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人的祖先是马扎尔人，约公元九世纪迁居到现今匈牙利境内，目前占了匈牙利人口的三分之一——共有五百多万。他们究竟源自西班牙人、埃及人还是鞑靼人，亦或是阿特拉王统治的匈奴人以及北方芬兰人的后代呢？——暂不必究——这些问题尚存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非斯拉夫人，也不是日耳曼人，似乎他们对此都很厌恶。

这些匈牙利人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从十一世纪起，他们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成为狂热的天主教徒。然而，他们所说的，仍是他们的古老语言，它纯粹、柔和、动听，具有诗的魅力。虽不及德语那么语汇丰富，但却更为精确、铿锵有力。这种语言在十四到十六世纪的二百年中，取代了拉丁语的地位，用于撰写法律、法令条文，继而逐渐演变为国语。

一六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卡尔洛瓦茨条约将匈牙利和德兰斯瓦尼亚划归奥地利管辖。

二十年之后，奥地利君主颁布诏书，重申奥匈帝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的继承法规定，国王没有儿子，公主也可以继位。于是，一七四九年玛丽亚·泰勒莎登上了她父亲查理六世的皇帝宝座，成为奥地利帝国第一位女王。

匈牙利人被迫臣服于帝国的武力，但是一百五十年后，各阶级、各阶层，都有人起来反对皇帝诏书和卡尔洛瓦茨条约。

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代，有个出身名门的马扎尔人，他憎恨日耳曼的一切，希望恢复祖国昔日的自主，这两种憎爱分明的情感贯穿了他一生。还在他年轻的时候，便结识了革命领袖科苏特。尽管他的出身和他所受的教育令他在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同科苏特有分歧，但这位爱国者的满腔热忱却令他无限敬佩。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住在法加拉斯县德兰斯瓦尼亚的一个伯爵领地里。这是座古老的封建城堡，傲然矗立在德兰斯瓦尼亚和瓦拉几的天然边界——东喀尔巴阡山北段的一个山脊上。那里山势险峻，悬崖陡峭，对造反者而言，是最理想的庇护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坚守到最后一刻。

城堡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铁、铜矿，经过精心的开发，成为阿尔特纳克城堡主人的一笔巨大财富。这座庄园包括法加拉斯县的一部分，人口不到七万二千。这些市民和乡民，一念到桑道夫伯爵的恩典，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赤胆忠心和无限感激之情。因而，这座城堡也成了维也纳司法部门重点监视的目标。司法部在帝国的各部中完全独立，不受约束。官方已经了解到阿尔特纳克城堡主人的思想，尽管还没有惊动他，但已经对此感到不安了。

马蒂亚斯·桑道夫，当年三十五岁。个子中等偏高，肌肉健壮有力，宽肩，方脸，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一副典型的马扎尔人模样。他动作敏捷，言语清晰，目光坚定平和。他的血脉循环旺盛，微微牵动鼻翼、嘴角，唇边总是挂着慈善的微笑，言谈举止风趣幽默，这一切无不表明其胸襟坦荡、慷慨大度。我们已注意到，法国人和马扎尔人的性格极为相似，桑道夫伯爵即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桑道夫伯爵的性格中，有一个颇突出的特点：不计较个人所得。若他个人受到损害，可以毫不介意，然而一旦朋友蒙难，则决不姑息。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刻骨仇恨背信弃义。由此，他总是客观公正，与奸诈不共戴天。他决不是那种“一切罪恶，让上帝去惩罚”的人。家产所营造的安逸享乐之中，而是兴致勃勃地钻研物理科学和医学研究。如果生活的需要迫使他去救死扶伤的话，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他自己却乐于做一个能倍受学者们称赞的化学家。他被肯定是佩斯大学、布拉迪斯拉发科学院、施姆尼茨皇家矿学院最勤奋的学生之一。刻苦的学习生活使他的天赋美德更加成熟，并臻于完善。确切地说，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认识他的人，特别是帝国各院校里的老师和朋友们，无不对此交口称赞。

