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克劳利　John Crowley——著

李懿——译

约翰·克劳利（1942——　），美国小说家、编剧、教师，因奇幻小说《他方世界》（Little, Big, 1981）而博得大量粉丝长期的追捧。哈罗德·布鲁姆将《他方世界》赞誉为“被遗忘的经典”。从某个方面讲，克劳利的“埃及”（Egypt）系列可视为《他方世界》主题的延伸——包括对家族秘史、记忆的作用、玄奥宗教等话题的探讨。除此之外，他还著有《深渊》（The Deep, 1975）、《野兽》（Beasts, 1976），以及《引擎之夏》（Engine Summer, 1979）——该作品曾获198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克劳利目前在耶鲁大学写作工坊授课，同时为《哈珀斯》（Harper's）杂志撰写月度专栏。他曾获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颁发的文学奖（1992）、世界奇幻奖终身成就奖（2006）等各类奖项。

此处收录的短篇《雪》，曾入围雨果奖及星云奖。这篇作品同样采用了克劳利笔下惯常的主题：记忆与遗忘。故事中的机械“黄蜂”用于摄下日常影像永久保存，这在当今时代已基本上实现了。

2011年，在《光速》（Lightspeed）杂志刊登的一则访谈中，克劳利曾谈及本篇故事：“构思的时候我想到，需要把故事背景放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从而使得‘黄蜂’这种装置的存在更具现实可能性，因此，我特意加入货运飞艇和公路封闭等细节，以表明那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别于现世。小说诞生之时，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不管对于我还是对于世人的观念来说，‘黄蜂’这种东西的出现确实还非常遥远；而各位或许已经知道，在当今科技条件下，‘黄蜂’的制造已基本可行。如今，蜂鸟大小的无人机能够进行人脸识别，能盘旋、跟踪、利用传感器采集并传输数据，其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将体积缩小至昆虫大小。”

克劳利还指出：“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中，作者常常会构想出一种近未来有望实现的物体，并将它植入遥远未来的非凡世代，或者将自己所处时代的物品移植进幻想的世界：威廉·吉布森所著《神经漫游者》，因为设定在遥远的数字世界，所以用了这样的句子开篇（记忆中貌似是）：‘港口上空的天色，如同没有节目时的电视屏幕一般。’然而，现在的电视就已经不是那样了，没有信号的频道呈现为明亮的蓝底——那种乌云密布的比喻，就像我这篇故事里的‘雪’一样过时。但是他又怎能料到呢？”

我觉得那业务不可能是乔吉自己办的：尽管她对死亡略有敬畏，却不曾多愁善感。不是她，是她的前夫办的——他非常富有，（据乔吉说）是个终日泪眼汪汪的怪家伙——或者说实际上是为他自己办的，当然啦，因为他是受益人，只可惜安装后不久他就死了，如果“安装”这个词没用错的话。他死后，乔吉处置了从他名下继承来的大部分遗产，折算成钱。反正那场婚姻中她最在意的就是钱。但黄蜂没法真正处理掉，乔吉也就没有管它。

那东西的实际大小，跟体型最大的黄蜂差不多，它和黄蜂一样，精力充沛，喜欢慢吞吞地到处乱跑。当然了，它跟小蜜蜂是同类——我指的不是昆虫，而是微型话筒。它实在是名副其实，世人都能不假思索便吟出这样的断句残章：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乔吉虽然不理会它，它却寸步不离。在它旁边总得小心一些，它会依据乔吉的动作、周围的人数、亮度、她的音调，选择合适的距离跟随左右。随时都有把它关到门内，或是一球拍击中的危险。

它值很多钱（如果算上预付的访问费用和终身保修合同），所以总让人神经紧张，虽然它并不是真的那么脆弱。

它不会随时录像。摄像要求一定的光照，虽然要求不高。黑暗下它自动关机，有时它还会跑丢。有一次，我们好久没看到它在周围飞舞，结果在我打开一扇壁橱门之后，它立马飞了出来，忠心如常，轻声地“嗡嗡”响着，立刻赶去寻找她了。它一定在里面关了好几天。

