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流感渐渐退去后，又出现了第二场历时两周的流行病。在美国这种技术社会里这种流行病是很普通的，但在不发达国家如秘鲁、塞内加尔则很少见。第二场流行病夺去了美国16％幸存者的生命。在秘鲁、塞内加尔这样的国家，因此而丧生的人不足3％。由于第二场流行病发病的症态每个病例都不相同，因此不知如何称呼它。像格兰·贝特曼这样的社会学家可能会将第二场流行病称作“自然死亡”或“急救室沮丧症”。按严格的达尔文的观点说，这是最后的一刀——一些人会说，最无情的一刀。

萨姆·陶伯5岁半。他母亲6月24日死于佐治亚州默弗里斯伯勒市总医院。25日，他父亲和两岁的妹妹阿普里尔死了。6月27日，他的哥哥迈克也死了，留下了萨姆一个人。

自打母亲去世后，萨姆就少不了惊吓。他心神不定地在默弗里斯伯勒四处游逛，饿了就找点东西吃，偶尔还哭几声。过了一阵他停住了哭声，因为哭没有用，哭不能让死人复活。晚上他时常被可怕的噩梦惊醒，噩梦中爸爸、阿普里尔和迈克死了一遍又一遍，他们的脸肿得发青，他们被浓痰堵塞的肺部发出骇人的咯咯声。

7月2日上午10点，萨姆走到了哈蒂·雷诺家房后一片野生黑刺莓林。他目光呆滞地走进了几乎有他两个人那么高的黑刺莓林，他开始采摘黑刺莓吃，一直吃得他嘴唇、脸颊染成了黑色。黑刺莓的刺钩住了他的衣服，刺破了他的肌肤，但他全然不觉。蜜蜂在他身边飞舞，发出令人昏昏入睡的单调响声。他没有看到那个掩藏在草丛和黑刺莓枝蔓下的朽烂的旧井盖。旧井盖在他的体重下咔的一声塌了下去，萨姆沿着石块砌成的井壁落到了20英尺深的干枯的井底，摔断了腿。20小时后他因恐惧、撞击、饥饿和脱水而死去。

伊尔玛·费耶特住在加州洛代。她是位26岁的未婚女性，对强奸心存病态的恐惧。自7月23日起她的生活就成了一场漫长的噩梦。当时镇里发生抢劫，没有警察出来阻止。伊尔玛住在一条侧街的小屋里，她母亲过去同她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85年去世。当抢劫开始后，枪声四起，醉醺醺的男人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冲来冲去，发出可怕的响声，伊尔玛锁住了所有的门，然后藏在楼梯下的小仓房中。以后她不时地像老鼠一样悄悄地爬上楼梯去拿食品，或者舒展一下腰身。

伊尔玛不喜欢与人相处。如果全世界的人死得只剩她一个，她才真正高兴呢。不过，现在情况还不是这样。

就在昨天，在她开始希望洛代只剩她一个人时，她就看到了一个粗鲁的醉汉。那是个嬉皮士，穿着Ｔ恤衫，嘴里咕哝着，我禁欲，禁酒，那是我一生中绝无尽有的20分钟。他手里拎着瓶威士忌沿街走着，一头长长的金发从帽子下泄出，一直披到肩上。一把手枪插在紧身蓝牛仔裤的腰带上。

伊尔玛躲在卧室的窗帘后窥视着他，一直盯着他走出视野，然后急忙跑下楼梯，一头钻进堵满东西的小仓房中，就好像刚从魔法中解脱出来。

他们没有全死掉。如果有一个嬉皮士活着，就会有第二个嬉皮士。他们可能都是强奸犯。他们会强奸她的。他们迟早会找到她，把她给强奸了。

这天早上天还未亮，她就爬到了阁楼上。阁楼上的柜子里存着她父亲留下的东西。她父亲曾作过商船上的水手，60多岁时抛弃了她母亲。伊尔玛的母亲曾告诉了她一切，非常坦率。她父亲是一只喝醉了酒就想强奸她的野兽。男人都是这样。结了婚，就等于给了男人任何时候强奸你的权力。甚至在白天。伊尔玛的母亲总是以6个字评价她丈夫的出走，而这几个字被伊尔玛用到了几乎每个死去的男人、妇女和孩子身上：“这算不了什么。”

