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在门厅过道里找到一个黑人妇女，她神色疲倦地告诉拉里，艾丽斯·安德伍德可能正在24楼上编制存货清单。乘电梯上楼的时候，他感觉到电梯里其他人的目光悄悄地、谨慎地扫过他的额头。伤口已经不再流血，额上却留下了极不雅观的凝固血块。

24楼是一家日本照相机公司办公的地方。拉里在走廊里来来回回踱了将近20分钟，他觉得自己就像羊群里钻出来的一匹马。楼里随处可见西方国家的董事，不过日本人很多，他6．2英尺的个头更像是羊群里的高头大马。矮个的男人和女人们向上斜着眼睛，瞟着他前额上凝固的血迹和沾着血的茄克衫袖子，东方式的无动于衷让人很是不安。

在一株高大的蕨类植物后面露出一扇门，门上写着“保管员与房屋管理”，拉里终于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他试着转动把手，门没锁，他推门走进屋里。他母亲正在里面，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制服，脚上套着弹力长袜和绉布鞋子，头发用一只黑色的发网紧紧地罩住。她背对着拉里，一手拿着夹纸板，看来正在清点摆在高架子上的那些盛喷雾清洁剂的瓶子。

一种强烈的犯罪般的冲动，让拉里直想转身逃出去。回到与母亲的公寓相隔两个街段的车库，拿回他刚刚交付给法克的两月租金。就那么走进去，摆动身体跳起舞。到哪里去跳呢？任何地方。巴港，缅因，坦帕，佛罗里达，盐湖城，犹他。任何地方都是好地方，只要轻松自在地离开这间散发着肥皂味的小房间。不知是因为荧光灯的照射还是额上的伤口，他感到一阵该死的头痛。

哦，别再发牢骚了，你这可恶的胆小鬼。

“嗨，妈妈。”他说。

她微微吃了一惊，可是并没有转身。“这么说，拉里，你找到住宅区的路了。”

“是的，”他用脚在地板上来回地蹭着，“我很抱歉。昨晚我应该打电话给你。”

“可不是吗，好主意呀。”

“我跟巴迪在一块来着。我们……呃……我们去串门了。到镇上去了。”

“我猜就是这事，不然也差不了多少。”她用脚钩过一个小凳子，站上去，开始数架子最高层上摆着的地板蜡瓶子，边数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尖轻轻点着。她必须尽力抬脚才能够到那些瓶子，衣服也跟着向上牵起，露出长袜的褐色边缘。透过网状的丝袜，他可以看到她白晳的大腿。他把眼睛转开去，信马由缰的思路突然把他带到诺亚的第三个儿子身上，想象着当儿子看着自己年迈的父亲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张简陋的小床上时所发生的事情。此后，那个可怜的人儿就只能以伐木和卖水为生了。他和他的后裔。这就是今天为什么会发生种族骚乱的原因了。儿子，赞美上帝吧。

“你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些吗？”她问，第一次转头看他。

“噢，我是想告诉你我昨晚到哪儿去了，并且和你说抱歉。我忘了告诉你真是太差劲了。”

“是吗，”她又道，“没错，你是差劲，拉里。你以为我会忘记吗？”

他红了脸。“妈妈，你听我说。”

“你在流血。脱衣舞女拿她的遮羞布扔你了？”她又转身朝着架子，把最高一层的瓶子点了一遍，在夹纸板上作了个记号。“上星期有人拿走了两瓶地板蜡，”她说，“走运的家伙。”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拉里提高了嗓门。她没有跳起来，而他却有点按捺不住了。

“是吗，那么你道完歉了。该死的地板蜡，要是再有人顺手牵羊的话，乔汉先生会吃了我们的。”

“我不是在酒吧间打架，也没去什么脱衣舞会。跟这种事没任何关系，那只是……”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她转过脸，眉毛挑得像两弯月牙，这是她一贯的讥讽方式，拉里再熟悉不过了。“只是什么？”

“这个……”，他一时想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谎话（编谎话的快速反应本领还不到家）。“是一只刮铲。”

“有人把你当成煎蛋了？你和巴迪到镇上快活了整整一个晚上吧？”

他总是忘记自己远不是她的对手，过去不是，将来恐怕也永远不会是。

“是个女孩子，妈。她朝我扔的。”