最后，它终于没电了，或者烧坏了。我想，那么小的电路板控制那么多的功能，什么都可能坏掉。最后那段时间里，它成天在卧室天花板上轻轻地撞来撞去，就是不肯下来，好似冬天的苍蝇。后来有一天，女仆把它从写字台下面扫出来时，它只剩一具空壳了。那时它已经为乔吉传输了至少八千小时（八千是保底数量）的影像：她每一天的每时每刻，她的来去，她的言行，鲜活的自己——全都记录在案，存储得满满当当，保存在帕克公祭园。之后，待她离开人世，后人可以到公祭园凭吊，比如说找一个星期天下午，走进她那秀丽园林掩映中（帕克的宣传资料上是这么说的）静谧的个人祭奠室，在那里，你可以运用现代信息储存和访问系统的奇迹，与她单独见面，接触鲜活的她，多面的她，从不改变，从不衰老，常青的影像比记忆中更为栩栩如生（这也是帕克宣传册上说的）。

我娶乔吉是为了钱，跟她嫁前夫的理由一样。就是他替她签下了公祭园的协议。我想，她嫁给我是看上了我的相貌，她看男人总是看外貌。而我想写作。我像那些傍大款的女人一样做了一番计算，认定让有钱的太太来扶养我、支持我，能给我更大的自由从事写作并得到“发展”。而我所做的计算，也并不比那些女人精细高明。我扛上一台打字机和一箱各色门类的纸张，从伊维萨岛到格施塔德，到巴厘岛，到伦敦，我在沙滩上敲字，还学会了滑雪。乔吉喜欢看我穿滑雪服的样子。

而今容颜既逝，追忆过往，我发现年轻时的自己也算是珍品美男。像我这样的人出现时，基本上都扎在女人堆里，和男人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总能立即意识到面前的女人被深深打动，却未能领会真实缘由，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秀美；以为自己受人倾听、受人理解，自己的灵魂被人看见，其实她们看见的只有大眼睛长睫毛、健壮结实的古铜色手腕，动人地一转戳灭烟头。难以理解。直到那时，我才弄明白为什么长久以来总有人宠我、关心我、倾听我，为什么我之前令人关注，但这种魅力却经年消退。大约在同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个作家。乔吉的投资对她来说没有以前那么合算了，我计算的数额也越发不称心意，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深爱上乔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而她竟然也始料未及地开始爱我，开始需要我，一如她需要任何人。她去世时，我们虽已多年未曾谋面，却从未真正分开。她会在拂晓时分或凌晨四点打来电话，因为她总在各地旅行，却从来记不住地球在旋转，各地会有时差。她行事疯狂、铺张浪费、知足常乐，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恶意，也找不到恒心，找不到抱负——她很容易开心，也很容易厌倦，一路行事匆忙，心底却异常宁静。对事物，对日子，对人，她心血来潮地珍惜，又突然不闻不问，乃至遗忘。她纵情享乐，我和她在一起也很享受，那是她的天赋和命运，这种命运并非人人能自如掌控。记得有一次，在纽约一家酒店逗留时，她看着开阔的窗外突降的大雪对我说道：“查理，享受会害死我的。”

事实如此。奥地利刚降下一层薄雪，她就一马当先组团去猎雪豹了，那些悄无声息的野兽跑得跟摩托艇一样快。阿尔弗雷德从加州打来电话告知我噩耗，隔得那么远，他口音浓重，又着急要撇清责任，害我一直没听清具体细节。我仍是她的丈夫、她最亲近的人，有资格继承她手中所剩不多的财产，也是帕克公祭园访问业务的受益人。幸运的是，公祭园的服务还包括将她的遗体从格施塔德运回来，安置在她位于公祭园加州分部的祭室。除了签署文件、接收运送乔吉骨灰的货轮抵达凡奈斯港之外，我不需要费心什么事。公祭园的客户代表十分热心，确保让我理解怎样访问乔吉，可我没听。我想，当时我还是个心理稚嫩的小孩，关于死亡的意义、死亡的事实、未亡人的命运、活人面对死亡的境遇，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很古怪，叫人难堪，毫无用处，而对待死亡的仪式只让我觉得更加古怪、更加难堪、更加无用：我爱的人去世了，因此我要穿上小丑的衣服，倒着说话，购买昂贵的机械来弥补伤痛。于是我回到了洛杉矶。

一年多以后，律师寄来了乔吉保险柜里的部分物品：一些债券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铁盒，盒上镶着天鹅绒，里面装着一把钥匙，两侧齿槽很深，配着光滑的塑料头，像一把豪车的钥匙。

我第一次去公祭园，是出于什么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先前忘了这回事：收到寄来的钥匙时的感觉，就像偶然翻到了一堆旧照片。照片新拍时你不曾留意，等到它们泛黄，你才发现它们记录下了过去，却不包含现在，使我满心好奇。

