不疲了。

通过《浮生六记》，我们比较清楚明白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理想的自在无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位人生务实的父亲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挣下一份家产，可供他终生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可资助他自在无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拥抱，以及享受诸多他所喜欢的女性的姿色。

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芸那样的女性——首先她须是丽人。其次她须有至少几分艺术细胞。因为这是使她有风韵、有情调的前提。她还须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温柔细腻的性爱。她还须爱他所爱，比如与他谈诗论画、陪他游山玩水并且爱他所爱的另外的女人，半点儿妒意也没有地替他搭桥引线。最后，倘他们穷困了（这一般几乎总是要穷困下去的，连大观园都这么败落下去了，何况文人们的家），她须倍加温柔、倍加细腻、倍加体贴地呵护他、关怀他，与他相依为命，绝不弃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点和美德的妻子，当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妻子。但，在这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们关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倘温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实践着，完善着，以身作则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还可能是别种典型的女性么？

芸固然是值得男人们终生爱恋的女性。《浮生六记》固然是对人生颇具参考和禅悟价值的一本书，沈三白对妻子生前的爱和死后的思，固然也足以令其他形形色色的文人型男人们唏嘘落泪，但是我们如果转而一想，中国大批地滋生着沈三白式的文人的时期，差不多正是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期，纵观整个欧洲，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受此运动激励，对社会进步、对女性的自由解放做出种种杰出贡献，不禁地就会心生一问：中国的传统文人们，可曾想到对社会、对中国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做点儿什么？

答案是，他们头脑中几乎什么打算都不曾有过。

归根结底，芸那样的女性，几乎只适合生存在一个文明进步的时代。

而那个时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人们，又大抵总是攀结在封建王权的四周。而王权是仇视一个文明进步的时代的，是女性解放的最反动也最腐朽的堡垒。而中国传统文人们，最积极的也最令后代同类美化和吹嘘的，也不过就是“放浪的玩世哲学”、“伟大”的消极的遁世哲学、自适其乐的逃避现实的哲学。

沈复式的男人，是此种中国男人丛林中司空见惯的一株。他的“根”其实寄生于封建土壤中。那土壤一旦不供给他养分，他就只有落魄，只有穷困潦倒，当然也就谈不上维护他所爱的妻子的命运了。

而芸，却不过是恰巧被他的枝所挂住的一只美丽的风筝。她死了，他安慰自己和缅怀她的方式，却只不过是去狎他以为有些像她的妓。

第四种是特别理想主义的态度。代表文人理想的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宁可一死，也绝不入马家的门。由于她视富贵如粪土的立场坚定不移，极受“梁山伯”们欣赏，于是幻想与她双双化蝶。代表市民理想的如《白蛇传》。富家子弟、豪门子弟中也是不乏翩翩美少年的，但貌如神女的白娘子死心塌地爱清贫的许仙，虽被镇于塔下而此情不渝不移，于是成为后世“许仙”们心目中最美的爱神。代表农民理想的如《天仙配》和《牛郎织女》。世上的美人不是与“牛郎”们、“董永”们无缘分么？“牛郎”们、“董永”们也不必伤心，更不必愤世嫉俗。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某个女儿，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动了凡心下界来做他们的妻子。

由于事实上这个世界极少有专门嫌富爱贫的美女，所以这第四种文化源远流长。现实中得不到的，理想中拥有。

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相反，西方文化鼓励女性通过最容易的方式，亦即通过嫁给富贵男人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卑贱命运，使自己过上富贵的生活。西方文化中这一种鼓励的热忱，有时类乎男孩儿鼓励胆小的女孩儿爬树或登房顶。并且在女孩儿那么做了以后予以表扬，你看，多么简单！只要你敢想，没有什么达不到的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好莱坞精心炮制了一部又一部“灰姑娘”题材的影片。