阁楼上的箱子不过装着一些他父亲从国外港口买的不值钱的小玩意：香港的纪念品、西贡的纪念品、哥本哈根的纪念品。还有一本影集，里面的多数照片是他父亲在船上搂着他同伴的肩膀冲着相机笑。嗯，可能就是那种他们叫作“上尉之旅”的疾病让他客死它乡。这算不了什么。

不过，箱子里有一个装着小巧金铰链的木盒，盒子里放着一只枪。这是只0．45口径的左轮枪。静静地躺在红色平绒布上，绒布下面一个秘密小盒内放着几粒子弹。子弹已经长出了铜绿，不过伊尔玛想这不碍事。子弹是金属制成的，不会像牛奶或奶酪那样坏掉。

她在阁楼结满蜘蛛网的灯泡下给枪装上子弹，然后下楼坐在餐桌旁吃了早餐。她不会再像洞里的老鼠那样藏着躲着了，她有枪了，她要让强奸犯们认识到这点。

这天下午她走出房门坐在房前的走廊里看书。书名是《撒旦在地球上过得不错》。这是本可怕与欢乐并存的书。正像书中说得那样，罪犯和小人都罪有应得，他们全都完蛋了。只剩下一些嬉皮士强奸犯，她想自己可以对付他们。枪就放在她的身边。

两点钟的时候，那个满头金发的家伙走了过来。他喝得烂醉，身子东摇西晃。当他看到了伊尔玛时，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认为自己太走运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小美人。

“嗨，小妞！”他喊到。“这儿只有你我！你在这儿……”突然他脸露惊骇之色，他看到伊尔玛放下书举起了那只0．45口径的手枪。

“嗨，听我说，把那家伙放下……它装子弹了吗？嗨……！”

伊尔玛扣动了扳机。枪炸了膛，当场把她炸死了。这算不了什么。

乔治·麦克杜格尔住在纽约州奈阿克。他过去一直是高中数学老师。他和妻子是天主教徒，哈丽雅特·麦克杜格尔为他生了11个孩子，9个男孩，2个女孩。

6月22日这一天，他9岁的儿子杰夫死于后来被诊断为“流感引起的肺炎”。

6月23日，他16岁的女儿帕特里夏（噢，天哪！她是那么年轻、漂亮）死于现在每个活着的人称为“管状脖”的病症。

他眼看着12个他最爱的人离开了人世，而他自己却仍活着，身体健康、感觉良好。他曾在学校开玩笑说，他记不住自己所有孩子的名字，但他们离开人世的顺序却牢牢地刻在了他的记忆里：杰夫，22日；马蒂和海伦23日；妻子哈丽雅特、比尔、小乔治、罗伯特、斯坦，24日；里查德，25日；丹尼，27日；才3岁的法兰妮克，28日；最后是帕特。帕特当时似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一下子就不行了。

乔治认为自己就要疯了。

他10年前就开始遵从医嘱慢跑。他从不打网球或手球，草坪也付款让孩子（当然是他自己的孩子）去修整，并且为哈丽雅特买面包通常都是开着车去。医生对他说，你发福了。一天到晚老坐在椅子里。这对你心脏不好。试着慢跑吧。

所以他买了运动衣，每天晚上开始慢跑。开始时跑得不长，以后慢慢得加长距离。刚开始他感到不好意思，总觉得邻居一定会拍着脑门，揉着眼睛表示不相信，然后几个只有点头之交的男人会过来问能不能跟他一块跑——可能多几个人跑更安全。乔治的两个儿子也加入了进来。跑步成了邻里之间的事，尽管参加跑步的人有时多，有时少，但它仍是邻里之间的事。

现在所有的人都不在了，但他仍在跑。每天都跑，一跑就是几个小时。只有当他跑步时，他才能什么都不想，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网球鞋跑在人行道上发出的响声、胳膊的摆动以及自己发出沉稳的呼吸声。只有在此时他才会没有了要发疯的感觉。他不能自杀，因为他信奉天主教，天主教认为自杀是十恶不赦之罪，他认为上帝会拯救他的，因此他就跑步。昨天他跑了几乎6个小时，一直跑到完全喘不过气，几乎虚脱得要吐。他已经51岁了，已不再年轻，而且他知道跑得太多对自己没好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看，这是唯一有益的事了。