“她八成是个神枪手吧，”艾丽斯·安德伍德说，接着又转过脸去。“那个讨厌的孔苏埃拉又把调拨单藏起来了。不是他们干得有多好；我们需要的东西从来就不能全部搞到手，处理不了的东西倒有一大堆。”

“妈，你生我气了？”

她猛地把手放在腰间，双肩一沉。

“别生我的气，”他低声说，“不要生气，好不好？嗯？”

她掉过脸，拉里在她眼中看到一种不自然的光芒，也许已经够自然的了，不过那肯定不是荧光灯反射的光，他又一次听到口腔保健医生盖棺定论般的话：你不是个好人。如果只为了跟她说这些废话，他又干吗自寻烦恼回家来呢……她的态度好坏又有什么关系。

“拉里，”她轻轻地说，“拉里，拉里，拉里。”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不打算再说什么；他甚至允许自己这样希望了。

“你只会说这些话是吗？‘别生我的气，求求你，妈，不要生气’？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你唱歌，虽然我不喜欢那首歌，可我还是为你骄傲。人家问我那真的是你的儿子吗，我说是的，那是拉里。我跟他们说你一向会唱歌，这不是说谎，对不对？”

他可怜兮兮地摇着头，不让自己开口。

“我告诉他们，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你拿过多尼·罗伯茨的吉他，只学了半个小时，就弹得比他还棒，虽然他从二年级就开始学习弹奏了。你有天赋，拉里，从来没人告诉我这一点，你更是从来不说。我相信你也是知道的，因为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没听你发过牢骚。然后你走了，我有没有为此责备过你呢？没有。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都走了。这是世界的自然规律。有时候它糟透了。可这是必然的。然后你回来了，有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没有。你回来是因为，不管你的唱片有没有轰动，总之你在西海岸碰到了什么麻烦。”

“我没碰到任何麻烦！”他气呼呼地反驳道。

“你不用否认，我看得出兆头。我做你的母亲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瞒不过我的，拉里。麻烦在于，有这么一样东西，虽然你一直在到处寻找，可就是不能转过身来看看。有时候我想，你穿过马路都会踩到狗屎。上帝会原谅我这么说的，因为上帝知道是事实。我疯了吗？没有。我失望了吗？是的。我本来以为你会悔改。可你没有。你走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孩子了，可骨子里还幼稚得很；你回来的时候这一点仍然没变，变的只是你的发型。你知道我对你回来的原因是怎么看的吗？”

他看着她，想开口，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真的说出口，会使他们两人都失去理智。“不要哭，妈妈，嗯？”

“依我看，你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才回家的。你想不出还有谁会收留你。我从没对其他任何人说过你什么，拉里，甚至我的亲姐姐也不例外，可是既然你逼我说，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你只知道索取，你从来就只知道索取。好像在我怀着你的时候，上帝把你的另一部分给放走了。你不坏，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父亲死后我们不得不住过一些地方，要是你身上有坏的基因，那你早就变坏了，上帝知道。在奎恩斯的时候，那次你在卡斯蒂尔路的楼下大厅里写一个下流的词，我想那就是我见到你做的最坏的事了。你还记得吗？”

他记得。她用粉笔把那个词写在他的额头上，让他绕那条街走了3圈。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在建筑物的墙上写过那个词或者其他任何词。

“最糟糕的是，拉里，你的用意是好的。有时候我想，如果你变得坏一点，那倒简直是一种幸事了。是的，你好像知道什么是错的，可你不懂怎样来惩罚错误。我也不懂。在你小的时候，我试遍了我所知道的各种办法，包括把那个词写在你的额头上……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绝望，否则我永远不会对你做出那么恶劣的事。你之所以回家来看我，是因为你明白我不能不付出，不是为每个人付出，而是只为你一个人。”

“我打算搬出去，”他说，他一字一顿地说，说每一个字都像吐出一个干棉球。“今天下午就搬。”

