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神经症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经过怎样曲折的途径，我们最终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患病的原因。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由此，我们在理论上和治疗中必须致力于更好的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

需要强调的一个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确切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失调。

神经症的内驱力是强迫性内驱力。强迫性内驱力是神经症特有的，这种驱力产生于孤独、无助、恐惧等感觉，产生于与他人的敌对情绪。不仅如此，它们还代表了患者用来应付生活的一些手段，它们追求的主要是安全感而不是满足；它们的强迫性起因于潜伏在它们之后的焦虑不安。

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作神经症趋势或倾向。

假如精神分析主要不是将我们目前的麻烦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是理解我们现在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不需要或只需要行家的一点帮助就可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

神经症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诸种不同的倾向相互冲撞的结果。

冲突出现于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它们最早只涉及到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包含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包含他的矛盾的品质和矛盾的价值观。

我的观察：首先是病人对他内心显然存在的矛盾竟一无所知--当我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露出想回避的神态，而且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经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我认识到，他们的回避正表现了他们对分析者试图解决他们的矛盾持反感的态度）--最后，他们在突然认识到冲突后又显得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病人想避而不谈他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

病人不惜费尽心机去“解决”冲突，或者确切的说，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

最初的试图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其对立面占上风。

第二个试图是回避他人。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个部分，即一种最初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同时也代表一种解决矛盾的试图，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便好象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

第三个试图与上面两个很不相同。患者不是回避他人，而是回避自己，他的整个实际的自我对他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形象，在这个人为的自我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不再象是冲突，倒象是一个丰富的人格的不同的方面。对完美的需要正是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对赞美的渴求可以看作是要求他人证实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实际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自然也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解决冲突的试图中，这种理想化意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它又制造出一条新的内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的缝合弥补。

第四种试图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抹去其它的冲突，这就是外化作用，病人认为内心的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实际的自我有几步之差，外化作用则使真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产生了新的冲突，或者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

上面的四种趋势是患者为解决冲突而作的主要尝试，部分是由于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里发生作用，部分是由于它们导致人格的猛烈的改变。

当然患者还有其它办法，只是不具有这几种的普遍意义。比如：武断的自认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主要功能是压制内心的疑虑；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功能是企图凭借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凑在一块儿；犬儒主义表现，通过对一切价值观的蔑视，自然取消了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悬而未决的冲突造成的后果：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的损害，由于复杂的感情纠葛而产生的绝望感。

我这种神经症理论的动力中心是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这三种态度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患者一方面害怕人格被分裂，一方面又需要维持统一体的功能，所以便不顾一切地试图解决矛盾。尽管他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平衡，但同时有制造了新的冲突，所以有需要继续寻找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抹掉这些新冲突。这种逃避分裂、追求统一的努力，每走一步只会使患者变得更加敌视他人，更加一筹莫展，更加心有畏惧，更加疏远自己和疏远他人；结果，冲突的病因更加严重，冲突的真正解决更遥遥无期。病人最后丧失了希望，就企图在虐待行为中寻找补偿，而这样又反过来加剧他的无望感，产生新的冲突--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一幅令人战栗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