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年之后，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听讲，我非常高兴。去年演讲的主题是用精神分析解释过失和梦；今年我想要使你们约略懂得神经病的现象，这种现象和梦及过失有很多相同之处，那是你们不久可以明白的。但在没有开讲之前，不得不声明今年演讲的态度须与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我每进一步，总先求得你们的同意；故意多和你们辩论，听任你们诘难，总之，以你们“健康的常识”为取决的要素。现在可不能如此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是大家所熟悉的现象；你们对于这些经验的丰富不亚于我，或者即使没有这种经验，得到也不很难。至于神经病的现象就不是你们所熟悉的了；你们不是医生，除了听我报告之外，别无可以和这些现象接触的机会；对于讨论的主题既一无所知，你们即使善于判断，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可不要因为有此声明，就以为我将以权威者的态度演讲，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假使你们有此误会，那就太冤枉我了。我决不要你们迷信——我的目的是要引起研究的兴趣而打消成见。你们如果因为对于神经病尚无所知，还没有判断的能力，那么你们暂可不必相信，也不必抗辩。你们只须静听，使我所讲的话逐渐在你们心里产生效果。信仰是不易求得的，否则不劳而获，也必很快失去价值。你们对于神经病不像我有多年的研究而有新奇的发现，所以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的权利。然而我们在学问上不必易于相信，轻于评判，而妄持异议。你们岂不知道那种“一见倾心”的爱都起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感情的心理作用吗？我们也不需要病人信仰精神分析而加以拥护。因为过度的信仰反而使我们产生疑虑。我们最喜欢你们抱着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我希望你们也让精神分析的概念静静地在你们心内发展起来，寻找机会与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互相影响，以组成一种坚定不移的意见。

反过来说，你们可不要假定我所讲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是一组仅凭玄想的观念。其实，这个观点是经验的结晶，或根据于直接的观察，或根据于因观察而得的结论。至于这些结论是否妥适可靠，那就要看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而定；我既经过了二十五年的研究，现在也算上了年纪，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些观察的工作都是特别艰难，困苦，而专心致志的。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批评家不愿讨论我们理论的基础，好像这个理论都仅由主观而得，所以大家可以任意指摘。这个批评的态度，我可不能谅解。这或者是由于医生对于神经病人不加注意，也不留心倾听他们的诉述，所以不能作周密的观察而有所发现。我想乘此机会告诉你们，在这些演讲里，我将不提起个人的批评。有人说：“辩论是真理之源”，我还不能以此话为然。我以为此话源出于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则错在过分夸张辩论术的价值。我以为所谓科学的论辩大概没有多大效果，更不要说论辩时几乎总是纯持私见的。我生平也曾作过一次正式的科学辩论，对手是慕尼黑大学的洛温费尔德，结果我们结成好友，直到今天。这许多年来，我却不敢再作这种尝试，因为谁能保证辩论之后能有同样的结局呢？

我既然这么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必定以为我太固执而不虚心了。如果你们有此见解，我可以答辩如下：假使你们由于苦心的研究而得到一个信仰，你们也必定因此有作坚决主张的权利。在我则还可以说，自从开始研究以来，我已屡次修改了我的见解的要点，或删或增，无不照实刊布。这种坦白的态度换得了什么结果呢？有些人不管我自己已否修正，今天仍然根据我的已往见解，无的放矢。有些人则讥评我善于变化，且诋毁我不足信赖。屡改其说的人自然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最后修正过的学说也许仍不免于错误；然而坚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人，又难免被认为固执而不虚心，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面对这种矛盾的批评，只好自行心之所安，此外别无良法。这就是我所决定的态度；我决定仍根据后来的经验，不断地修正我的学说。但是我的基本观点，现在还不觉得有改变的必要，希望将来也是如此。

因此，我现在必须细述精神分析对于神经病症候的理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为了便于类推和对比，最简单的办法是举一个类似于过失和梦的现象的例子。神经病中有一种动作可名为“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 act”，在我的访问室consulting－room里是常常看见的。病人在访问室内诉述他多年的病苦之后，分析家照例不作表示。别人或可表示意见，以为那些人本来没有什么病，不如稍微用点水疗法hydrotherapy；至于分析家则见闻较博，不能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位同事如何处理那些访问的病人，他耸着肩说，要“罚他们不少钱来赔偿时间的损失”。因此，你们听说即使最忙的精神分析家都很少有病人专来访问，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在待诊室和访问室之间设一门，而访问室又有一门，室内且铺上地毯。所以如此布置的理由则显而易见。当我允许病人由待诊室进来时，他们往往忘记关门，有时让两扇门都开着。我要是看见这种情形，便老实不客气，请他或她回去将门关好，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绅士，也不管她是怎样的一个时髦女子。我这种举动当然是傲慢的；有时我也知道是出于误会。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我的确是不错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将医生的访问室和待诊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他便算是下等人，应该被我们轻视。你们在没有听完我的话之前，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一个病人只有当待诊室没有他人共同候诊的时候，才走进访问室而忘记了关门；假使有一生客也在等着，则决不至于如此疏忽。因为那时，他很明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好和医生谈话时不要为第三者听见；因此他总是慎重地将两扇门都关好的。