过去，在阿尔特纳克城堡里，有欢声、笑语，热闹激动。德兰斯瓦尼亚的猎人们，总爱登上喀尔巴阡山脉的这座峻岭，汇集狩猎。桑道夫伯爵生性好斗，在政治舞台上无从施展，只得借危险的大型围猎，来驱散内心的郁闷。他置身时局之外，却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要么学习。要么享受财富所允许的轻松安逸，似乎安于这种生活。那时，伯爵夫人蕾娜·桑道夫尚还健在。她是阿特尔纳克城堡聚会的灵魂。可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前十五个月，年轻貌美的她不幸暴毙，只留下一个小女儿，现在刚满两岁。

桑道夫伯爵遭受这突至的打击，变得落落寡欢，无所慰藉。城堡也就此沉寂、荒芜了。从那一天起，沉痛君临，它的主人过着一种形同隐修的生活。他全副生命倾注在女儿身上，这个孩子，由管家的妻子罗丝娜·郎代克照料着。这位年轻贤良的女人，全心全意地养育着伯爵的唯一继承人，像是她再世的母亲。

在他夫人去世的头几个月里，伯爵寸步不离城堡。他静思冥想，生活在昔日的回忆中。随之，他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她在欧洲所处的屈辱地位，才慢慢地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其实，一八五九年爆发的法意战争，已经给予奥匈帝国的强盛以可怕的一击。

这一击并未完结，七年之后，也就是一八六六年，萨多瓦之战更是一记重创。战争不仅使奥地利丧失了它在意大利的属地，还令它沦为德国的附属国。这样一个战败国，竟仍然妄图奴制匈牙利。匈牙利人的愤慨再也无法压抑，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侮辱。对他们来说，即使居斯托扎和利萨之战的胜利，也无法为萨多瓦的战败雪耻。

第二年，桑道夫伯爵仔细地研究了政治形势，认为发动一场独立运动将可能成功。

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就在这一年——一八六七年的五月三日，伯爵拥抱了自己的女儿，将她托付给罗丝娜·郎代克精心照料，便离开了阿尔特纳克城堡，动身前往佩斯。在那儿，他与朋友们和独立运动的拥护者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初步的部署；而后，又过了几天，他来到特里埃斯特，静候事变。

那儿将成为起义的指挥中心。集中在伯爵手中的情报将从那儿散发到各地。在这座城市里，密谋起义的首领或许还不太受怀疑，可以比较完全，尤其是比较自由地采取行动，便于把这场爱国主义事业成功地进行到底。

在特里埃斯特，桑道夫伯爵有两个最知心的朋友，和他怀着同样的抱负，决心追随伯爵，将独立运动进行到底。一个是拉蒂斯拉·扎特马尔，一个是埃蒂安·巴托里教授，他们都是名门出身的马扎尔人，比桑道夫年长十多岁，几乎没什么财产。扎特马尔从多瑙河彼岸里帕多川的一个小庄园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巴托里仅靠在特里埃斯特教授物理维生。

扎特马尔的住所，就是萨卡尼和齐罗纳刚刚在阿克道托大街上辨识出的那座，——这是幢简朴的屋舍，桑道夫伯爵离开自己的城堡之后，也就是说直到预计的起义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扎特马尔把此房交给他使用。这房里唯一一个人只有五十五岁的匈牙利人鲍立克，他像桑道夫自己的管家郎代克一样，对主人忠心耿耿。

埃蒂安·巴托里教授在斯特拉镇大街拥有一幢同样不起眼的住房，几乎和扎特马尔伯爵的房子位于同一街区。就在这所屋子里，伴着他的夫人和当时八岁的儿子，巴托里消磨了他的一生。

巴托里教授原是十六世纪德兰斯瓦尼亚王国马扎尔亲王的后裔。后来由于家族的分枝日趋繁杂，这种亲缘关系便逐渐疏远而失去联系，难怪人们感到惊奇，布拉迪斯拉发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教授竟是王室的后裔。尽管带着这种难堪，巴托里仍是位一流的学者；虽然离群索居，却还成就卓然。他就像作茧自缚的春蚕，默默无闻，克己为人。然而，由于他毫不掩藏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于有一天被迫辞职，从此，靠着患难中他妻子的全力支持，成为特里埃斯特城内一位没有固定教职的教授。

自从桑道夫伯爵来到以后，尽管他对外是在大广场上的巴拉伍其德洛旅馆——现名德洛姆旅馆——租了套房间，三个朋友常在扎特马尔的家里聚会。警察局万万没有料到，这座位于阿克道托大街的房子成了密谋起义的指挥中心，并且在帝国的各主要城市里拥有众多的追随者。

