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法德兰的手稿记录了已知最早的目击者关于北欧海盗生活及社会的描述。它是一部杰出的文稿，生动而详细地描写了一千多年前发生的事件。当然，这份手稿在那样大的时间跨度中并未能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它自己也有一段独特的历史，并且不比其内容逊色。

手稿起源

公元921年6月，巴格达的哈里发派自己宫廷里的一个人，阿迈德·伊本·法德兰，作为大使去保加利亚的国王那儿。伊本·法德兰途中历时三年，从没真正完成他的使命，因为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与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次冒险。

当伊本·法德兰终于回到了巴格达后，他以一份提交宫廷的官方报告的形式记录了他的经历。那份原稿早已丢失，我们必须依靠保存在较晚时期的资料中的部分片断才能将其复原。

这其中最着名的是一部由雅库特·伊本-阿布达拉在13世纪的某个时候写成的阿拉伯地理词典。雅库特收有十几个从伊本·法德兰的报告中逐字逐句照抄下来的段落，当时这些段落也已有300年的历史了。人们很可能推断雅库特是从一份原稿上抄录的，然而，这不多的几个段落也已被后来的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翻译、再翻译过了。

另一部分片断于1817年在俄国被发现，并在德国由圣彼得堡学院于1823年出版。这份材料包括早先于1814年由J·L·拉斯穆森出版的某些段落。拉斯穆森是从他在哥本哈根找到的一份手稿中得到那些材料的，但自那以后手稿已失，而且起源令人怀疑。在这一时期还曾有过瑞典语、法语和英语的译本，但它们众所周知都是不准确的，而且显然不包括任何新的材料。

1878年，两份新的手稿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约翰·埃默森爵士的私人古物收藏品中发现。约翰爵士显然是那些贪婪的收藏家之一，其对获取本身的热情超出了对获取的单个物品的兴趣。这些手稿于他死后被发现，没人知道他是在哪里或何时得到它们的。

手稿之一是一份阿迈德·图西所着的地志，确实可靠地标明时期为公元1047年。这使图西的手稿在年代上比任何其他的资料都更接近于据推断写于公元924至926年的伊本·法德兰的原件。但是学者们把图西手稿看做是所有资料中最不可信的；其文字中满是明显的错误以及内容的自相矛盾，而且虽然它长篇引用了一位造访过北方国度的“伊本·法奇”的话，许多权威人士都对是否认可这份材料迟疑不决。

第二份手稿是阿明·拉兹所着，大约成稿于公元1585年至1595年之间。它以拉丁文写成，而且据其作者称，是直接从伊本·法德兰的阿拉伯文稿翻译过来的。拉兹手稿包含一些关于奥古斯突厥人的材料和几个有关与迷雾怪物战斗的段落，在其他资料中则均未发现。

1934年，用中世纪拉丁文写成的最后一份文稿在希腊东北靠近萨洛尼加的扎埃摩斯修道院被发现。扎埃摩斯手稿包含了对伊本·法德兰与哈里发的关系以及他在北国的人们中的经历的进一步解说。扎埃摩斯手稿的作者和所属年代都无法确定。

对照在一千多年间以阿拉伯文、拉丁文、德文、法文、丹麦文、瑞典文和英文形式出现的这许多版本和译文的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宏大事业。只有一个学识渊博、精力充沛的人才会去尝试，而在1951年这样的一个人确实做了这工作。柏·福劳斯-杜拉斯，挪威奥斯陆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将所有已知的资料搜集在一起，并开始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直至他于1957年去世。他的部分新译文出版在《1959—1960奥斯陆国家博物馆公报》中，但它们没有引起太多的学者的兴趣，也许因为这份刊物的发行量有限。

福劳斯-杜拉斯的译文究全是不加夸张的原意；在他自己给这份资料写的序言中，福劳斯-杜拉斯说道：“华丽的译文都不准确是语言的天性，而准确的译文不需任何帮助就可自现其美。”

在准备这部福劳斯-杜拉斯译文完整的注释本的过程中，我几乎没做多少改动。我删除了一些重复的段落；这些都在文中注明了。我改变了段落的结构，按照现代惯例，每一句直接引语都另起新的一段。我省略了阿拉伯人名中的发行符号。最后，我偶尔改动了原句法，通常通过变换从句，使其含意更明白易懂。

北欧海盗

伊本·法德兰的北欧海盗形象于传统欧洲观念对这些人的看法有显着的不同。最早对于北欧海盗的欧洲描述是由僧侣记录的；他们是当时唯一会写字的观察者、怀着特别的恐惧看待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北欧人。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夸张段落，由D·M·威尔逊引自一位12世纪的爱尔兰作者：