因此，病人的忘记关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的，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由此泄露了访问者对医生的态度。他正像世上有些人，去谒见地位较高的人，要瞻仰他的声势；他也许先用电话问何时可被接见，同时又渴望访问者丛集，好像欧战时杂货店内所看见的那样。不料，他进来看见一个空房间，而且布置又很朴素，于是不免深感失望了。他以为医生既如此失敬，便不得不予以惩戒；因此，他将待诊室和访问室之间的两扇门开着。他的意思是：“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无论我在这里坐多少时候，我敢说也没有第二个人来的。”假使他这个想法开始时不受到打击，他或许在谈话时也会表示一种傲慢无礼的态度。

对于这种小小的症候性动作的分析，不外有下面几点：一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各有其动机、意义和目的；二这种动作所属的心理背景是可以一一指出的；三由这种小动作出发，可以推知一种更重要的心理历程。但是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作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将那两扇门开着不关的人们决不肯承认自己有意借此表示对于我的侮蔑。有许多人也许记得自己因待诊室空着而有失望之感，然而这个印象和其后发生的症候性动作之间的关系，的确在他们的意识之外。

我们现在将这种症候性动作的小小分析和关于某一病人的观察作一个比较的研究。我想举一个新近发生的例子，我所以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它简单而便于叙述。然而在这种叙述上，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位年轻的军官，请短假回家，要我去治疗他的岳母。这个老太太，论家庭的环境原很幸福，但因有一种无聊的观念，使她自己和家里人都很苦恼。我看见她，年纪五十三岁，体格健全，性情也很和善诚实。她毫不迟疑，细述其病状如下：她的婚姻非常幸福，和丈夫同住乡间，丈夫是某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不能尽述，他们自从恋爱结婚以来已有三十年，从来没有暗潮，口角，或一分钟的嫉妒。她有两个儿子都已好好结婚，但是她的丈夫富于义务心，仍继续供职。一年前，忽然发生一件她所不能相信或了解的事情。她接到一封匿名信，信内说她的丈夫正和一少女私通，她当场信以为真——自此以后，她的幸福便被毁坏了。其详情大致如下：她有一个女仆，很受她的信任。还有一个女子，出身虽和这年轻的女仆不相上下，但是在生活上较为幸运。她曾受过一种商业的训练，进工厂内服务，因为男职员服兵役去了，她便升任待遇较优厚的职务。她住在工厂里，所有男职员都和她认识，并且称她为“女士”。因此，那失意的女仆对她非常厌恶，只等有机会，便准备加以种种可能的罪状。有一天，那位老太太和女仆正在评论一个来访的老先生。据说他没有和妻子同居，却养了一个姘妇。那老太太说，“他的妻子怎么不知道呢？”忽然又继续说：“我要是听说我的丈夫也养有姘妇，那简直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接到一封匿名信，字迹是伪造的，信内告诉的正是她最怕的事。她断定——或许是对的——此信是不怀好意的女仆的手迹，因为信内所说的自己丈夫姘识的女人就是那女仆所痛恨的女人。那老太太虽立知其诈而不信，然终于因此信而得病。她深受刺激，立即把她的丈夫喊来大加责备。她的丈夫大笑，否认此事，而且对付得很好。他把家庭医生也是工厂里的医生请来诊视，尽力安慰他的妻子。他们的第二件事也很合理。被辞退的是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自此以后，那老太太自以为已经一再考虑了这件事，对于信的内容已不再相信；但仍不免一触即发。只要听见那少妇的姓名，或在路上遇见那少妇，就会引起怀疑、忧虑和怨骂。

那老太太的病状略如上述。我们不必有精神病学的许多经验，也可以知道一她在叙述症候时太心平气和了，或太有所隐瞒了，以致和他种神经病不同，二她确实仍旧相信那封匿名信里的话。