萧伯纳曾说：“穷人家的女儿是他们的原始股。”他是出于对穷人们的深切同情而这么说的。

但是好莱坞那些善于炮制“灰姑娘”题材的影片的编剧们、导演们、制片们另有说法。

他们说，如果你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你竟享受不到荣华富贵，那么太遗憾了！那么是你自己的过错，完全怨不得别人，也别怪社会的不公平。

他们说，如果谁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而居然穷着，那么这一户人家的父母的头脑一定太痴呆了！赶快“抛股”哇！

他们不但承认穷人家的女儿是父母的原始股，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穷人家的漂亮女儿是价值百万千万的原始股。对于这一种股资的白白浪费是令人心疼的！

因而，在好莱坞的老片中，尤其一些黑白老片中，每每出现一位漂亮的小女子，她可绝不像“灰姑娘”那么逆来顺受，她不但风情万种而且颇有心计。她到某一富家去做女仆，不久便产生了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可以让男主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并且爱上我、迷上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这一富家的女主人？于是影片结束时男主人坠入情网皆大欢喜。

好莱坞曾将许多此类内容的影片发行到世界各地，影片中那些漂亮的小女子们不但使世界各地的男人们爱得不行，也被世界各地漂亮然而命运卑贱的小女子们视为榜样。

好莱坞的匠心独具之处在于，它直指女性之人性的特点，顺应之而不是企图通过说教扭转之。它从来也没打算承担这样的道德义务。

美国文化对美国女性有影响么？

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有。

全世界的女性中，美国女性的追求意识——不触犯法律前提之下的追求意识，是最公开、最大胆、最不受束缚的。

那么，受美国文化影响的美国女性，是否都非常嫌贫爱富，非常的傍富豪没商量、攀权贵没商量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否。这又为什么呢？道理简单，因为90％以上的美国人处于生活水平比较高而又彼此差不太多的情况之下。贫富悬殊在西方许多国家并不像在中国呈现得这么咄咄逼人。一个嫁龄女性即使漂亮，她的选择范围无非辐射向两个方面：或者辐射向极少数的富者权者，或者辐射向大多数的男人群体。而她们要求达到的生活，倘不过分奢侈，又几乎是大多数男人都能和她共同奋斗达到的。这使她何必整天去做“灰姑娘”的神话梦不醒？又何必非要去傍富攀权？于是，她决定嫁不嫁给一个男人，考虑的因素，反而比较能够超越于物质之上。

在贫富悬殊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的时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质所诱惑。而物质对她们的诱惑力，远远强于文化束缚对她们的影响。她们拥抱住物质而反叛文化时，她们以为她们拥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某些女人以她们比男人敏感的神经，触觉到了时代的兴奋的中枢区。它反射给她们的信号是，欲望时代的集贸商场即将大开张，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那时，社会行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么丰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干的知识女性，倘要凭其才干和知识获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几乎是痴心妄想之事。

于是她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国内转向国外。在国外，对才干和知识的尊重毫不含糊地体现为金钱的结算方式，并且是以美元兑换价值的。而那时在中国，通过金钱对才干和知识进行结算的方式，仍是一种扭捏的、暧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进行的方式，仿佛有悖于全体中国人对才干和知识的常规思想观念。谁若获得了数千元的奖金，肯定引起嫉妒；几万元的奖金，会成为轰动性的新闻。那时在中国，只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干、有知识的女性尚活得这么憋屈，企图潇洒也潇洒不起来；那些没才干、没知识甚至一无所长，却有容貌资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会自甘资本闲置、股票贬值呢？而在中国，她们历来对于物质生活质量的向往是最强烈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关于女性的公开的秘密。

于是，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生命里——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今天，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整个80年代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未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会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即变，人亦即变。道变速，人亦变速。

20世纪80年代的前期，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仍是少数。

但经由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20世纪80年代前后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他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最后值得总结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交易自身之目的达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们扫视过去，其实真正获得幸福的相当有限，她们中不少人结果甚至相当不幸。有些女性甚至无国、无家、无夫、无子、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给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的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盒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性越现代不起来。

无论那目标表面看起来多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多么能引起别人的羡慕，本质上仍是初级的——是以依附于男人为目标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