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8章里我们关注了聚合操作的重要性，以及寻求一种能够在变量间建立单一联系的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不只看两个变量间的单一联系，还将重点关注另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人的行为是由多重原因共同决定的。

任何一个特定行为都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变量引起，而是由许多不同的变量共同决定的。认定变量A和行为B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变量A就是引起行为B的惟一因素。例如，有研究者发现，收看电视的时间和学业成绩之间存在相关，但不会就此认为收看电视时间是影响学业成绩的惟一因素。道理很简单，学业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大量其他变量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的质量等等）。实际上，相对于这些变量，看电视只是影响学业成绩的一个次要因素而已。同样地，收看大量的电视暴力也不是使儿童表现出攻击行为的惟一原因，它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

但人们常常忘记行为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他们似乎要去寻找那颗所谓的“神奇子弹”——即他们感兴趣的、造成行为的惟一原因。心理学家希尔多·瓦茨（Teodoire Wachs, 2000）以人们试图解释1998至1999年间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的方式作为例子，指出，人们认为涉及的原因包括枪支容易获得、父母对孩子较低的关注、互联网、影视暴力、同伴影响和精神疾病。瓦茨认为，“很少有人觉得校园枪击案激增是上述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只针对某一个潜在的原因”（p.x）。

和本书中谈到的许多其他原则一样，具备原因多样性的观念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提醒我们不要过于依赖单一的原因解释。因为这个世界盘根错节，影响行为的因素也多样而复杂。虽然我们可以证明某一变量引起了某一行为，但并不代表已经发现了影响该行为的惟一原因，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了对某种特定行为做出全面的解释，研究者必须探讨各种不同的变量对它的影响，并把这些研究结果整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描绘出所有与该行为有关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虽然说某个变量只是影响特定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并且只能解释这一行为的一小部分，但并不是说这个变量就是无足轻重的。首先，这一关系可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其次，这一关系可能具有应用价值，尤其当这个影响变量是可以进行人为控制的时候，如前面提到的电视暴力的例子。如果控制了这一个变量，能够使每年的暴力事件降低1%，那我想没有人会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总之，如果问题行为至关重要，那么懂得如何去控制其中一个哪怕非常小的原因也具有非凡的价值。

罗森塔尔（Rosenthal, 1990）举过一个治疗心脏病的例子，在一个实验中，某种治疗方案能将患者存活率提高不到1个百分点；然而，即使这样，这个结果也被认为是意义太过重大，以至于基于伦理考虑，实验者不得不提早终止研究：既然实验治疗结果这么有效，对那些被随机分配在控制组的病人，让他们仍然使用安慰剂显然是违背伦理的。同样，任何能够将机动车死亡率降低1%的因素都至关重要——每年都能挽救450条生命。将凶杀案案发率降低1%，则每年能挽救超过170条生命。总之，一个结果是由多重变量决定的这一事实，并没有降低任何一个与结果存在因果相关的变量的重要性——即使这一变量仅能让结果产生很小的变化。

交互作用

原因多样化的观点引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交互作用。这个概念在许多方法论的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因此这里不再赞述，只是稍提一下：当影响行为的一个因素和另一个因素共同起作用时，它们会对该行为产生与各自单独起作用时截然不同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交互作用：一个自变量的影响效果依赖于另外一个自变量的不同水平。赛蒙斯等（Simmons，Burgeson，Carlton-Ford, & Blyth, 1987）指导的一个实验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些研究者考察了一组青少年的学业平均成绩，想看看一些生活事件（如转学、青春期发育、早恋行为、搬家和家庭破裂等）是否会对学业产生影响。他们发现上述生活事件加在一起，是导致学业不良的关键因素。

另一个例子是迈克尔·努特（Michael Rutter, 1979）对儿童精神疾病相关因素方面的研究进行的综述，他提出：

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实验中，那些被单独分离出来的慢性压力并未增加精神疾病的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单独作用时，没有一项与儿童的精神疾病存在关联；这些儿童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也不会比没有家庭压力的儿童高。然而，当任何两种不同来源的压力同时作用时，患病的风险就超过原来的4倍。若是3种或4种压力来源同时作用，那么患病的风险更是增大了好几倍。很明显，这些慢性压力的共同作用远远超过其各自效果的累加，因为几种并发压力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才令其总体效应远远大于单个压力效应之和。（Rutter, 1979, p.295）

