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古特·博拉和塞利姆·阿克索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等候我们。

“感谢老天爷，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哦，我倒不会把这叫做胜利呢，”我说着，忍不住笑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图尔古特家的门前。

对我们的到来，博拉夫人显然很高兴。她和塞利姆给我们上咖啡和她称之为波莱克的食品，还上了五六个其他的菜。

“好了，我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

这是个颇高的要求，我们一起向他讲述了布达佩斯会议的经历，我和休·詹姆斯相识，海伦母亲的故事和罗西的信。我们描述休·詹姆斯发现他那本龙书的情景，图尔古特睁大了眼睛。

现在轮到图尔古特告诉我们，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们碰上了大麻烦。

两天前，他那位善良的图书管理员朋友在他现在住的公寓里第二次遭到攻击。他们派去看护他的那个人在值班时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现在他们换了个新守卫，希望这一位更细心些。他们采取了一切防备措施，但可怜的埃罗赞先生情况很不妙。

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图尔古特吞下他的第二杯咖啡，匆匆到隔壁他那间可怕的书房里取来什么。他拿着一个笔记本出来了，坐到塞利姆·阿克索的身边。他们严肃地望着我。

“我在电话里告诉过您，您不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封信，信是一位来自喀尔巴阡山的修士写的，说的是他到伊斯坦布尔的旅行。我的朋友塞利姆奇怪这不是用拉丁语写的，不过也许这位修士是斯拉夫人。我是不是马上念出来？”

“当然！”我说。可海伦举起了手。

“请等等。您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发现它的？”

图尔古特赞许地点点头，“阿克索先生实际上是在档案里发现的——就是您和我们一起看过的那份。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把那些手稿从十五世纪一直看到现在。是在不信教的教会——也就是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在伊斯坦布尔获准开放的基督教教堂——的一些文献中发现的。这样的文件在档案里不多，因为它们通常由修道院，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保存。不过，有些教会文件会落到苏丹的手里，尤其是帝国时代与教会达成的新协议，更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的协议通常叫做‘勒令’。有时苏丹接受某些与教会事务有关的请愿书。档案馆里也有这些东西。”

他飞快地为阿克索翻译，阿克索希望他对别的东西做些解释，“是的——我的朋友让我了解到许多这样的情况。他提醒我，在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这座城市后不久，他为基督徒任命了一位新主教，就是根那迪乌斯主教。”

阿克索听着，用力地点头，“苏丹和根那迪乌斯关系很好——我说过，苏丹一旦征服了基督徒，对他们还是宽容的。苏丹穆罕默德请求根那迪乌斯为他写下对东正教信仰的解释，让人翻译后保存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档案馆里有一份。还有教会的一些其他的特许状，它们得上呈苏丹。这些也在那里。阿克索先生在阿那托利亚的一份宗教文档里查找一份特许状，在两页之间他发现了这封信。”

“谢谢。”海伦往后靠到椅垫上。

“哎，我无法让你们看到原件，我们不能把它从档案馆里拿出来。你们在这里时，可以自己去看看。是写在一小张羊皮纸上的。现在我把我们的英文译文读给你们听。请记住，这是译文的译文，其间有些意思可能已经漏掉了。”

他为我们念出了下面这封信：

马克辛姆·尤拉修斯院长阁下：

一个卑贱的罪人请求您听他说话。

自我们昨天的探索失败之后，队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天早上，我们有了新的办法。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院长接到我们的主人院长的信，信里提到我们极度但不愿公开的苦恼，便亲自到圣艾林来见我们。来了之后，他和我们的主人单独会谈，向我们透露，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被转移出了这座城市，转到保加利亚被占领土上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他还给了我们极为机密的指示，告诉我们如何安全地去到那里，还有我们必须找到的那处圣所。两位院长还告诉我们，苏丹王宫里的近卫军已经来向主教询问我们要找的东西的下落。现在我们哪怕多待一天也是非常危险的。

阁下，请原谅我们擅自做主，没有得到您的指示就出发了。

必要的话，在这份记录到达您的手里前，我可能会销毁它，再由我本人向您汇报。

卑贱的罪人，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

图尔古特念完后，一阵深深的沉默。塞利姆和博拉夫人静静地坐着。海伦和我互相看着对方。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我终于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中世纪文献的日期是从《创世纪》中的创世时算起的，”海伦解释说。

“是的，”图尔古特点点头，“按现代算法，六九八五年就是一四七七年。”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封信是写得很生动，可与我的事情没关系啊，”我悲哀地说，“你们为什么认为它和弗拉德·德拉库拉有关呢？”