总之，纵使一个脖子上有100颗坚硬的钢铁脑袋，每颗脑袋里有100条锐利、敏捷、沉着、永不生锈的黄铜舌头，每一条舌头都有100种喋喋不休、响亮不息的声音，它们也无法描述或记叙，列举或讲述所有的爱尔兰人，不论男人或女人、俗人或教士、老年人或年轻人、高贵者或低贱者，每家每户在那些勇猛的、愤怒的、纯粹异教的人手里所共同经受的苦难、伤害和压迫。

现在，学者们认识到这种关于北欧海盗袭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被大大地夸张了。但是欧洲的作家们仍倾向于将斯堪的纳维亚人斥为血腥的野蛮人，与西方文化思想的主流毫不相干。通常这是以某一种逻辑为代价的。例如，戴维·塔博特·赖斯写道：

从8世纪至11世纪，北欧海盗的角色实际上可能比西欧任何其他单一的少数民族更具影响力……如此说来，北欧海盗是伟大的旅行家，他们完成了杰出的航海功绩；他们的城市是繁荣的商业中心；他们的艺术具有独创性、创造力及影响力；他们以优秀的文学和发达的文化自豪。但那真是一种文明吗？我想，有一点必须得到承认，即它不是……因为作为文明标志的人文主义特色无处可寻。

同样的态度在克拉克勋爵的看法中得到了反映：

在考虑到世界伟大着作中的冰岛英雄传奇时，人们必须承认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创造了一种文化。但它是文明吗？文明意味着超越于精力、意志和创造力的某种东西：某种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即使在他们那个时期，它也已经开始在西欧再现。我该如何定义它呢？嗯，简短地说，是一种永久感。流浪者和入侵者处于一种持续的动荡状态中。他们感觉不到向前看这样一种需要，看到比下一个三月、下一次航行或下一场战役更远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没有想到建造石头房子，或撰写书籍。

越是仔细地研究这些观点，它们就越显得不合逻辑。事实上，人们该感到奇怪，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度智慧的欧洲学者能感到如此自在地仅用一个点头示意就打发掉北欧海盗？为什么执着于北欧海盗是否有过“文明”这一语义学问题？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一种起源于欧洲史前时期传统观点的、长期存在的欧洲偏见，这种状况才能得以解释。

每一个西方学童都被尽职地教导道，近东是“文明的摇篮”，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由尼罗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谷所滋养。从这里，文明被传播至克里特和希腊，然后到罗马，并最终到达野蛮人的北部欧洲。

这些野蛮人在等待文明到来的时候在做些什么？无人知晓。这个问题亦很少被提及。人们强调的是传播过程，已故的戈登·洽尔德将其总结为“东方文明对欧洲野蛮状态的启迪”。现代学者和在他们之前的罗马及希腊学者们一样持这一观点。乔弗里·比毕说：“北部和东部欧洲的历史是从西部和南部的观点去看的，带有那些自认为是文明人在看待他们认为的野蛮人时所带的全部偏见。”

从这一立场来看，斯堪的纳维亚人显然是离文明之源最遥远的，而且从逻辑上说应是最后获得文明的人；那么因此，他们被恰当地认为是最后的野蛮人，对欧洲其他正试图吸取东方智慧与文明的地区来说，他们是一根令人烦恼不已的荆棘刺。

问题在于，关于欧洲史前史的传统观点在过去的15年中大部分被摧毁了。准确的碳-14年代测定技术的发展使旧的年代学成了一团糟，而正是旧的年代学支持了关于文明传播的旧观念。现在显得无可争辩的是，欧洲人在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之前正在树立起巨石制的坟墓，巨石阵比迈锡尼的希腊文明更古老；欧洲的冶金术也许远早于希腊和特洛伊金属制造技术的发展。

这些发现的意义还没有被区分整理出来，但是现在当然不可能再把史前的欧洲人看作野蛮人，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东方文明的赐福。相反地，欧洲人似乎已经有了可观的组织才干，可以加工巨大的石块，而且他们似乎还有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天文学知识，来制造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巨石阵。

因此，文明的东方的欧洲偏见必须受到怀疑，而且对“欧洲野蛮状态”的观念真应该有一个新的看法。在这种考虑之下，那些野蛮的残余，北欧的海盗们，便有了新的重要性，而我们可以重新检视我们对于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已知的一切。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北欧海盗”从不是一个清晰统一的群体。欧洲人看到的是零散的、单个结伙的航海者，来自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三国的总面积——为了商业利益，或海上掠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从他们各自的封建国家出航；北欧海盗与他人并无多少区别，那是从希腊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的许多航海者所共有的一种行为趋势。