扎特马尔和巴托里，毫不犹豫地充当了桑道夫最忠实的助手。他们一致认为，发起一场独立运动，使匈牙利重新立于欧洲强国之林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深知，为此他们将冒着生命的危险，但牺牲并不能吓得他们裹足不前。于是，阿克道托的这座住宅成为起义主要首领的碰头地点。来自帝国各地的众多拥护者在此商讨办法，领取命令。由于一些重要的指示，即不能邮寄，也不能发报，就由信鸽担负快捷、安全的通讯任务，带着密件往来于特里埃斯特、匈牙利的主要城市和德兰斯瓦尼亚之间。总之，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至此，保证了起义几乎没受什么怀疑。况且，我们也知道，通信都采用密码语言，这是一种绝对安全的保密方法。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八时许，也就是被萨卡尼截去密码信的那只鸽子到达的第三天，扎特马尔和巴托里两个人都呆在办公室里，等待桑道夫归来。为了处理些个人私事，桑道夫伯爵最近回了趟德兰斯瓦尼亚，回到阿尔特纳克城堡；同时他也利用这次行程，在经过省会克鲁日的时候，把密信的内容传达给该城的朋友们。而实际上，这封密信的抄件，已经落到萨卡尼的手里了。

桑道夫伯爵走后，特里埃斯特和布达之间已交换了其他一些信函，几封密件又由信鸽送来了。这时，扎特马尔正用一种名叫“密码方格”的工具，将密信译成明文。

其实，这些密信都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字母换位法写成的。用这种方法，每个字母仍保留它在字母表中的面目，也就是说，“b”即“b”，“o”仍然是“o”。但是，当密码方格按照一定的方位和顺序盖在密码信上时，根据空格和实格的不同，空格中露出应读的字母，而其他的则被实格遮住。这样，字母经过重新组合，凑成明信。

这种密码方格纸板，已非常陈旧。按照弗雷斯内上校的办法改进以后，完善了许多，成为目前最好、最可靠的一种方法。其他的办法完全不可靠——要么以不变的字母为基础，或称单秘诀，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总是由同一字母或同一符号表示；要么以变化字母为基础，或称双秘诀，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用另一个字母或符号表示。一名老练的密码专家，运用或然率或是反复摸索的方法，在这类研究中能成功的破译密码。只要是以字母为基础，并在密码的使用中频繁而反复地出现一些字母，比如法语、英语、德语中的“e”，西班牙语中的“o”，俄语中的“a”，意大利语中的“e”和“i”，密码专家都能恢复密码的真意，用明文表示出来。因此，用这些方法拟写的密码函电，都难以抵挡密码专家的敏锐推断，无法破译的极少。

看来，密码方格或密码字典——其中有些代表现成句子的常用字由数字表示——可充分保证无法破译。但是，这两套办法都有相当严重的缺陷：要求绝对保密，更确切些说，用以拟字函电的密码方格纸或密码字典，绝对不能落入外人的手里。因为得不到方格纸板和密码字典，谁看见了也没用，而一旦有了这两样东西，就谁都看得懂了。

桑道夫伯爵及其拥护者使用的，就是这种密码方格，即在纸板的某些位置裁出方孔，借以拟写密码文件。出于谨慎起见，为了在万一纸板被盗或丢失的情况下不惹麻烦，他们规定，信件一经读完，就立刻销毁。这样，密谋可谓不留一点蛛丝马迹。高贵的领主，匈牙利权贵和资产阶级、平民的代表们就可以一致行动，赴汤蹈火。

扎特马尔刚把最后一批密件烧掉，忽听有人轻轻地敲叩办公室门。进来的是鲍立夫，桑道夫伯爵尾随其后，他才从附近的火车站步行回来。

扎特马尔立即迎了上去。

“此行如何，马蒂亚斯？……”他急切地询问，想马上得到令人放心的消息。

“成功了，扎特马尔。”伯爵回答，“我毫不怀疑德兰斯瓦尼亚的朋友们的感情，对于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完全放心。”