我非常清楚，公祭园的访问业务很可能只是给有钱人开的另一个残酷玩笑，让他们心存幻想，以为真能买到无法买卖的东西，好比三十年前的“人体冷冻”热。我和乔吉在伊维萨岛时，就曾遇到一对与公祭园签约的德国夫妻。他们的黄蜂像圣灵一样成天在头顶盘旋，让他们时时刻刻极为注意自己的形象——似乎随时都在排练那即将储存起来、供子孙后代观看的永恒表演。他们的生活已然被死亡掌控，如同尸身不腐的法老。乔吉曾猜想，他们是否允许黄蜂进入卧室？或者它的存在反而是种激励，让他们更卖力地向未出世的儿孙证明彼此不朽的情爱和令人称羡的精力？

不，不能以那种方式欺生僭死，金字塔、永恒弥撒已然足矣。我找到的将不是起死回生的乔吉，而是我和她共度的八千个小时，真实生活的时间，这些数据存储在那里，比我那错漏百出的记忆整齐有序多了；乔吉没有把黄蜂排斥在她的卧室之外，那是我们的卧室，她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搔首弄姿，也不会想到特意为它做戏。我也会出现，毫无疑问，被黄蜂不经意间注意到：那几千小时里有几百个小时是属于我的，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过去的自己，我成了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得把相关证据收集起来掂量掂量。当时我三十八岁。

那年夏天，我找当地一名认识的律师借了张通行许可证（就是HAPpy卡的前身），沿海滨公路驱车来到公祭园，它位于一条美丽的海滨公路尽头，孤独地矗立在大海上方。从外表看去，它像是最有档次、最宁静的那种意大利乡村公墓，低矮的灰泥墙顶上装饰着古瓮，四周植满苍松翠柏，中间是一扇拱门，门上镶了块小小的黄铜匾：请使用钥匙。门开了，迎面出现的不是一方阴暗的墓碑林，而是踏上一条往下的坡廊：公墓外墙只是装饰，真正的内容在地下。寂静，像是那种无名的清幽背景音乐营造出的，无声而孤寂的氛围——所需的技术人员小心地隐藏起来了，或是根本无须出面。当然，访问理念其实本身很简单，至少操作简单。就连我这样的信息技术白痴也看得出来。黄蜂是真正的高精尖产品，但我们扫墓人接触的东西十分普通，就像自制家庭影片或丝带捆扎的旧日信件一样，不足为奇。

入口附近的显示屏告诉我走过哪条走廊能找到乔吉。我用钥匙打开一间小型放映室，里面有一个中等大小的电视显示屏，两把舒适的椅子，黑墙上挂着棕褐色的壁毯，背景音乐甜蜜而忧伤。乔吉的骨灰显然在附近的某处，墙内或地板下，他们没有确切告知其具体存放位置。电视前面的控制面板上有一个钥匙孔和两个条形按钮：访问与复位。

我坐下来，觉得自己很蠢，又有点害怕，他们特意采用肃穆装修和素色物品安抚来人，反而让我更不舒服了。我想象着，在我周围，在其他走廊尽头其他的房间里，还有他人正同逝去的故人神交，而我即将加入他们之列。逝者正在背景音乐的流动中对他们悄声低语，见者伤悲，闻者流泪。我理应也一样，可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插入钥匙一转，屏幕亮了起来。微弱的光线更暗了，助兴音乐停止。我按下访问键，显然下一步就该这么做。毫无疑问，很久以前当我在码头接收殓在铝盒里的乔吉下船时，他们已经对我解释过整个操作程序，可我没听。屏幕上的她转身看着我——差不多是直直看向我，我惊得跳起，屏住呼吸——她看的是她的黄蜂。我听到她说的后半句话，看到她做的后半个动作。这是何时？何地？不然就跟其他的一块儿放到同一张卡里，她说着转过头去。有人说了句什么，乔吉应了一声，站起身来，黄蜂的镜头摇摄过去，前前后后地跟着她，像一个用家庭录影机拍摄的业余人士。一间白屋、阳光、藤条筐，这是伊维萨岛。乔吉身穿棉衬衫，前胸敞开，她从桌上拿起一瓶润肤乳，往手心里倒出一些，搽到布满雀斑的锁骨上。那段把什么东西放进卡里的对话继续着，听不明白，然后这个话题搁下了。我看着这个房间，猜测着眼前是哪一年的哪个季节。乔吉脱下衬衫——小而圆润的乳房微微颤动着，大大的乳晕粉粉嫩嫩，四十岁的她胸部和小女孩差不多。她走出房间到阳台上，黄蜂跟出去，被阳光晃成白茫茫一片，赶紧调整。只要你愿意，有人说着，从屏幕前跨过，模糊的一团棕色，没穿衣服。是我。乔吉说，啊，瞧啊，蜂鸟。