因此，当今天早上，天边露出第一缕白色时，几乎一夜不眠的他起来就穿上运动服（那天晚上，“杰夫－马蒂－海伦－哈丽雅特－比尔－小乔治－罗伯特－斯坦利－里查德－丹尼－法兰妮克－佩蒂以及－我－想－她－好－了的念头时刻萦绕在他心头）。他出了家门开始沿着奈阿克空无一人的街道跑了起来，他的脚不时踩在碎玻璃片上，一次还绊在了一台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碎电视机上。他跑过了窗帘紧闭的住宅区街道，跑过梅恩街十字路口3辆车撞在一起的可怕的事故地点。

一开始，他是在慢跑，但他必须越跑越快，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将那种想法抛在身后。他先是慢跑，然后是加快步小跑，再后来大步地跑了起来，最后他开始冲刺。一个一头灰发，身穿灰色运动服，脚踏白网球鞋的51岁的男人沿着空旷的街道飞奔，就好像地狱中所有的魔鬼都在追他。

11点15分，大面积心肌梗塞击倒了他，他一头倒在奥克和派恩街拐角处靠近消防栓的地方，脸上露出感激的表情。

佛罗里达州克莱维斯顿的艾琳·德吕蒙太太7月2日下午大喝杜松子酒，喝了个烂醉。她希望自己醉过去，因为如果她醉了的话，就不会再想到她的家庭。杜松子酒是她唯一能忍受的烈性酒。前一天，她还在16岁女儿的房里找到了一袋装满大麻的口袋，并且成功地找到了腾云驾雾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似乎更坏事。她一下午都坐在起居室里，飘飘然，一边翻着影集一边哭。

所以这天下午她喝了整整一瓶杜松子酒，随后就觉得恶心，跑到洗澡间吐了一地，然后又躺到床上点了一只烟，烟没抽完就睡着了。结果点着了房子。

她再也不用想任何事了。当时风很大，她把克莱维斯顿几乎烧光了。这算不了什么。

阿瑟·斯廷森住在内华达州里诺。29号下午，在塔霍湖游完泳后，他踏上了一根锈铁钉。不久伤口开始腐烂，他从伤口发出的气味中感到事情不妙，他试着想截掉自己的脚。在手术的过程中他晕了过去，结果由于失血过多死在他做手术的托比·哈拉赌场中。

在缅因州斯旺维尔，一名名叫坎迪斯·莫兰的10岁女孩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结果死于颅骨损伤。

新墨西哥州哈丁县一位名叫米尔顿·克拉斯洛的牛仔被响尾蛇咬了一口，一个半小时后撒手归西。

在肯塔基州米尔敦，朱迪·霍顿对发生的一切很高兴。

朱迪是一个17岁的漂亮姑娘。两年前她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她让自己怀孕了，并且在父母的劝说下，同意嫁给那个让她怀孕的男孩：一个戴眼镜的州立大学工科学生。15岁时，哪怕一个大学生（哪怕他只是个一年级新生）请她外出，她就会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她一辈子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让沃尔多——沃尔多·霍顿——的欲望在自己身上得逞。就算她想怀孕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是他呢？朱迪也会让史蒂夫·菲利普斯和马克·科林斯的欲望在自己身上得逞；他们俩是米尔敦高中橄榄球队的队员（确切地说，是米尔敦美洲狮队，加油，加油，加油，美洲狮），而她是啦啦队员。如果不是那个讨厌的沃尔多·霍顿，她就会在高一时很容易地成为啦啦队队长。话又说回来，史蒂夫或马克都可以成为她更能接受的丈夫。他们两人都长着一付宽肩膀，马克还有一头金色的披肩长发。可偏偏是沃尔多，任何人都比沃尔多强。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看看自己写的日记，算算天数。在孩子出生后，她甚至连这些都不必做了。那孩子长得很像他。讨厌的家伙。

以后的两年她一直苦苦地奋斗，在快餐店和汽车旅店里干各种杂活，而沃尔多却在上学。因此她最恨的就是沃尔多的学校，其痛恨程度以致超过了对那个孩子和沃尔多本人的恨。如果他那么需要家庭的话，为什么他不退学找份工作？她会让他退学的。可是她和他的父母却不同意。如果只有她一个人的话，朱迪可以甜言蜜语地劝说他这样做（她可以让他做出保证，要不，不让他在床上碰自己），但是双方父母都一直插手她俩的事。他们会说：“噢，朱迪，等沃尔多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更好的。”“噢，朱迪，如果你常去教堂的话，一切都会显得更美好。”“噢，朱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何时才能成人上人呢？