当诸如努特所描述的交互作用发生时，要理解其发生的逻辑，可以先想象一个风险量表，得分80~110代表低风险，110-125代表中等风险，125-150则代表高风险。假设我们发现儿童在无压力情况下的平均风险得分为82，在压力因素A作用下的平均风险得分为84，而在压力因素B作用下的平均风险得分为86。当研究因素A和因素B两者对儿童的共同影响时，如果发现风险指数达到了126，也就是说，联合的风险指数远远超过了独立研究单一因素时所预测的结果，就说明了因素A和B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发展心理学中也有许多类似努特所描述的例子。邦尼·布瑞特米亚和克雷格·拉米研究了两组婴儿，一组是非最佳围产期的婴儿，另一组是正常婴儿（Breitmeyer & Ramey, 1986）。在这两组婴儿出生后，再把他们随机分配成两组——实验组及控制组，然后对实验组实施一个特别的育婴方案，该方案是为了防止出现轻微智力迟缓而设计的。控制组的婴儿则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照料。当这些孩子长到4岁的时候，对他们的认知发展能力进行测试，发现在特别育婴方案下，非最佳围产期出生的儿童与正常儿童在认知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没有得到特殊照料的控制组中，那些非最佳围产期儿童的表现低于正常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该研究中，生理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说明，一个复杂的行为结果（认知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当非最佳围产期出生的儿童得不到适当的照顾时，就会出现负面的认知发展结果。研究者们总结道：“这个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理论架构，即对于那些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低的家庭中成长的儿童而言，先天的生理缺陷和后天不良的环境因素会成为他们发展中的累积性危害因素”（p.1151）。

同样地，另一项有关验证抑郁症的“体质-压力理论”的研究（Metalsky & Joiner, 1992）表明，消极生活事件与三种脆弱的心理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达到最大。这三种因素是：归因风格（倾向于把消极事件归因为一些稳定的、整体的因素）、对自我作消极推断，以及对任何行为后果进行消极推断的总体倾向（见Alloy, Abramson, & Francis, 1999）。

很多消极的行为和认知后果都伴随着相似的逻辑。例如，儿童攻击行为是由遗传基因和不良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所造成的（Pennington & Ozonoff, 1996）。同样地，佩迪特等（Pettit et al., 1999）发现，青少年在成长的早期如果花费大量时间与同伴交往、同时在家里也很少受到父母监管的话，会更容易出现外化行为问题。

积极的结果也可用多种因素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解释。耐特等（Knight et al., 1994）在研究6-9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时，检验了与儿童助人行为倾向（如，捐款给有需要的儿童）相关的心理因素。他们发现一些变量——如同情心、情感推理和关于金钱的知识等——单独作用时，它们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相关很低。但是，当这些变量联合作用时，能够很好地预测亲社会行为。例如，具有较强的同情心、较强的情感推理并对金钱有所认识的儿童，捐款的数目是在这些变量上表现较低的儿童的4倍。

因此，原因多样化的概念可能比你最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不仅需要追踪并测量影响问题行为的种种可能因素，还必须考察这些变量是如何共同作用的。

单一原因解释的诱惑

复杂事件是由多重原因所决定的，这个基本的理念似乎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当问题没有太大争议时，这个观点确实很容易掌握和运用；但是，当预设偏见——这个科学工作者的老敌人（参见第3章）开始抬头时，人们就会倾向于忘记原因多样性这一原则。我们无数次听到，人们对一些容易引发情绪的话题——如犯罪的原因、财富的分配、对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歧视、贫困的原因、死刑的作用以及纳税标准的争论等，都在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那就是让人觉得这些问题是简单的、单维的，而且导致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例子进一步反映了尼斯贝特和罗斯（Nisbett & Ross, 1980）的说法：“虽然人们有时承认原因多样性，但是，人们在行动上却更多与单一原因的信念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行为像是将各种原因视为“水压式”的，或者各种可能原因之间像在‘零和’游戏中那样相互竞争”（p.128）。

“零和”游戏——一个人的收益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常常反映了我们如何讨论那些容易引发情绪的话题。在情绪的影响下，人们通常会忘掉原因多样性这一原则。想想两个敌对的政党是如何讨论社会犯罪问题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恶劣社会环境（如失业、恶劣的住房条件、缺乏教育和对未来丧失希望等）的受害者。而比较保守的人会争辩说，也有许多穷人并没有犯罪，所以社会经济条件并不是主要原因。与之相反，他们认为个人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才是决定犯罪行为的真正原因。双方似乎都没有认识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了犯罪行为。

政治评论家理查德德·科恩（Richard Cohen）也曾在文章中谈到我们通常是如何根据预设偏见来将“单一原因”的解释调转180度的。他引用了爱荷华州一名63岁农场主的例子，该州经历了严重的农业衰退，该农场主因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并失去了他的农场。在感到还债无门的绝望中，他开枪打死了他借钱的那家银行的经理，随后枪杀了他的妻子，之后自杀。邻居和传统媒体的看法都认为，这个农场主是因为身陷巨大的财务困难才会“崩溃”的。媒体的报道都对他报以极大的同情。科恩写道，这位农场主被描绘成一位“勤劳的企业主，他顽强地与大自然、银行及芝加哥农产品商人搏斗。他诚实而节俭，具备大多数美国人的优点——个体经营、自食其力，而且敬畏上帝”（1985, p.11）。