图尔古特微笑，“年轻的怀疑者，让我来努力回答吧。塞利姆对这城市很熟悉，当他发现这封信时，便知道它可能有用。他拿去给一位朋友看，那一位在圣艾林的古修道院图书馆当管理员，那座图书馆现在还在。那位朋友为他把这封信译成土耳其语，而且对信很感兴趣，因为里面提到了他的修道院。不过，他在他的图书馆没找到与一四七七年的这次访问有关的材料——要么是没有记录下来，要么是有关记录早已消失。”

“如果他们描述的那次任务是秘密而危险的，”海伦指出，“那么就有可能没作记录。”

“很对，亲爱的女士，”图尔古特朝她点点头，“不管怎样，塞利姆的修道院朋友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帮了我们——他查阅了他手头上有的最悠久的教堂历史，找到了作为收信人的那位修道院院长，他后来成了阿陀斯山的主教。不过在一四七七年这封信写给他的时候，他还是期纳戈夫湖的修道院院长。”图尔古特带着胜利的口吻，语含强调地说。

我们兴奋地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海伦首先开了口，“我们是上帝之人，来自喀尔巴阡山。”她喃喃道。

“请重复一遍？”图尔古特感兴趣地盯着她。

“是的！”我接上海伦的话茬儿，“来自喀尔巴阡山。”

那是一首歌，一首罗马尼亚民歌，是海伦在布达佩斯发现的。我向他们说了一番我俩在布达佩斯大学图书馆一起翻阅那本老歌集的情景，以及书页上方那条精细的木刻龙像和隐藏在树林中的教堂。

图尔古特听着，眉毛几乎翘到他蓬乱的头发上。

我飞快地翻阅我的材料，“那东西在哪儿了？”

过了一会儿，我在公文包的文件夹里找到了手写的译文，我大声地读给他们听，不时停下来让图尔古特为塞利姆和博拉夫人做翻译：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来到大门。

他们从死亡的国度，来到大城。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来自喀尔巴阡。

我们是修士，是圣人，但我们只带来坏消息。

我们给大城带来瘟疫的消息。

我们为主人效忠，为他的死而哀泣。”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他们进了门

大城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

“喔，老天爷，真是又怪又吓人，”图尔古特说，“您的民族歌谣都是这样的吗，女士？”

“是的，大多是这样，”海伦笑着说。

“而我们的龙就在书页上方，藏在树丛中——二者之间肯定有所联系。”

“我希望自己能看出来，”图尔古特叹了口气。

他的妻子温和地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他宽慰地拍拍她的手，“不——看——瘟疫！”他转向塞利姆，两人用土耳其语急促地争论了一下。

“什么？”海伦的眼睛因全神贯注而眯了起来，“歌谣里的瘟疫？”

“是的，我亲爱的。”图尔古特向后捋了捋头发，“除了这封信，我们还发现这一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个事件。一四七七年夏末，在最热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我们历史学家称之为小瘟疫的灾难。它夺去了城里老佩拉区一带许多人的生命。尸体在被焚烧前，心脏都被刺穿了。”

“您认为，如果这些修士是歌里提到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把瘟疫带给了那座城市？”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图尔古特承认，“不过如果您的歌谣里描述的是同一群修士——”

“我一直在想着某件事，”海伦放下杯子，“保罗，我已经记不得是否跟你说过，弗拉德·德拉库拉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中使用疾病的人之一。”

“细菌战，”我补充道，“休·詹姆斯告诉过我。”

“是的，”她把腿盘到身下，“在苏丹侵犯瓦拉几亚时，德拉库拉喜欢把染上瘟疫或天花的人装扮成土耳其人，派到敌方的军营里。他们在死前让尽可能多的人染上病。”

如果这件事不是那么可怕，那我就会笑了。这位瓦拉几亚国王极富创造力，也极富毁灭力，一个绝顶聪明的敌人。

“我懂了，”图尔古特点点头，“您是说，也许这群修士，如果他们真是修士的话，从瓦拉几亚带来了瘟疫。”

“但这解释不了一件事情，”海伦皱起眉头，“如果他们中有些人患有传染病，为什么圣艾林的修道院院长还让他们待在那里？”

“女士，的确，”图尔古特承认道，“哪怕不是这种瘟疫而是另一种传染勃—不过我们无从得知。”