话一出口他就醒悟过来，他现在可能连搬家的钱也没有了，至少在华纳把他的下一张版税支票寄给他，或者是在喂饱洛杉矶那帮最饥饿的猎犬之后，把支票的剩余部分寄给他之前是这样。眼下需要现款的开销就有两笔三菱停车通道的租金，还有星期五之前必须交付的一笔巨款，除非他想让那位友好的高邻四处找他讨债，他不希望会是这样。他又想起昨晚那场狂欢的开场曾经是多么纯洁，他和巴迪、巴迪的未婚妻，还有巴迪未婚妻的朋友，那位口腔保健医生，一个来自布隆克斯的好姑娘，拉里，你会爱上她的，伟大的幽默感。狂欢过后他更是囊中羞涩。不，确切地说，他现在一个子儿的现金也没有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恐惧。现在离开母亲，他能到什么地方去呢？去旅馆？只要比三流客栈稍好一点的旅馆，看门人见到他都会笑掉大牙，告诉他走错了地方。虽然现在还衣冠楚楚，可那些人会知道，那些狗杂种总会知道，他们能嗅得出空荡荡的皮夹子。

“不要走，”她温和地挽留道，“希望你不要走，拉里。我特意买了些吃的，你大概已经看到了。我想今天晚上咱们可以玩玩杜松子牌。”

“妈，你哪会玩杜松子。”他说，微微笑了笑。

“得一分赢一便士，我能让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输得精光。”

“也许吧，要是我让你400分的话。”

“听听这孩子，”她温和地讥讽道，“要是我让你400分的话。留下来吧，拉里。怎么样？”

“好吧，”他说。这一天里，他头一次感觉不错，真的很不错。一个微弱的声音在他体内低语：你又在伸手了，屡教不改的拉里，拿自由作赌注。可是他不愿意去听。不管怎么样，这是他的母亲，而且是她求他留下的。当然，在求他留下之前，她确实说过一些比较生硬的话，可是求了就是求了，对不对？“让我告诉你，7月4日的比赛我来买票。我只要从今晚赢你的钱里面拿出个零头就行了。”

“你连个零头也赢不了，”她亲切地说，一边转身对着架子，“楼下大厅有男卫生间，干吗不去把你额上的血洗掉呢？再从我钱包里拿出10美元，去看场电影吧。第3大街上还是有几家好影院的，你只要别去49大街和百老汇附近那些下流地方就行。”

“我过几天给你钱，”拉里说，“我的唱片这星期在排行榜上排第18位。我刚查过报纸。”

“那太好了。既然你这么有钱，干吗不买一张电影拷贝，还去什么电影院呢？”

他的嗓子突然被什么东西卡住。他清了清喉咙，可那东西固执地不走。

“好吧，不要紧，”她说，“我的舌头就像一匹坏脾气的马，一旦开始了，就得一个劲地跑下去，直到筋疲力竭为止。你是知道的。拿15美元吧，拉里，就算是贷款。我想我总会收回来的，不管用什么办法。”

“你会的，”他说。他走过去，像个小男孩似的拽拽她的衣服边。她低头看着他。拉里踮起脚尖吻吻她的面颊。“我爱你，妈。”

她似乎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的吻，也不是因为他的话或是他说话的语调。

“呃，这我知道，拉里。”她说。

“关于你说的那些话，就是眼下遇到了麻烦的事，我是，有点，不过那不是……”

她的声音立刻变得冰冷而严厉，竟然有那么冰冷，他不禁一怔。“这些事我不想听。”

“好吧，”他说，“我问你，这附近哪家电影院最好？”

“卢克特温，”她回答说，“不过我不知道在演什么片子。”

“没关系。你知道我的观点吗？有三样东西，美国任何地方都能找得到，可是想要最好的，就只能来纽约。”

“是吗，纽约时报评论员先生？哪三样东西呢？”

“电影，棒球，还有内迪克的热狗。”

她笑了。“你不笨，拉里你从来就不笨。”

于是他下楼去了卫生间，洗掉额上的血迹，然后回到楼上，又一次吻了他的母亲。然后从她的磨损的黑色钱包里取出15美元。然后去了鲁克斯电影院，看了一个名叫弗雷迪·克鲁埃迪疯狂恶鬼的故事。恶鬼把一些少年吸进他们自己梦中的流沙里，除了主人公，最后所有的人都死了。弗雷迪·克鲁埃迪好像也死了，不过也很难说，电影名字还有罗马数字，不知道还会推出多少个续集。拉里觉得指尖上带剃刀的那个人可能还会回来，他却不知道，后排座位上不断发出的一个声音已经宣告一切一切的终结：不会再有电影结局，甚至过不了多久，连电影也不会有了。

拉里后排座位上，一个男人在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