她入迷地望着它们，黄蜂悄悄靠近了她的金色短发，同样全神贯注，我看着她专注的眼神。她转头将手肘靠在阳台栏杆上。我不记得这天了。怎么能记得呢？在几百天，几千天之中，那天只是沧海一粟……她眺望着明媚的海面，脸上是沉醉的表情，朱唇微张，心不在焉地撩起护肤乳抹胸。花丛中斑斓一闪，是蜂鸟。

我蓦地心生渴望，渴求更多的过往——不由自主地按下了复位键。伊维萨岛的阳台消失了，屏幕上空无一物，发着光。我又轻按访问按钮。

起初只有黑暗和低语，接着一团深黑色从黄蜂眼前移开，一幕人头攒动的昏暗景象呈现在眼前。画面一跳。又出现了另外的人，或是同样的那些人，派对吗？画面一跳。不知道这是哪里，显然黄蜂在依据光线水平变化自行开机、关机。乔吉一袭黑裙，有人替她点燃了香烟：打火机火光一曳。她说，谢谢。画面一跳。这是一间公寓门厅或者酒店休息室。巴黎？黄蜂忙着寻找她，在人群中来回穿梭；它拍不出电影，没有远景，不会镜头切换——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乔吉，像一个争风吃醋的丈夫，除了她什么都看不见。真令人丧气。我按下复位键。访问。某时某地的乔吉在刷牙。

一两次这种莫名其妙的跳跃之后，我明白了，访问是随机的，没有办法查找某年某天的某个场景。公祭园没有提供任何程序，没有，那八千个小时根本没有归档，全都混在一起，好似疯子的记忆，又如一副洗散的纸牌。我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还以为会按照时间顺序从头播放到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

我还明白了些别的。如果访问是完全随机的，如果真的无法控制，那么我刚才看过的景象就几乎永远失去了。它们再次上演的概率应该是八千分之一（会更大吗？会不会大得多？我对概率概念很模糊），可以说，这个键不管再按多少次也调不出来。我失去了那个伊维萨岛的下午，感到一阵悲痛。如今它已两度失去。我在空荡荡的屏幕前坐下，害怕再碰触访问键，害怕我还会失去什么。

我关掉机器（房屋亮度提高，背景音乐又柔声响起），走出门，来到走廊，回到入口处的显示屏前。绿色的名单缓缓滚动，像机场等待出港的航班列表：许多名字旁边没有数字编码，也许表示他们还未入住，仍在等待。D开头的有三个，主管隐藏在他们当中，不留意会把他也当成死者的名字。旁边就是他的房间号码。我找到那间屋，走了进去。主管看上去更像个门卫或者值更的，就是你经常会在门庭冷清的单位看到的，那种打理杂务的半退休人员。他穿着一件僧袍样式的棕色工作服，正在小办公室的一角煮咖啡，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完成的工作。我进门时，他诧异地抬头看看，脸上的表情活像是上班时间偷懒被抓住了。

“抱歉打扰，”我说，“我觉得好像不太明白这个系统。”

“有问题吗？”他说，“应该不会出问题吧。”他略微睁大眼睛看着我，有点迟迟疑疑的，似乎不太情愿替我解决难题，“设备运转正常吗？”

“怎么说呢，”我答道，“感觉不像那么回事儿。”我把自己对公祭园访问业务的理解描述了一遍。“不应该是那样的吧？”我问，“数据访问完全是随机的……”

他频频点头，仍旧大睁着眼睛，密切注视着我。

“是这样吗？”我问。

“是哪样？”

“随机的吗？”

“哦，是的。对，没错。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看到他点头表示肯定，我一时想不起什么话来应答。接着我问道：“为什么？我是说，为什么根本没有办法去组织材料，或者把访问材料的方式安排得更有条理一些？”我又有了面对乔吉死亡时那种怪异的愚蠢的感觉，像是在争她的财产似的，“随机访问感觉很傻，请原谅我这么说。”

“哦，不，不，不。”他说，“你看过产品资料吗？有没有通读一遍？”