一个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症究竟取什么态度呢？他对于病人不关待诊室的门那种症候性动作的意见，我们不难揣测而知。他解释说这件事是偶然的，没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所以大可不必研究。然而他对于这个妒妇的病症，却不能再持这种态度了。症候性动作似乎是无关重要；至于症候却要引起重大的注意。在主观上讲，症候伴有强烈的痛苦，在客观上讲，且有使家庭破裂的危险；所以毫无疑问地要唤起精神病学者的兴趣。第一，精神病学者将予此症候以若干主要的属性。那折磨着老太太的观念在本身上不能说是无意义的；老年的丈夫确也有和少妇发生关系的可能。然而，关于这个观念，却另有若干无意义而不可解之点。病者除匿名信外，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假定其亲爱忠实的丈夫也曾作这种事，虽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事。她知道这个消息缺乏证据，也能完满地解释消息的来源；因此，她该能明白这种妒忌是毫无根据的；她确也如此说过，然而她仍然好象真有其事而深感痛苦。这种不合逻辑和现实的观念，通称“妄想”delusions。因此，那老太太的苦恼乃起于一种“妒忌妄想”a delusions of jealousy。这显然是病的主要特征。

这第一点如果成立，我们的精神病学的兴趣必因此而增加。一种妄想既不因实在的事实而消灭，则必定不起源于实在。那么它的起源究在哪里呢？妄想本可有各色各样的内容；何以此病的妄想唯独以妒忌为内容呢？又哪一种人才会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的妄想呢？我们原希望请教精神病学者，然而请教的结果，仍不能使我们了解。我们有许多问题，他只讨论了一个。他将研究这个老太太的家族史，或将给我们一个答案，以为一个人的家族史中如果常发生类似的或不同的精神错乱，则其本人也将患有妄想。换句话说，这位老太太发生妄想，就因为她有引起这一妄想的遗传倾向。这句话固然耐人寻味，然而这已尽举我们所想知道的一切了吗？这难道是她得病的唯一原因吗？我们难道可以假定病人发生这种妄想而不发生他种妄想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任意的，而不可解释的吗？所谓遗传倾向确实可以支配一切吗？无论她一生曾有何种经验和情绪，总不免在此时或彼时发生一种妄想吗？你们或者要知道科学的精神病学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以进一步的解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有多少，才可以给多少；只是骗子才以空言欺人。”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不知道如何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你虽有丰富的经验，也只得以诊断和妄测其病的将来变化而自足了。

然而精神分析能有更好的成绩吗？我敢说，是的，我希望告诉你们，即使象这样隐晦的病症，我们也可发现若干事实而使有较深切了解的可能。第一，请你们注意这不可理解的细节；那老太太的妄想的根据，即匿名信，本是由她自己召来的，因为她前一天曾告诉那狡诈的女仆说，假使她的丈夫和一少妇私通，那就是天下最可怕的事情了。因此，正是她首先使女仆起了寄信的恶念。所以那老太太的妄想并不因有匿名信而存在；妄想先发于心而成一种惧怕——或竞成一种愿望吧？除此之外，由仅仅两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各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在她叙述病情经过之后，我再请她叙述她的思想，观念和回忆，她却很冷漠地拒绝了。她说，一切都说过了，更无其他想法；两小时后，只得停止分析，因为她自称已完全安好，那病态的妄想肯定不会再发生了，她这句话自然一是由于抵抗，一是由于害怕再受分析。然而在这两小时内，她曾偶然地说了几句话，使我们不仅可能而且不得不作出某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可用来说明其妒忌妄想的起源。原来她对于那催她召我来家诊断的女婿有一种迷恋。这种迷恋，在她是一无所知的，或者所知也很有限；因为是母婿之间的关系，所以她的迷恋易被藏匿而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我们由所已知道的一切，已不难推想出这位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这种迷恋，这种不可能的奇情，自然不能侵入她的意识的心灵之内；但它仍存在着，潜意识地予老太太以一种沉重的压力。压力既已产生，便不得不寻求解除；而最简单的解除法就是依靠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假使不仅她这老妇人和少年恋爱，而且她的老丈夫也和少妇恋爱，那么她便不必因不忠实而受良心的谴责了。所以幻想丈夫的不忠实乃是对自己的痛苦伤痕的一副安慰剂。关于她自己的爱，那是她永不自知的；但是因为妄想予她以种种便利，于是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按即指捏造其夫和少妇私通一事便成为必然的，妄想的，和意识的了。一切责难自然都是徒然的，毫无作用；因为种种责难只是针对那“反影”而发，而不是针对着那富有动力而深埋在潜意识中的“原物”按即指她和其婿的恋爱而发的。