人们沮丧地坐在那里，思考着。

“即便是在征服之后，也还有许多东正教修士穿过君士坦丁堡去朝圣。”海伦终于开口道，“也许这只是一群朝圣者。”

“但他们在找某样东西，这东西他们显然在朝圣途中并没有找到，至少在君士坦丁堡没找到，”我指出，“而奇里尔修士说他们打算假扮成朝圣者进入保加利亚。似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朝圣者——至少他的话像是这个意思。”

图尔古特挠挠脑袋，“阿克索先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向我解释说，在君士坦丁堡被入侵期间，城里教堂里的大部分基督教遗迹遭到毁灭或偷窃。当然，在一四五三年，这里还没有那么多宝贝，不如拜占庭兴旺时那么丰富，因为最漂亮的古董在一二四年古罗马人的十字军东征时已经被偷走了——这一点可以绝对肯定——被带回到罗马、威尼斯和西方的其他城市。”

图尔古特摊开手，做了个抗议的手势，“我父亲告诉我，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里的那些骏马，就是十字军从拜占庭偷去的。你们看，基督教侵略者和土耳其侵略者一样坏。不管怎样，我的伙计们，在一四五三年的侵略中，有些教堂的宝贝被藏了起来，有些在苏丹穆罕默德围城前给带出城外，藏在外面的修道院里，或偷偷运到其他国家。如果我们的修士是朝圣者，也许他们到城里来是为了瞻仰一件圣物，却发现它不见了。也许第二位修道院院长告诉他们一幅大圣像是怎样被安全地运到了保加利亚，但从这封信里我们看不出来。”

“我现在明白了您为什么希望我们去保加利亚，”我又一次控制自己，不去拉海伦的手，“虽然我还不知道我们到那里以后怎样进一步调查这个故事，更不知道我们用什么办法进入这个国家。您肯定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再没有别的地方要探查了吗？”

图尔古特阴沉地摇摇头，拿起刚才忘了喝的那杯咖啡，“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渠道，包括一些——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们的。阿克索先生查阅了所有的资料，包括自己的书、朋友的图书馆和大学的档案馆。我已经和我能找到的每一位历史学家谈过，包括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坦布尔陵墓的专家——您已经参观过我们一些美丽的陵墓了。我们找不到关于这一时期在这里曾埋葬过外国人的任何记述。也许我们错过了某些东西，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让我们很快查到。”他认真地凝视着我们，“我知道，你们去保加利亚会很难，我的朋友，要不是我去更困难的话，我自己就去了。我是个土耳其人，连他们的学术会议都无法参加。没有谁比保加利亚人更仇恨奥斯曼帝国的后代。”

“哦，罗马尼亚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海伦明确地告诉他。

“可是——我的上帝，”我仰靠在长沙发的靠背上，感受到这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浪潮一般越来越频繁地冲击我，“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去到保加利亚。”

图尔古特俯过身来，把那位修士的信的英文译文放到我面前，“他也不知道。”

“谁呀？”我呻吟道。

“奇里尔修士。听着，我的朋友，罗西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两个多星期以前，”我说了实话。

“你们的时间已经非常紧了。我们知道德拉库拉不在他那个斯纳戈夫的墓里。我们认为他没有埋在伊斯坦布尔，但是”——他敲着那封信——“这是一个证据。”他又一次拿起译文，一只手指划过上面，然后大声读出来，“现在我们哪怕多待一天也是非常危险的。拿着，我的朋友。把这个放到您的包里。”图尔古特倾过身来，“而且，我了解到，保加利亚有个学者，您可以去找他帮忙，他叫安东·斯托伊切夫。”

听到这个名字，塞利姆·阿克索点着头，“在当今世上，斯托伊切夫比谁都更了解中世纪的巴尔干半岛，尤其是保加利亚。他住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附近——您一定要打听到他。”

众目睽睽之下，海伦突然抓住我的手，让我吃了一惊。

“那么我给我姨妈打电话，”海伦捏捏我的手指，坚定地说。

“伊娃？她能做什么呢？”

“你已经知道了，她无所不能。”海伦冲着我笑起来，“我们需要一大笔贿赂。”

“贿赂，”图尔古特点点头，“当然，塞利姆和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弄到了你们可能用得上的两万里拉。”

现在我死死地盯着他，盯着阿克索。他们脸上的某种东西突然让我感到十分熟悉。

“你们是谁？”我说。

图尔古特和塞利姆互相瞟了一眼，在沉默中进行了某种交流。然后图尔古特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说道：‘我们为苏丹工作。”