再以后这场超级流感冒爆发了，它解决了她所有的问题。父母死了，孩子佩蒂死了（这多少令她伤心，不过才过了几天她就克服了这种感情），以后沃尔多的父母死，最后沃尔多也死了，她终于自由了。她从来就没想到过她自己也会死，当然她没死。

他们一直住在米尔敦南边的一所大公寓房中。这个地方吸引沃尔多的优点之一（朱迪自然没有发言权）是地下室那个冻肉的大冷冻间。他们在1988年9月搬进了这所公寓，他们住在三楼，谁又总愿意不厌其烦地将烤面包和汉堡拿下楼放到冷冻室里呢？沃尔多和佩蒂都死在了家里。当时你根本得不到医院的服务，除非你是个大人物，而殡仪馆也人满为患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朱迪说什么也不会去的），不过当时仍没有停电。所以她将他们拖到地下室放到了冷冻间里。

三天前，米尔敦停电了，但冷冻间里还相当冷。朱迪了解这点，因为她一天下去三四次，查看他们的遗体。她告诉自己，自己是在检查。除了这又能是什么呢？她当然不是在幸灾乐祸。

7月2日下午她又到地下室去了，这次忘记将挡门的橡胶卡子挡在冷冻室门下。冷冻室的门在她身后关上了，把她反锁在了里面。经过两年的进进出出，只是在此时她才注意到冷冻室门里面没有开门的把手。这样朱迪终于死在她儿子和丈夫身旁了。

密西西比州哈蒂斯堡的吉姆·李将屋子里的所有电源都接到一部汽油发电机上，当他试图启动发电机时触电而亡。

里查德·霍金森是一位黑人青年，他一直住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最近5年，他对吸白粉上了瘾。在超级流感流行期间，毒品贩子和瘾君子都死的死，逃的逃，他大受冷落。

在这个阳光明媚夏天的下午，他坐在满是垃圾的台阶上，一边喝着温吞吞的七喜，心里想着要是能来扎上一针那就再惬意不过了，哪怕只是稍稍注射一点点。

他开始想起阿里·麦克法兰，想起了他在街上听到的有关阿里的事。人们说，底特律第三大毒枭阿里的货色最好。没有黑土，没有中国白诸如此类的烂货。

里奇搞不清麦克法兰这么多货保存在哪儿——知道这种事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他还是多次听人们讲过，如果警方拿到阿里为他叔祖父买的格罗斯·波因特宅院搜查证的话，阿里准溜得比兔子还快。

里奇决定到格罗斯·波因特去瞧瞧。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

他从底特律的电话簿中找到了埃林·麦克法兰在莱克肖尔大街的地址，然后走过去。天快黑的时候他才走到，脚走得生痛。他不再认为这只是随便走走，他渴望扎上一针，体验那种感觉。

宅子周围围着一圈灰色石头砌成的墙，里奇像只黑影翻了过去，墙头嵌着的玻璃茬割破了他的手。当他打破窗户准备进去时，防盗器响了起来，吓得他抱头鼠窜，跑到草坪中间时才想起来，现在不会再有警察来了。他又走了回来，身上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屋里没电，这个该死的大屋子很可能有20多个房间。他得等到明天才能仔细查看，要把这地方一点不漏地翻个底朝天得3个星期。那东西很可能还不在这地方。天哪！里奇一想到这点，一种失望的感觉传遍了全身。不过他至少可以先找找明显的地方。

他在楼上的洗澡间里发现了十几包鼓鼓囊囊装着白粉的塑料口袋。这些口袋放在厕所水箱里，老把戏了。里奇盯着口袋，毒瘾大发，心想阿里如果敢把这些玩意放在这该死的水箱里，一定贿赂了所有关键人物。这儿的白粉足够一个人享用16个星期。

他把一包白粉拿到大卧室里，在床单上把口袋撕开。他哆哆嗦嗦地调好了毒粉，手一直不停地发抖。他压根就没想该用多少白粉。里奇从街上买到的最好的毒品不过是12％的纯度，而就这种剂量也足以让他睡得像头死猪。他从来没经历过吸毒后昏昏欲睡的阶段，兴奋劲一来就昏过去了。

他将针头对准自己的胳膊，一下扎了进去。针管里液体浓度足有96％，像火球一样地窜进血管，里奇一头倒在了装满海洛因的口袋上，衬衣前襟沾满了白粉。6分钟后就死了。

这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