“呃，说实话……”

“跟那上面写的一模一样。”主管道，“我向你保证，假如说真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以坐下吗？”我说着，笑了一下。他好像挺怕我，怕听我抱怨，怕我这个扫墓人，或许会因哀思无处宣泄，冲动起来便忘记他有限的职责范围，怕他自己得想方设法平静。“我敢肯定没有出错。”我说，“只是觉得自己没有领会，我对科技的领会向来很慢。”

“明白，明白，明白。”他懊恼地放开咖啡机，坐到办公桌后面，十指交叉，一副顾问的派头。“人们通过进行访问，能得到许多满足。”他说，“只要摆好心态，甚至可以得到诸多安慰。”他皮笑肉不笑的，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被录用做此工作。“随机的问题，喏，资料里全都有。出于法律原因——你不是律师吧，不，别误会，别别，绝无冒犯之意。你瞧，这里的材料，嗯，除了用于神交之外，没有别的用意。假设这些材料都编了程序可供搜索，假如对税捐或遗产存在争议，这里就会挤满律师前来取证，完全破坏纪念的意义。”

我还真没想过那一点。正是内置的随机性，才使得亡人的往生免于被人系统地搜索，而且无疑使得从事摄影业的帕克公祭园免于踏入迷局，惹得重重讼务缠身。“要找点什么，得把八千小时看个遍。”我说，“即使找到了，也没法重播，看过便回到原点。”播完之后，那些影像又加入了随机的过往，譬如那个伊维萨岛的下午、那场巴黎的派对，消失了。他笑着点点头。我也笑了，点点头。

“说起来，”他道，“随机性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在计划之中。它是个副作用，存储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只是偶然。”他扬起的嘴角垂了下来，眉毛严肃地拧在一起。“瞧，我们这里的存储是分子水平。由于空间问题，必须压缩到那么小。我是指那八千小时的保底时间。如果我们用录像带或传统介质，将会占据多大的空间呀？要是访问理念流行起来，需要的空间就更多了。因此我们采用了分子阻阀环道，只有指甲盖大小。这些在宣传资料中都有。”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他在糊弄我、忽悠我，眼前这个身穿工作服的人压根不是专家、不是技术员，他就是个骗子，或者冒充主管的疯子，根本不在这里工作。想到这儿，我脖子上汗毛直竖，不过很快平静了下来。“这就是说，”他还在滔滔不绝，“随机性是分子存储产生的效果，布朗运动。你的行为只要对环道起到了干扰，哪怕只有一微秒，分子也会重新归整。不是我们打乱了顺序，这是分子的自然属性。”

我勉强记起，物理课上讲过布朗运动。老师讲过分子的随机运动，还给出了数学描述，就好比一束阳光下尘埃的飘舞，好比玻璃镇纸中村舍上方纷纷扬扬的雪花。“我明白了。”我说，“我想我明白了。”

“还有别的问题吗？”他问道，这副口气像是知道我可能会问什么，所以赶紧堵住我的嘴，“你明白这个系统吧，钥匙锁、两个按钮，访问、复位……”

“明白。”我说，“现在明白了。”

“神交，”他说着站起身来，知道我马上就会走，松了口气，“我了解的，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放松下来，领会神交的理念。”

“是的。”我说，“的确。”

不知道我来这里想得知什么，总之我没有收获。黄蜂对存储毕竟不在行，不行，比我年轻时的记忆好不了多少。它的小眼睛错过了许多日子和星期。它的视力不怎么样，就看见的那些景象而言，它也和我一样，不太会辨别哪些转目即忘、哪些终生难忘。我俩不分上下——差不离。

可是，可是——她站在伊维萨岛，边给前胸涂润肤乳，边对我说，啊，快看，蜂鸟。我已经忘了，但黄蜂还记得。我当时没有珍惜的瞬间，不知道它已然失去；而现在，我又将它收入囊中。

离开公祭园时，太阳正在西沉，光滑如缎的海面涌起轻柔的泡沫，随机拥抱着岩石。

我的一生都在等待，却不知道在等什么，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等待。我仍在等待，消磨时光。其实我等待的早已发生，已成追忆。

乔吉去世快两年了。两年来，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她流泪——为她，也为我自己。

当然，我又回来了。托了些人，塞了些钱之后，我也给自己弄了一张HAPpy卡。像那时的许多人一样，我有些空闲时间，经常在无所事事的下午（周日除外）外出，驶上坑坑洼洼、杂草丛生的公路，开过海岸。公祭园总是开着。我逐渐放松，领会神交的理念。