实际上，对于一个缺乏文明，“感觉不到向前看……下一场战役更远的东西”的民族来说，北欧海盗表现出了异常持久的、有目的的行为。作为贸易范围广泛的证据，阿拉伯货币早在公元629年就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在那之后的400年中，北欧商人-海盗的扩张远及西方的纽芬兰、南方的西西里和希腊（在那儿，他们在得洛斯的狮子上留下了雕刻），东方远及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在那儿，他们的商人与来自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的商队有联系。北欧海盗不是建立帝国的人，而且流行的说法是，他们在这一广大区域上的影响是短暂的。但是这影响的持久性足以使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因此得名，而至于俄罗斯，他们则将国名赋予了这一国家。俄罗斯（Russia）一词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拉斯（Rus）部落。说到他们异教徒的精力、不屈不挠的活力及价值系统的更微妙的影响，伊本·法德兰的手稿向我们展示了有多少斯堪的纳维亚典型的看法保持到了今天。确实，北欧海盗的生活方式中是有些东西与现代的情调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有些东西有着深远的感染力。

关于作者

关于伊本·法德兰应该有所交代。尽管过了一千多年，并经历了许多抄写员和译者的过滤，他们分别来自十几种语言及文化传统，伊本·法德兰仍在以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向我们述说着。

我们对于他个人几乎一无所知。显然他受过教育，而且从他的功绩来看，他不可能太老。他直率地表明他熟悉哈里发，而且并不太崇敬他。（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立，因为哈里发阿尔-穆塔迪尔曾两次被废黜，最终被他自己的一名官员杀死。）

关于他所处的社会我们了解得更多一些。在10世纪，巴格达，和平之城，是地球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在它着名的环形城墙内居住着一百多万居民。在极为宽厚、优雅、壮丽的环境中，巴格达是知识与商业繁荣的中心。那儿有芳香的花园，荫凉的树木，以及一个大帝国所聚敛的财富。

巴格达的阿拉伯人是穆斯林，并且狂热地献身于那个宗教。但是同时，他们也袒露在外表、行为、信仰与他们不同的民族之前。阿拉伯人实际上在那时的世界上，是最不持地方主义的民族，这使他们成为异域文化极好的观察者。

伊本·法德兰本人很明显是一个聪明且观察敏锐的人。他对于所遇民族的每日生活细节和信仰都很有兴趣。他所见证的大都是他认为粗俗、淫秽和野蛮的东西，但他并没在表示愤慨上浪费时间；一旦他表达了他的不赞同，他便立即回到他那眼都不眨一下的观察中去。而且他非凡地做到了以几乎毫不屈尊俯就的态度报告他的所见。

他的报告方式以西方的情感来看可能显得古怪；他并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去讲述一个故事。我们总是会忘记我们自己的戏剧感源于一种口头传统——一名游吟诗人在一群烦躁、急切或饱餐一顿后昏昏欲睡的观众前的现场表演。我们最古老的故事：《伊利亚特》、《贝奥武甫》、《罗兰之歌》都是供那些主要作用与首要义务为娱乐的歌手们演唱的。

但是伊本·法德兰是一名作家，他的首要目的不是娱乐。他的目的也不是颂扬某位正在谛听的资助人，或充实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神话。相反地，他是一位使节，在发表一份报告；他的语气是一名税务审计员的语气，而非游吟诗人的；是一名人类学家的语气，而非戏剧学家的。实际上，他常常轻描淡写他叙述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而不愿让它们干扰他清晰冷静的报道。

有时，这种不动声色是那么令人恼怒，以致使我们未能认识到，他其实是多么非凡的一名观察者。在伊本·法德兰之后的几百年中，旅行者们的传统是撰写疯狂猜测的、怪诞的记事，描写异国令人惊奇的事物——说话的动物、长羽毛会飞的人、与巨兽和独角兽的遭遇。近至200年前，在其他方面理智严肃的欧洲人还在他们的日志中塞满有关非洲狒狒发动对农民的战争等等的废话。

伊本·法德兰从不猜测，每一个词听上去都是真实的。而且每当他在以传闻进行报告时，他都细心地言明。在作为目击者时，他也同样细心地详细说明：那正是为什么他反复使用“我亲眼所见”这一短语的原因。

最终，正是这一绝对真实之特性使他的故事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因为他与迷雾怪兽“食尸怪”的相遇是以对细节的关注和谨慎怀疑的态度所描绘的，而这些同样正是手稿其他部分的特点。

无论如何，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