现在让我们将精神分析对于此病研究的结果总结一下。我们自然要假定所曾收集的材料是千真万确的，这一点你们不必怀疑。第一，所谓妄想已不再是无意义而不可理解的了；已有其意义和合理的动机，而且和病人的情感的经验有相当的关系。第二，一种妄想乃是另一精神历程所引起的必然的反应，至于这另一精神历程则可由他种表示推测而知；而且妄想之为妄想，它那抗拒真实和逻辑客观性的特性，都由于它和这另一种精神历程有这种特殊的关系。妄想起源于欲望，是用以自慰的。第三，这个妄想其所以是妒忌妄想乃是由致病的经验而定。你们也会看出和我们所分析的症候性动作有两个重要的类似之点：即１症候背后的意向，２症候和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自然不能解决此病所引起的一切疑难之点。其实，问题还很多咧，有些尚未解决，有些因特殊情形根本无法解决。譬如，这位结婚幸福的太太为什么爱上了她的女婿呢？而且就是发生恋爱，也有种种托辞的可能，何必以自己的心事硬向丈夫身上一推以自求解脱呢？你们不要以为这些问题不必提起。我们已收集了许多材料，可对这些问题作出种种可能的答案。病人的年龄到了一个关键性时期，给一个妇女以不受欢迎的性欲的亢进。这一点或许就尽够解释的了。或许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其忠实丈夫的性能力，近年来或不够满足他的妻子的蓬勃如旧的需要。由观察的结果，我们知道世上只有这种男人才会忠实，才会特别抚爱妻子，而非常体恤她们的精神不安。至于其变态的迷恋竟以女儿的丈夫为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母女本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女儿的性爱往往容易转移到她的母亲。我或许要在这里告诉你们，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从远古以来，便被人类视为一种特别有性意味的关系；而且有许多野蛮民族，因此产生一种很有力的禁忌参见《图腾和禁忌》１９１３年。就积极的方面或就消极的方面而言，这个关系常超出合乎文明社会的需要的限制。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病例是否由于上述三种因素的一种作怪呢，或二种在作怪呢，或竟三种都在作怪呢？我可不能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仅有两小时的分析，以后未能继续下去。

我知道刚才所说过的一切都是你们所未能了解的。我所以要说这些话，其目的在于比较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然而我在这方面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有没有看出二者间的互相抵触吗？精神病学不用精神分析的技术，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只指出遗传一事，给我们以一种普通的远因，而不先去发现其较特殊的近因。然而这里非有抵触之处不可吗？二者难道不能互相补充吗？遗传的因素难道和经验的重要性相反而不能结合吗？你们将会承认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和精神分析的探究互相抵触之处。因此，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本身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之于精神病学约略类似于组织学之于解剖学；一个研究器官的表面形态，一个研究器官的构造，如组织和其他构成的元素。这两种研究互为终始，很不容易看出二者的分野有任何矛盾。你们要知道解剖学现在是医学研究的基础；但在从前，社会也曾严禁医学家解剖尸体以研究身体内部的构造，正好像现在社会咒骂我们实施精神分析以研究人类心理内部的历程。也许不久有一天我们将知道，精神病学如果没有关于精神生活的潜意识历程的知识，就不能算是有科学的基础。

精神分析虽屡受驳斥，但是你们也许有人对于它表示好感，希望它在治疗方面能自圆其说。你们知道精神病学向来没有打破妄想的能力。精神分析既深知妄想的机制，也许能治疗妄想吧。然而我也要告诉你们：“不！”无论如何，就目前说，正和他种治疗法一样，它还没有治疗妄想的能力。病人有何经过，我们固然了解；可没有使他自己也了解的方法。你们已知道我对于刚才所说的妄想，仅只能作最初步的分析。因此，你们或许以为这种分析是不适宜的，反正没有结果。而我则不以此意为然。只管研究，不问是否立即见效，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也许有一天，我们所有一切零碎的知识都变而为能力，变为治疗的能力，不过这一天究在何地何时来到，现在还不知道。进一步说，精神分析尽管不能治疗妄想及其他神经病和精神病，然而也不失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我们还没有实现此术，那是无可讳言的；我们用作研究资料的是人，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要参加这种研究，必先有一个动机；然而他可没有这个动机。因此，我愿以下面这一句话为今天演讲的结束：就大多数的神经病来说，我们的知识确已产生治疗的能力；而且这些病原来是不易治疗的，但在某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技术所收获的结果，在医术上可算首屈一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