如今，在那地下度过几百个小时之后；如今，当我早已不再穿过那些门（我想钥匙被我弄丢了，总之我不知哪里能找到），我明白，当时感受到的孤寂是真切的。我觉得周围也有人在观看，隔壁祭室也有人在倾听，其实大多出自我的想象罢了。几乎没什么人在那里。那些坟茔最终被人遗忘，各地的坟墓差不多都是这样。或者是活着的人不太愿意过多造访死者——什么人会喜欢死人呢？——或者是到最后，本来有望签约的买主发现了访问理念的缺陷——就跟我一样。

访问。她把衣服从衣橱里一件件拿出来，放在身上比画，研究穿衣镜中的效果，又把它们一一放回去。她做了个鬼脸，那是只有照镜子时才做给自己看的鬼脸，完全颠覆了平时的形象。镜中的乔吉。

复位。

访问。她又在照镜子，真是诡异的巧合。我想黄蜂可能被镜子弄糊涂了。她转身，黄蜂随之调整；有人在睡觉，裹着被子躺在一张酒店大床上，清晨，旁边停着客房送餐车。哦，这是阿尔冈昆，那是我自己。冬天，高窗外雪花飘舞。她在手提包里找出一个小瓶，就着咖啡服下一片药。她手执的不是杯把，就那么端着杯身。我动了动，露出一头乱发。对话——听不清楚。灰色的房屋，白白的雪光，颜色褪淡了些。我现在会伸手抱她吗（我一边看着我俩一边想）？下一个小时，我是不是会抱住她，或者她抱住我，丢开被褥，解开她浅色的睡衣？她走进盥洗间，关上门。黄蜂被关在门外，仍傻傻地拍着，门板映入眼帘。

最后，我按下了复位。

但（我总忍不住想）要是我耐心一点，继续等着看下去，会上演什么？

时间，结果，我耗费了太多时间。浪费，毫无意义的浪费——又不是观赏体育比赛。整个下午懒洋洋地坐着，茫茫然看着眼前的视频，体会自己的存在，无论这种做法本身多有意义，机械地重复却没有一点快乐。等待真是折磨。五年间，有自然光或灯光照明的八千个小时里，我们多久交欢一次？会有多少时间花在做爱上？一百个小时？两百个小时？能访问到这种场景的概率不高；这些时间大部分都被黑暗吞没，就算录下来了，也零零碎碎地淹没在数不胜数的购物、阅读、乘飞机、乘车、睡觉、道别之中。全然无望。

访问。她打开一盏床头灯。一个人。她在床头柜上的面巾纸和杂志之间翻找，找到一块表，懒懒地看了它一眼，把正面翻过来，又看了一眼，放下。冷，她钻到毛毯里面，睁着眼睛打着呵欠，然后伸出手摸到电话，手却放在上面没动，想了一会儿。凌晨四点的思索。她收回手，像孩子困倦时那样颤抖了一下，关上灯。噩梦。时间突然跳到清晨，黎明，黄蜂刚才也睡了。她睡得很熟，一动不动，只有头顶的金发露在被子外面——毫无疑问还会这样睡上几个小时，黄蜂留神地注视着她，目不转睛，这岂是哪个偷窥狂能体会到的美景！

复位。

访问。

“声音没有早先听得那么清楚了。”我告诉主管，“画面也比以前模糊。”

“哦，当然了。”主管说，“宣传资料里真的有这些内容。我们必须解释清楚，这可能是个问题。”

“不只是我的显示屏吗？”我问，“我以为可能只是显示屏出了问题。”

“不，不是，不完全是，不是。”他说着，递给我咖啡。几个月过去，我们已经熟稔起来了。我想，虽然他怕我出现，但我不时来这里他应该挺高兴的，至少有活人来这里，至少有人在使用这些服务。“确实会出现一丁点儿的老化。”

“好像一切都开始变灰了。”

他立即表现出强烈兴趣，脸上呈现出认真的神情，没有轻描淡写地搪塞这个问题：“嗯嗯，嗯嗯，瞧，处在分子水平上，就会产生老化现象。这是物理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分子会产生小幅的无序运动。所以会有损失——时长上不会损失一分钟，但是会损失一点点清晰度和色彩，不过，最终会逐渐稳定下来。”

“会吗？”

“我们认为会的。当然会，我们保证会。我们预见到了。”

“可你也不确定。”