“三天前从佩斯来的信，你转告他们了吗？”巴托里问。他和伯爵交从甚密，而以“你”相称。

“他们都知道了，”桑道夫说，“他们接到了通知，并且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就会揭竿而起。两小时之内，我们将控制布达和佩斯，半天时间，夺下蒂萨河两岸的主要省份；只需一天，便会成为德兰斯瓦尼亚和军管政府的主人。那时，八百万匈牙利人民将重获自由独立！”

“那么国会呢？”巴托里问。

“我们的人占了多数，”桑道夫回答说，“他们将立即组成新政府，主持各项事务。既然各州到行政上几乎不受国王管辖，而且各州长均有自己的警察，那么一切活动都会顺利而正常地运行。”

“但是由副王在布达主持的特别委员会怎么办呢？”扎特马尔接着问。

“副王和布达特别委员会很快就要无法活动了。”

“也无法同维也纳的匈牙利首相府取得联系吗？”

“是的，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行动一致，保证这次起义的成功。”

“一定会成功！”巴托里说。

“是的，会成功！在军队里，每一名匈牙利血统的士兵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为我们服务。马扎尔人的后代，看到罗道夫和科尔文的旗帜难道会不激动吗？”

桑道夫伯爵怀着无比高尚的爱国主义激情，说了这番话。接着，他话锋一转，道：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切不可疏忽大意，小心谨慎，只会令我们越发强大！你们在特里埃斯特，听到些什么可疑的风声了吗？”

“没有，”扎特马尔回答。“在这里，人们特别关心政府在普拉港搞的那些工程，绝大部分工人都被征募去参予修建了。”

十五年来，奥地利政府总担心可能会失去威尼斯——实际上早已经丧失——一直想在伊斯的利亚半岛南端的肯拉港兴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和海军港，以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北部。特里埃斯特市曾对此工程提出抗议，因为它削弱了该城在海运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如此，工程仍以狂热的速度向前推进。因而，桑道夫和他的朋友们深信，一旦独立运动波及此地，特里埃斯特市民是会支持他们的。

虽说占尽了契机，为确保匈牙利独立运动的成功，起义者仍严守秘密。警察局一点也没有怀疑，当时这次运动的主要首领就要聚集在阿尔道托大街这所普通的房子里。

这样看来，为了事业的成功，事无巨细，都已考虑了，只等起义时刻一到，就立即行动。特里埃斯特和匈牙利主要城市以及德兰斯瓦尼亚之间的密码联络，除非发生了意外事件，都已停止。起义的最后部署已经确定，信鸽也就没什么密函可传递的了。慎而又慎，他们还是决定关闭扎特马尔住宅这处掩护所。

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如果说战争离不开金钱的话，起义也同样需要它。在这种暴动的时刻，起义者不能没有资金。

大家知道，扎特马尔和巴托里都不惜为了祖国的独立而捐躯，但鉴于其个人生活都不算富裕，他们无法出资。而桑道夫伯爵却无比富有，他准备将自己的一生，连同他的所有家产，全部贡献给爱国主义事业。因此，数月以来，通过管家郎代克的努力，已从他的土地上筹措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共计二百多万弗罗林（约五百万法郎）。

但这笔钱必须由他本人支配；并且随时可以取用。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将它们存入了特里埃斯特的一家银行。当时这家银行信誉卓著，地位牢靠。它叫多龙塔银行，就是萨卡尼和齐罗纳在该市高地的公墓上休息时，提及的那家。

然而，这件偶然的存钱事宜，将导致最为严重的后果，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自会明了。

在桑道夫同扎特马尔、巴托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曾一度提及这笔钱，他说最近想去拜访银行家多龙塔，以便通知他，就在这两天要提取这笔款子。

果然，事态有了意外发展，尤其是那天晚上桑道夫伯爵发觉扎特马尔的住宅受到盯梢，这令他更加放心不下，促使他很快发出特里埃特预先约定的暗号。

晚上八点时分，桑道夫和巴托里走出大门，分别返回柯西亚·斯达迪翁寓所和德洛姆旅馆的时候，发现有两条人影在暗中窥探，鬼鬼祟祟地尾随其后，又竭力避免让他们察觉。

伯爵及其伙伴想弄个究竟，便毫不迟疑地朝那两个可疑的人走去。还不等追上他们，人影就在大运河尽头的圣·安东尼教堂的拐角消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