但是科恩疑惑的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只是因为财务困境就去杀人和自杀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同样的（单一原因）理论去解释那些发生在贫民窟的杀人事件？“如果对于受困的农场主而言，这是其崩溃的原因的话，那么为什么发生在贫民窟的情况就不同了呢？为什么有人提出贫穷、缺少机会、三流学校和野蛮行径是造成犯罪的原因时，会受到如此多的责难？”（p.11）。当然，科恩指出了在作单一性原因解释时产生的另一种谬误：我们利用单一解释来巩固已有的偏见。科恩认为，如果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上述例子中农场及贫民窟的杀人事件都可能是由多样因素决定的，或许就能避免这一谬误。不论是爱荷华州的农场主还是贫民窟的杀人行为，都同时受到了个人的心理-生理特性和环境压力的共同影响。没有一种单一的原因可以单独解释犯罪事件。犯罪行为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部分是环境因素，部分是个体因素。

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的讨论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曾引起了长达几十年争论的、极具社会意义的重要话题是：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Beatty, 1996; Bronfenbrenner et al., 1996; Frank, 1999; Karger, 2005; Madrick, 2006）。正如本书在第6章中所提到的“聪明汉斯”的例子一样，这一事实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是对这一事实的解释。1979年以来，美国男性工人的实际收入（即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下降幅度超过了10%（Cassidy, 1995; Mishel, 1995）。当然，也有个别群体状况不错。从1977年到1990年的十余年间，人口总数里收入最高的1%的人，收入增长了74%（这个数值也是在排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数据，Slemrod & Bakija, 1996）；与此同时，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只增长了3%；而占人口总数20%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收入却下降了13%。1977年，社会上最富的20%的人所赚的钱是那些最穷的20%的人所挣得的4倍。而到了1991年，这一数字是7倍（Frank & Cook, 1995）。

财富从公民的一个阶层大规模地转移到另一个阶层手中，这一现象引发了一场极富争议的、有关其原因及影响的政治辩论。这场争辩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这些争论者都只关注单一的原因。争辩的每一方都只以某一个原因为立论基础，然后千方百计地攻击所有支持其他原因的观点。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研究（Beatty, 1996; Cassidy, 1995; Frank & Cook, 1995; Mishel, 1995）已经聚焦了四个变量（还有人提出了超过四个的变量，但这四个是得到最广泛关注及研究的）。其中一个因素是科技。例如，论据之一是，计算机提高了其使用者的生产效率，导致了其收入的增加。与之相反，计算机还替代了很多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如邮件分类员、银行出纳员等等）的工作，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收入。争论的第二个因素是新移民不断涌入美国，而这些人多是非熟练工，他们造成了非熟练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得已经很低的工资水平继续下滑。第三个原因是全球化，它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均，因为公司可以通过业务外包，在一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雇佣一些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正变为熟练工），而这更加重了本国非熟练劳动力的过剩。第四个原因是工会和大企业在影响力上的此消彼长。论据是，在20世纪90年代，劳工的罢工事件减少了，而资方的罢工事件（即企业放弃了某一区域为其生产基地，因为在其他区域生产可以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却增加了，从而在提升资本价值的同时降低了劳动力价值。

经济学研究这四个变量的时候到底发现了什么呢？你已经猜到了。所有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不断加重的社会不平等。这个例子也证明了先前所提到的交互作用的概念。卡西迪（Cassidy, 1995）在文章中指出，“某些因素可能有交互作用并相互强化。随着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削弱工会，将资本投入计算机技术。同样地，公司迁址的威胁和外来廉价劳动力的增多都会导致工会力量的进一步削弱”（p.122）。

和经济学的问题一样，心理学所研究的几乎所有复杂问题也都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以学习障碍为例，这个问题已经被教育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广泛地研究过。结果发现，脑部的病变与学习障碍有关（Galaburda, 1994; Hynd, Clinton, & Hiemenz, 1999）。还有研究发现，学习障碍具有遗传方面的原因（Cardon et al., 1994; Olson, 1999）。这两个研究结果看起来好像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个结论：学习障碍是纯粹的生理-脑的问题，但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造成学习障碍的部分原因是在早期学校教育中缺乏某些指导性的经验（Pressley, 2002），以及贫穷的家庭环境（Senechal & LeFevre, 2002; Snow, Burns, & Griffin, 1998）。学习障碍因此不是由单一原因所引起的；相反，它是生理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小结

本章内容虽然简单，但却非常重要。考察行为的原因时，要依照多样性的原则来思考。不要陷入误区，认为某一特定行为只是由某一特殊原因造成。大部分复杂的行为都是由多重原因所决定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起作用才导致了某种行为出现。有时多个因素联合在一起时会产生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变量共同作用时的整体效应，会和其单独作用时获得的效应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