“嗯，嗯，你瞧，我们这项业务开展的时间还很短，这是个新的理念，必然存在许多未知的情况。”他仍看着我的方向，同时又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他累了。最近他似乎自身也褪了色，老化了，清晰度降低。“你的屏幕上可能会开始出现雪花。”他轻声说。

访问，复位，访问。

灰色条石以人字形铺就的灰色广场，灰色棕榈在风中啪啦啦响。一阵严风袭来，她翻起毛衣衣领，眯起眼睛。她在报刊亭买了几本杂志，《时尚》《哈珀斯》《时装》。真冷，她对报亭的女孩说，Frio。年轻的我挽着她的手臂沿着沙滩往回走，我们四周空无一人，岸上挂满了搁浅的海草，被肮脏的海水洗刷。伊维萨岛的冬天。我们说着话，但黄蜂听不见。它耳中充斥着海浪的声音，似乎厌倦了工作，懒懒地落在我们后面。

复位。

访问。阿尔冈昆，极为熟悉的清晨，冬天。她转身离开飘雪的窗户，我躺在床上。看到这里时，我蓦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两面镜子之间，镜中是无穷无尽的映像。我看过这段，亲身经历过一次，回忆过一次，我还记得那回忆，现在又看到一次，或者说，这会不会是同那天很相似的另一个清晨？我们在这个地方度过了许多这样的清晨，远远不止一个。可是，不对，她转身离开窗台，拿出药瓶，端起咖啡杯的杯身，我见过这一幕，不是几个月前，而是几周之前，就在这间祭室。我两次访问了同一个场景。

这种概率有多大？我想道，再次访问到同样的这几分钟的概率，能有多大？

裹在被子里的我动了动。

这一次，我凑过脑袋，侧耳倾听我会说什么，像是至少算是一种享受之类的。

享受，她说着大笑起来，满面忧郁的苦笑，好似回潮的音质听上去像鬼魂在尖声细语，查理，享受早晚会害死我。

她服下药丸。黄蜂跟随她去盥洗间，被关在外面。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想着，心跳缓慢而剧烈。我来这里做什么？为了什么？

复位。

访问。

银色冰封的街道，纽约第五大道。她正坐着计程车开上一段斜坡，在黑黑的车里大吼大叫。别冲我吼，她朝某人喊道。我没见过她母亲，据说很凶悍。她下了车，快步走过下着雨夹雪的街道，手里大包小包的，黄蜂停在她肩上。我真想伸出手去轻按她的肩膀，让她转过身随我离开。她往外走，消失在黑白的车流和人群之中，泛着雪花的迷蒙图像上，分辨不出她的模样。

有什么地方非常不对劲。

乔吉讨厌冬天，我们在一起时，她总是躲着冬天，每年第一个思念别处的太阳的人，大概就是她了。在奥地利住几周挺不错的，玩具般的村庄、砂糖般的雪霜、鲜艳时髦的滑雪者，她害怕冬天倒不是因为这些。哪怕是在炉火温暖的小屋中，她只要脱下衣服就会感到哪儿吹来一股冷风，冻得她鸡皮疙瘩直冒，冷战直打。我们在冬天只能努力保暖，所以乔吉总是躲着它：去安提瓜岛、巴厘岛，在伊维萨岛过两个月，杏树繁花似锦。整个冬季连续不断的，都是平淡无味的人造春天。

黄蜂拍摄她的时候，能有几次下雪？

没几次，屈指可数的几次，我和黄蜂都记下的那几次，我能数得出来。不太多，至少算不上经常。

“有一个问题。”我对主管说。

“清晰度问题吗？”他说，“已经到阈值了，对吧？”

“实际上，”我说，“更糟糕了。”

他坐在办公桌背后，双臂摊开搁在椅背上，脸上浮现出不自然的粉色红晕，像入殓师的妆容。他在喝酒。

“还没到阈值吗，啊？”他说。

“不是那个问题。”我说，“问题是访问，没有你说的那么随机。”

“分子水平。”他说，“这是物理问题。”

“你没明白我的话。它没有以前那么随机了，随机性没以前那么大了，越来越有选择性，快凝滞了。”

“不，不，不，”他出神地说道，“访问是随机的，生命并非总有夏日和欢乐，你明白的，每个人的生命中总有大雨滂沱。”

我急于辩解，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可是……”

