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差两分夜里12点。

帕蒂·格里尔就是在斯图闹罢工时一直努力给他量血压的那个护士，她正在护士台上翻看最新一期《麦考尔》杂志，等着进去检查沙利文先生和哈泼先生。哈泼会醒着观察约翰尼·卡森，不会有问题。他喜欢开她的玩笑。哈泼先生受到了惊吓，可他是合作的，不像那个讨厌的斯图尔特·雷德曼。他只是望着你，胆子小得像只老鼠。帕蒂·格里尔认为他是那种“好汉”。就她而论，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划分成两类：“好汉”和“孬种”。帕蒂7岁时滑旱冰摔断了一条腿，可她从未在床上待上一天，她对“孬种”很没有耐心。你要么真正患病并当一回“好汉”，要么当一回疑病症“孬种”，刁难一位可怜的正在干活的姑娘。

沙利文先生总是睡觉，被叫醒时总是拉着脸。这不是护士的过错，她必须叫醒他。她总是认为沙利文先生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正得到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好照顾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他应该感激才是。如果今天晚上他再一次开始成为“孬种”的话。她只好对他讲这些。

时钟指向半夜；该走了。

她离开护士台，来到过道，朝白色的房间走去，到那里，她要先冲一个澡，然后换上她的衣服。走到半路上，她的鼻子开始发痒。她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捂着，轻轻地打了三个喷嚏，然后把手帕放了回去。

她专心地想着对付古怪的沙利文先生，没太注意她的喷嚏。这有可能是患上花粉热。护士工作台里有大红字写的指示：不管感冒症状多么轻微，必须立即报告。她对这些指示根本就没过脑子。他们担心那些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可怜人携带的病毒也许会在密封室的外面传播，可她还知道，对于一个小小病毒来说，要钻入白衣天使自我抑制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她前往白色房间的路上，它传染给了一个护理员，一个刚刚准备离开的医生，并且另一个护士在路上也重蹈覆辙。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