“你瞧，”他说，“我一直在考虑，不再搞访问技术了。”他拉开面前办公桌的抽屉，听声音，里面是空的。他茫然地瞪了它一会儿，又关了回去：“公祭园对我来说挺不错的，但我就是不习惯这种工作。以前我还以为能在这里施展拳脚，发热发光，你明白吧？嗯，见鬼，哎呀，开心就好了，有什么好在乎的？”

他满腹怨气。那一刻我仿佛听到周围亡灵的声音，舌头似乎尝到地下那沉闷空气的味道。

“回想起来，”他说着，靠回椅背上看着别处，“很多年前，我就干起访问这行了，只是当时不叫这个名字。我那时的工作，在一家影片资料库。它要破产了，那种行业本来就没前途，这个地方也是，我不该那么讲，算了，你也没听见。别的不说，那个仓库很大，铁架子排了几千米长，上面摆满胶卷筒，筒里都是老式的塑料胶卷，你知道吧？各种各样的胶卷。那些电影人，如果想在片子里插入些旧时的老场景，就打电话来要，‘帮我找这，帮我找那’。我们什么都有，各种场景，但你知道哪种东西最难找吗？就是日常生活的普通场景，我是指人们平常鸡毛蒜皮的琐事。你知道我们手里的都是些什么吗？台词、演讲，人们做起演说来跟总统一样，一讲几个小时，但没有一个人，那什么来着，啊，洗衣服啦，坐在公园里啦……”

“可能只是入库标准的问题。”我说，“具体不清楚。”

他看了我很久，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不管怎样，”最后他说着，又转开头去，“我在那里待了一小段时间，也明白了一些道理。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替我找这，替我找那。’有个制片人要拍一部关于过去的电影，他想要一些老场景，老的，很久以前的人，在夏天里游玩、吃冰激凌、穿着泳衣游泳、开敞篷车兜风。五十年前的，八十年前的。”

他又拉开空荡荡的抽屉，找到一根牙签，开始剔牙。

“于是我访问最早的材料。演说，没完没了的演说。但基本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场景——街上的人们，穿着皮草逛商店，车水马龙。好老的人，我是说那时还很年轻的，过去的人，脸涂得雪白，颧骨高高，一眼就认得出来。有一点哀伤。他们奔忙在城市街道上，手扶着帽子。电影里头，那时的城市总是蒙着黑色，街上开着黑色轿车，人们戴着黑色圆顶礼帽。石砌路面，嗯，那不是他们需要的。我为他们找到了夏天，彩色的夏天，可惜是新拍的，他们需要旧的。我又往回找，一直不停地找，真的是不停地找。越往回找，就看到越来越多的颧骨高高的粉白的脸、黑色汽车、黑色石砌街道、雪，根本没有夏天。”

他缓缓起身，找出一个棕色酒瓶和两个咖啡杯，往杯里倒酒，溅得到处都是。“这就是说，不是你接收效果的问题。”他说，“我想，电影老化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但物理定律是不可违抗的。都是物理问题。智者一言足矣。”

酒味很烈，那是逝去的阳光蒸馏出的冰寒。我打算走，离开，不再回顾。我不愿留在这里，眼睁睁看着屏幕上只剩下雪。

“所以我就不再做访问工作了。”主管说，“过去的让过去埋葬，对吧？过去的，让过去埋葬。”

我没有回去，再也没有回去，虽然公路又通了，而我还安顿在离公祭园不远的城镇。“安顿”这个词真好，它表示你回复了平衡和愉快的心境，哪怕这个过程有些可笑，但最终你能够毫无悔恨地明白，过去生命中最美的事情在将来还会上演。我的生命仍有夏天。

我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记忆，其中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模糊，比如绞尽脑汁去回忆第一辆车的外观，或社保号的数字，或高中物理老师的名字和体格——霍尔姆老师，身穿灰色西装，蓄着胡子，瘦骨嶙峋，三十岁左右。而另外一种非但不会变糟糕，甚或会越来越强烈。它好比是梦游一样的，像是你无意中穿过房间的暗门，霍然发现自己踏入的不是门廊，而是一间教室。起初你想不起这是何时何地，突然间看见一个小胡子男人，手里转着玻璃镇纸，笑容满面，玻璃里的小屋舍立在片片飘雪之中。

访问乔吉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每每我坐在门廊上，或推着购物车，或站在洗脸池前时，那种回忆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我脑海，那么记忆犹新，那么令人惊异，犹如催眠师的响指。或者是你有时也会体验的那种有趣经历——入睡时听到远方的谁轻唤你的名字，声音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